背影丨张宝林：爸爸的一生，平凡得像一粒沙子
作者的话：今天是父亲节。特将一篇旧文重新贴出，纪念我的父亲和母亲。当年此文发表后，承邵燕祥公来信谬赏，称“ 在《四川文学》上拜读了你写的怀念父亲的文章，至情，至文，比朱自清的《背影》不弱，我以为。”将拙文与名篇类比，自是嘉勉寄望，至于评语，是不能作数的。唯有朝夕惕励，勤读慎思，争取写出更好的文章。——发表于2015年6月21新浪博客，2017年6月17日重贴。）
原题：
我的爸爸
爸爸走了，在 2月21日晚上8点20分，享年85岁。
爸爸住院41天，我去医院超过30天。平时，是下班后先去医院，在病榻旁边陪侍一两个钟头。周六周日，则有一整天服侍爸爸。但他走的那天，我竟不在北京。上海有个会，我是文件组组长，应该去；但爸爸病重住院，不去也有理由。我思想斗争过，但还是去了，谁知恰恰第二天，爸爸就走了。我终究没有在他身边为他送终，心里的悔恨，不是语言能够表述的。
我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以后，本应把爸爸妈妈从上海接到北京来住，因为爸爸妈妈是北方人，虽然已习惯了南方的生活，还是想落叶归根。但天不佑我，让我生了个弱智女儿，负担太重，爸爸妈妈体谅我，从没提过这个要求。
1991年，妈妈去世后，爸爸从上海搬到图们姐姐家。图们是个很小的边陲城市，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冬天很冷，不用说，他很不适应，在那里还得了支气管炎。
1999年，我的爱人高宁下海挣了第一笔可供自己支配的钱，我们就在顺义后沙峪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把爸爸和已经退休的姐姐姐夫一起接到北京，想让爸爸好好的安度晚年。新装修的房子谈不上豪华，但敞亮、舒适，爸爸住进以后，说，真漂亮啊，像宾馆一样。我住上两年，也就知足了。
爸爸来北京的那个国庆节，我和姐姐两家七八口人推着轮椅，带他到王府井和天安门玩了一天，爸爸兴奋得很。周六或周日，我总是去顺义陪爸爸，也带他去过多年不见的六姑家，还把叔叔婶婶接来，让老姐弟、老哥俩畅叙别情。
2000年秋，弟弟一家从上海来京，三个儿女两代十几个晚辈围绕左右，为他的健康祝酒。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爸爸感慨道：什么叫天伦之乐？这就是天伦之乐啊！
爸爸的身体是前年摔跤后一步一步走下坡路的。那年10月，他跌了一跤，左腿粗隆间骨折，积水潭医院没床位，托人住到武警第二医院，说是积水潭医院分院。结果长是长上了，左腿比右腿短了五公分，而且不能弯曲，出院后，就再也没下过床。
去年，在威海的小外甥结婚，姐姐姐夫要去威海。雇来的甘肃看护又回家拔麦子去了，老人怎么办呢？姐姐和我商量，是不是暂时送到一家敬老院。我想也只有这样，但担心爸爸想不通。没想到爸爸十分通情达理。我们看了几家，挑了一家条件不错的天乐老年公寓，离我家也比较近。六月底，就把他送去了。
我知道，他心里是不愿去的。在武警医院住院时，病友们有亲属在敬老院，大伙开玩笑，说住敬老院也不错。他说，我不会去，我有儿子闺女，都挺孝顺，怎么会去敬老院呢？但真的和他说这事时，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敬老院里老人不少，但爸爸不能下床，整天躺在屋子里，耳朵又背，孤独寂寞可想而知。我和姐姐还有他从小带大的外孙小欣隔三差五去看他，给他带些他爱吃的东西，但那毕竟只是一两个小时啊。我又经常出差，有时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我常问他，这里怎么样，他总说不错，挺好。
两个月后，姐姐他们回来了，没主动提接回来的事，他们毕竟也是六十好几的人了。一晃大半年过去了。有一回去看爸爸，离开时，他拉着我的手，说，一个人太寂寞，有空就来。说这话时，我看到他眼睛里闪过一丝淡淡的哀伤。
我的心头猛地一颤，差点流出泪来。我记住了他的话，尽量多去，尽量陪他多一点时间。但去年冬天，他的身体就不大好了，经常感冒，犯气管炎，胃口不好，也没精神，以前闹过的说胡话的毛病又犯了。
爸爸是1月12日住院的。头一天晚上，天乐老年公寓的小宋来电话，说爸爸发烧，两顿饭没吃了，吃了药也不见好，她有点害怕，叫我去看看。我马上赶到医院，爸爸正睡着，摸摸头，还有点热。第二天上午，我又去天乐，爸爸依旧在昏睡，一量血压，70/45，心跳每分钟138次。我赶紧叫了救护车送到朝阳医院，医生诊断为：copd急性发作，低血糖，并报了病危，说随时有生命危险。
那几天，爸爸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大小便失禁，有时略有好转，但始终不能吃饭，最多喝点牛奶，米汤，全靠药物支撑着。我和姐姐、外甥轮流值班，日夜陪护。我心里有些愧疚，我是长子，但我没尽到孝道，爸爸没在我家住过一天。我愿在他的病榻前赎回我的罪孽。如果这次老人能够康复，再也不把他送敬老院了。
爸爸的一生，是一个普通人的平平凡凡的一生，平凡得像一粒沙子，一片叶子，除了亲属，邻居，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他去世后，我打电话给他的单位，接电话的一位男子，轻轻地对另一个人说，张怀义走了。哦，我想，还有人记得他。
爸爸出生在一个工商地主家庭，但从十几岁起，就远离家乡，到天津、北京学生意。没几年，爷爷去世，他就完全靠自己闯天下了。他当过店员，做过买卖，赚过一些钱，后来去了上海，还和朋友合伙开过一间“三义笔厂”。公私合营以后，他进了一家关勒铭金笔厂，当过会计，统计员。1958年，下放到车间当质量检验员，直到退休。
爸爸为人老实巴交，没见他和谁闹过别扭，但和谁也不套近乎。和邻居见面，人家不主动打招呼，他不会张口先招呼人家。爸爸有许多生活习惯，我小时候很不以为然。比如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上厕所，我们背地里叫他“过年” ，因为他有痔疮，占着马桶老不出来。刷牙漱口也慢，占着水池子半天也不完，我们急着上学，总怪他动作太慢。
吃完早饭，他就骑上那辆匈牙利的“倒轧轮”，慢悠悠地上班去，三四站路，他得骑一刻钟。下班，五点半准时到家，前后差不了几分钟。有时，我掐着钟点儿在门口等他。那辆“道轮轧”的前轮先从墙角出现，然后是他坐在车座上的身影，腰板直直的，我觉得很是挺拔。再后来，是车的后轮，拐过弄堂口，他就下车，推着走过来。这时，我并不迎上去，而是退回屋里，等他进了门，再叫一声爸爸，他轻轻地答应着，好象从来没有像小说里常写的那样，用手摸摸我的头。
那时，我们一家五口，全靠爸爸一月六十多块工资过活。妈妈替别人做些针线活儿，也有几年帮一位刘姓邻居带过一个小孩，赚些钱贴补家用。那时，妈妈用画报纸做了一个大钱包，打开来，两尺多长，可以叠三四折，上面有两排小口袋，像单位传达室墙上挂的信袋。爸爸在每个小口袋上用漂亮的颜体写上米面油盐菜肉糖烟酒茶等字样。
每次发了工资，妈妈就把那几十块钱分成许多份，然后分别装在一个个小袋里，当然，米面袋里装的钱最多，而肉糖袋里也就是几毛钱，有的袋甚至几个月才派上一次用场。不用说，用恩格尔指数来衡量，这绝对是一个贫困型的家庭。
我清楚地记得，每个月的花销是严格按预定方案执行的，而且泾渭分明，买油的钱决不能买醋。我那时就觉得，妈妈是全国最小的也是最棒的计委主任，而爸爸是全国最穷的也是最伟大的财政部长。
爸爸年轻时又抽烟，又喝酒，后来几乎全戒了。酒，平常不沾，只有星期三晚上（他们星期四厂休），会从外面买一包猪头肉，一包花生米，喝上一小盅，有时还叫我也抿一口。那时，抽烟要烟票，他只买一两包。特别馋的时候，抽几口，掐灭了，再放到烟盒里。我见人家卖烟票，我也拿到苏州河边，卖给船民。
买卖票证，是违法行为，每次去河边，我都提心吊胆，但从来没被抓住。我用卖票攒的钱，装过一只矿石收音机。爸爸年轻时喜欢听京剧，家里也有留声机和大量唱片，后来全卖了。他最喜欢马连良的戏，会唱“借东风”、“打渔杀家”，“空城记”等许多唱段。有了这个小收音机，他有时也戴上耳机重温旧梦。当然我听得多，我就是那时喜欢上的京剧。
爸爸喜欢钓鱼，我们没到上海之前，他星期天的唯一娱乐是去郊区钓鱼。他有两副极好的鱼杆，竹子做的，可以一节节缩进去，山漆漆得油光锃亮，用布套套着，据说是日本货。我们到上海后，他钓的少了。如果要去，就用自行车带上我们兄弟俩，前头大梁上一个，后头书包架上一个。
我记得，第一次去，我就钓了一条大鲫鱼，但不知道怎么把它拉上来，是爸爸用网抄上来的，回家妈妈熬了一锅极鲜美的鱼汤，直到今天回忆起来，嘴里仿佛还有余香。这使我觉得钓鱼很容易，但后来又去过几次，却一个鱼毛也钓不上来了。
以我家的经济条件，孩子上大学是很难想象的。但爸爸妈妈非要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可。我初中毕业前，本想仿效姐姐考中专早点挣钱。但爸爸说，还是上高中，考考看，考不上再说。我一考就考上了人民大学新闻系，爸爸妈妈继续勒紧裤带供我上学。
那时，家里每月给我寄十块钱，加上十块钱的助学金，饭费十五块，还有几块钱零用，甚至够买几本书。我清楚，家里的日子依旧是清苦的，但两位老人有了这样一位大学生儿子，他们感到精神上十分富足。
我不记得爸爸和我是否有过超过十分钟的对话，无论小时候还是长大以后，妈妈和我交流更多一些。也许他们达成过默契，妈妈充任二老的发言人。爸爸经常是沉默的。我俩对坐，如果不是我说话，他可以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呆一个钟头。
但是，在我上学和工作离开上海以后，我给家里去信后，爸爸的回信总是很快。他不厌其详地告诉我，这一段时间，妈妈的身体怎么样，他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上海的天气如何，家里发生了什么，邻居们又有什么新鲜事。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尽量多了解家里的情况，好不再惦记他们。
我从爸爸那里继承了什么？仔细想想，有这么几条：一，老实本分，干什么事都认真负责，决不马虎敷衍。二，有点执拗，认准了的事，轻易不改主意。三，不善交际，比较内向。四，兴趣广泛，特别喜欢京剧、书法。
我家从来没挂过他的照片，现在爸爸走了，我把他的一张大照片挂在我的书房里，是向遗体告别时用过的那张。我常常凝视着他，觉得他还活着。
（原载《四川文学》2003年，本号获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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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