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项威：寸草心犹在，不忘慈父情
项威，1950年出生。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3农场2分场4队做农工。1977年12月返京，在北京建材局建安公司当工人。1978年考进人民大学计统系统计专业。1982年毕业后在国家统计局出版社工作，直至2010年退休。
2017年，是父亲百年冥诞。
1970年5月2日，父亲在江西余江刘家站人民大学五七干校仰药自尽至今，也已47年。
父亲项冲，字怡如，浙江杭州人。1934年考进燕京大学经济系，1938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在上海交通银行任办事员。上海沦陷时避难杭州家中，不久就和同事一起辗转逃到重庆，仍在交通银行任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成为盟国，美国不仅提供物资援助，而且也愿意为中国培养战时及战后复兴所需的人才。正因如此，美国增加了中国赴美留学生的数量和奖学金的额度。在这种情况下，父亲选择了参加美方组织的留学资格考试，成绩尚佳，成为第一批留学生。
当时国民党对此也是很重视的，他们决定在第一批学生赴美之前组织一次培训，为期一个月，内容是军训和党化教育。蒋介石亲自出席培训班的开业及毕业仪式并训话，国民党高官如冯玉祥、宋子文也到培训班讲话。然而这就成了父亲日后罹难的原因。
培训结束之后，父亲于1944年抵美，入纽约大学商学院学习，194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仍在交通银行任职。之所以说父亲罹难的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培训班，是因为尽管父亲在解放后如实交代了这个问题，但毕竟记入档案，在文革时成了特务，历史反革命的所谓证据。
1948年父亲在交通银行沈阳分行任襄理。此时的东北已经是风雨飘摇，势如累卵。在沈阳城破之前父亲返回上海。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父亲辞去交通银行的工作，到沪江大学任教。1950年父亲转赴燕京大学，任经济系副教授，于是我们全家由沪迁京。1953年燕京大学消亡，父亲在中央财经学院工作。1955年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任副教授，直至去世。
我的母亲1948年毕业于上海聖约翰大学，获学士学位。随父亲到京后，先在人大图书馆工作，后在人大附中任英文教员。
我的父母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人。他们也像普天之下的父母一样无微不至地关爱我和妹妹。我的父亲是一个谨慎的人，平安躲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狂潮，然而在那风波不断连天浪，扫尽英才剩夕烟的时代，他终于被文革血海吞没了。
文革初期，我家并未遭劫。虽然亲戚朋友被抄家，殴打，游街的比比皆是，其中我的四姨妈也就是母亲的姐姐，因不堪红卫兵暴徒的殴打而割腕自尽。
随着文革向武革转化，在1966年秋末冬初之际，人大两派也开始兵戎相见了。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恐怖来临了。两派的广播站总是在夜深之际先播放一段红色暴力音乐，随后如狂犬般的吠叫：战报战报我们抓出了大叛徒某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肃杀之气笼罩我们。
1967年12月27日，夜静更深之际，突然某派广播站播出了抓出父亲的战报，与此同时大门也被敲得山响。我开门之后就看见几个学生模样人，这是抓父亲的暴徒。母亲含泪对我说：陪爸爸一起去吧。于是父亲和我一起在这几个暴徒的押送下来到图书馆楼。到了之后，抓父亲的暴徒让我在大厅等着，他们把父亲带走了。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其中两个暴徒带我父亲来到大厅，借着昏黄的灯光，我看到父亲的面颊红肿，口鼻流血，步履蹒跚，我赶忙扶住父亲。
长夜漫漫，寒风凛冽，子搀父行，一路无言......
自1968年3月北大武斗开始，民院，北外，京工以致人大都开始进入武斗阶段。住在原林园四楼的家也成了新人大的前线阵地，我们全家也只能到人大附中暂住。武斗虽然使我们全家失去了住房，但也有值得庆幸的一面。这就是那些暴徒不会三天两头地到家里逼迫父亲交代所谓的问题了。因为这些暴徒已经忙于打派仗而无暇他顾。
1968年6月27日，我不得已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行之际全家黯然相视，父亲执手相送，全家无语。
我劝父母和妹妹留步，独自一人去北京站，远赴他乡。到兵团之后，由于好几个同学的处境与我相近，故处境不错。应该明确告诉大家的是，黑龙江兵团施行工资制，月薪32元，这在当年足以满足自己的用度而且有节余。应该说，在面临一系列糟糕选择的时候，我所做出的选择还不是最糟糕的。
在接到母亲的信之后，我才知道人大武斗在工宣队、军宣队进入之后已经结束，人大三红新人大也归于消亡，但父亲被军宣队集中审查了，至于详情母亲在信中并未详谈。及至后来母亲才告诉我，父亲的审查已经结束，回到家里。这真让我如释重负，以为难关已过。
最后的全家福。人大武斗结束后，家中如洗，这张照片摄于1970年春节前
1970年1月，我到黑龙江兵团已近两年获准回家探亲，春节之前到京，终于见到了父母和妹妹。在此期间才知道父亲被关押审查期间，多次被批斗。每言及此，都被父亲岔开。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探亲期间，父亲和我谈到了自己的历史，并且提出来去五七干校的打算，母亲和我都不同意，因为父亲的身体不好，失眠非常严重。况且我在黑龙江，母亲患风湿性心脏病，妹妹还是小学生，父亲独自去干校是很让人担心的。
然而父亲没有改变决定，就在我即将返回黑龙江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他要求去干校的申请被批准了。事后我们猜想，父亲是为了减轻对我和妹妹的影响，而主动申请去干校的。
1970年2月25日，料峭春寒。我乘晚间的65次直快离京。我不让家人送行。但父亲执意不肯，带着妹妹送我到北京站。一路上我不断劝父亲早点回家休息，但毫无效果。直到我上了火车，还是看到父亲拉着妹妹在站台上。
我急忙下车，只见父亲和妹妹泪流满面，刹那间我不禁热泪夺眶而出。我只会说，你们回去吧。父亲说，你补张卧铺票吧。列车就要走了，我回到车厢后，看到父亲拉着妹妹，依然站在站台上。谁知道这是永别！
1970年5月下旬，接到母亲来信，才知道父亲5月2日在江西余江人大五七干校服毒自尽。母亲带着妹妹去干校料理后事已毕，且已回京。刹那之间，父亲拉着妹妹为我送行的一幕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最后，用父亲留下的一首诗，作为永恒的纪念吧。
锦绣年华逐逝波，
王谢世家奈若何？
读书万卷直须破，
下笔千言悔更多！
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
背影：怀念父亲
人民大学文革片章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关注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