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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自幼随父母南下广州，文革期间，在海南度过青春年代，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80年代在广州工作，后赴加拿大新不伦瑞大学专修加拿大历史，获硕士学位，迁移美国纽约市工作、生活，在纽约市公立高中担任历史教师多年，现已退休。
我家没有男孩，只有三个女孩，号称三千金。父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享有高工资待遇，而且父母都没有老人，家里的唯一负担就是我们三姐妹。父亲对我们三姐妹曾有非常精辟的概括：大姐是大疯子，二姐是二不愣登，我是三傻子。
父母好像是最赞赏大姐。她是个早慧的孩子，会说话就开始咿咿呀呀地唱歌，会走路就会琢磨煮东西吃，小学五年级就代表父母到我就读的幼儿园参加家长会。她又是个胆大包天的女汉子，喜好登高翻墙，无所不为。她在小学时代就是班上的刺头，专门揭发男同学欺负女孩子的不平事。
大姐爱表现自己，亦很善于表演自己。她还是娃娃时就不怕生，对她来说，给叔叔阿姨跳舞、唱歌稀松平常。她从来是学校文艺活动积极分子。读小学时，她被老师委以重任，参加文艺表演。读初中时，她就毛遂自荐，请缨代表班级在全校联欢会上表演。读师范时，她已经担任全校大型节目的总编导。
1947年，她躺在马背上的摇篮从延安撤退，一路上她就没停过哼唱歌曲。赶马的战士说，这孩子将来要当演员的。长大以后，她好像也满有条件成为演员，嗓子好，形象美，身段柔美。她的演员梦却被母亲打碎了，富贵人家出身的母亲对演艺界有看法，坚决不让自己女儿进入这一行。从大姐开始，咱家孩子不卖艺不卖身，好像已成定规。
记得小时候，父亲喜欢说大姐还是个娃娃就如何聪明，最后会说一句：那像二不愣登和你呀，那么没出息！父母对二姐最大的不满意就是她不愿出头，怯懦胆小，没出息。我一直到上初中时，还是个没出息的孩子，不敢在大庭广众的场面站出来。
文革开始后，我突然开窍了，性格大变，勇敢了很多，终于站了出来，成了个有出息的孩子。我的所谓“开朗大气”属于父母的强力压制下培养出来的，其实我本质还是比较内敛的。而二姐，无论父母如何敲打，她一生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本性。
大姐在她回忆父亲文章里，深切地说到：
母亲七次怀胎，可偏偏只生存的是“千金”，作为三代单传的父亲来说，在传宗接代观念影响下，多么希望能有个男孩子。由于父母结婚太晚，年龄与身体已不允许母亲再生育，父亲也只好面对这个现实了。
在姐妹三人中数我最顽皮，胆子最大，看起来，这也算是父亲的一个杰作了。
小时候，在我记忆中，没有被父母打的印象，因为父亲常说，女孩娇、不能打、要哄着养。可在平时，父亲才不管女孩娇不娇，什么粗活、重活、危险的活，总是叫我帮忙。专门训练我走夜路，晚上进里房不准开灯取物，常玩一些具有危险性的游戏，如爬山不走大路专走小路爬斜坡，在天台放风筝，单独要我一个人从河北到河南的工厂找母亲，总之，女孩要当男孩养，培养独立性，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在父亲的这种特殊训练下，我的自我保护能力特强，不但保护自己还保护了我的妹妹们。我的生活自理能力也不差，会煮饭、会做衣服、会做简单木工、会修理电灯、水喉；我的生活兴趣广泛，爱唱、爱跳、爱写、爱画，会欣赏不同剧种、不同艺术形式的表演，总之，我从不会感到寂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时，我也会把生活安排得有声有色。
我像父亲一样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我们姐妹在父亲眼中是个比男孩还要好的孝顺女儿，父亲以有“三千金”感到自豪。
父母从来不埋怨家中没有男孩，为培养自己的女儿们竭尽全力，毫不吝啬，这种超前的养儿育女的心态，在上世纪的中国是颇为难得的。
别看我们父母为了培养女儿们的开朗、刚强的个性方面颇下功夫， 但对我们的学业却基本不督促，很有听其自然的意思。可能是太好玩，两个姐姐小学和初中时成绩都不太好，但父母竟从来没有对她们责难和惩罚。结果，姐姐们都是在上了高中后，才自觉地奋力发威，努力提高学习成绩。只有我，才是最没出息的，打小就不会玩女孩们的游戏，只会坐在小板凳上发呆，唯有屈服在老师们的淫威下，乖乖地追求好成绩。
现在回头检视我父母的教育观，竟然发现他们很超前，他们富养女儿的观念就是彻底解除孩子的后顾之忧，让我们开开心心地玩，认认真真地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大姐的爱好最多样化，而且无师自通。她自学烹饪、缝纫、舞蹈、歌唱、绘画，父母则为她提供了许多自学需要的物质条件，如缝纫机、绘画用具、手风琴。大姐自己还动手做过演出服装，或为我设计、缝制连衣裙。她在制作过程中，自然也浪费了许多材料，父母从不会因此而批评她。
大姐多才多艺，是父母的骄傲。读师范时，年仅十九岁的她手捧着苏联名画集，临摹素描作品
我的大女儿在高中阶段也是美术爱好者
大姐考入幼儿师范后，由于美术和音乐成绩突出，受到老师特别给予的课外辅导，才算有了专业提高。父母对我们的课外兴趣，没有功利主义的观念，喜欢就好。我小时，没有特别的爱好，但喜欢看书、看杂志、看戏，有时也会挥笔画点古典美人。父母从来没有压制过我的“无聊”爱好。至于二姐，她除了看点杂书，就是抱着收音机收听各种文艺节目，父母对她也绝无反感。
在我们成长过程里，父母的大书架是我们汲取知识的丰富营养库。他们的书架上，除了有党员必读书籍外，还有其他杂书。父亲喜欢收集文史类的书，母亲喜欢收集各种画册和逸闻趣事的小册子，当然也有文艺性书籍。
我们稍长大几岁后，母亲定期给我们买书的钱，鼓励我们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小书架。我爱买童话和民间传说类的书，二姐爱看小说，有时还到旧书摊买四十年代流行的言情小说。一次，母亲在我们的书架上翻到一本旧书。她问二姐，你懂吗？二姐说了些对这本书的看法，母亲不再说什么，将书又塞了回去。我不喜欢这些旧书，嫌它们脏旧，希望二姐那天能自动扔掉它们。等到文革时，二姐再也不敢保留这些旧书了。父母总说二姐没出息，不过从没压抑过她。
十多年前，我为母亲整理个人自传时，发现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期，也经历了“饱读”闲书的阶段。而我们的孩子成长时，铺天盖地的作业占去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饱读杂书竟然成了孩子们的奢侈享受。我感到我们的童年够幸福，父母观念真好，绝对是富养女儿。
我们家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全家老小都要订杂志。母亲订过的杂志有《知识就是力量》《大众科学》《新观察》《旅行家》等等。我们订过的杂志有《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学》《大众电影》《漫画与讽刺》《苏联画报》（中文版）等等。
母亲自己读书、看杂志，还特别喜欢拉上我们，用她的北平学生腔轻声朗读给我们听。我仍在读幼儿园大班时，就开始听母亲读书读杂志。后来我识字了，就自己捧着书瞎看了。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从来没有因我看杂书而呵斥。他们总是问，都读到什么了，讲讲嘛。
那份《苏联画报》则是当时我们唯一可以了解国外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渠道，亦是我们最爱读的杂志。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这份杂志停止在中国发行，令我们挺遗憾的。由于，我常翻看母亲的杂志，知道很多成年人的事情，有时说话就像个小大人，把人生烦恼啦、妇女权益啦挂在嘴边，被别人讽为“小老太婆”。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我搞革命也烦了，曾躲回家里，天天翻看父母书架上的书，什么《鲁迅全集》、四大古典名著，马马虎虎地乱看。我读了鲁迅的书，觉得不解的是，老人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骂人，但非常欣赏他骂人的毒舌语言。我生硬地背诵他的诗句，什么“没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躲进小楼成一统”，懵懵懂懂感到自己父母被整、狼狈过街之状与文豪有灵犀之通。
至于四大名著，我读不懂《三国演义》，觉得《水浒》杀气太重，读完《西游记》的大闹天宫章节后，我就读不下去了。唯有《红楼梦》，我可以看下去，却不是“宝黛之恋”感动了我，而是觉得我家的劫难怎么与老贾家的那么相似，特别欣赏美人秦可卿“退步抽身”的建议。父母的大书架，蕴酿了我最早的离经叛道思想，十七岁的我，在乱世中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
我们家的文化生活向来是丰富的。父亲小时被美国修女收养，满脑子洋玩意。母亲是名门大家的小姐，见识过富豪之家的排场，虽然时时自觉与家庭划清界线，但不经意间，还是露出蛛丝马迹。
比如，母亲参加革命前，就买了一部傻瓜机，学习摄影。解放后，父母调到广州工作，1956年在苏联展览馆买了一部的苏联制照相机，牌子是“爱好者”，开始他们的“照相生涯”。这相机的硬件部分很糟，胶片经常卡住，但镜头却是好的，对好了焦距，在光线充足的时候，影像很不错。我们家的很多经典照片都出自这部相机。
母亲用苏联爱好者牌照相机为我们留下这张难得的老照片，记录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白云山景区的真实状况
文革时，我下放到海南岛后，曾托一位男生把这部照相机从广州带到中坤农场胜利队。后来，这部机子就在广州知青堆里广为传用，为记录当时的生活立下了大功。不过，这部照相机在1980年代初，被母亲忘记在广西桂林的一家小饭馆里，丢失了。
父母在1950年代曾迷过拍照片，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记录家庭生活的照片。文革中，他们曾因为这个爱好受到北京南下红卫兵的批判，说他们生活腐化。然而，因为他们有这个嗜好，我今天用键盘写作回忆过去的生活，就可以利用这些丰富的影像资料支持我的写作。看旧照片，回忆过去，讲老故事，我的写作感动过多少读者呀！
父母爱吃，对中西美食都有品鉴能力。母亲偶尔透露，外公就是个“吃货”，当年在北京城里吃遍各家名菜馆的美味佳肴。南下广州工作，父亲最大的收获就是见识了粤菜的魅力，什么蛇羹、狗肉煲，百吃不厌，还有岭南佳果也让他赞不绝口。摆在我家饭桌上的饭食是海纳百川，从北方面食、炖菜，到广东的煲汤、蒸鱼、白切鸡、嫩炒青菜，我们姐妹都被家庭饭桌调教得不挑食、不忌口，是非常有口福的人。父亲带着我们外出吃饭，从来是自掏腰包。请北方的熟人朋友们或者自己的部下吃饭，也是自付饭钱，白吃的事他从来不干。
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与外界隔离，西方美食难寻，喝杯咖啡都不易。父亲为喝咖啡费心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几年前写下一篇小文《想起当年喝咖啡》，现摘录如下：
我对咖啡的记忆常常是美好的。五、六十年代时，咖啡、牛奶、面包和黄油是我们家最好的星期天早餐。为此，我的父亲在文革时受到批判，说他修正主义到了极点。我记得，最美好的星期天是听着家里的那只父亲从旧货摊上淘来的铅灰色咖啡壶在煤炉上面吱吱作响，浓香的咖啡味飘逸在空中，配着烤得焦香的面包，还有黄澄澄的牛油，全家人在这个时候都不会闹脾气，齐心协力地享受着这美好的西餐早点。我相信，是咖啡的香味帮我留住了对这美好时刻的记忆。
那时候，母亲由于工作关系，与海南岛兴隆农场有工作往来，得到了些该农场生产的海南咖啡。于是，我们家开始在星期天的早餐喝咖啡，那把闲了很久的旧咖啡壶也被父亲擦得铮亮，派上了大用场。那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与咖啡搭配的牛奶和黄油面包，还有白糖，都很难弄到。但父母亲都是喜好喝咖啡的人，想办法将这些东西凑齐了，摆在家里的餐桌上。
当时，我父亲身居高位，要说以权谋私，恐怕就是在喝咖啡上了。父亲人缘不错，与机关招待所的西餐师傅交情很好，虽然他拿了自己的面粉请师傅帮忙烘烤面包。但师傅在面包制作过程中，一定加了不少的奶油和牛奶，否则，烤出来的面包绝不会这么好吃。
父亲平时生活很简单，就是对喝咖啡的享受不愿马虎从事。过了很久以后，父亲已过世多年，我才听母亲说，父亲小时候被教会收养，常目睹美国修女在早饭时喝咖啡，啃涂了黄油的面包。那时，他就认为，咖啡和黄油面包是天下最好的美食。我这才对父亲的咖啡情结有所理解。
记得，父母亲对喝咖啡的餐具也很讲究，买过一两套的专用的餐具。一套是薄胎广彩瓷器，圆筒形的杯子，真正的咖啡用具。但父亲几乎不用这套广彩瓷器喝咖啡，因为我的手脚太重，破坏了他无数的心爱瓷器。他曾戏说，将被我打烂的瓷器放在一块，可以开铺子了。还有一套餐茶具是我的五舅，一位唐山的陶瓷专家送的。这套瓷器质地不算很好，但花色很特别，青草绿的底色上绘着紫色的玉兰花。这套瓷具的圆形大肚杯子足可以证明，它们大概应该是用于喝茶的。
最过分的是我家大姐，居然敢在上晚自习时，端着一杯冲好的速溶咖啡走进课室，引起轩然大波。班主任老师对大姐是一番苦口婆心的教育，终于让她明白晚自习喝咖啡的错误有多严重。不过，她回到家中，在星期天早上的咖啡香味中给全家讲了这个故事。我忘了父母亲对她的故事有何反映，好象很温和，没有太多的指责。大姐的故事却令我感到很刺激，甚至是逆反情绪引起的兴奋。
父母给我们三姐妹一个快乐的童年
看文艺表演是我们家庭另一项重要文化活动。父亲爱看地方传统戏，去看戏时常带上我们。我读小学期间，下午放学回家就赶做功课，因为晚上父亲常有节目，可能带我们外出观剧。跟着父亲，我看过许多中国著名的戏剧大师的演出，如常香玉的《花木兰》、王文娟和徐玉兰的《追鱼》、郭兰英的《小二黑结婚》、赵燕俠的《碧波仙子》，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我也看过不少粤剧名家的表演，就是不喜欢那委婉、低沉的吟唱。老了以后，再听粤剧，好像能懂了。人生有了曲折，才能体会那种将言欲止的心境。
母亲爱看由名著改编的电影，六七岁的我跟她看巴金的《家》，看完后竟然抽抽噎噎，也是奇谈一件。还有一次，她给了大姐两块钱，要她到公园前的新星电影院买英国片《孤星血泪》的票。在电影院门口，一个二十出头的街头混混骗五年级小学生大姐，说他可以代买票，把钱拿走了，人却不见了。母亲常重提这个故事，让我们警惕坏人。后来，母亲重新花钱买到票，带我们看了这部电影。
因为有一个偷肉饼的情节，让我很记住这出电影。其实，电影中的台词“肉饼”是指汉堡，当时我听到“肉饼”时，曾产生非常美好的遐想，以为是何等美食，很多年后，到了美国，才知道电影中小孤儿偷吃的所谓“肉饼”竟是自己最恨的汉堡牛肉。
1957年，苏联国家芭蕾舞剧团访华巡回演出，到了广州，演了几场，轰动一时。由于票子紧张，轮不到我们现场观看演出。不过，母亲看完每场表演后，都会详细向我们讲述自己的观感。我记得，她最欣赏的剧目是《吉赛尔》，认为服装和布景很美，剧情感人。七岁的我有了一个愿望，将来一定要到现场看一次《吉赛尔》。谁知等到五十岁有余，我才在纽约的林肯中心看到了这出芭蕾舞名剧，自然身边坐着的是我两个读高中的女儿。
我们的父母都经历过战争年月，这种生活经历留给他们一样副产品，非常喜爱户外活动。我们最早的家庭远足开始于我读小学三年级，那时，我们刚刚搬到市委宿舍大院。大院位于广州古城区的小北门，走出宿舍不远就到了现在的麓湖景区。周末，父母常带我们到那儿去散步。此时的麓湖景区仍是一片农村菜地，麓湖的名称是金液池，那是一个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由广州市民义务劳动留下的纪念。在麓湖走多了，父母又积极策划到白云山登山。
那时，白云山地区历经沧桑战乱，荒芜异常，很多树木都是1949年以来，经过历次市民义务劳动栽下的。山上的树木像瘌痢头上的毛发矮小稀疏，根本不成林。父亲不知从哪弄来一本广州文史馆编纂的介绍羊城八景的小册子，发思古之幽情，下决心到山上找到“郑仙崖”和“能人寺”等遗址。
我们全家到白云山登山多次，每次都是步行，前山（即现白云山公园山顶游览区）没有人迹，渴了饿了连吃喝都讨不到。一次登山，我喝了自家带的凉开水，肚子痛。父亲背着我绕到后山上，大约是现在白云山制药厂附近，找到当时白云山农场的生活点，到工人家讨了点热开水给我喝下，才解决了问题。我记得，当时农场的工人住房都是非常简陋的木板房。另外，那时的白云山连正式公路都见不着，我们进山都走土路。
父亲经过几次探访，好像是找到郑仙崖遗址，即现在的山顶公园游览区附近。我跟着父亲到了所谓八景遗址之一“郑仙崖”，心里很失望，那里不过就是一块面向山坳的平地，连半片砖瓦都不见。全家在那块平地上吃了顿午餐，馒头、一点肉和汽水。饭后，父亲顺手把汽水瓶扔到山坳，被母亲好一顿批评。从此，我们家无论到那里野餐都不会乱撒垃圾，所有的饭后垃圾都要被小心地捡起来，放进口袋里，到垃圾置放处再倒掉。后来我们还找到了能人寺，记得那里只有几堵残垣断壁而已。
仅仅两三年后，广州市建设白云山风景区工程上马，那里的面貌很快巨变。到我读初中时，白云山已开辟成为广州的著名风景区，环山公路也修通了。每次，父亲有外地朋友来访，都张罗着带他们到白云山游览，此时我们可以从家门口坐车直上白云山顶公园了。
少女时期的我，总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沧桑感，每次登上白云山都想起我们全家步行走在荒山野岭的情景。以后，无论白云山景区在这五十多年里如何变化，在我心目中，它永远就是一片没开发的山野，是我们全家度过周末的隐私地方。
除了白云山，我们家的远足活动还伸延到广州的外围。我们当年外出旅游的足迹远至肇庆七星岩和鼎湖山，博罗的西樵山，从化温泉等地，每到一地，父母都带我们到景区内步行登山。
我在小学时，就曾写作文记录旅游感想。后来，老师上门家访，说不提倡干部家的孩子写这类作文。父母为此很认真地与我们谈话，要求我们不在作文中暴露家庭生活的具体内容。这一禁令竟然通行几十年。但是，因为我们见识比较多，文思自然开阔，写作文时肚里有货，很是受益。我的作文成绩一直不错，二位姐姐也都很善写。至今，我仍然非常感谢父母，他们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给我们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春节父母带我们去芳村花地购买鲜花
我们三姐妹成人以后，陆续建立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却摆脱不了父母给我们留下的早期影响。我在美国安家后，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就忙不迭地买车，带女儿们到美国各地车游，见识各地风光。丈夫和我年轻时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喜欢亲近大自然。所以，我们喜爱带孩子们爬山远足，就像我的父母当年那样。现在，生活在中国广州的大姐和生活在澳洲的二姐，她们的家庭都经常驾车出游。好玩好动是我们的家庭传统，甚至影响了周围的亲友。
我们与父母的合影
五十多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很低，要想周末全家驾车远足，必须权高位重。父母都是好玩之人，解放后任职高官，没有贪污腐败之念，却有周末驾车出游的非分之想。于是，他们使用特权的最过分之处，就是在周末动用公车带着儿女外出旅游。
文革期间，父亲为此遭了所谓“报应”，受批判、满头泼墨、拳打脚踢，让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老百姓出了口大气。而父母当年倡导欧美范的生活方式，却被现今的中国普罗大众所接受，称其为健康生活。
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母就安排我们姐妹三人先后走出广州市，到北京探亲旅游。我第一次到访北京时，是在四年级暑假，十岁半光景。那时的北京很土，虽然大街是柏油马路、水泥人行道，但小胡同的街面很多是泥路，走着很多穿着大短裤和背心的胖大妈。
但北京的夏天天很蓝，天气温度不高，令人感觉舒服。北京亲戚们都称我们是小老广，请我们结结实实实地吃了一个月的北方饭。在那时候的北京，我还遇见过一些古董般的老头子。一天，老舅妈家来了位客人，一位八十岁的老头，听说我是从广州来的，非要用广东官话与我聊上几句。他说，很早时去过广州，那时广州的街道可窄了，两部轿子都不能并排通过。我被这言语完全不着四六的老爷爷吓着了，一言不发，直到他告辞。
亲戚们带着我们到北京的各大公园玩，如北海、景山、故宫和颐和园等等。本来，我对北京有很多观后感，但想起母亲的叮咛，就没有在学校的作文中写出来。
我初中毕业，正是文化革命开始的1966年秋天，中国兴起大串联，我随着同学们来到北京。北京不再是以前静谧、安逸的样子，满街的人和大字报，乱哄哄一片。我很不喜欢处于文革中的北京，更不喜欢秋风凛凛的天气，竟然病倒了。我躺在位于西郊的红卫兵接待站里好几天，根本没兴趣到各个大学看大字报，更不敢去探望住在北京老城区里的老舅妈。因为她是个吃定息的资本家，大概正在挨批斗呢。少年的我，再次感到烦恼，那个记忆中的美好北京去哪儿了？我的感觉又是苍茫一片。
至于，我们家三个女孩的穿衣打扮，我觉得母亲是最无章法的，有时讲究，有时随意。解放后，离家出走多年的母亲回到北京，亲戚们将她年轻时穿过的旗袍和其他衣物放进一只描金的红色羊皮箱里，还给了她。母亲将这些质料讲究的旗袍拿到裁缝铺里，改成连衣裙，作为我们出门穿的衣服。
后来，我们长大了，母亲就很少专心为我们筹划穿衣了。不过她为我们添置衣服还是很有计划。比如，她规定，孩子上了初中后，就要做一件过冬的呢料外衣。倒是父亲常常即兴式为我们买衣服。他最大的手笔就是在1966年春，从上海给我们三姐妹各买回一件的确凉短袖上衣，那衣服我们穿回学校都非常咋眼。
还有一次，他看中一块鲜艳的绸料，二话不说买了下来。拿回家里，母亲说那颜色叫做印度红，很多年都不见有了。于是，正在学习缝纫的大姐用这块料子给我做了件短袖上衣。可是，我穿回华师附中没两次，觉得目标太大，就再也不愿意穿了。
我们姐妹三个，大姐最喜欢打扮自己。从小学到初中，她都喜欢在发辫末梢扎蝴蝶结，两条辫子越留越长，成了机关大院的一景。结果，班主任老师上门家访，说大姐不够艰苦朴素，希望她以后不要再扎蝴蝶结上学。母亲对老师的所谓批评，当面还是敷衍，事后非常不以为然。她忿忿不平地说，孩子扎个蝴蝶结，挺好看，有什么不对了！？
父母在1950年代属于高收入阶层，但母亲在我们很小时就开始教我们算账，引导我们计划使用钱。我记得，母亲规定，给我们的早餐钱是每天二角钱；小学四年级后给我们的每月零花钱是二元，初中是三元，高中是五元。那时我父母的收入相对很高，这点零花钱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微乎其微。
由于母亲出生于富贵之家，无度的挥霍导致家族后人不成器的居多，晚景凄惨。她常常以此引为教训，坚决不让钱毁掉自己的三个女儿。尽管如此，与学校的大多数同学相比，我们还是有钱人，不够艰苦朴素是学校老师对我们三姐妹永远不变的评语。
虽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下的社会风气提倡艰苦朴素。但我父母没有因为社会的压力而放弃自己养育女儿的原则，坚持为女儿们提供充足而不过分的生活条件，富养、却不骄纵，让我们的成长既健康又愉快。这是在当时非常不易的，反映了父母真实、率性、不娇柔做作的本性。
然而，我们所有的一切优裕生活都是到1966年为止， 由于父母都在文革中挨整 ，在动乱年代，我们的际遇还不如普通老百姓的孩子 。从十几、二十岁开始，我们成长环境已谈不上有多少的优越性，如果我们自己一点不努力，恐怕是很难在社会里生存。到了我们家庭的第三代，更没有多少光可沾。然而，总的说来，现在的我们虽然比很多人贫穷，却比很多的人快乐。我们的生活都不富裕，但也不匮缺。我们的生活平静安逸，家庭和睦。
三姐妹的青春年华恰好遭遇文革磨难，待尘埃落定，我们都已是三十上下的老青年
2002年夏，我邀请姐姐们到北美旅游，三姐妹在美加边境的友谊公园留影
我们的生活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还是要源于父母的影响吧，他们的养育儿女之道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感谢他们为我们的人生铺了比较顺利的路子，让我们从来没有对物质产生饥渴般的需求，同时他们还非常重视对我们的精神滋养，这大概就是现代人所谓富养女儿的真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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