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独立学者周舵先生用理性、 冷静、克制的文本，记录了被时代大潮裹挟的母亲命乖运蹇的一生。她是一个向往革命的名门之女，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重症患者，一个在新时代黎明前绝望弃世的母亲……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周舵，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专业，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通集团公司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发起并主持社会公益“烛光工程”。
原题
关于我母亲的案例研究
上篇
我的母亲原名杨菊淑，后改名杨静，1917年1月生于湖南益阳。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自杀前一天的情景。这个流血的创口是永远不会完全愈合的，我早就想对这个使我创巨痛深的悲惨事件作一个分析，既用以警戒世人，也用以聊作救治我内心伤痛的一副安慰剂。
可是始终没有时间。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那么多的事情。还因为没有适当的心境。母亲逝去11年了，这是一段必要的距离，使我得以比较理性、冷静、客观、公正地对她作一个全面的评价，而不至于因激愤而把她的死因统统归咎于社会弊病。自然，社会病态是导致这个悲惨事件的主因，但毕竟，并不是在这个病态社会中深受其害的人都走上了这条路。社会应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另外的百分之十，应由我们全家（包括母亲自己）来分担。
坦率地说，我从来不曾料想过母亲会走上自杀这条路。她从来是那样刚强、自信、生气勃勃，好像是根本与自杀无缘的。如果我早有机会读到《自杀论》埃米尔·迪尔凯这部著作，我一定不会这样轻信。利他型自杀的人正是具备母亲这些素质的那些人。但母亲的死，却并不是纯粹利他型自杀，那要复杂得多。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我的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员，据说相当能干。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过小小的县官和别的什么不大的官，听说是因为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产党嫌疑犯（他说：学生娃娃懂得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所以没能升官。1949年以后，也许是因为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1962年病逝于长沙。
不管怎样，像母亲出身的这种旧式家庭，礼教很严，“忠、孝、节、义”等等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在母亲幼年时就深深扎了根。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就与他不和，所以1949年带着大姨妈随舅舅撤退到台湾，舅舅当时在国民党军队的空军里边。大姨妈杨端淑及舅舅杨长庚随外婆去台湾后，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8口——她、姨父罗泽荣及5女1男——1950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请他们回大陆。
姨妈一家听了外公的话，回了大陆。万没想到，没过多久，姨父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在国民党军里管电台，军阶是上校），抓起来判了20年徒刑，送到北大荒直到1969年刑满，释放后不久就病逝于东北。姨妈每当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我相信她的判断。安邦表弟就很像他父亲，真可以说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姨妈一个人带着6个子女，最大的12岁， 最小的才1岁，自己原本没有工作，只能由政府救济性地安排个工作，后来才慢慢得到中学教员的职位，其苦况可想而知。
相形之下，我们一家就幸运得多了。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但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给学费了。她一气之下，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1939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先后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当时的侨界很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还有说她像秦怡的。总之，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争相追求的目标。而这也就种下了婚后不和的恶果。
我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莫名其妙的一位。他那时也在印度，先是在泰戈尔的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结了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父亲心地很不错，古道热肠，但身上的缺点实在太明显了。第一，他是个医学书上叫作“循环性格”类型的人，兴奋时口若悬河，如脱缰之野马，什么话也存不住；抑郁时又心灰意懒，悲观厌世。
第二，完全不谙人情世故。世间一切人与事，在他眼中都大大变了型，其真面目他从来没有想到费心去研究一番，只是凭他的脑子一转，听三言两语，遂下断语，而且一经决定就很难改变。别人心里想的，和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常相去极远。他对你的热心和好意，有时颇令人感动，但对你说的话没有一句能进入你的心坎。
第三，自视极高，自以为聪明盖世——那也非虚，他的老师、准老师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黄侃、钱玄同等似乎都夸他很聪明。他的毛病是极浮躁，母亲说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而且，我看他是根本无心治学，对玩政治那一套倒兴趣极浓——还是母亲看得准，说他不像个教授，倒像个“失意政客”。
第四，脾气时好时坏，坏时什么人都敢骂。据母亲说是几乎骂遍了他所认识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级得罪一个遍。骂人还很刻毒，专揭别人的疮疤。
第五，生活习惯不良。极懒极懒，家务事从来是一根指头都不想伸一伸，他以为大教授就得别人侍候，却不想想母亲也得上班，家里还并不是总有佣人。又邋遢，年轻时西服革履倒还颇神气，到学雷锋的年代，可就每下愈况了。这种生活习惯与母亲真是水火不相容，母亲是个极爱整洁的人。但我发现像父亲这样不爱整洁的人常有个大优点，就是生活上很淡泊，无可无不可，从不挑剔，好侍候。
总之，父亲的这种种毛病，没有一样不招母亲反感。母亲原是个极能干、极好强、人缘好、性子急，爱整洁爱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视甚高，于是结婚不久就开始后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亲稍觉安慰。我生在印度大吉岭（噶伦堡），那是个极美丽的山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背后就是雄伟的大雪山。主演《乱世佳人》的费文丽就生在那里。据她的传记作者说，费文丽的母亲怀孕时，医生请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说是这样生下的孩子一定美丽。也许是拜雪山之贿，父母亲说，父亲的朋友顾铁夫见了我，非说是抱错了，抱了一个外国娃娃回来。
我生下不久，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位给父亲，于是一家3口回国来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大学校长连教员的薪水都没处去弄，于是父亲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可比现在体面多了，一家住一幢小洋房，后来是两家合住一幢大洋楼，我家住楼下，楼上是中大化学系一位姓李的教授。我永远忘不了楼前的大花园，绿草如茵，各种花木浓荫蔽日，那棵大英雄树（木棉树）下，不知留过我们小时玩“过家家”烧灶时的多少烟痕。那是一种典型中产阶级的生活，或者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一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能容忍的丑恶生活。
我两岁时，母亲又生下了妹妹。妹妹是奶奶（父亲的伯母）带大的。小弟出世是在北京了，他是一位安徽籍奶妈（叫王木英）带大的。那年安徽发大水，奶妈一家活不下去，她只好撇下刚生的儿子出来做奶妈，她的儿子后来到底饿死了。父亲说起这事，总是很伤感，又好像有点内疚。其实这根本不关他的事。
广州气候很热，蚊子又多，所以我从小就闹打摆子（疟疾），发高烧时那些恐怖的梦境我现在还能记起。加上先天不足（我出生时才5磅1），从小没有什么病是我不曾得过的。母亲为我真是操碎了心。母亲在我病床前守候的那些情景，我永世不能忘。但是很遗憾，这可不是一副“慈母”景象。母亲脾气急躁，又从来不会讲一句温言软语。
我记得的，就是她一边照料我这一年到头生病的倒霉鬼，一边抱怨着、责骂着，好像生病全是我的错。其实我敢说世上像我小时候那么乖的孩子着实不多。我是那种胆小怯懦得出门时总要紧抓住母亲的裙边不放的小孩。我现在还记得母亲穿着高跟鞋和丝绸旗袍，打着阳伞带我出门的情形。一直到我进了幼儿园，能带着妹妹上学下学时，母亲才考虑找个工作。
像她这种“资产阶级教授太太”，找个革命工作可不那么容易。中小学校长一类的事决不会请她做，而那是她最得意的事业。那时，适逢与苏联老大哥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就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不久，全国“院系调整”——按照老大哥的教育体系，把中国的英美式教育制度来个大清算。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北京大学），于是乎一家人举家北上。记得临上火车时，王力先生把白兰地当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父亲把他扶上了火车。
这时，“旧”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1957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说法是，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他说解放前夕，为了参加进步活动，国民党政府要抓他，还害得我们一家跑到香港去躲了半年多。
但他老人家是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学术上，父亲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了几篇像模像样的研究成果，后来简直就不知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也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的话头总是挂在嘴边。但看在3个儿女份上，又于心不忍。
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愿奉劝天下一切不能忍住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来北京后，母亲先是在北京第十九中学教俄语，颇觉失意，终于费了老大的劲，设法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四处跑腿的小小资料员。这对于婚姻不如意，从来又是事业心极强的母亲来说，那是再晦气不过了。别的教授太太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母亲偏又越来越“革命”了起来，发誓要彻底洗净身上的“资产阶级淤泥”，所以和教授太太们越来越合不来。
我不清楚这种思想观念、情感、立场的巨变是怎么发生的，总之母亲渐渐走火入魔了。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向工农兵看齐”。又来了个“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偏偏我又得上了“富贵病”急性传染性肝炎。少许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了个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90余元人民币，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却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一门“入党学”，我建议立这样一门学问，俾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有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的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生命算得了什么？她根本不怕死。当年乘轮船从新加坡逃往印度，天上的日本飞机又轰炸又扫射，别人吓得要死，她却若无其事。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 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100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谋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回事？再说，那么多的人也都要吃饭，不是也没有加入国民党？
她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除去1962年前后那一段“修正主义大泛滥”的短暂时期外，我从不记得有“家庭温暖”一说。小弟还小，可爱又顽皮，胆子又大，母亲把对他的教养之责简直就交给了我。父亲是采取了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亲常常夜深才踏进家门，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党，又累，心情又怀，经常拿我们子女出气。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我们除了责骂，就是大上政治课，和学校里天天教的、报纸上天天讲的一模一样，实在没有再重覆的必要。
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人际关系恶化，家庭内部也充满了紧张、烦躁、火爆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家长又比较明智，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走火入魔（父亲政治上的癫狂程度不亚于母亲，只是更缺乏马克思主义味道，一听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他自己却还自我感觉良好），那就多少还能制造一个人工小气候，减轻些危害。我们家却正相反，谁也不和谁说人话，说的一概是报纸上那套话，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
父亲又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跃跃欲试的劲头，实在是一脑子浆糊，却又自以为得计，时不时发点人所不敢发（别人是不敢说，他却以为只有他慧眼独具）的惊人之语，骂骂斯大林，骂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他实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对斯大林情有所钟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经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么年代！别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回他很快地干出点名堂来了，原教育部大学部悄悄地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的名单。
我对要用“精神原子弹”把人类改造成无私无欲的人间神的那套宏伟构思本能地从骨子里怀疑，但年纪小，什么“反面”的书也没读过，实在弄不懂到底是“神”并不神，还是自己天性不良，永远望神莫及。那时就已经有同学批判我，说我是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缺乏敬意——还算好，清华附中是个有点水准，比较有人味的学校，还不至于一上来就说我是“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
确实，我从来对智商低下的小儿科那一套，对愚昧盲从缺乏感情，缺乏敬意：《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我感动，我心知雷锋、欧阳海都是大好人，但我不能去尊敬智能上永远长不大的儿童。所以，红卫兵一造反，我就紧跟“修正主义”的校党委大造红卫兵的反，写了许多大字报挖苦他们，是个“铁杆保皇派”。
我的逻辑倒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只是内心的良知告诉我，这种革命狂热、造反疯癫未免太过分了。“文革”前又是“四清”，又是大抓阶级斗争为纲、“贯彻阶级路线”，又是学雷锋、彻底革命化，已经把人的神经崩得不能再紧了，如果这还叫作“修正主义”，那么到底还让不让人活了？
那时候，因为我功课拔尖，班里的团组织把我当作重点发展的对象，额外地派了团支书本人及另一名团员亲自大力培养我，但我仍不识趣，坚持说我上高中就是为了要上大学，从没想过去做工种田，坚持认为科学家比农民贡献大……凡此种种，团当然没入成，若不是人缘好，“文革”中一定得当上“反动学生”。别人说“文革”是大浩劫，暗无天日，我却觉得最恐怖的是“文革”前大搞思想革命化、大学雷锋的那两年。
在这段时期，母亲的日子肯定比我们更不好过。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多少还保险一点，像我的父母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父亲是浑然不觉，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但母亲并不傻，理智健全，她想必是整天里战战兢兢，内心深怀恐惧。我想这大概是驱策着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其四，虽没有父亲那样严重，但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剥夺得干乾净净了。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这些都是她的致命伤。若论人情世故、处理人际关系，母亲比起贞淑姨妈来，真是一个小学生而已。
从根本上说，我的父母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动乱的牺牲品。父亲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和母亲比较起来父亲更不幸，8岁丧母，20岁丧父，自己一个人走南闯北，少失怙恃，教养不良。两人一生所受的教育，归根结底4个字，叫做“不伦不类”——既不是稳定兴旺的传统书香世家的，又不是纯粹洋派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更不是洗心革面的“革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什么都有点，什么都不地道。半瓶子醋是最可怕的。
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按说无论如何斗不到她的头上。她却无论如何不会懂得，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是真个“水火无情”，并不管你那么多。“铁扫帚”锋芒所至，可有碎玉，不可有完瓦。
更不该的是，父亲一看大浪潮来了，恨不能立显身手，四处抄看大字报，开动他那架妙思无穷的政治思维机器，伏案疾书，给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许许多多的研究心得，如陈伯达“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总理，等等等等。陈伯达关你个臭老九的什么事？你偏去跟他作对！他好也罢，坏也罢，对也罢，错也罢，是你配插嘴、插手的吗？母亲苦苦劝他，他只是个不听，还大怒道“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
“关心”的结果很快露了端倪。1967年的9月，一群中央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信件里有几句对“样板戏”不大恭敬的评论，被这帮家伙送到我的学校，让他们整我，还牵扯上了写信的人。幸亏那时学校里的人全部跑光了，没有整得成，算是我侥天之幸）。这已是抄家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从此就杳无音信了。直到1974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是王季范的孙女，她当年想进北大中文系还托我父亲说过情），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特务嫌疑”（印度特务）。
1967年12月，又是一个深夜。这回敲门的不是造反派，是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他们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然后又是一番彻底搜查。有一位警察甚至坐上窗台，探出半身去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
我心里暗自好笑，像我父母这样的大傻瓜若是也能当特务，这公安工作也就太容易干了。说良心话，警察比造反派到底文明得多，临走给我留下400元存款，告诉我“划清界线”。看我不以为然的样子，又说我父母不是一般问题，叫我不要满不在乎。母亲这一去就是5年半，直到1973年5月份“保外就医”。
父母这五六年坐监的情况，他们从不细说，想必是早有交代，不得乱讲。只知道父亲被关过单间，监房很潮湿，他在里面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这还是我们后来帮助诊断的，原来一直认定他是精神分裂症），在里面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母亲也关在半步桥，父母两人相互却不知道；父亲甚至根本不知道母亲也被捕了，他放出来以前一直以为母亲好好地在家里。
事有凑巧，有一位朋友受人牵连，也被关在半步桥几个月，而且恰好与母亲同监。从她那里，我们才知道一些母亲的情况。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3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进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地，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我和弟弟妹妹3人这几年的日子就不必说了。先是在家苦熬，400元钱很快花光，就变卖家产——实际上，新中国的教授穷得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家产”也者，不过就是几件破家具而已。父母亲双方的单位——中央民族学院和北大——把父母的工资全部扣发，一分钱都不让我们领走，好像“反革命”家属的生理结构是植物性的，只要有阳光、水分和土壤就能茁壮成长。
再后来，简直就不知道是怎么混过来的了（期间多亏一位高中同学谭甫成的帮助）。直到1968年底，才安排我和妹妹去插队落户。小弟那时才11岁，也只得带在身边。幸亏，中国的劳动人民毕竟大多数是善良、淳朴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城里的学生赶下乡来受罪。他们并不幸灾乐祸，并没有想：“好啊，这回也该你们这些城里的上等人尝尝苦滋味了！”相反，他们同情我们，尊敬我们的知识和人格，尽力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反倒是我们自己，受了那么多年的扭曲教育，把农民们朴素、自然、毫不掩饰的天性流露，特别是他们在“性”上的毫无顾忌，以及对社会不平等、当官的等级特权的不满，看作是“落后”，认为该接受“再教育”的是农民，而不是我们。
我很快就发现，村里最糟糕的少数人，恰恰是那些上过几年学，多少有点文化，学会了满脑子“革命思想”，整天大谈革命理论的人。这些人，除了整人害人，就是争权夺势，奸猾、恶毒、偏狭、嫉妒、虚伪、自私、好逸恶劳……等等人类的劣根性，都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当时最得势的，最出头露面的，也是革命性最强的，全是这一类人。但即便是这些人，总的来说还是比城里士好些，不像城市里那些“革命”家、阶级斗争专家们那样丧尽天良。
好不容易捱到了1973年妹妹带着小弟长留北京，我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在村里当民办教师。5月里的一天，忽然接妹妹一封电报，告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学生帮我买了一大铁桶，赶回北京。
下了火车，回家听妹妹讲了情况，说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去，已是傍晚，晚饭刚开过。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地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
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90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入了艺术之境时例外，如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
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番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说她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从那以后，我们天天炖了甲鱼和鸡给她送到病房，四处托医求药。她在监狱里5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正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来又有慢性腹泻的病，又是整天里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20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5年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成了毛极左路线的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在1971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已经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3年（1976年“四人帮”倒台），完全演变成了我们兄妹3人与母亲的一部斗争史。
这年（1973年）年底，12月29日，我接到中央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事先已给我打了预防针，告我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所以情感震动比较小一点。也许倒是拜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倒是十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
从他一露面，嘴就没闭过一分钟以上，反反覆复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原来的家是不能回了，母亲对他深恶痛绝，反覆说她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再见他的面。这中央民院也真有高招，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一个叫“黑山”的地方，那里半山坡上有民族学院的一个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
那个年头高等院校穷得揭不开锅，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连门窗都朽烂了的。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一间足有40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座蜂窝煤炉，山风呼啸着，冷得像地狱一般。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拨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去了。于是把我们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把那间大屋子加一堵墙隔成两间。
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炉而已，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要了点“预支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一住又是5年。父亲的病经多方诊治，渐渐有所好转，从天天闹，变成隔半月、20余天发作约一周；从单纯的躁狂，变成躁狂-抑郁交替。身体是越来越好起来，每天拿把锄头，有用没用地四处锄草。下边是个大桃园，看园子的张师傅是个好人，很同情父亲，尽量给他安排点事情做。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了，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是唯有苦笑。
妹妹因为多方奔走后从民院总算争取到每月40元（先是2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
当时的什么黄帅啦，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事情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1975年，邓大人出山了，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人大为不满，怀疑他是反对毛主席。1976年，周总理逝世，邓下台，“四五”被镇压下去，社会上传闻四起，都是对着江青一伙的。于是四人帮大抓“谣言”传播者。我因为听一位朋友及邻居说北大有人画诬蔑周恩来的漫画，告诉了母亲，母亲则对周并无敬意，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母亲这个毫无心术的大儿童，在系里的一次政治学习会上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说了出来。
这下可好，系里的人对她群起而攻之，那些迟谢爪牙们是想借此立功，一般人则对母亲的极左早不耐烦，母亲天天拼死拼活地工作，人际关系却一天比一天坏。人们早就厌恶透了江青等人，“四五”事件更使人们头脑清楚了一层，谁不同情周、邓？谁不恨江青一伙？哪还能容得身边来一位大左派，天天给同事大上政治课？那个年头，教育全是扯淡，谁会有什么积极性？像母亲这样自己玩命，又要逼同事们积极工作，谁消极她就批评，人际关系怎么好得了？
先是，母亲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她那里。早有两个北大保卫科的人等着，要“追查谣言”。我一口咬定是乘公共汽车听人讲的。隔几天，母亲又来电话，说这事还得谈。我火了，说“不去！他们爱怎样就怎样，我就是那几句话！”母亲声音都颤抖了，几乎是哀求我再去一趟。我心软了，又跑了去，还是那一套。最后我实在不耐烦起来，就说：“你们如果不信我说的话，那就算是我造的谣好了！”说罢拂袖而去。
又隔了两天，我有事进城。回休养所时，父亲神色慌张，告我上午来了辆吉普和几个公安人员来找我，问是什么事，他们不讲，只让父亲转告我，尽快去一趟海淀派出所。我一听直发毛，以为是为我一位同学哥哥的事。这位仁兄“四五”时去广场贴诗，被便衣盯上，还没到家就抓走了。我一听这事，立刻赶到他家，安慰他的夫人，嘱咐她千万挺住别乱供，害人又害己，一辈子也别想再抬头做人。还说了一堆“江青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之类的话。
其实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她爱供谁供谁，再也供不到我头上。我以为是她被隔离审查以后把我这番话供了出来，本来没事倒成了天大的祸事，我赶快把日记、信件、唱片等等都处理了，第二天揣上一本书去了派出所。到了那里，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怎么知道？是你们叫我来。管片的民警出来，问我：前两天北大保卫科找你谈过话吧？你把情况说说清楚。我一听，心里石头落了地，就把那番鬼话重述一遍。民警当然不信，让我好好想想，扭头进去，把我扔在外边板凳上。我心想：想个鬼！便把书包里的书掏出来看。
好一会儿，这位民警出来，见状一愣，想了想，就把我叫进里间屋，只剩下我们两人。他把语气放缓，说了一番“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们也不会逼着你说”等一类的话，叫我回去再跟北大保卫科谈一次，说清楚就算了。最后问我还有没有什么话说。我说，只有一条，你们以后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保证随传随到，千万别弄一帮人开车去找我，吓得我父亲够怆，影响也不好！他笑了，表示理解。北大保卫科我当然不会去找——让他们见鬼去吧！
这次事情，让母亲始终内疚不已。“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华国锋上台，大搞“两个凡是”，对“反革命分子”毫不手软，只是迫于无奈把“四五”事件翻了案。北大、清华这有名的“两校”仍然是左派们的天下。母亲在系里更形孤立，终于，系里叫她退休。
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世界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这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
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无法可想。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时，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包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
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著“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
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10岁，等她出狱，小弟已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付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之事。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1975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依着自己，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觉得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
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然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评论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1976-1978那两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百废待兴，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4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比录取线高出40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因肾炎病退，这病好不了，我又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家属委员会又“左”得厉害，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1978年3月。这天，我去北大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经大有起色，那时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对她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又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型半残废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她后来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痛苦万分。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经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是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而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然后给他看手里的糕点，告诉他我去了一趟中关村福利楼西点部。他这才告诉我：“你妈出事了”。
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
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看到脸面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它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5000元全部上交国家。
我写不下去了。眼泪尽在眼眶里打转。
下篇
案例已陈述完毕。下面依据杜尔凯姆的理论（因我手边没有任何其它参考资料和书籍）作一个分析。
我所用的研究方法，与杜尔凯姆恰好相反。他是依据统计资料作总体分析。我这里却是一个比较详尽的个案研究，这两者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不应当构成矛盾冲突。
让我先简述一下杜氏理论有关的梗概。他的研究结论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１）精神失常是导致自杀的原因之一，但不是重要原因。
（２）种族、遗传、气候、气温、模仿等都不是导致自杀的原因。
（３）利己型自杀，是由于极端的个性化，即把个人的独立、权利、自由、个性抬高到无以伦比的地位；由于知识与反思力的高度发展而与此同时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纽带大为松弛；由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不管是通过宗教、家庭关系或政治性团体）而将个人限制在自我的小天地中；由于人们在生活中找不到寄托所导致的自杀。
（４）利他型自杀，是由于个性化程度太低（“个性的极端退化”），社会把剥夺个人权利的残暴道德强加在个人身上，把个人严格地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由于文化落后、传统势力太强大；由于贬低个体生命的价值，过度崇尚自我牺牲、宗教信仰或政治忠诚，蔑视贪生怕死的人；由于强调服从纪律、盲从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质；总之，由于极端的利他主义使人们觉得生命的寄托在现实生活之外而导致的自杀。
（５）动乱型自杀，是由于个人的习惯秩序、原有的规范、规则受到巨大扰乱（不管是意外的灾难或骤降的好运）；由于工业化社会高度的流动性（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刺激了人们的无尽欲望和野心；由于人类行动缺乏规范和稳定的约束；由于精神需求比生理需求更难满足，而社会未能加以约束和引导所导致的自杀。
（６）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或由于命运对人的摧残严酷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而又看不到丝毫改善的可能性时所导致的自杀——这种类型的自杀，杜尔凯姆认为意义不大，没有必要详解，因此全书中只有寥寥数行文字论及。其实，精神疾患应归入宿命型自杀之中。
据我十几年对家父躁狂症的观察，我认为迄今为止的精神病学理论过高估计了外界心理、精神性因素对患者的影响。实际上，很多精神病就像上好发条的钟表一样，按固有的节律发作，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外界刺激都可能成为所谓的“诱因”。实际上大脑的生化物质异常分泌可能起主导作用。这当然是一种“宿命”。
（７）混合型自杀，是上述三种(3)(4)(5)自杀类型的不同组合形式。
（８）社会自杀律通常是稳定的，其原因既不在于贫病、家庭不和、人生苦难等外部环境的不幸，也不在于人的生物结构和身体状况等个人的本质，而只能从社会学角度加以解释，即源于自杀所属社会阶层中所流行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动荡混乱等社会潮流、社会道德等社会阶层共性，或说客观存在的某种社会动力集合体、某种社会精神结构、某种个人所不具有的社会共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９）说到底，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和某种动乱性，这3种社会思潮通过个人的天性、社会组织的性质以及暂时性事件（如政治与经济危机等）诱发自杀。
（10）一定限度之内的自杀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既非病态，亦非犯罪或不道德，亦非不正常；只有迅猛发展的自杀风潮（异常自杀增长）才确切地反映出社会病态，是病态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在现代社会里，这主要体现在利己型和动乱型自杀中。
（11）预防自杀的办法，不能靠过分严厉的惩罚，也不能靠教育，或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及家庭团体的作用。只有通过发展具有团结友爱气氛的各类职业团体，来改变国家-个人这种粗笨不灵的两级社会组织结构，才是预防自杀之道。
以上归纳，多少有点把杜氏的理论合理化了。他的立论容易给人以这种印象，过分强调客观社会结构的作用，而过分贬低个体特质的作用。但这毕竟只是侧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完全偏于一端，所以，适当地把他合理化并不违反他的原意。
那么，他的这套理论能否恰当地应用于我母亲这个案例的研究呢？如果能，这个案例属于哪种类型？原因何在？如何预防？
很显然，我母亲的案例是个高度综合性的典型，杜氏所肯定的一切导致自杀的动因无一不备。个人天性及经历，身心状况（生理-心理结构），某种程度的精神失常，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及社会动乱的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弊病，以及暂时性事件（文化大革命）。主因，则是过分的利他主义社会思潮和社会动乱，以及宿命。
母亲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从小出人头地惯了。这就是说，她的生活目标，不是建立在与身边的亲友的感情联系上，而是建立在她个人的某种理想、抱负、追求的实现上。当然，这种理想和抱负，是社会的承认，或某种更抽象的当时社会思潮所崇尚的社会价值，并不是狭隘的纯个人性的东西。这就成为一种很常见的利己-利他结合型价值观，即个人抱负－社会贡献结合型价值观。就好像一个人忽略掉身边一切具体的活生生的存在，从个人的自我直接乔迁到社会整体（甚至是超社会整体）。
这种情况在那些雄心勃勃、才华出众、理性占据心理构成优势的知识分子身上很普遍。他们可以对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对身边直接交往的活生生的人不怎么感兴趣，既不特别欣赏也不特别依赖他们，只是全身心地投入职业和事业活动中去，通过社会奉献去实现其个人价值，通过社会的承认、肯定、赞许来获得自身需求的满足。他们的情感已经理念化、抽象化了，能激动他们心灵的，是中国、人民、主义……等等这些大字眼。他们苛责自己，也苛责别人，在自己和周围的亲友、同事之间隔上一层可能是软软的，但却实在是冷漠、粗糙、难以彻底沟通的屏幕，使人对他们不敢或不愿亲近。
对于利己-利他结合型自杀，杜氏有很精到的论述：“……既然他们对现实中的一切都不满足，那就只有凭空造出理想化的东西来满足自己了，他们在思想中造出一种幻影，自己则成为幻影的奴仆，从而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幻影，于是，与外界更加隔绝，甚至把自我也抛弃一旁。在他们看来（现实中的）一切都毫无价值，他们把生存的意义完全寄托在幻影之上。这样，他们的生活是双重的、矛盾的。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是个人中心论者；可一涉及到那理想的幻影，他们又是大公无私的了。这两种倾向会导致自杀。”
并不是所有的全身心投入事业的人都人际关系不良。良好的人际关系，像大多数社会现象一样，既受后天教养，又受先天秉赋影响。不能不承认，许多人是天生地讨人喜欢、漂亮、温柔、热情、大方、情感丰富、富于审美趣味……等等。讨人喜欢的天性，引起他人的善意回报，然后又加强他们的美与善，于是形成良性循环。有些人则可能恰好相反，陷入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马太效应”（“越富有的越要加给他，越贫穷的越要从他那里夺去”）。多数的人则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其美善或丑恶的程度，视天赋及后来教养的种种不同配比而定。
就人际关系的天赋而言，母亲属于中等。她的粗、硬、刚、直，缺少女性温柔，是她的致命伤。造成她的人际关系恶化到低于常人水平的，不是天赋，而是：第一，她过分的出人头地的愿望；第二，当时走火入魔的极端利他主义社会思潮；第三，文革大动乱及5年多的监狱生活。
对于人生幸福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真是太重要了，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长期以来不懂得的，尤其是其中那些书呆子气十足、满脑子理想主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更是人际关系盲。人道主义的基本信条应当是：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幸福，而幸福就是人的全部需求（从最低级的生理需求到最高级的自我实现）最大限度的满足及其无止境的发展。国家也好，社会也好，“主义”也好，人们之所以肯定它们，无非是因为把它们看作是能够满足每一社会个体成员需求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已，它们自身绝不应当成为任何目的。
而文革中发展到癫狂地步的“主义”崇拜，则把个人完全视同工具，认为人应当为某个遥遥不可期的“理想社会”、某种完美社会制度的建造无代价、无保留地奉献一切，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无论是个人自由、生活享受、基本人权的限制和剥夺，还是血汗泪水、痛苦折磨乃至残害无辜、草菅人命。似乎这座理想大厦的蓝图早已画成，各种建筑材料、机器设备、施工方法都已齐备无遗，只需要驱策人们像奴隶、像活机器一样，最大限度地劳动，同时最小限度享受，去运用这些材料、机器，按照已然经过完美规划的方法去按图建造——这就是人生全部意义之所在！于是，以这座理想大厦的建成日期为分界点，在此之前是一代一代人绝对的自我牺牲，在此之后则是万年至福之境。
说穿了，这是用前人（分界点之前的人）的白骨去铺设后人（分界点之后的人）享乐的地基。这是古往今来世界上曾出现过的无数宗教中最恶劣、最荒谬的一种。任何宗教都是反人道主义的，即都是否定人的现世幸福、今生享乐的，但总还虚构了每个人身后的某种希望作为补偿。这种文革式主义崇拜则不然，在那个分界点之前，人除了劳作和牺牲之外便一无所有，而且根本不应当希冀任何补偿，否则就是有违“大公无私”的社会道德准则，就是罪恶，就要受到种种以“思想改造”为名的折磨和迫害。
太可悲的是，文革或绝对利他主义的乌托邦大实验是彻底失败了，中国人民却为此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惨痛代价。企图建造人间天堂的乌托邦主义大实验造出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文革是臭名昭著了，可怕的是，支配着这场空前绝后（我相信会是“绝后”的！）人间大浩劫、大悲剧的一整套思维逻辑和虚幻理论并没有受到彻底清算。那些文革功臣、同道及信徒们，稍有风吹草动，就又要上来“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
中国人的苦难还远没有到头，“阶级斗争为纲”是不讲了，但仍然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一时一刻也不能松懈对和平演变的警惕性”）；“走资派还在走”不好听，火药味嫌浓了一点，而且伤及上层，换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狠斗私字一闪念”太走极端，改成“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等等等。药方要完整保存，用药一味不能少，只是剂量尽可能缓和一点，从“乱下虎狼药”，改成“胡萝卜加大棒，灵活运用”——总之要大力保持和发扬杜尔凯姆在剖析利他型自杀时所指出的那种原始野蛮的落后社会和社会下层以及军队式盲从的道德规范。
请看他的描述——在古代印度的婆罗门中间“有一种疯狂而残忍的人，他们把这种人叫做圣人，他们认为期望死亡是无上光荣的，当病痛或老年向他们袭来时，他们就把自己活活烧死。对他们来说，消极地等死最不光彩，因为老死的尸体得不到任何荣誉，如果烈火不能接受还在呼吸的自杀者，那么火本身也会被玷污了”。斐济、新赫布里底群岛、曼加等地的风俗也大致一样。类似的风俗也在穴居人和塞里士中出现。他们都因这种美德而闻名于世。
在这些民族中，除了老人自杀以外，妇女在她们的丈夫死后必须自尽，这种残忍的行为已成为印度土著居民的固定风俗。尽管英国人想阻止他们，但却徒劳无用。更有甚者，王子或酋长死的时候，他们的随从都被迫自杀。高卢的情况也如此，酋长的葬礼实际上是血腥大屠杀。
以上各类的自杀是一种义务。如果不履行这种义务，就会身败名裂，在通常的情况下会受到宗教的制裁。 个人……仅仅是集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没有个人价值。个人价值太低，别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个人大加攻击。这样他自然就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违背集体的利益。社会甚至可能为了一个小小的原因而勒令他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社会并不看重他的生命价值，自我不属于自己，而与非我揉合在一起；行为的目的与自己毫无关系，而只与自己所属的群体有关。
在波利尼西亚，人们往往略经挑拨就自杀身亡，北美印地安人也一样，夫妻拌嘴或妒忌猜疑都足以使男方或女方自绝于人世。达科塔人和古代希腊人也常常因为稍有失意便轻生。日本人为鸡毛蒜皮小事而剖腹自尽更是举世闻名，在日本甚至有一种奇特的决斗方式：决斗双方并不互相斯杀，而是比赛谁能灵巧地剖开自己肚子……虽然公众舆论没有正式要求他们去死，但是当他们采取上述行动时，公众显然持赞许态度。
既然不贪恋生命是一种美德，甚至是最高美德，那么一个因为一件小事或虚荣心受损而自尽的人就应该得到称赞……人们从孩提时代起就习惯于贬低生命的价值，蔑视那些贪生怕死的人，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找各种藉口，哪怕是最轻微的藉口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此廉价的牺牲自然很容易作出……和那些受到社会明确强制的自杀一样，这种自杀是从贬低个人开始产生的，或说是从利他主义出发的。我们不妨把这看成是原始民族的一种道德特性。
还有一种自杀，个人争取自尽行动仅仅是为了牺牲的乐趣，因为无缘无故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被认为是值得赞美的。印度就是这种自杀的温床，在婆罗门教的影响下，印度教徒已习惯于自我摧残。在印度教中，投恒河或其它圣水自尽的风俗已经广为流行。记录资料表明国王和大臣们也采用投河这个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印度中部的比尔山区中有一块大岩石，人们出于宗教目的从上面跳崖自尽，为七日丧期（shiva）献身。有些宗教狂甚至在人群中让他们的偶像毗瑟拿的车轮将自己碾死。这些宗教狂的故事已被编成了经典故事。
在上述的各种情况中，个人扼杀自己的个性，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淹没在自认为是真正本质的那种东西之中，他们给这种东西一个什么名称并不重要，他们觉得自己只存在于这种本质之中，并且拼命想与之融成一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有生命力。因此，他们必须认为生命不归自己所有，这样非人格化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利他主义倾向异常强烈……他们厌倦生活，是因为他们有目标，但目标不是为今生今世的，因而生命对他们说成了累赘……（利他型自杀）与剥夺个人权利的残暴道德有关。
即使现在，还将长期存在利他型自杀的环境，如军队等。众所周知，欧洲国家的士兵自杀倾向比同龄的居民人口的自杀倾向严重得多，其间差距达25％到900％不等……自杀现象频繁的部队其成员往往非常热爱本行，他们最能适应部队的要求，对部队的短处以及不方便之处最不在乎。这个职业的自杀严重系数因而不是由于军营生活引起的厌恶情绪所致。恰恰相反，正是由各种精神状态，各种习惯和天生性情的总和组成的军人风格导致……即使不是在危急关头，而是在和平时期，以及在正规的职业训练中，军队也要求他无条件服从命令，不管他想得通还是想不通。
为了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士兵有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反的盲从精神，他与他的个性只能有轻微的藕断丝连。士兵的准则是别人强加给他的，这正是利他主义的一个特点。在构成现代社会的所有因素中，军队的确与低级社会的结构最为相似。军队与这些低级社会一样由庞大而严密的团体组成，并为个人创造出一个僵化的环境，以防止越轨行为的出现。
——看吧，这番描写与文革期间以及文革预备期间的社会风气是多么维妙维肖地一致！我和妹妹就曾当母亲的面举出上述宗教狂让毗瑟拿偶像的车轮将自己碾死的例子来规劝她，她当时的反应是大怒。
杜尔凯姆指出，传统主义能够有效地防止利己型自杀，但是，只有当传统势力保持适度的情况下才有这种效果，超过一定的限度，传统主义本身也就成为自杀的原因。而中国的情况，最糟糕的还不是传统主义过于强大，从而促成大量利他型自杀。最糟糕的是这种自上而下强制推行传统主义的失败，确切地说，由于现代化进程不可遏止的强劲影响，传统主义不仅越来越不能成为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的凝聚因素，恰恰相反，正是它使得当代中国社会陷于四分五裂、动荡不宁！
在原始性的落后社会，或现代社会的特殊职业群体，以及特殊危急时期，传统的极端利他主义被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约束、规范人们行为的公认道德准则。这时，利他型自杀不能视为病态，也谈不上有害，那些实行利他型自杀的人自己为此深感光荣快慰，死得毫不痛苦至少是从自杀中得到的精神享乐永远大于肉体痛苦。而他们的亲友，虽然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悲哀，但是同样分享了他们的光荣快慰，远胜于为死去亲人感到的哀伤。
在当今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人们对此如果服从，也仅仅是因为恐惧，人们从利他型自杀中得到的，多半只是痛苦、迷惘、不平与愤怒。更为丑恶的是，这种极端利他主义的传统说教又与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与阶级斗争式的社会等级划分，与阶级歧视结合在一起，使得那些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被认为是异己阶级中的社会成员甚至连利他自杀的权利也没有！在这种阶级斗争狂的社会中，对某些人（异己阶级成员）甚至不承认他们也配作利他型自杀，他们如果自杀，一定是“抗拒思想改造”，一定是心怀不满，一定是出于“反动阶级本性”。
不用说，这部分人根本是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社会冷酷无情地把他们关在门外，人为地使他们仍处于孤苦无依的绝望境地，他们唯一有资格做的事情就是永无止境地“彻底改造思想”——因为改造得“彻底”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改造必然是他们一生中永远完不成的一生唯一的任务——如同吴刚之伐木，如同西西福斯之推巨石上山。
显而易见，对于他们来说，一旦出现自杀事例，一定是宿命型的，即由于社会或命运对他们的摧残迫害残酷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使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生的乐趣（而别人并非如此），同时又看不到丝毫改善社会处境、改善自身命运的希望，因而不得不含恨而死。若论罪魁祸首，正是丧失理性、丧失人性的阶级斗争！
那么，在这种类型的自杀中，个人特性是否有责任，如果有，又应当负多大的责任呢？毕竟在类似的情况下，有人自杀，有人则否。换句话说，某种自杀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这得取决于如何给“正常”下定义。
正如杜尔凯姆所说，某种限度之内的社会自杀率是不可避免的。笼统地说，这是由于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对人的影响纯然是幸福、快乐和满足，使社会成员丝毫不遭受挫折、痛苦、折磨、不幸和悲伤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人间天堂只是一个最幼稚浅薄的梦想。具体地说，首先，社会进步必然表现为个人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人性的提高确是现代社会的目标之一”“……人类灵魂的历史就是自由思想的进步史，任何欲使历史车轮倒转的想法都非常幼稚”，“在那些进步迅猛的民族中，限制个人发展的条条框框，一定有相当大的伸缩性”。
如果这些民族保留了在那种未开化社会中所具有的强硬规范，那么其进化的过程一定会受到阻碍。当对个人的限制减少时，个人的欲望和野心在某些时候难免会膨胀，只要个人被灌输了进步就是他们的责任这种思想，再要他们服从社会的规范就很难了；因此，不满分子和骚乱分子的数量必定会增加。整个道德的完善和进步是离不开社会某种程度的反常现象的。一定限度内的利己型自杀是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其次，只要存在紧急情况和意外事件，某种限度内的利他型自杀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用的，有益的。例如，明知救人自己会死而毅然舍己救人，这种利他型自杀是一个健康社会不可缺少的道德行为准则。
第三，社会不会永远平衡地、无波动地发展──即使整体能，也不可能做到任一局部都如此。某种干扰、动荡总是会存在的。否则，世界也就太无趣，太无生气，太缺乏色彩了。动乱型自杀也是不可能绝对避免的，唯一有希望绝对避免的，大概只有宿命型自杀──假定精神疾患的治疗技术大为改观的话，就更有这种可能（如果精神疾患导致的自杀归入宿命型自杀之中）。
如果不可避免的，一定限度内的社会自杀率是正常，不算是“病态”，那么，就只有当社会自杀超过这一正常值时，才能认为社会是病态的。超过的越多，社会病态程度越重，而宿命型自杀（除精神疾患所导致的自杀之外）都是应当可以避免的，因此，这是一种最严重的社会病态现象。
由于扣除一切原则上可以避免的自杀之后，社会自杀率应当低于任何一个实际社会自杀率，所以我们可以用（一），某一实际社会自杀率高于相应的最低实际社会自杀率的差，以及（二），宿命型自杀率，这两者来粗略地衡量一个社会的病态程度。很遗憾，我们得不到中国历年自杀率的准确统计数字，否则不难对“文革”前后的社会病态严重程度作出一个粗略的定量测度。
既然社会存在严重病态，既然这些病态是可以避免的，那么，就应当找得到消除，至少减轻这些病态的办法。
杜尔凯姆开出的唯一药方，是发展职业性团体，提倡妇女就业；在这些职业团体中培养一种家庭般的亲情气氛，构造一种团结、友善、温暖、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人际关系，用它来把社会成员融入集体和社会之中，抑制过分的个性化、过分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等于利己主义）倾向──杜氏认为这是当代西方的主要病态──以减轻利己型自杀和动乱型自杀对人们的有害诱惑。
杜氏的这一建议颇具先见之明，当代社会的两种重要的积极变化都符合他的这一思想：一是各类社会自治组织（中间组织）的发育；一是企业文化的研究与实践。在这两个方面，日本的经验尤其值得广泛借鉴。
正如杜尔凯姆指出的，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国家是一架粗笨不灵的机器，“国家对各种复杂的现象知之甚少，无法为每一种情况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式。国家是一台笨重的机器，只会一般性的和常规性的工作，它的行动方式一成不变，不知道怎样根据不断变化的特殊情况来调整自己的步伐。国家因而经常通过强制性行动来拉平各种距离。”“国家不得不企图起某种它不适宜起的作用，而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常说，国家到处插手却到处碰壁，它企图把手伸到不属于它所管辖范围之内的种种事情中去，可经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往往费力不讨好，事倍功半。”
这就是说，国家－个人这种过分简单化的二元结构，或者说，由国家包办一切的大一统社会模式、国家中心一元论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只能采取“一刀切”式的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以至不是偏于过分僵硬、严厉、强求整齐划一的军事化管理，就是偏于一盘散沙，各行其是的半无政府状态。因此，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必须构造出多层次、多样化的中间组织，以沟通信息、促进对话、协调利益、达成共识，以实现“软性”的（自愿的、灵活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整合。
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与这种政府－中间组织－企业－个人多层次社会组织结构模式有极大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结构模式，日本才能兼得政府有效的宏观规划引导，广泛积极的社会动员（指用某种超乎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整体目标广泛动员群众积极投入社会生活），市场机制的高效率以及比较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几方面的重大利益。这种东西合璧式的社会组织结构使日本后来居上。去年日本的平均国民收入已超过美国高居世界第二位（前五名依次是瑞士、日本、冰岛、挪威、美国）。
在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方面，日本的“Ｚ型”企业文化也应当说是最先进、最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西方早期的“Ｘ理论”把职工视同活机器：认为人们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因此主张对职工采取“胡萝卜（工资）”加“大棒（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政策。后来的“Ｙ理论”注意到了在人们的职业活动中应当尽量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性需要，但仍然采取了工作家庭生活两不相关的分离态度来处理人的全部社会生活。
“Ｚ理论”则主张工作生活合一，强调工作场所的家庭式情感气氛，提倡职工家属介入职工的职业生活。这与杜尔凯姆的见解不谋而合。如果说日本的自杀率仍然不低，那是出于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原因，即过分强调利他主义、集体主义，过分束缚了个性及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中国的问题类似；当然，还不像中国的情况那样严重。
社会中间组织及职业团体的这种健康影响能否由政党、以及目前中国的共青团、工青妇等类政治性、半政治性团体来代行呢？看来没有什么希望。首先，党、团组织不具普遍性，它们不是群众性团体，它们强调某种严格的加入资格，对大多数社会成员实际上是排斥性的。而现有的工会、妇联、青联等是政治附属品，没有自治性，因此办得毫无生气，名存实亡，既缺乏吸引力，又无实际作用。需要构造的社会中间组织及职业团体，则必须具备普遍、自愿、自治、兴趣、实效等性质，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最紧迫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而在于，第一，纠正不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极端利他主义传统势力的影响，提倡个性化；第二，彻底埋葬阶级斗争社会－政治哲学。当马克思讲到“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时，那是有上下文垫底的，只有当旧的社会制度阻碍了新生产力、新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旧制度的统治者又不肯实行变革时，阶级斗争才有这种历史作用。
阶级斗争这种伤人的凶器，只有在上述的社会剧烈变革时候，在统治阶级拒绝变革，在被统治阶级身受的剥削压迫已达忍无可忍程度，在别无其他选择时──只有在这样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才可能对历史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否则，轻率、随意地使用阶级斗争这个可怕的武器，不是出于判断错误（自己吓自己、反应过度），就是出于维护某些人私利的目的打着“为了多数人”的漂亮旗号，行维护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之实。其结果，当然只能是灾难性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阶级斗争不除，国无宁日！”
权力-思想-生活方式的大一统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社会政治理论必然导致的一个恶果，就是强迫性思想改造。这是丑恶的极权主义的传统遗留，没有丝毫现代气息，现代社会的主要思想基础，就是强有力地保障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人自由选择，不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社会生活方式上；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绝不能允许强制性信仰及迫害异端这种中世纪黑暗现象的任何遗存。
没有这点起码的保障，一切主义、理想、美好社会等等漂亮理论统统是假话、大话、空话，不但一钱不值，而且极端丑恶，极端有害。是真、善、美就不需要强制人们去信仰；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只能在公民、在个人。国家、社会、政府可以宣传、教育、引导，但绝对无权在法律范围之外实行强制。强迫性思想改造，是造成中国社会紧张、分裂、不和、动荡不宁及无数家庭及个人悲剧的重要根源。这在我母亲的案例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还有两个造成社会病态的次要原因值得说一说，一是双职工制度，一是事业至上主义。
凡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做了许多“打肿脸充胖子”式的蠢事。大概是出于“对着干”的逆反式心理吧，斯大林模式是按照“敌人有的我们一定不能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有”的思想逻辑构造起来的。这些幼稚的发明家们不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什么好东西是可以不费代价就拿到手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白痴们的愿望。在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特定的社会弊病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你尽可以重新构造另一种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来消除这些弊端，但千万不能忘记，你同时很可能是在制造另一些更严重的社会弊端。
在求普遍温饱尚不可得时，社会主义国家却大搞社会福利、平均主义大锅饭、充分就业及物价稳定，这样一些连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都享受不起的社会奢侈品。保障妇女的普遍就业，就是这一系列“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廉价伪劣品（假解放、假福利、假幸福、假平等……）之一。说是“妇女解放”，实则不折不扣是“双重奴役”，即夫妇双方２×２＝４倍的疲于奔命。
当今中国双职工生活之负担沉重，了无生趣，恐怕世上少有。夫妇双方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还要加上每天上下班路途的将近两小时，这就是每天十小时，每周六十小时工作日。社会服务设施又极其落后，回家还要做超量的家务劳动、还要照料子女……
这难道是“解放”？不叫作“双重奴役”还能叫作什么？如果中国是个劳动力缺乏的国家也还罢了，偏偏又是人口负担极其沉重，劳动力极其剩余！谁能解释一下，中国的双职工劳动就业制度有半点优越性没有？一部分中国人怎会不去用自杀以求逃脱这种“解放”！
只要拿出点才智和魄力来，解决的办法并不那么难以构想。例如，可以设想让双职工家庭自愿在两种方案中任选其一：
方案（一）维持原状；方案（二）夫妇一人回家（由双方自由协商决定），就业的一方工资不动，回家的一方领半薪或原工资的六成、七成……同时制订法律，规定就业的一方必须将工资的一成或两成转移给回家的一方作为回家一方的收入。如果一方回家造成工作的一方劳动强度增加，则对双方分别按劳动强度的增减，相应增减其各别收入。
方案（二）看上去使夫妇双方的总收下降约10-25％，但他们享受的福利总量（休息、闲暇、假日活动、教养子女等等都是重要的福利量）增加至少2-3倍，同时夫妇双方的各自收入仍然保持平等，不发生一方依赖另一方的问题。──类似的解决方案可以设计出许多种，哪一种恐怕都强似“双重奴役制”。
双职工劳动就业制度实际上隐含着“事业至上”的价值观，即社会工作高尚、重要，家庭生活卑下、次要。这恰如其它种种目的－手段颠倒事例一样，是把手段（工作）当作目的，把目的（生活）当作手段。人活着不是为了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而是为了工作——为了那些为“社会主义”，为“国家”，为“党”，为“人民”，为……的工作；而家庭生活反倒成了保证更好地工作的工具、手段。
在上述我母亲的案例中，导致她走上自杀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孤独，其中包括与家人、亲友的隔膜、疏远，而这又是她的“事业至上主义”一手造成的。前两年读到一本美国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玛丽·凯谈管理的书，其中说到她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她的“上帝（代指真、善、美、人道主义等利他主义价值观念）第一，家庭第二，事业第三”的人生原则，使我大为震动。人类要想生活得幸福些，看来有必要把“事业”与“家庭”的优先顺序颠倒过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效率第一，过度竞争，出人头地等等社会准则有进行彻底反思的必要。这无疑是异化，即把目的和手段恰好搞颠倒了。
母亲已经去世11年了。11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超出了当年任何人的大胆想象。中国人开始能够像人一样地生活了。尽管旧日的恶梦有时还会缠绕住人们，但毕竟，世界是巨变了，永远不可能倒退回去了。多么可惜，这一切，母亲都没能见到。像做往常的其它事情一样，母亲这回也是太性急了，她如果耐心等一等，她的被严重摧残和扭曲的心灵会复原，她会重新热爱起生活来的，因为在她的天性里本来就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
母亲去世后，我不断地做梦，主题永远是一个：我及时发现了她要做的事，把她救了下来。这梦不断地做了数年之久。由此，我知道了为什么说“梦是愿望的达成”，知道了她的死给我内心留下的创痛是多么深。这是一道终生流血的伤口。
母亲远不是完人——远远不是，但我还是铭心刻骨地爱她——就像我深情挚爱自己的中国和人民那样。尽管我深深厌恶中国人的肮脏、粗野、愚昧和丑陋，但我还是不能遏止这种无可理喻的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本质：矛盾的，被撕裂着的，悲剧性的。
我爱母亲不仅仅因为她生我养我，教我做人——教我做一个正直、诚实、不自私、对中国对人民有用的人，而且因为她对我寄予了那样的厚望。她是那样确信我必将大有作为。因此，我不敢稍有懈怠。促使我永不满足地力求超出平庸、追求卓越的无尽动力，一半来自天性，一半来自母亲的期望。
我的母亲原名杨菊淑，后改名杨静，1917年1月生于湖南益阳。
后记
有不少友人看完本文之后表示不满：如此“创巨痛深”的题材，怎能写得这么理性、 冷静、克制？
儿时看苏联影片，有一件事让我很不理解：为什么面对战友牺牲时，苏联军人表现得如此淡然，甚至冷漠，从不像中国影片里的共军战士那样歇斯底里般地大哭大叫、捶胸顿足？随着年事增长，我才渐渐明白，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军队传统——贵族骑士的传统，和农民军的传统——之间的差别。贵族骑士极其珍视荣誉、尊严和仪态，无论内心的情感在怎样剧烈翻腾，表面上必须做到镇静如常、不露声色，这是一个骑士或绅士起码的修养。
我现在已经对国产文艺作品中毫不克制、全无分寸感的煽情极度厌恶，完全失去了耐心。因此，在写作本文时，下笔之初就给自己规定了一种全然相反的格调。文章的标题和结尾，更是刻意所为，包括矫枉过正的动机在内。愿读者明察。
（198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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