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小春，1979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人民大学第一分校任教。1987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西洛杉矶太平洋大学，国际贸易硕士。先后就职于硅谷500强公司：惠普、斯科、希捷等。主要从事商业会计、财务分析、内部审计和内部调查工作。
原题
“母亲节”聊母亲
母亲节是对母亲以及感谢母亲对社会的影响的庆祝。美国对母亲节的庆祝活动开始于二十世纪初，1908年一位叫安娜贾维斯的妇女在在西弗吉尼亚州格拉夫顿的圣安德鲁卫理公会教堂为她的母亲安-贾维斯举行纪念仪式，安娜的母亲在美国内战期间积极照顾伤兵，并且参与推动和平运动，并创建了母亲节工作俱乐部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安娜贾维斯希望通过继续她开始的工作来纪念她的母亲，并且为了纪念所有的母亲而留出一天的时间，因为她相信一位母亲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做得更多的人”。
美国的国会没有通过认可“母亲节”为联邦法定节日， 1912年，安娜贾维斯将“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和“母亲节”这两个词注册为商标，并创立了母亲节国际协会。她特别指出， “母亲节” （Mother’s Day）应该 “是一个单一的占有欲，每个家庭都要尊重自己的母亲，而不是纪念世界上所有母亲的复数所有物。”
今年美国的 “母亲节”是星期日，5月13日！在网络上查到中国的母亲节也是同样时间，记忆中从出生到1987年我离开中国，不曾有过庆祝 “母亲节”，如今听说商业庆祝活动会提前提醒大家，不管是行销以噱头还是诚心庆祝，都是一种进步，让做母亲在这天得到独特的敬意和家人的特别祝福。
惭愧地说，直到我做了母亲，我才切身体会到做母亲的意义是没有止境的，经常要牺牲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来满足孩子的需要；承担着生养、教育和培养孩子的责任，对于职业妇女，更是肩负多重重担，母亲是女人经历的最艰辛却是最有收获的工作。
母亲近照
回味一下我自己的母亲，她今年该过八十八岁的生日了，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俄语学院，中苏友好时代做过苏联专家的随从翻译，也有过翻译作品发表；后来由于政治动荡受家庭牵连，转入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全新的领域刻苦工作并且取得图书馆学专项证书，退休时是图书馆管理职位。作为母亲她养育了哥哥，我和妹妹三个子女，她是那种为了孩子毫不犹豫地随时牺牲自己。有时我想母亲这辈子个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她从来没有提及，猜想或许像许多的母亲一样，只求儿女健康成材和幸福。
母亲1930年出生在浙江丽水市的遂昌县，一个由母爱为主，加上长辈大家族包围呵护的家庭环境，她出生时父亲已经在上海另有家庭，虽然对她母亲和家庭的经济资助从未间断，但是自幼她眼中的父亲就是那张高高挂在墙上的父亲的照片。她的母亲每每聊起孩子们的父亲时，只有好话没有怨言，并且嘱咐孩子们要爱父亲和敬重他，要求孩子们简朴，诚实，自尊和努力。
母亲的童年是快乐的，在花园套着花园的大宅跑前跑后的捉迷藏，爬树，或者抱着父亲寄来的洋娃娃串门到上房的爷爷家，经常的跑到街上馄饨铺的闺蜜家吃面条馄饨。到了上学的岁数，和几个朋友每天翻山去隔壁大的镇上的学堂念书，风雨无阻。
我母亲和她父亲章乃器
母亲读小学时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全国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内心充满了敬仰。 十六岁时因为家乡的教育相对落后，母亲得到她父亲安排，离开家乡去上海求学，第一次见到父亲并且和他生活在一起。
母亲和她父亲相处的阶段是愉快，虔诚而小心翼翼地，带着无限的敬畏，听从父亲对她从生活到学习的安排，她的父亲要求她努力进取，独立生活，国家和单位组织的要求高于一切，母亲真是如此认真执行了一辈子。
母亲1954年结婚，1957年反右斗争高潮时生了我哥，1961年国家自然灾害时期我出生，1968年我的小妹妹在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时出生，也不知道母亲的身心状况在这些阶段是怎样的，猜想她经历了她父亲成为大右派而精神上诚惶诚恐，身体沉重并且缺乏营养，痛苦的一次次分娩把我们带到人世间。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些阶段的苦难，却总是抱歉她做母亲经验的欠缺和资源有限不能更好地抚养我们，令她有叹息和充满愧疚感。
我母亲和父亲的合照
我出生时很瘦小，母亲生我第二天出院，回家放下我感觉没了声息大喊一声: “孩子死了”，姥姥慌张地把手放在我的鼻子下，终于感觉到气息，拍着胸口说“睡着了”，母亲才放了心。我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和疾病做斗争的过程，我稍微受凉就会发烧，母亲说是因为她怀孕时没有足够的营养，那时北京儿童医院住院处和急诊室的护士，大夫都认识我，每次母亲抱着我跑进去，她们就说：“又来啦。”
那时我家住在北京东城张自忠路的人大宿舍，而母亲工作在石景山地区的中国科技大学，每天早晨不到五点起床，匆忙出门前后换三趟车，路程近两三个小时才到单位，晚上大约七八点才到家，披星戴月地还一路买着家里需要吃的蔬菜和水果，左斜右跨两个包，手上再提个网兜，邻居说她像全副武装的女兵，想象不出她是曾经的高干子女。家里只有一个煤炉，还经常灭掉，全家伙食基本靠人大宿舍食堂，母亲回来吃温在煤炉上的剩饭菜，赶上炉子灭火了，她就放上热开水凑合着吃。
我经常在半夜开始发烧，母亲起床给我用凉水毛巾敷头退热，有时候削个苹果，我记得她小心翼翼地一圈圈削着苹果皮，然后仔细地把皮一点不剩吃光，再喂给我一片片的苹果肉，我问她皮好吃吗，她笑眯眯地说：”皮是大人吃的。”
我稍大点被送去全托幼儿园，很多时间因为生病被送去隔离室，周末回家如果周日夜里发烧，就会在家里住多一天，我虽然烧得稀里糊涂的，还是开心可以在家，只是母亲眉头紧皱的把我留给邻居阿姨照顾，因为父亲工作也非常忙。
记得一个周六我在幼儿园午睡，被老师叫醒，看到母亲在窗外站着，说她提早下班来接我，平时我们都是周六下午四点多乘校车，回到家就已经是晚饭时间了。那次母亲问我要不要去天安门玩，我开心得快喘不出气地拼命点头，记得我们换乘了好几次车才到了天安门，那是个好天气，我跑跑跳跳的一路欢喜，真是难得那天我没有发烧。
儿时许多的节日都是母亲带着我在急诊室打点滴度过的，有几次回家时正是天上大放烟火，母亲把我抱到人大宿舍门口的大狮子上仰天看着百花争艳，姹紫嫣红的烟火，在星斗闪烁的黑夜里大放光彩，母亲也就此松快一下她腰酸腿疼的身子，娴静片刻。
看病回家坐的石狮子
除了爱发烧，我的牙齿和眼睛也不好，当年为了在北一牙科挂号，母亲听说必须早晨两点去排队，而公共汽车五点才有，母亲就头一晚坐在医院门口一夜等号，但是矫正号一天才有五个，排了一夜也没有拿到，懊恼无奈。 看眼睛是在协和医院，有两次我们排队四个小时都没有拿到号，母亲去找眼科主任求情到痛哭，终于拿到一个号。
那年月人们工作六天，周日休息好难得，母亲躺在床上给我和哥哥讲她小时候的故事，记得她的邻居是个打毒蛇专业户，蛇皮卖给乐器店，蛇胆卖给中药房，她的父亲（章乃器）有一阵子患眼疾，她母亲买了许多蛇胆装在瓶里寄给远在上海的他，最后治好了眼病。母亲还教我们用俄文数数，数到十我们就起床了。
母亲不擅长做家务和烧饭，却喜欢计划和实践，有一次做红烧鸭子没有清理屁股，成品臭烘烘的，我坚决不吃。 她做饺子是个巨大工程，从和面、剁馅到包好用去大半天，最后全家吃的是菜肉面片汤，我们为了对付饥肠辘辘，毫无怨言地把一碗不知叫什么的食品灌进胃里。
我的妹妹1968年出生时，北京的各大高校响应国家的号召下迁到艰苦的地方，父亲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目的地是江西余江一带，母亲的中国科技大学是安徽合肥，由于父母均属于出身不好的一类，虽然小妹妹才出生，也不敢要求留在北京，但是害怕干校环境条件太差，养不活她，就找了人大门口看门的职工老两口寄养妹妹，记得全家推着妹妹的小车去那个职工家，见到他们居住的一间平房，一个双人床占大半个屋子，有个桌子，两把椅子，几个木箱，我们只能站在门外看着那个狭小的环境，把妹妹留下后，我们默默离开，我七岁的心空荡荡的，母亲留着眼泪独自走，我想她心如刀绞般的痛苦。
不久父亲打前站先去了江西，母亲每天照样顶着星星出门，踏着月光进门，我和哥哥胸前挂着家门的钥匙自己上下学，去人大食堂买饭吃，母亲回家煮一碗挂面，放点酱油和醋快快吃完，就检查我的作业，不记得她有没有过问哥哥的作业。
后来听说母亲要调入人大，全家就开始准备随人大下迁，每家发了木头做箱子，母亲哪里会做木匠活呐，望着一堆木头急得掉眼泪，找不到愿意伸手帮助我们的人，而启程的日期眼看就要到了，母亲去请求我们的姨夫帮助，说来悲哀哟，姨夫是协和毕业的优秀外科医生，因为右派身份被发配到北京郊区一个公社做了全能医生，包治人畜疾病，捎带做各种农活，帮我们打造箱子真是小菜一碟。
下放到了江西，我和哥哥就和父母分开了，他们去做修路工程，每天挥汗如雨地干着沉重的粗活，我被送到人大幼儿园办的集体管理所，哥哥被交给一个父亲同事的家人照顾，妹妹在北京寄养，一家五口人四分五裂，我和哥哥每个月见到父母一次。
几个月后，母亲调入人大的手续一直无法办妥，并且被停了薪水，我们家的生活陷入困境，母亲只好服从组织回归科大，我和哥哥便随母亲去了安徽合肥，虽然全家继续四分五裂，但是毕竟我和哥哥可以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只有小妹妹还一直孤独地在北京被寄养。
在安徽的四年是和母亲接触最紧密的时候，母亲对哥哥不大管，可能因为哥哥从小喜欢无线电，买零件做半导体收音机，人很安静，对我就跟踪追击，除了每天检查作业还要求写日记，并且一遍遍地写直到通过她的审查，我经常感觉痛苦，后来我的作文经常拿到优秀分数，我才对母亲心存感激。
那时父亲的假期要跑到北京看望妹妹后再跑到安徽看望我们，我们很期待父亲的到来，他会带来许多北京的糖果和点心，带来小妹妹的照片，全家围在一起边吃边看边聊，母亲不断地问妹妹的情况，她那时才两岁，漂亮得像洋娃娃，可惜她离我们那么遥远。
妹妹小新
大约1972年，听说下迁的中国人民大学被批准回北京，母亲和父亲商量了，立即送哥哥回人大的江西干校，不久哥哥随父亲和人大干校的教职员工回到北京，在干校学业都被耽误了许多，父亲写信给母亲要求我为回北京做准备，开始补习功课，母亲专门请了语文和数学老师给我开小灶，那时的人都很单纯，没有想到索取服务费，母亲买些水果、点心送给老师们。
下一年父母安排我回北京，但是母亲连送我回北京的路费和假期都没有，只能托付了两个去北京出差的科大员工带我乘火车，记得母亲送我到火车站，当火车启动离开站台，母亲边挥手边流泪，猜想她一定是等火车消失了才离开。
由于中国科技大学被要求在安徽合肥长期落户，母亲是右派家属，没有办法调回北京，一个家继续分离着，她在那里孤零零地一呆就是十年，只有寒暑假到北京探望我们。 唯一可喜的是小妹妹终于被接回这个对于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家。
那时母亲寒假来北京探亲三个星期，暑假时间比较长些。每次知道她回家的日子我都很兴奋，放学就往家跑，记得儿时，夏季白天时间长，每次在户外和小朋友玩，看到母亲回来的身影我就跑过去，母亲常会从口袋或者书包里拿出糖果，我拿了就跑回去玩。 成为青少年了，见到母亲有着腼腆的兴奋，接过她递过来的新衣服，才笑成一张花脸。
成长中的我们身心都在在改变，长成青年的哥哥好像那个时代在学校要划清男女界限，回家也不搭理我，五岁的妹妹对于陌生的母亲不知如何适应，父亲对我们基本是自由散漫地放养，但是如果家长会老师有什么负面评价诸如上课说话，他会皱着眉头说：”上课就好好上，说什么废话？” 我会非常难为情。
母亲似乎对自己长年不能在身旁陪伴我们成长深感内疚和焦虑，对父亲的教育方式不屑苟同，回到家就忙着检查我的学习成绩，如果我拿到95分，她总是问为什么不是100分。周末早晨八点钟她买好早餐，然后催促大家起床，念叨着：“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我只有咬牙起床用餐，然后开始写作业和读书。母亲不顾是探亲假期，跑到科学院图书馆借来各类书给我们读。
我是个比较好奇的人，一次读的小说谈到有人想逃到外国，我问父亲他们怎么逃可能出去，母亲听了大吃一惊说：“你想叛逃？你找死呀，全家都会被你搞死。”父亲连忙说：“她小孩子喜欢问问题是好事，哪里有那么容易的事，国家疆域辽阔，许多沙漠，森林，高山峻岭的，走不远就饿死，累死，被动物吃了。”
母亲可能是被各种运动搞得胆战心惊，哪里容得一丝不良思想，越来的我都不敢在她面前多说什么，有一个暑假结束，母亲要回科大，让我和父亲一起去火车站送她，我拒绝了。父亲回来说：“你应该去送母亲的，她难过得一路流眼泪。”我内心难过，但是嘴上带着哭腔说：“我不要听她一路教训我。”
母亲年轻时照片
直到在我上高中，母亲经过各种周折才调回北京，全家有欢聚的幸福感，但是或许母亲在安徽的这十年我们习惯了父亲的放养方式，或许到了青春期的反叛性格，我对于那种严肃，紧张，听训和执行的教育方式不感兴趣，而传统的中国家教是不能和父母顶撞的，虽然有自己的看法和道理，但是说不清道不白，经常会被训斥，郁闷中只有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并且完成学业，得到稳定的工作，接着又一折腾就到了美国求学，工作和生活。
直到我做了母亲，养育了两个孩子，我逐渐地意识到，我的母亲真是一位有钢铁般坚强的意志的人。记得有个暑假，母亲提回来四十本书给我们作为暑假的课外读物，那时已经有地铁，但是她还是要换车，四十本书是非常沉重的，她双手倒着走走停停地回到家，她的愿望是让我们长进；我的儿子一岁时我带他冬天去北京，肮脏的空气和寒冷的天气把他给搞成肺炎，送进医院住院，母亲坚决要求陪住，为了让我儿子睡好觉，她整夜抱着他；小儿子不足半岁时，母亲探亲来就接手照顾老二，有一天她自己头晕，却让我把老二放在她的床上，催促我去上班。
后来她患了癌症，在北京做化疗，别的病友有私家车或者乘出租还连哭带嚎的，她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不要麻烦任何人，忍着呕吐和 难受，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我常想我的母亲是不是个铁人呐？为什么从来不抱怨命运、处境和世界？ 猜想她心里有盏明亮的生命之灯，使得她不容许自己懦弱和倒下。
直到母亲和我的孩子们相处，我才发现她是一个充满童心，喜爱探索，充满活力的人，她勇敢地和孩子们一起坐超长的过山车，我连看都不敢看；她对吃各国食品，去各地旅行也是充满兴趣；对各国的新闻懂不懂都喜欢看；对别的老人哀叹孤独，埋怨无聊她无法理解，她的生活充满活力，有读不完的书报；做不完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年岁使她慢慢腾腾，但是依然兴趣盎然。
直到我的孩子到了青春反叛期，我才意识到那还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美国长大的孩子们不要低头认罪，默默无语，而是变着法子说理，顶嘴，甚至质询。
记得给儿子开了银行账户，他们说要有自己的隐私权，不许我看明细账，我说：”谁付账单？如果是我付，当然我要看看为什么付，付什么。”
孩子们说：”你要尊重我的独立权。” 我回答：“拜托你加上经济两个字在前面，你有经济独立权才有砝码谈各种条件。”
孩子们说：你以为你是母亲就什么都需要听你的吗？你也不一定什么都对，都懂呀。 我说：”母亲也是人，很难完美，你们未成年时家长有许多责任和权利，有些是强制性的，你如果不喜欢我的部分，就告诉自己长大了不要做我，做你们自己。”
庆幸的是我的两个儿子都成长得不错，学业和事业都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成功的促使者。家庭，父母和社会的帮助和贡献也是不可否认，可以说我母亲造就了我，我的孩子们身上的优秀也和她相关。“母亲节”的到来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不要忘记自己辛勤和奉献的母亲，对母亲的感恩是随时的直到永远 ！
陈小春阅览室
原载微信公号“杨克思”，本号获许可转载
亲情系列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永远的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