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丨陈小春:磕磕碰碰闯美国
作者简介:
陈小春,1979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83年毕业,分到人民大学第一分校任教。1987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西洛杉矶太平洋大学,国际贸易硕士。先后就职于硅谷500强公司:惠普、斯科、希捷等。主要从事商业会计、财务分析、内部审计和内部调查工作。
本文作者陈小春。
1985年,看到身边的许多朋友赴美留学,我突然萌发了远渡重洋的激情。我学习渔民撒网捕鱼的手法,一口气向美国二十家大学提出申请。很快,陆续有四家大学发来了录取通知书,同意我在1986年夏季报到。
接下来的重点,是在国内的攻坚克难。
首先,我需要单位盖章出证明,才可以去公安局办理出国护照。要想盖上这个大红印章,得经过单位头头脑脑的层层批准,从系领导到校长办公室。于是,我充分发挥特别能战斗的“天生我才”,开始了一路的过关斩将。
那是一个政治学习日的下午,我特积极地争取到了朗读报纸的光荣任务,把平时大家轮流谦让的工作,一人担当下来。一番字正腔圆、激情满怀的朗朗读报声,赢得了系主任赞许的眼光。
政治学习结束后,口干舌燥的我趁热打铁,要求和系主任探讨一下个人前途。
系主任问:“怎么样,想好了递交入党申请书吗?”
我说:“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我决定把红旗插到美国去,请为我开张出国留学证明。”
主任愣了下神,终于明白我是认真的,立即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直截了当地否决了我的要求。
多次向主任软磨硬缠,都无法达到目的,我决定孤注一掷,直接找校长求情。校长是个开通的知识分子官员,他听了我的要求,说道:“我不反对,也不阻拦你出国。但是我必须看到系主任的放行证明,我才能放行。”
于是,我回到系主任那里:“校长已经同意放行啦,请您出证明,是尊重下属和顺应程序。”主任听后二话没说,黑着脸怒气十足地开了放行证明。
随后,经过在学校与公安机关之间来来往往的三个月奔波,我终于拿到因私出国留学护照。
这个时候,我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风,就是我的海外亲戚许诺的财政担保书。只要财政担保书按时寄到,美国签证顺利拿下,我就可以在1986年的夏季,进入美国留学。
我的生活,总在最关键的时刻应了一个成语:好事多磨。这个海外亲戚突然传来消息,他被公司裁员,无法为我担保了。其他亲戚呢,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美国梦,好像好没有启航,就要在沙滩上搁浅了。
我只好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又回到学校上班。我坚强而健康的大脑神经,足以无视系主任疑惑的目光,无视同事们好奇的探询。
柳暗花明,往往出现在不经意间。1986年夏末,朋友介绍一对美籍华人,要我帮助他们对接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生意。在我的鼎立协助下,他们取得了小小的成功。
为此,他们提出给我应有的一点酬劳。我说,如果可以,我情愿接受留学财务担保。
过了一个月,担保书寄到了。满纸英文顶天立地,我认识的字不多,更谈不上理解。以我对朋友的信任,我在10月初的节日后,来到美国大使馆签证处办理签证。
领号、排队,折腾两个小时后,我被叫到一号窗领事前。我恭恭敬敬地将所有的材料递交给领事,他是个留着小胡子、面无表情的白人。
他翻阅着我的材料,不过五分钟,就将所有的材料推出窗还给我,只说了一句:“你有经济问题,不批准。”
我糊涂了,搞不清为什么。走出签证厅,我在等候厅收拾我的材料,有个高个子的白人刚好走了进来。我突然听到一声:“快出去。”
我侧脸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国门警在对我吆喝。我正为没拿到签证一肚子火,此时更是火上加油。我厉声问:“为什么?”
他说:“你没看到外国友人进来吗?”
我说:“那又怎么样?你属狗吗,见外国人摇尾巴?”
他正要恼羞成怒。高个子外国人突然用中文对他说:“是你不对啦。”
一个星期后,我起大早又来到美国大使馆签证处撞运气。大约8点时,签证处工作人员陆续上班。突然,那个高个子白人出现了,他在行进中,冲着排队的我摇手打招呼。
排队的人吃惊地问我:“你认识他?他是副领事。”
那天,我被分配到他的窗口。他看到我,笑了起来,一边审阅我的文件,一边用中文问我:“你也想到美国?但是你有严重的财务问题。你看,你的担保人在文件上说,不为你出钱。”
我听得好糊涂,强词夺理地说:“我是个能干的人,不需他人的钱。”他听着,笑着,随手在我的申请盖了批准章。
老天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拿到了这个签证。
1987年3月,我途经香港,最终抵达美国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
在海关检查时,我被阻拦下来。原因是我的入关申报单上,填写携带了1万美元的“礼物”。
其实这是我自作聪明的一点小心思,以为万一飞机失事,我的家人就可以得到1万美元赔偿。在那个年月,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财产。
机场海关经过半小时的呼喊,终于找到一位会讲一点中文的工作人员,来为我翻译。经过一番解释,大家承认这是误会。那时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可以携带1万美金赴美。
接下来,海关检查员又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有没有带毒品。”
我回答:“有。”
这一下如临大敌,五个海关检查员围了上来,打开我的所有行李,让我指认。我从行李中翻出一包包感冒冲剂,递给他们。
翻译小姐急忙说,这又是个误会。因为用英文直译,中国人的药和美国人的毒品,是同一个单词。
那天,我在机场海关前前后后折腾了大约四个小时。等我走出机场,接我的朋友抱怨说,以为我是在下一班飞机呢。
这天是1987年3月14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初春天。我的美国生活,就从这个有着五花八门误会和故事的日子,正式开始了。
(文图获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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