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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丨老鬼:姐姐徐然想出《血色黄昏》这个书名

2017-12-26 老鬼 新三届

  

作者简介

老鬼其人


         马波,作家,笔名老鬼。1947年生于河北省阜平县。1968年冬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插队。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曾在文化艺术出版社任编辑,后调入法制日报社。1990年赴美国布朗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12月回国,为自由撰稿人。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等。


原题

姐姐徐然



        我有两个姐姐。小姐姐马豁然已经遇害多年。大姐姐马徐然仍然健在。


姐姐马徐然


        9月4日,80岁的姐姐随着她的女儿飞往了美国,从此将在美国定居,渡过余生。又一次深深感到了人生离别的悲凉,心里无限惆怅,也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再见到姐姐否,千头万绪,不知道说什么好。 


        姐跟我是同母异父,她的亲生父亲是晚年赫赫有名的张中行,但她浑然不知。因为我父亲马建民对她非常疼爱,比对自己亲儿子好得多。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她30岁时,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张中行。


        我从没感觉姐姐的血缘跟自己有什么不同。总觉得她跟哥哥一样,与自己有相同的父亲和相同的母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父亲对她比对我和哥哥都好,从没见过父亲呵斥怒骂过她。感觉几个孩子中她最受宠爱,在家里享有小公主般的待遇,凛然不可侵犯。小姐姐豁然虽然也很受宠,却因为老跟父亲顶嘴而总被打。我自小在农村长大,与父亲有深深的隔膜,上初三了还遭父亲抽耳光,很少尝到父爱。

1950年姐姐与育才同学合影。前排右一为伍绍祖,右二为老师李志平(后来的育才学校校长),最后排右一戴帽者为赵树理女儿赵广建


        我们家跟一般家庭不一样,父母都喜欢女孩,是重女轻男,女孩吃香。我和哥哥倍受冷遇。可是徐然姐却从不恃宠欺负我和哥哥。相反,总是替我们哥俩说好话。只要她在家,父亲的暴戾脾气就会收敛许多,对我不再说翻脸就翻脸。所以,我特愿意姐姐在家。好像她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能让父亲变和蔼,不那么粗暴。

 

两个姐姐徐然、豁然与我,大约1951年


        姐姐是个美女。当时我家住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小学同学周正华家也住这里。她父亲周昌球(韦明)是周总理的秘书,她曾公开向班里多位女同学感叹:马清波的姐姐特别特别漂亮!连连赞叹。都快60年了,周正华说话的神情,她的羡慕和感慨还清楚记得。

姐姐毕业于师大女附中


        所以,自中学起,追求姐姐的男同学就络绎不绝。据妈妈日记记载,姐姐上了师大女附中后,交了男友,比较注意穿衣打扮,妈妈知道后就给学校领导写信,说姐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要求学校对姐姐加强思想教育。


        这让姐姐非常伤心,高中没毕业,就参军到华北军区文工团跳舞。才去一年却面临裁员,要给刚归国的志愿军文工团大腕儿腾地方。经好友栗铁军的父亲栗再温向内蒙古领导王再天推荐,姐姐又转到内蒙古歌舞团做舞蹈演员,这大约是1956年。


1959年冬天与栗铁军(右1)


        1959年国庆10周年时,我12岁,姐姐22岁。记得某天我跟在姐姐身后,在西单的长安大戏院门前往东走,忘记去干什么。姐姐是舞蹈演员,要练功。她穿着肥大的蓝绸子灯笼裤,体型窈窕,走路娉婷多姿,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宛若仙女一般。迎面而来的男人纷纷扭回头注视她,连一些女的也回头观看。姐姐挺胸昂头,旁若无人,风度高雅。我非常自豪。姐真像众星中的月亮,美丽又娇媚。


姐姐在内蒙古歌舞团时


        姐姐在家享有很高的地位,父亲待她彬彬有礼,倍加呵护,能跟她说很多不跟我和哥哥说的话。但姐对常受父亲冷脸的我和哥哥却很尊重,从不挟宠盛气凌人。所以尽管父亲对她很偏爱,我对姐却没一点点嫉妒心。感觉她心地善良,经常替我们哥俩求情辩护。


        有她在家,父亲的脾气就柔和许多,眼神也慈祥了许多,从没有当她的面对我动粗。可惜姐姐长年在外。每逢姐姐回家我都特高兴,因为父母也都喜气洋洋,如同家里来了贵客,即便我淘气了,父母也能容忍。姐成了自己的保护神。


        印象最深的是她敢挺身而出率先为哥哥鸣冤叫屈。文革初期,母亲害怕抄家和停发工资,偷偷把1000元钱放进瓦罐埋在院子的某个角落。几年后母亲恢复了组织生活,境遇好些了,让哥哥把钱挖出来,却发现1000元钱不翼而飞。结果父母都怀疑是哥把这笔钱偷了,认为他品质恶劣,当即断绝了跟哥的来往,5年不跟他说一句话,哥生重病了也一点不管。慑于父母的权威,全家人谁也不敢替哥说话,包括我,唯恐得罪父母,尤其是父亲,都怕他怕得要命。


        唯有身在外地的徐然姐挺身而出,反驳父母对哥哥的指控——因为父母仅仅是怀疑,并没有哥哥偷钱的证据。当时家里,除了哥哥还有另外一个大姐,还有保姆,很难确定钱就一定是哥哥偷的。由于成见,父母一口咬定是哥偷了钱,谁替哥说话,父亲就跟谁翻脸。姐最先站出来为哥鸣不平后,立刻遭到父母的严厉指责,并与她疏远,很长一段时间不理她。可姐仍不屈服。


        又过了几年,父母最终还是接受了姐的意见,与哥哥恢复来往。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姐的善良和正直。她如果心肠不好,大可以不管这闲事。替父母深恶痛绝的哥哥说话,她个人捞不到任何好处,除了惹父母生气,失去父母的宠爱和许多利益。


        我那时年幼无知,且受革命教育很深,总觉得姐姐喜欢打扮是资产阶级思想,臭美,姐姐太漂亮了也容易引起人的低级欲念。所以,在家里从不主动跟姐来往。还觉得她受宠,我不受宠,对她热情有讨好巴结之嫌,她回家后,对她缺少热情,冷冷的,刻意保持距离。2010年以前,就从没有跟姐单独照个相。


1964年上高中时全家合影

 

        可姐却多次主动帮我。


       第一次,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41团抓捕后给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当时,父母还没解放,不敢管我的事。小姐豁然和大姐徐然看了我给父母的信后,非常同情,不断劝母亲找人,把我从反革命火坑里解救出来。后来老妈接受了她们的意见,开始为我找北京军区的魏巍求助,无果。


        姐又建议妈给王震写信。因为王曾是农垦部长,跟兵团有点关系,又是姐夫所在的铁道兵的司令,姐夫认识他儿子,感觉王震对文化人不错。老妈就给王震写信求助,却碰了个软钉子。后来,姐又提议找她同学周涛,请周涛老公的父亲北京军区副司令徐深吉帮忙。但我碰多个钉子碰伤了心,没让姐姐去找。


        最后,老妈给周总理写信才发挥了作用。可这封信又是徐然姐亲自送到国务院西北门的收发室,过去姐从没告诉过我。前两年姐无意中提到了这件事,我才知道是姐姐把这封决定命运的信递交上去的。在我一生中最患难的时刻,姐姐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老妈和老姐都有救命之恩啊!

 

        第二次,我因为坚持写自己的下乡经历,被父母发现,反对我写。说我写的东西肯定是大毒草,是控诉兵团解放军对知青的迫害,我没听他们的话,继续写。结果父亲将我的手稿偷走。发现稿子丢失后,我写信向父母索要,言辞有些过激,父母大怒,声明跟我一刀两断。结果我在大同过了两年有家不能回的日子。父亲还不许家里别人跟我接触。


        在那段非常孤独的日子里,只有身在贵州都匀的姐姐还跟我保持着一线书信联系。姐探亲回北京时,一有机会就劝说父母不要这样动不动就跟孩子断绝关系,让外人笑话。哥哥、姑姑在家里没地位,都不敢替我说话。只有姐敢这么劝说父母。那一段时间,姐姐成了我唯一的亲人。


        第三次,1979年又因为民主墙问题,老邓要抓魏京生的问题,与父亲政见不同。他组织全家人围攻批判我。导致我当众跟他顶撞,气得他大吼“滚蛋!”我立刻就滚了,不再进这个家门。差不多有3年,寒暑假我都住在北大32楼宿舍,姐夫介绍的文化部女翻译也吹了。


        家人里,仍然只有姐不跟我划清界限,继续跟我来往。趁父亲高兴时,姐还提醒他孩子有错可以批评,但就因为观点看法不同把孩子赶出家门,让外人难于理解,一般父母没这么干的,也影响他们自己的形象。


        第四次,我结婚时,经济非常拮据。姐姐又帮我说话,让妈妈资助了我一点钱。当时,父亲跟我一点不接触,母亲也来往极少。我有什么话想跟母亲说都是通过姐传达。姐姐成了我跟母亲的联络员。在姐的旁敲侧击下,老妈给了我200元结婚用。用老妈的话说,这是破天荒的,家里哪个孩子结婚她都没管。


        我明白,这是姐姐替我说话,从中润滑疏通的结果。结婚时,利利的母亲很重视,很当回事。可我父母都没出面,姐只好代表父母看望了利利的母亲,一块吃了顿饭。


        可惜,我没把姐姐帮我的事情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好多都忘记了。但这几件事已刻在脑海里,永远忘不了。


        所以,姐姐不但外貌俊美,心肠也特善良。她虽是父母宠儿,掌上明珠,对不受待见的哥哥和我却十分同情,绝不垄断和独霸父母的好感,她经常劝父母待我们哥俩好一点,不要总对外人讲弟弟的坏话,让家里多一点亲情,正常一点。为此还被父亲斥责“不明是非,思想糊涂,耳根子软,没有立场”。


        在政治观点上,姐姐一点不左,跟我很有共同语言。   

1986年4月姐姐与老妈和我合影


        但是,母亲1995年12月去世后,我跟姐姐却产生了严重分歧。老妈1989年秋和李叔叔结婚后,跟姐姐不像过去那么密切了。有什么事首先要跟李叔叔商量,而过去都是首先跟姐姐商量。这样姐姐就感觉到了母亲的疏远,对李叔叔产生反感,认为他取代了本来属于姐姐的在母亲那里的位置。而李叔叔对我不错。所以,在对李叔叔的看法上,我与姐姐完全不同。她认为李叔叔不好,我认为李叔叔好。


        接着,母亲的遗嘱说让把作品版权和10万元及一些遗物都捐给现代文学馆,我和李叔叔力主无条件执行。姐姐却认为不如把母亲的钱捐给北京市文联,设立个文学基金。一些遗物可给湘阴县,那里是母亲的老家会更重视。这样,为老妈遗嘱问题也跟姐姐产生了尖锐分歧。在李叔叔和姐姐的矛盾中,我完全站在了李叔叔一方,就差面对面争吵了。姐姐跟李叔叔断交,我也跟姐不再来往。毕竟对老妈的感情压倒了对姐姐的感情。


        以后,从1995年到2010年一晃15年,我跟姐姐完全断交。只是三叔去世时见过一面,也没顾上说话。但渐渐地心里越来越怀念姐姐,闲暇,常回忆起她的点滴往事,煞是怅然。


        在我们家里,父亲的官儿最大,一切都他说了算,一切要服从他的指挥。他对谁不好,大家也得对谁不好,必须跟他保持一致,否则就是内奸。可全家唯有姐姐敢跟他不一致。当父母跟哥哥断绝来往之时,她大胆为哥哥辩解;当父母把我赶出家门后,她又出面为我说情。这是姐姐最感人,最美好,最难忘的情义。一想起来,鼻子就有些发酸。患难识人心,我两次成了有家难回的丧家之犬时,长年无家可归,只有姐姐给了我一缕亲情的温暖。


        现在,父母早已不在,世上只剩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了。哥哥是毛粉,没有话说。姐姐对自己有恩却10多年不来往,实在说不过去呀!所以好几年前就萌发了跟姐姐恢复来往的念头。但我好面子,一直不敢主动跟姐姐联系。很怕姐姐让我碰鼻子灰。


        2010年11月在我的一个签名售书座谈会上,有位从洛阳跑来的粉丝董晓莉自豪地告我:所有我的、母亲的及姐姐的书她都看过了,对我家的事了如指掌。我忐忑不安地问她:姐姐写的文章里,是否提到过我?她说提到过,充满了对弟弟的手足之情。我问:真的呀?她说当然是真的。我说自从母亲去世后到现在,我跟姐姐有15年没来往了,就因为对母亲的遗嘱有不同意见,伤了姐的心。董晓莉热情劝我:“赶紧给你姐姐写封信吧,姐姐肯定会很高兴,绝对不会不理你的。”


        在小粉丝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给姐姐写了封信,倾吐了对姐姐的思念之情,承认在老妈去世后,自己悲痛过了头,变得头脑简单,智商和情商都非常低下,对姐姐态度粗暴冷酷,缺少理解和宽容。


        姐姐很快给我回了信,述说了母亲去世后她内心的苦闷和憋屈。我们姐弟两个终于破镜重圆。以后这个小粉丝还自告奋勇陪我去拜见了姐姐。我并特地跟姐姐单独合了个影。所以,要真诚感谢这位洛阳的董晓莉,帮我和姐姐恢复了来往。

 

 2011年春节和哥哥去姐姐家团圆


        缺少家庭亲情的人都很敏感,已经过去几十年,姐姐给我的点滴温暖还能记得一些:


        上小学时,姐姐曾随内蒙古歌舞团去蒙古国访问,回来后给我带来了一条蒙古国的红领巾,比我们中国的红领巾大,亚麻的。终于有个同学们没有的东西了,我特自豪,经常带着,在同学中臭显,过足了瘾。


        上初中时,大家都把军装看成最美的衣服,都渴望能穿上件军装。我也如此。三叔给的旧军装穿烂了也舍不得扔,当成宝贝。姐姐知道了,就让在哈军工学习的姐夫送我了一件崭新的军官上衣,四个兜,褐色塑料纽扣,每个纽扣上都刻着八一五角星。穿上后,真幸福呀!师大一附中同学里,能穿上军装的是少数,何况还这么崭新。


        1966年冬我串联到新疆。当时姐正在新疆玛纳斯农场当老师。见到我后,问我去看不看父亲的老友武光,当时的新疆自治区书记。我不想见大官,谢绝了姐的好意。平时父亲去见老战友,从不带我去。他的众多关系也绝不向我透露,可能是怕我利用他的关系。很多人也如此,有什么关系都要独自霸占和垄断,不轻易告别人。只有姐真诚为我好,主动要把父亲的老友介绍给我。


        大学毕业后,我去新影厂报到,人家不要我。是姐姐陪我去甘家口找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袁文殊,满脸堆笑请他帮忙斡旋。姐姐还给妈妈打电话,请她出面找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疏通。


        与草原上追求过的女友分手后,心情苦闷,萎靡不振,有一段常扑簌簌流泪。姐姐给我讲了杰克伦敦写的《墨西哥人》的故事,激励我向那个拳手学习,经得住打击,要坚强冷酷,女人瞧不起软蛋。


        在父亲不让文化部的那个女翻译跟我来往后,姐姐又把她认识的一个贵阳女孩偷偷介绍给我。这女孩在贵州省人大工作,我曾托她搜集贵阳的马棉征烈士的资料。她认认真真帮我找到一些,复印好寄给我。可惜两人没有缘分。


        我过去给姐姐写的信,前不久她都还给我了。最早有1975年还在兵团时的信。可以感到姐姐很珍惜与我的通信联系,统统保留着。在1978年12月3日一封给姐的信上我写道:信和钱都收到了。即使不寄钱,我也能从信中感受到姐姐的情义。在我们大家都很贫困的生活下,多10元和少10元有明显差别。谢谢姐姐牺牲自己给我寄钱。其实我什么也不需要。


        如果不看到这封信,我早都忘记了姐姐还给我寄过钱。


        有一阵,我常去姐姐翠微路的家,那是自己可以脱下盔甲,说说心里话,尝尝亲情的地方。姐姐从没因为我频频被父亲赶出家门,性情孤僻而嫌弃我。原来,在我眼里很受父母宠爱的姐姐心中也经常感觉这个家缺少亲情。她带着孩子千里迢迢从贵州回家探亲,父亲竟不让她在家里住,非让她到三叔家住。这事令她耿耿于怀。所以,姐姐跟我和哥哥才有共同语言。


        她调回北京后,常把家里的情况和母亲的情况告诉我,把我的一些情况告诉母亲,她成了我与母亲联系的桥梁、中转站、联络员,滑润剂。竭尽绵力,帮我改善润滑了与父母的关系。


        我的书稿《八年》在民间传阅,反映不错,但出版社害怕犯错误,都不敢出,让我碰了不少钉子,有时很悲观。姐姐就鼓励我不要泄气,她对我的书稿评价很高,认为有自己的特色,独树一帜,出版后一定会轰动。当工人出版社的编辑嫌《八年》这书名过于直白,要我换个书名时,是姐姐想出了《血色黄昏》这个名字,开创了现在各种以“血色”打头命名的先河。


        顺便说一句:姐姐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当过多年的语文老师。曾在《北国风》杂志做副编审,自己也出了好几本书。姐的文章非常漂亮,多次获奖,比我有文采。她的《红军留下的儿子》曾拍成电影。她采写的《两位将军的生死约》风靡全国。姐姐是个才女,自认由于软弱,无耐力和缺乏争强好胜的进取心,才没有太走红。她满足于平淡的生活,深爱着她的孩子。她只信奉有亲人,有朋友,有好房住,有好健康,有一些钱,足矣!


姐姐写的书


        跟姐姐恢复关系后,每年春节她都要请我和哥哥去她家聚会,带我们上比较好的饭馆吃一顿美味。在姐姐那里总能感受到父母遗存下来的血脉温暖。2014年春节,我还跟姐姐一起回了趟河北深泽老家。姐姐看望了她儿时的小女伴大翠,一位风浊残年的老妪。在老家吃了顿丰盛的年饭。已经白发苍苍的姐姐对二叔的孩子说:她没忘记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是二叔背着6岁的她逃难,躲避鬼子的追杀。


        谁知道,好景不长,姐姐的小女儿今年秋要移民美国。姐姐与小女儿住在一起,相依为命(姐夫中风,有些迟钝),只好也跟着一起远赴异国他乡。获知此消息后,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惘然若失。断交15年,恢复与姐来往后,与姐依旧保持着很远的距离。除了逢年过节聚聚,平时与姐不联系,不见面。都是姐姐偶尔给我打个电话聊聊。自己也从没请姐吃个饭,送姐个什么礼物,姐姐病了,也从没去医院看望看望。她生日是哪天也根本不知道,她的经历,交往,朋友,嗜好全都不甚了解。我和姐的关系远不及一般人家的姐弟那么交往密切。所以,才能一下子15年不来往。但这次姐要远赴浩瀚的太平洋那一侧,却真有些恋恋不舍。姐身上有老妈的骨血,挨着姐姐,好像能闻见老妈的气味。远离姐姐,这点老妈身上的气味将彻底消失。


        哎呀,刚与姐姐来往了6年多,又马上要天各一方,切身感受到了人生的悲凉和冷酷。毫无办法,生命中离别才是长久的,绝对的,而聚会却是短暂的,相对的。盛筵必散。


        今年的8月17日,姐姐请我和哥哥吃饭时,还特地给了我和哥哥各1000元的红包,让我用这点钱买些东西。我很激动,心脏怦怦跳了几下。啊,从小到大,父母没给过我一个红包。70岁时才从姐姐手里收到了人生第一个红包!暗暗感激姐姐……让我这辈子也尝到了收到红包的滋味。


        姐姐把老妈的茶几给我留下了,把老爸种过的紫罗兰花也留给了我,把她庭院里的石片桌椅让我拉走。姐姐还问我要不要她用了几十年的缝纫机和写字台,我从没用过缝纫机,却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姐姐的旧写字台,也找同学帮我拉回住处。这些物品放在家里,能散发出一些姐姐的气味,能寄托一些对姐姐的怀念之情。


        姐姐9月4日中午要走,她坚决不让我和哥哥去机场送行,几乎是恳求我,只好从命。3日下午,我和哥哥陪姐姐专程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看望了父亲和母亲。向父母三鞠躬,姐姐哽咽着对父亲和母亲说了几句最想说的话,并一起合影……



     在妈妈的盒子面前,姐姐啜泣道:妈妈呀,你在的时候,我们有困难找你,你还是帮助我们的,我们还有个依靠。大事小事都能和你说说,你眨眨眼睛就能出个主意,想个办法。有时候说话再难听,我们还是有妈妈的孩子,和没有大不一样。现在,我们却都成了孤儿…… 


        我鼻酸了,鼻头红了。脑里一直在想着最后与姐姐分别时说话的词儿。可惜脑子发木,想不出啥好词儿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停车场与姐分手时,只是噙泪拥抱,挥手告别,一句话没说。



        3日这一晚上,我彻夜未眠。


        悲莫悲兮生别离。姐姐去美国弗吉尼亚的Suffolk定居后,距离北京11,500公里。实在太遥远了。姐姐已经80岁,分别后,能否再见真不好说,也许就永远见不到了。姐姐带着爱犬梅枝儿,回国不方便。我也有两条黑背,舍不得托人照看,不大可能去。每逢想到此,心里就沉甸甸的,鼻酸欲泪。


        毫无办法,姐就是在北京,也同样聚少离多,盛筵必散,这是自然规律。我只能努力回忆姐姐过去的点点滴滴,给姐写下这篇小文章,算是给姐送了行。这篇文章将收进自己的短文集,永久留存于世。


        亲爱的姐姐对我的恩情,在我的下一本书里都有所记载。姐姐的身影永远存在心中。还有千言万语要说,就先写这点文字表示一下,宣泄一下吧。


        真诚希望亲爱的姐姐健康长寿。


2017.5.30 端午节写于昌平献陵村

2017.9.5晨修改完毕


马徐然简历

  

        马徐然,女,笔名徐然,作家,副编审。祖籍河北省深泽县,1936年11月8日出生,父亲马健民,母亲杨沫。



        1936年底在白色恐怖下的北平,她出生在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家庭。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母亲带着吃奶的她离开即将陷落的北平前往上海投奔妹妹白杨。


        在上海即将陷落前夕,母亲毅然带她北上,追随已赴冀中抗日前线的父亲。途中经历了日本飞机对南京的大轰炸,母女俩死里逃生,混在如潮涌般的溃兵和难民中,历尽艰险,于1937年12月辗转抵达冀中。


        母亲将刚满周岁的她托付给在农村的祖父母抚养,自己奔赴抗日战场。从此她多年不知父母的音信,直到1944年春,母亲才将她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


        1945年10月,母亲带着她和妹妹化妆穿越北平,奔赴平西抗日根据地,准备与父亲等我党干部一起参与接收北平的工作。因国民党已抢先接收了北平,根据组织决定,她又随父母返回了张家口。


        内战爆发后,在张家口危急的情况下,她于1946年9月20日随晋察冀边区妇联保育院撤离张家口,辗转行军数月后,抵达父母工作的《晋察冀日报》驻地河北省阜平县麻棚村。1946年12月12日,到阜平县城南庄干部子弟小学学习;1947年到阜平县槐树庄新成立的晋察冀边区光明小学上学。


        1948年夏,随光明小学转移到河北省井陉县孙庄参加三校合并,成为华北育才小学的学生。在战火中参加了学校的多次长途行军转移,直到1949年夏随校进入北平,成为北京育才小学的学生。1951年小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


        1954年参军,成为华北军区文工团(今战友文工团)的舞蹈演员,1956年成为内蒙古歌舞团演员。1961年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学习,1962年转入新疆大学中文系。1965年被分配到新疆玛纳斯某国营农场任中学教员。


        1970年随当时为铁道兵干部的爱人纪时炎到位于贵州都匀的电子部083基地工作。1980年调回北京,先后在北京市文联的《北国风》《北京艺术》等期刊编辑部任编辑。


        从20世纪80 年代初开始创作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其中报告文学《红军留下的儿子》《爱魂》曾获“建国35周年征文”报告文学一等奖、北京文学奖,《红军留下的儿子》还曾改编为同名电影;《三个被判死缓的女囚》《圆内的点线》《情是何物》《两位将军的生死约》等作品曾获多种文学奖项。


        1995年退休后,继续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与母亲合作的《青蓝园——杨沫母女共写家事和女性世界》(1994年)《爱也温柔,爱也冷酷——<青春之歌>背后的杨沫》(2000年)等著作。2005年出版了徐然中短篇作品集《深雪》。


老鬼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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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鬼其人与《血色黄昏》

老鬼:姜傻子一定要在草原咽气


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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