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丨许景禹：我要回母校向校长和老师当面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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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景禹，人民大学财贸系贸易经济专业1964级，1970年离校后回到吉林，曾任县物价局长，省物价局研究中心主任，省外办国际合作部主任。1988年去苏联搞国际经贸合作。
原题：
回忆在人大的“文革”历史
一、紧跟形势，宁左勿右
我是1964年以高于北大清华的录取分数，从吉林省考入人民大学的。
建国后，反右倾，抓右派，反击右倾翻案风……始终都是左比右好。
当时中国在国际上反帝反修，国内是学大寨、雷锋、王杰……
在高中时亲眼看到被下放到母校的一些大学右派教工的艰难，到人大后又看到了全国著名大右派吴景超、葛佩琦等被打压，女学生林希翎还在监狱服刑的处境……更深受触动。所以立志要当个左派。
“文革”开始时，人大是围绕以保还是反校长郭影秋和校系领导而分成的两派。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和后来的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等“五大领袖”“造反派”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我也要当造反派。
在办公楼和大松树下的全班合影。后排左4作者，二排左2孙晓兰，前排右1辅导员陆建章，左2冯生雨
特别是中央文革的江青戚本禹都公开说，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三个副校长。而“新人大公社”是保郭和校系领导的，已经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皇派。陈永贵也来人民大学题字支持“三红”。所以我选择加入了“人大三红”。
我在“三红”是人所共知的铁杆造反派。左到啥程度? 甚至认为总部的二把手、比较温和稳重的刘庆库（现名刘梦溪）总是右倾，几次都想策动要用我们系的董东庆取代他。
左是害人的。极左，更只会给人民造成危害。
二、相信阶级斗争，阶级立场分明
那时专讲阶级，竟有十几次“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是最大的政治。
我本来最敬仰“三朝元老““中共四老”的人大首任校长吴玉章，还参加了他的告别追悼会。当知道吴老反对打倒刘少奇和郭影秋等，竟开始对吴老的“保守”反感，甚至还攻击其秘书王宗伯是个“大扒手”。
在“三红”一派的领导干部、校党委宣传部长朱真被“新人大”抓走后，我曾省下自己的饭票， 给他的大女儿朱青鸟（现在美国定居）多次从食堂买最好的饭吃；后来朱真受刑招供“叛变”，我马上就与他们划清了界限。
许慧尔老师在学校大松树前被“三红”的人围殴抓走时，大声呼叫，他身强体壮，几个人都按不住，正巧我路过那，只因为他是对立一面的，就没让放了他，结果后来被打死了。
现在看来，把两派的斗争搞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群众斗群众，是绝对错误的。今后可千万决不能再乱搞阶级斗争和什么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了。
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那时最时髦的毛主席语录。
我和人大红卫兵的组建者刘平凡两人曾经用刀割破中指写下血书表决心要誓死忠于革命。
我在任三红总部宣传部负责人兼台长时，吃住在“东方红广播台”。白天工作一天，深夜还要到“人大三红总部”参加核心组会议，研究作战部署和宣传重点，常年的日夜连续作战，直到最终累病。
在两派斗争激烈时，我在东风1楼住处写了一副对联激励自己和人大三红战士：生当忧患原应尔，死得成仁未足悲。我虽然没参加武斗队，不能亲自上阵，但平时我总是身先士卒，冒着被抓的危险，手持长矛在人大校门口把守、宣传；起早亲自到城里贴大字报，到闹市卖“人大三红”报、发传单。
我曾和值班的女播音员李艳琴一起，手持扎枪，守卫广播台防止对手来攻打抢占。
“三红”每天派一人到林园楼顶上，和对手用大弹弓互射砖石。有一次，被击中的人几乎从5层楼高的人字房顶上滚下来，差点“英勇牺牲”。
作者接待到北京的初中老师桑树林一起在天安门合影
江青说“人大三红”保大特务孙泱时，我敢冒险当面顶撞她说：“三红”是造反的、没保。
为了能揪出大人物，使“三红”更有影响，在没有任何材料时，“人大三红”冒险支持贴最有权势最红的康生的大字报。
顺便指出：当年人大确实是“比北大清华校小神灵大，教工学生人少精英多”。例如“三红”的大字报全北京第一；“三红”广播台的大广播喇叭功能全市第一。我还曾为此自豪过。
实际上，在人民大学周围方圆十几里的居民，都被大广播喇叭昼夜不停地打派仗，严重干扰了睡眠和休息。
现在看来，这是何等的冲动、幼稚、甚至愚蠢啊。
四、做了很多应该反思、检讨的事
1、在不同观点辩论时，动手打了同班女同学孙晓兰，把她的衣服（那时候是很宝贵的）撕毁，致其痛哭。在本派同学毒打本班同学冯生雨时，虽因个人关系较好，没亲自动手，但也没有制止对他的伤害。
2、批斗会时，我用脚狠踹当时和自己观点不同的系副主任、后来的人大校长黄达，辅导员李金轩老师等10多人。
3、我参与了两派互相搞揪阶级敌人的竞赛，结果是新闻系教授蒋荫恩在被“三红”关押在南一楼15号，上吊自尽；法律系教授何思敬被新人大关押在北二楼，打成脑出血，死在积水潭医院（后来周总理批示查处）。
“人大三红”东方红广播台在办公楼顶全体合影。后排左1作者，左2林育全老师，右3奚广庆老师，前右3女编辑老师，右2播音员李艳琴
4、大力宣传被“新人大”抓去遭到残酷毒打也宁死不屈的“三红”战士谭立清的事迹，给“三红”树立学习榜样，把不同意见者当成了敌我矛盾。
5、双方大喇叭激烈对骂紧张气氛加剧升温。我甚至绕过编辑不用播音员，直播“可怜的哀鸣”和对手互相攻击。
6、极力宣传反动老保挑动武斗，深夜播红色暴力音乐“造反有理”“不怕牺牲”……
1968年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是夺取占领红楼。5月11日，“三红”突袭能制造武斗器械的校办工厂，语文系王锡中同学惨死；总部二把手刘庆库给广播台亲自写的评论稿；广播台仍然鼓励武斗。
5月22日的武斗升级，造成5名人大校友死亡。计统系陈荣组农经系廖金妹（和我个人关系较好）杨大志当场被刺死。经济系沈士根（校舞蹈队成员，我是郭沫若女儿郭平英任指挥的校乐队的）被长矛刺入大脑致瘫痪后痛苦地死亡。
1987年才获得补发的毕业证书
5月23日“新人大”开追悼会，对王锡中的父亲代表家属的发言，我竟表示强烈不满。现在看来，当时实在是“革命”冲昏了头脑，完全缺乏同情心甚至已没了人性。
这次纪念80周年校庆，我要自费回母校向黄达校长和李金轩老师当面道歉。要向在文革中被我伤害的校工师生诚恳的说一声对不起！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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