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丨张宝林：清明节写给妈妈的信

Original 2018-04-04 张宝林 新三届

作者简介

张宝林，1947年出生，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作家、书法家。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年），文学硕士。历任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法人代表。

亲爱的妈妈：

明天是戊戌年的清明节，我有一肚子话要对您说。您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我一直想给您写封信。几次提笔要写，都放下了，您在我心中的地位太高，我怕写不好，亵渎了您的在天之灵。

今天，我终于战胜了自己的畏葸，在这个祭祀先人的日子写完了这封信。现在，我就慢慢地念给您听。

如果给您填写一份履历，应该很简单：姓名：田秀领，生卒年：1915 -1991年。职业：无，党派：无，学历：无，职务：无，职称：但是，您这位五无妈妈，却是我心目中汇天地灵气、萃万物精华的世间最伟大的母亲。

母亲

您记得吗？文革中乱哄哄的时候，我从人民大学回沪探亲，曾用了几天时间向您讨教家族渊源，和我们小时候的故事，还用一个小本记了下来。可是，这个小本子后来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很懊恼，也很纳闷，是老天爷不让我写吧，或者是还不到写的时候？好记忆不如烂笔头，您说的那些事，如今脑子里只剩下一些梗概，许多生动的细节都模糊了。

您和爸爸的成分都很高，都是地主出身。爷爷还是工商地主，在北京、天津都有买卖，可是他抗战中期就去世了，家境也慢慢败落。爸爸早就离开家庭，到天津学生意。您自打结婚，就跟爸爸到天津生活，姐姐就是天津出生的。爸爸和您根本没当过少爷、少奶奶。您的老家，是河北容城县小王营村，爸爸是邻县安新张庄人。安新，就是如今名满天下的“雄安新区”里的那个“安”字所在地。

冀中一带解放得早，爷爷和姥爷家的房子和地，在土改时都被分了，你们早就是地地道道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46年底，天津百业萧条，您随爸爸回了老家，那两年，又有了我和弟弟。但爸爸不会做农活，所以又去了天津和上海。您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搬回娘家，找了间空房住，一直到后来离开老家，到北京生活。

您和爸爸家，原本都是大家族，孩子多。爸爸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几个叔伯弟兄记不清了，但至少还有六个叔伯姐妹。您是姐弟六个，妹妹是一奶同胞，四个弟弟同父异母。姥爷姥姥小时候见过，都是很和善的人。家里还有一张姥爷的照片，身着棉服，脸上有稀疏的胡须，温煦的笑容。

姨妈田秀棉，和您最亲，见面也最多，她还到上海和您住过几个月。现在，六姐弟只剩一个最小的弟弟，老舅田有祥，今年也80岁了。

我们在老家最后住的村子叫午坊，一个小院。别的印象全暗淡了，只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您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到院子里给月亮老磕头，磕完头，我和姐姐都起来了，要回屋里吃您自制的月饼，可弟弟趴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原来睡着了。

记不清是1951年还是1952年夏天，您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起五更坐牛车到固城火车站，然后换乘火车到北京。是您的一个亲戚赶车。牛车在土路上慢慢腾腾地走着，四周黑乎乎的，没有一点动静，挺吓人的。我和弟弟年纪小，困得不行，只管睡觉。从固城怎么到的北京，已经毫无印象。

那是一次伟大的出走。

我常常想，如果您不带我们走出午坊，后来我们一家也许会有人死于那场大饥荒，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当一辈子农民。您那时三十五六岁，一个家庭妇女，还是“解放足”，怎么就敢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远离家乡，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还是刚刚建都的大城市讨生活？您不知道，面前是一座座大山，是一条条的深壑吗？娜拉的出走，只是解放了自己，而您的出走，却是为了我们三个孩子，为了我们这个家。我永远感念您。您的远见卓识，烛照了我们懵懂的心路，您的两只解放了的小脚，为我们踩出了一片广阔的前程。

到了北京，我们住在您的三叔、我们的三姥爷租的辟才胡同53号西北角的一间小屋里。这角屋小得不能再小，靠南头的墙，六姑的女儿茯苓表姐用6块钱，帮忙买的一副铺板，架在几条长凳上，占了大半间屋，全家人都挤在这张铺上睡觉。您最不愿意叨扰别人，所以滴水之恩，总想着涌泉相报。过年过节，您就买些肉、蛋给人家送去。这间小屋，除了床铺，放不下什么家具，床头有个桌子，一条板凳。铺板里头是几床被褥，几个装四季衣服的蓝布包袱。外面拉了帘子遮住。

我们这个三姥爷，土改后被扫地出门，混得很惨，在北京西单商场当更夫。手里拿着一副梆子，据说夜里还得使劲敲。他看着身体还不错。但好喝酒，喝完就睡。挣的一点钱，都买酒喝了。我还记得，他到我们家来，总是一身酒气。夏天穿褂子，从不系扣，露出酒红色的胸膛。1955 或者1956年夏天，他死于酗酒。

这间小屋挤四口人，已经满满当当，不久又增加了一口，南口叔叔送来的奶奶。本来奶奶是跟叔叔过的，但婆媳关系不好，我们搬来北京，叔叔就把奶奶送来了。

这凭这一点，邻居们都说您这个“田大姑”仁义。叔叔两口子，那时就一个独生女，叔叔开个小绸布店，是爷爷当年留下来的，生活应该还算滋润。这边一个妇道人家，丈夫不在身边，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还要管一个婆婆。但是，您和奶奶却处得很好，从来不闹矛盾。

母亲和父亲

那时，全家生活，主要靠爸爸每月从上海寄来的一笔钱维持。究竟是多少钱，我和姐姐拼命回忆，也记不起来了。姐姐记得，是用保价信封寄的，爸爸的毛笔字，正楷，竖写，肯定有个大写的“陆”字，拾陆？廿陆，卅陆？不可能再多了，因为爸爸的工资，到我们搬到上海，也不过58.8元。这点钱，养活五口人，实在太紧巴了。您就从东屋一对老夫妇那里匀来一点装“起子”的活儿。“起子”，就是小苏打，发面用。纸质的小袋，50个一包，一包3分钱。您的心灵手巧是出了名的，装得极快，奶奶也帮助装，每月可增加一点收入。

但是这个活儿，数量有限，本来就是抢生意，怎么还好意思多抢？好在那对老夫妇，人很好，看我们老老小小一大家子不容易，也最大限度地照顾我们。我们管叫老头叫六爷，老太太叫六奶奶。您跟我们说过，六爷原本很有钱，解放后估计财产被没收了。我亲口听六爷说过一句话：以前，咱是讲讲究究，现在得将将就就。人得知足，过得去，就得了。

您没上过学，不识字。但到了北京，就参加了扫盲班，还是班里的积极分子。每天除了做家务，包“起子”，做针线活，就是看课本，学写字。本来，爸爸的信，都是姐姐念，没过多久，您就能自己看了。前几天，我和原来楼上的邻居毛宝华妹妹通话，她告诉我一件趣事。她的同学早年来家里玩，见过您，曾私下问她，楼下的“老妈妈”哪个大学毕业的？样样晓得。宝华说，老妈妈没读过书，人家说什么也不信。您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强的之一，如果不说是最强的话。小时候的事，两个家庭的根根脉脉、恩恩怨怨的故事，说起来条分缕析，一清二楚，既有原则也有分寸。可惜那些记忆随着我小本子的丢失，都化为逝水了。

您在儿女们心中威信极高。您的善良、慈爱、勤谨、谦抑、大度、忍让，是维系这个家庭的道德标尺。我们从您身上学到的东西，至今还受益无穷。三年困难时期，正在我们长身体的时候。由于粮食定量，吃饭都是“划粥而食”。每次，你都等我们吃完才动筷子。我们年幼不懂事，常常把你的那块，从边上多划拉点到自己碗里，剩给您的，就变成六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爸爸喜欢喝点小酒，您总是烧点好点的小菜，等着他晚上回来吃。

在邻里间，您也有极好的口碑。为人处世，处处替人着想。弟弟有个同事，离婚后，孩子没人带，您让他把孩子领来，帮他带，不收一分钱。碰到难事，您会审时度势，想出最佳解决方案。而且心细如发，拿捏得十分妥帖。有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年春节，老舅让您代管的一包零钱不见了，那钱是他在庙会上辛辛苦苦卖风筝，一分一分挣来的，包在一个布包里，到底是多少钱，我记不得了。但那时一根油条3分钱，一个烧饼两分钱。哪怕是三块五块，也不是小数。

您知道是谁拿的，老舅把钱交给您的时候，只有老家来的一个远房亲戚，是个女的，刚好推门进屋撞见。您放好钱，出去了一会儿，回来钱就不见了。不是她是谁？但是，抓贼抓赃，毕竟没有亲眼看见。当面质问，她死不认账，怎么办？再说，一个女人被查出是小偷，她要是想不开寻了短呢？

这么挠头的事，您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您不动声色，以免打草惊蛇；又当机立断，用几句话，把她稳住，不让她离开院子。然后趁她上厕所的时候，跟了进去。这人可能也是初犯，鼓鼓囊囊的一包零票放在身上，心里也发毛。总之，她一下就承认了。这个事，您只悄悄地告诉了老舅，还让他别说出去。我们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果断干脆，雷厉风行，在去上海和爸爸团聚这件事上，又一次得到体现。

两地分居，有诸多不便。1957年夏天，你和爸爸商量，全家迁往上海。我在回忆奶奶的文章中写过这个过程：

“我至今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从北京到上海，大约3000里路，那时候可没有高速列车，有也坐不起。坐普通火车要两天两夜，在浦口还要换轮渡。爸爸是小职员，准备五个人的路费要一大笔钱。妈妈这边，一个婆婆，是小脚老太太，三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10岁，最大的不到16，自己又是个家庭妇女，最多从天津到老家，或从老家到北京，从没出过远门，居然说搬家就搬家，而且是从北京搬到上海。爸爸办事比较谨慎，妈妈果敢决绝，干脆利落。我想，这件事八成是妈妈最后拍板。”

我与父母

在上海，生活费用高，六口人靠爸爸每月不到六十块的工资，还是紧紧巴巴。我印象最深的是您的那个纸质大钱包，我在《爸爸》那篇文章里写过——

“妈妈用画报纸做了一个大钱包，打开来，两尺多长，可以叠三四折，上面有两排小口袋，像小时候单位传达室墙上挂的信袋。爸爸在每个小口袋上用漂亮的颜体写上米面油盐菜肉糖烟酒茶等字样。每次发了工资，妈妈就把那几十块钱分成许多份，然后分别装在一个个小袋里，当然，米面袋里装的钱最多，而肉糖袋里也就是几毛钱，有的袋甚至几个月才派上一次用场。不用说，用恩格尔指数来衡量，这绝对是一个贫困型的家庭。我清楚地记得，每个月的花销是严格按预定方案执行的，而且泾渭分明，买油的钱决不能买醋。我那时就觉得，妈妈是全国最小的也是最棒的计委主任，而爸爸是全国最穷的也是最伟大的财政部长。”

为了增加收入，您经常给邻居们做衣服。那时上海人时兴穿中式棉衣，立领，里面絮棉花、丝绵，或骆驼毛。外面的罩衫一般是用棉布或的确良，您会帮助他们设计，什么颜色，什么料子。您的女红一流，声名远播，两件套的活儿不断。您还有个绝技，不用量尺寸，只是目估一下，最多用手比划比划，就记在心里了。做完一穿，又合身，又好看。我们三个孩子，每年过年，也有新衣服穿。小时候在北京，我们穿缅裆裤，很难看。到上海后，同学们没有穿这种裤子的，我就让您做西裤。西裤和缅裆裤，做法完全不同，而且西裤一般得用缝纫机做。家里没有缝纫机。西裤也从来没做过，您就拿爸爸的一条旧裤子当样板，居然无师自通，做出来的针脚，和缝纫机车出来的一样。

虽然家里生活困难，每人没几件衣服，但出门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妈妈皮肤白净细腻，家里没像样的化妆品，但总是有一小瓶桂花油，一小盒雪花膏。出门头发还是要抹一抹，梳一梳。我还记得，您有时会用棉线，绞脸上的汗毛，两只手那么一松一紧，就把汗毛绞下来了，脸显得更光洁。不知您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家里人穿衣都不能皱皱巴巴。可是那时，家里没有熨斗，您就用一种土办法。每次把衣襟翻开，嘴里含一口水，上下头一摇，“噗噗”几下，就把细细的水雾均匀地喷在衣服上了。然后捋平叠好，放在枕头底下，或坐在屁股底下压一会儿，穿的时候就很挺刮了。

为了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您也是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您给邻居带过小孩，给厂子里拆过纱头。您是北方人，面食做得好，特别是包饺子，特别好吃。为了省钱，您常包素馅饺子，韭菜、鸡蛋、豆腐干，因为常做，竟然做出了特色，比肉馅还受欢迎。楼上邻居毛宝华，喜欢吃饺子。最近通微信，她说了您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的一件事，就是卖饺子。宝华说，是她撺掇您卖的。您要面子，说那可不行。宝华说，你包，我帮你卖。有一段时间，宝华到外头找买主，5毛钱一份，一份10个，卖得很好，一次也能赚两三块钱。

您的体质本来就不好，一家五口，家务繁多，还得想办法赚外快，时间长了，积劳成疾，时常头晕，后来知道是血压高。有时候晕得厉害，就躺一会儿，觉得好些，起来接着干活。有一次，您上厕所，说大便是黑的，原来又得了胃溃疡。可是，不到万不得已，您总是不肯到医院看病，怕花钱，怕耽误做针线活，怕住院照顾不了家人。我上大学以后，每次接到家里来信，都怕听到坏消息，好在几乎没有坏消息，我以为您的身体逐渐好了。其实不是，每次都是恢复之后，你才让爸爸告诉我。那几年，您住过好几次院。

文革开始后，我在北京的两个姑姑，五姑和六姑，因为出身地主，都被轰回老家去了。我担心您，写信问，总说没事。有一次回家探亲，发现您每天很早就出门，半天才回来。我问您，干什么去了，您顾左右而言他。我很好奇，有一天，我跟着您出门，发现您先到街道领大扫把和簸箕，然后就到指定地点扫街，一扫就是一两个小时。我很愤怒，不就是地主出身吗？为什么要当四类分子对待！我要到街道去找领导，您拉住我，连说别去别去，扫扫地，也挺好，权当锻炼身体。

原来，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您就被揪出来了。这个弄堂里有好几个所谓的“黑五类”，岁数有的比您还大，每天都要扫地、集中学习。我问您，他们斗你们吗？你说没挨过斗。我不知道真假，但您是见过土改大世面的人，所以，您不害怕是真的。我从没见您愁眉苦脸的样子，您永远是那么沉着达观，神态自若。扫起地来，左一下，右一下，很有韵律感。您说过，我是真把扫街当做操，没觉得丢人。听说，因为身体不好，您扫的时间并不长，后来就不去了。

扫街让您习惯了外出活动，以后就改成每天和老姊妹去做“八段锦”，锻炼身体。除了下大雨，从不间断。您就是这样的人，做事有规律，做什么事一定要做好。

有一次，您很严肃地跟我说，我和你爸信耶稣了。我知道你不信，但我们信了，你就别说耶稣不好。那是一次很认真的谈话。您脸上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种异样的安宁和虔敬。我说，妈，信不信教，是个人的选择，别人不应该干涉。我虽不信教，但对每种宗教都是心怀敬意的，您放心，我是不会说耶稣的坏话的。听说，你们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和教友们一起听牧师布道，互相交流见证基督显灵的故事，平时，也在家里静静地读圣经。

我常年不在你们身边，我非常希望你们有个心灵的陪伴。现在有了，我打心眼里高兴。你们信教，对晚年的生活应该大有益处。您走得早，爸爸又在东北、北京生活了12年。你们伉俪情深，没有宗教的抚慰，爸爸晚年不会这么平静。

1990年年初，我收到弟弟的信，告诉我妈妈检查身体，发现肺部有阴影，怀疑是肿瘤，已经住院。我回到上海，立即赶往医院。医生说，确诊肺癌晚期。这病开始瞒着您，但您岂是瞒得住的人。您说，该怎么治怎么治，但不开刀，不化疗，不放疗。这一年，我回去四次。眼见您的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

我们姐弟三人

第二次回家，姐姐也回来了。您把我们姐弟三人叫到一起，说，这个病看来是治不好了。然后平静地交代后事：我走后，不留骨灰，撒到黄浦江去。我们大吃一惊。我们问，为什么啊？我们将来想来看看你，到哪儿看哪！“我想过了，就这么办！”您的回答斩钉截铁。您的理由是：周总理那么伟大的人，都把骨灰撒到大海了，我学他。也不用真的撒到大海，撒到黄浦江也一样，也会流到海里去。人死如灯灭，不要给后人添麻烦。你们三个人东一个，西一个，工作又忙，扫墓也是个负担。再说，到第三代第四代就更顾不上了。

在您在生命历程中，以前做出过几次重大决定，每次都让我们心存感激。但这次的决定，却让我们无比震撼。我们深深体味您的决定，觉得自己的精神也得到了升华。海葬！不留骨灰，不要坟墓，彻底融入大自然，这是您所有决定中最伟大的一次。您的开明、豁达、通透、睿智，您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超越了多少高官富贾、大腕明星！我们为您骄傲、自豪！

您的病情发展很快，开始，是剧烈咳嗽，胸闷，很快发现有胸水。抽了胸水，好一阵，但很快又渗出来。您认为，做各种治疗已毫无意义。您选择了放弃。我们只能把您接回家。

最后的日子，您太痛苦了。不能躺着睡觉，只能佝偻着坐在床上，后面垫着被子枕头。我买了一个沙滩椅，放在您的面前，您就那么趴着，有时捶自己的大腿，说那里有魔鬼，恨不得一把揪出来，掐死它。我知道，那是癌细胞在肆虐。我们也十分痛苦，眼看着病魔正在一寸寸地吞噬妈妈的机体，我们却无能为力。

在经过一年的抗争之后，您走了。我赶回上海时，您还停在家里，四周围着冰块。奇怪的是，您的面色红润、仪态安详，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完全不像已经卧床一年的病人，和我离开时的瘦消憔悴更是判若两人。弟弟告诉我，停止呼吸后，您的面容就舒展开来，似乎还露出微笑，您躺在那里，像睡熟了一样。我从未见过这么丰满的遗容，也许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奇迹。

我们在龙华殡仪馆举行了告别仪式。姐姐、弟弟和我，三家人，加上其他亲友，还有邻居，教友们参加了告别。我们按照您的遗愿，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把您的骨灰，伴着红玫瑰花瓣，撒到了吴淞口。十二年后，我们又把父亲的骨灰撒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相信，您和爸爸已和蓝天碧海融为一体，时时刻刻在关注着我们，为我们消灾祈福。

今天，可以告慰您的是，这二十多年，我们姐弟三人一切都好。姐姐、姐夫去了威海，买了房子，和二儿子周晨住得很近。大儿子周欣，是您一手带大的，他现在北京，哥俩工作都不错。弟弟宝昇今年虚岁七十，早已退休。他的儿子小豫，前几年去了澳大利亚，现在已拿到绿卡。小豫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您当祖奶奶啦。我2008年退休后，一直返聘做公益。您最心疼也是最担心的孙女、我的小春，今年也已40岁，她虽然智力有点障碍，但自己非常努力，生活自理能力很强，还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她还是影视迷，好在她妈妈是做电视剧的，时常带她看电影、歌剧，话剧，让她认识了许多明星，她还成了王姬的干女儿。我说这一切，就是要告诉您，我们会像您一样，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让他们把咱们的好家风世世代代传下去！亲爱的妈妈，您就放心地和爸爸好好享受天堂的生活吧。

您的儿子宝林

（完稿于2018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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