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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张宝林:袁水拍的两封信

2017-08-05 张宝林 新三届

作者简介

       

        张宝林,1947年出生,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作家、书法家。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年),文学硕士。历任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法人代表。


        作者注:最近,整理岳父岳母的信件,发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我会选择一批,做些整理、考证工作,也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评论。从这些通信中,或可窥见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化的复杂背景,以及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化人的种种行状。(2011年7月)



 

【 旧笺新读】之一 

袁水拍的两封信

   

袁水拍

(1916-1982)


袁水拍1982年7月18日致高集高汾信

 

高汾同志


        我不久前约张宗汲同志,去他家录音。原定的是下午,后改了上午,却未及告宗汲。至则告以你也被他约了上午。真是不巧。他还说了,你报已迁移,地址未记下,就寄到人民日报宿舍——这地址是去年你们写信告我的。承你们为云珍去世写了吊唁信。谢谢!


        我的问题仍无下文,乏善足陈。怀雨在钢院当讲师,刚健算是研究生。平时老大夫妇回来住,老二夫妇则周末回来。


        你们必很忙,唯集兄在社址东移条件下,办公方便多了。丁一岚同志见赠追悼邓拓同志的铅印册。我对报社固留下难忘之记忆也。


祗颂俪祺

                       

        水拍  

        五、廿八


(此信因错写地址,被退回。最近去问了张宗汲,才知道号码被我记错了。) 

 

高集高汾同志


        日前集兄来病房,甚感!


        纪念杨刚大姐同志的大作,已在妇刊读到。写得很好。使我知道了更多过去不清楚的事。


        近读到夏衍同志纪念金山文,其中似有人易犯错误之句。我最近的气喘,较入院时加重,与数月前趋府上“采访”大姐事迹并蒙赐饭时,已大不相同。想到下降势头不小,便希望高汾在方便时,为我向夏公代致歉意。“文革”前,即所谓“旧文化部”“整风”时,我在中宣部文艺处。“整风”中,我虽不分工在“旧文化部”的有关运动中,但曾与夏公接触。有什么具体的“左”的错误?非短信所能备述。总之,有。应该补向过去领导提携后辈的夏公道歉。这是一。还有,报载《上海屋檐下》重新演出。忆及五十年代,北京演出时,我也受“左”的支配,在整个地对它作浅薄的赏析时,也谬加挑剔,十分幼稚。我的错误自然不光这么一点点。只是想到,就想向他致意。在一个时期内,无法见到他。叨在老友,也许可能帮我把忏悔的心情转达,则非常感谢了。从悼金文看,夏公不见得在乎这点,甚至还要批评我,那也是应该接受的。


匆此祝好

    

        袁水拍 

        八二、七、十八


    注:“妇刊”,指中国妇女杂志。高集回忆杨刚文章刊登在这本杂志上。



 

        袁水拍,作家、文艺评论家、诗人,江苏吴县人。中共党员。肄业于沪江大学。1937年在香港参加文艺界抗敌协会,任候补理事、会刊编辑。抗战后期,任新民报、大公报编辑。解放后,任职人民日报,后到中宣部工作。中国文联第一、三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全国第三、四届人大代表。


        袁水拍也长期担任文化官员,最高当到文化部副部长,不过是在十年浩劫的最后几个月,像是一个倒霉鬼,在大厦即将倾覆的前夜,匆匆登上了通往顶层的电梯。文革后,他被作为“四人帮”余孽审查了很久。


        我的岳父高集、岳母高汾,解放前曾在大公报、新民报工作,解放后岳父高集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所以,他们和袁水拍既是多年同事,也一度是相处不错的朋友。可是,在文革后,他们交往很少,只有有数的几次。


        水拍本色是诗人。年轻时,喜欢写抒情诗,和徐迟、冯亦代被人称为“三剑客”。上世纪四十年代,热衷于写政治讽刺诗,出版了两部《马凡陀的山歌》,获得极大的诗名。马凡陀,出自世界语Movado,意思是“永动不息”,谐音“麻烦多”(吴语,苏州是袁水拍的家乡),这是作者喜欢的笔名。不过,尽管“麻烦多”,还是能公开发表,都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报刊上。


        解放后,热情高涨的讽刺诗人回归抒情。1951年,一首《毛泽东颂歌》,获得毛泽东的青睐,甚至请诗人全家到香山双清别墅度工作周末,还设家宴招待。也许就是这杯恩赐御酒,奠定了他歌德派的底色。


        袁水拍晚境凄凉,他的那段特殊际遇备受诟病,以致旧日好友,几无往还,甚至有绝交者如徐迟。袁水拍原本是个活跃、热诚、认真,但也有点简单的人。在那样郁闷的幽居年月,哪怕一句体贴的话语,一封问候的书信,也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宽慰。


        这里的两封信,就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境遇下,极度渴望友谊、谅解的真实写照。


        第一封写于1980年,他告诉老朋友,“我的问题仍无下文,乏善足陈”,表示了无可奈何的哀怨。又说“承你们为云珍去世写了吊唁信。谢谢!”朱云珍是他相濡以沫的夫人,1979年先他而去,他的孤寂晚岁又增加了几许凄惶。据岳母说,他们其实很久没联系了,但从朋友处得知他夫人去世,就写了封吊唁信,这才恢复了通讯,但也很少见面。


        第二封信,是他逝世前三个月写的。首先他对高集到医院探望他,非常感动——“甚感”两字,包含了多么复杂的情愫。他回忆了几个月前,到高府谈天吃饭的情景。那时他已喘得很厉害,上楼都是儿子背的。这封信的重点是“忏悔”,向曾经提携爱护他的“夏公”忏悔。


        他想起了两件陈年旧事,一件是文革前,他在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曾在文化部的“整风”运动中对夏公“有”所批判。但具体什么内容,在信中没有提,他说“非短信所能备述”。第二件事,是1950年代,夏公的《在上海屋檐下》在北京公演,他“在整个地对它作浅薄的赏析时,也谬加挑剔,十分幼稚。”


        他自知沉疴不起,无法当面道歉,特委托高汾在“方便的时候”,代他向夏公致意。1982年10月29日,袁水拍溘然长逝,享年66岁。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我相信,袁水拍一定是在深深的自责中度过他最后岁月的。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病魇折磨下,他想起了曾经伤害过的人,特别是想起了曾经赏识他、提携他的老领导,他迫切希望得到他们的原谅、宽恕,这件事对于他,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我问了岳母,她是否向夏公转达了这层意思,她已经记不清楚了。只是说,这个人,非常有才华,夏公、乔冠华都很欣赏他。我们都喜欢他的诗。但文革后,老朋友们都不理他了,太可惜了。



 

附:

袁水拍作品


        诗集:《马凡陀的山歌》《沸腾的岁月》《人民》《冬天、冬天》《向日葵》《解放山歌》《政治讽刺诗》《诗四十首》《歌颂和诅咒》《春莺歌》;


        诗文集:《华沙·北京·维也纳》;


        论文集:《文艺札记》《诗论集》;


        译著诗文集:《新的歌》《我的心呀在高原》《五十朵蕃红花》《聂鲁达诗文集》《诗与诗论》《煤烟和鸟》《现代美国诗歌》《伐木者醒来》;


        译著小说:《旗手》《巴黎的陷落》;


        论著:《马克思主义与诗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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