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丨龙广公：厘清高岗、饶漱石事件政治迷雾的力著

原创 2017-07-23 龙广公 新三届

作者简介：

龙广公，人民大学党史系1982年毕业生，资深中共党史研究学者。

高岗（左）、饶漱石（右）。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林蕴晖著《重考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一书（以下简称《重考》），是内地资深学者积几十年的研究功力，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权威资料及其中披露的历史细节，以扎实的史料，客观公允的史识，严谨的治学精神，着力厘清笼罩在这桩“反党”事件上的政治迷雾，使读者得以更接近历史真相的一部中共党史研究专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期间，1950年代发生的高、饶“反党”事件未得到平反。根据邓小平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处理得也是正确的”意见，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维持“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的历史定性，只不再提“反党联盟”。此后，1991年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出版的《刘少奇传》《周恩来传》《陈云传》《毛泽东传》等，都称高饶事件是“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由此，形成了关于高饶事件的官方叙史基本框架。

事实上，高饶事件的背景及其发生、发展过程，远比传统叙史更为复杂：一是事发突然，定性严重，变化太大、太快；二是关键情节牵涉最高层，真正知情者寥寥无几；三是对后来的党内斗争影响深远，陆续受到批判的彭德怀、习仲勋、罗瑞卿等，均勾连到高饶“反党”活动，造成新的错案；四是“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的“罪证”，基本上还是当年高岗用来反对刘少奇的那些材料。这一切，不能不给高饶事件蒙上层层迷雾，其本来面貌更加模糊不清。

其实，1990年代以来，内地公开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毛、刘、周及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年谱》，《杨尚昆日记》等文献、文本，经意或不经意间披露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随着中国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史源扩展，近十余年又出版了张秀山、张明远、马洪、赵德尊、赵家梁等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有关高岗问题的许多新史料陆续浮出水面。《重考》作者的研究功力在于，将官书中的这些史料和当事人从不同角度回忆的历史片断，相互映衬，逐一勘比，将接近历史原貌的事实真相渐次呈现在世人面前，使长期以来围绕高饶“反党”事件的缘起和处理过程所产生的诸多疑窦，相当程度地得到答疑和解惑。

高岗（右）在天安门城楼。

一、考据细节与揭示真相

历史的真相往往存在于史家对种种历史细节的深入考据之中。高饶事件相关档案资料过去长期封闭，内地的中共党史著述多限于阐释官方既有结论，在许多关键环节上语焉不详，难以信服。《重考》作者林蕴晖先生积60余年学术生涯及对高饶事件的持续跟踪研究，集中爬梳了1980年代以来官方研究及教学机构编纂的党史资料汇集和领导人文稿、年谱中分散透露的部分内情，将它与最近十几年当事人或知情者陆续出版的回忆录、日记等多方连缀，仔细勘比，抽丝剥茧，从一连串的历史细节中，悉心辨析出与高饶事件密切相关的人物关系，诸如毛刘关系、毛高关系以及高与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林彪关系的复杂变化，甚至瞬间翻转的根由，由此逐步还原高饶事件的历史真相。

《重考》的研究价值，首先在于揭示了高岗三大“罪行”的事实真相，用事实证伪了如下成说：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挑动“批薄射刘”；1953年秋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与饶漱石合谋“讨安伐刘”；1953年12月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反对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要求搞“轮流”做庄，企图篡党夺权。

作者详尽考察了高饶事件的背景和由来，细致地分析了中共高层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战略转轨之际的意见分歧及历史上积累的矛盾，多方考据了财经会议、组工会议的全过程，证实“批薄射刘”、“讨安伐刘”场景的出现，是毛泽东以他刚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来统一高层思想，并以此检查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必然。把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说成高岗就是挑动“批薄射刘”的祸首；张秀山在组工会议上的发言，是高岗与饶漱石结盟“反党”的罪证，显然与史实不符。把高岗的“轮流”说，作为高岗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证，更是移花接木，子虚乌有。

饶漱石（左）在孟良崮战役前线指挥。

（一）财经会议“批薄射刘”辨析

《重考》据实论证，财经会议发生的“批薄（一波）射刘（少奇）”，源于毛泽东在财经会议之前对薄一波主持出台的“新税制”错误的定性。书中引用了1953年6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的决定，已确定新税制“在政治上有原则性的错误”，“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批评“新税制”错误的五个文件印发与会各同志的指示，表明已把“新税制”作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交付讨论。会议的方针，是“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纠正脱离党的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和财经工作中表现着的某些资产阶级观点”。[①]这些“资产阶级观点”，都牵涉到刘少奇此前在对待资本家剥削、富农党员、农业互助合作及有关城乡资本主义政策上的诸多主张，曾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因此，财经会议上出现对刘少奇的批评，实质上是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报告的“题中应有之义”。

至于高岗在财经会议中的角色，《重考》引述当年亲历会议的张明远（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副书记）的回忆说：“高岗曾对我们说，东北代表不要先发言，要谦虚谨慎，提意见时不要太尖锐。所以东北代表的发言比较和缓，我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中财委对东北在抗美援朝中负担过重的问题重视不够，中央调拨的物资不能及时到位等。”张明远认为高岗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足以操纵会议的进程。实际上，真正引导批评薄一波并涉及到刘少奇的，是毛泽东6月15日那篇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批评了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并指示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从思想上组织上讲清楚。“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原来只在领导小组范围对薄一波进行批评，后来变成在大会上进行，其声势自然就大不一样了”。“由对新税制的批评，到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观点的批判，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讲话，到七月中旬，出现了‘批薄射刘’的局面”[②]。

而高岗在会上的发言是在8月10日，已接近会议尾声，其发言稿“不但请周总理看过，还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也给少奇看过，他还同少奇当面交换了意见”，“少奇同意了他的意见和发言”。总之，高的发言稿“毛主席、周总理看后都是同意的，毛主席还在‘右倾’之前添了‘资产阶级’四个字”。给人的印象是“因为不便在会上批评刘少奇，所以借批薄一波来间接批评刘少奇，这也是毛主席同意了的。”[③]

(二)组工会议合谋“讨安伐刘”证据不实

关于高岗、饶漱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合谋“讨安伐刘”，结成 “高饶联盟”，当年的证据是“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本书论证了这个“证据”不实，从安子文向张秀山传达毛泽东指示：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要“检查中组部的工作”，要张准备对中组部工作的意见[④]；刘少奇亲自签发邀张秀山到京参会的电报[⑤]；毛泽东对张秀山的发言内容表示支持，并嘱咐张秀山“先找少奇同志谈谈”[⑥]；张秀山在会上发言后刘少奇对张表态说：“你在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我要作自我批评”[⑦]；以及事先高岗对张秀山准备的意见表示要实事求是、要慎重[⑧]等一系列史料，表明把张秀山在组工会议上的发言，说成是高岗与饶漱石“结盟”、饶漱石与张秀山相“勾结”反对刘少奇的阴谋，完全是“欲加之罪”的说词。

高岗与毛泽东。

关于刘少奇在财经会议上作自我批评之后，又在组工会议上再次作更为详细和全面的自我批评一事，《重考》专设一节，详尽分析了刘少奇再三作检讨的压力，并非来自高岗或与饶漱石的“合谋”，而是因为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讲话中所批评的“右倾思想”，刘少奇负有责任。事实上，组织工作会议对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的三个决议所做的修改和补充，无疑是为纠正刘少奇所检讨错误的一个正式结论。[⑨]

（三）澄清高岗的“轮流”说

关于毛泽东外出休假由谁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一事，高岗提出“轮流”说，是论定高岗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主要“罪证”。《毛泽东传》说的是1953年12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是什么会也说不清楚），毛泽东提出在他去杭州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主张由中央书记处成员“轮流”主持，暴露了他篡权的“野心”。其疑点在于，既然毛泽东明确交待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高岗何以会出面反对？目前各类出版物所述情节均甚模糊。本书综合研究邓小平、陈云、毛泽东《年谱》后指出，有关毛泽东外出休假，由谁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一事，12月15日、12月24日先后开过两次会议，作出过两个不同的决定。以往的成说，把高岗在15日会议上提出搞“轮流”与24日会议的决定拉扯到一起，加以定罪，无疑是欲加之罪了。

关于12月15日第一次会议，即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重考》引述《毛泽东传》、彭德怀1962年向中央递交的《八万言》申诉书、杨尚昆谈《高饶事件》中的三种说法，指出这三种版本实际上反映出两种语境：一是如《毛传》所说，毛明确提议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二是如彭德怀所说，毛以征询意见的口吻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杨尚昆说的虽与彭德怀有点不同，即毛说：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⑩]同样是在征询大家意见，是一种讨论问题的氛围。正因为毛泽东没有明确指定刘少奇代理，于是刘少奇马上表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会上，高岗、朱德表示赞成“轮流”，其他人表示仍由刘少奇代理。在这种党内高层会议上，在征询意见的语境中，高岗、朱德表明自己的意见，纯属正常现象。据《邓小平年谱》记载，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11]并非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问题在于，高岗在15日会后为动员他人赞成“轮流”进行了私下活动，并被邓小平、陈云反映给毛泽东。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个会议，才另有决定：“在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宪法草案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主持中央工作。”[12]《重考》所引史料无可辩驳地表明，当年定性高岗“反党”的罪行，都是经不住历史事实的检验的。

1946年饶漱石在北平军调部。

二、匡正成说与迭出新解

若干年来，围绕高饶事件的研究，大多是按照官方结论叙事，或者摘取片断史料编织，缺乏治学必备的素养。本书是关于高饶事件的第一部系统、严谨的学术著作，嵬集了迄今可见的几乎所有史料，对当年事件的发生和经过逐一详尽考证，得出许多与以往成说大相迥异的新解。

（一）毛泽东何以拿高岗是问

有关向毛泽东反映高岗私下活动的情况，《毛泽东传》写的是：“十二月中旬（时间模糊），正当高岗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刻，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阴谋活动”。既无具体日期，更无具体情节。《重考》引《邓小平年谱》的记载：16日下午，邓小平到毛处谈话。[13]表明邓小平在会后次日第一个向毛反映了情况。关于高岗在15日会后的私下活动，除邓小平1980年谈的内容以外，作者引述了赵家梁、张晓霁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彭德怀1962年向中央递交的“八万言”申诉书中披露的具体情节，高岗一散会即向邓小平游说：刘少奇不稳当，不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质问陈云、次日上午质问彭德怀为何赞成由刘少奇代理，不支持他搞“轮流”。[14]

毛泽东在听过邓小平反映情况的第二天，“12月17日晨，同周恩来谈话。下午五点半，同陈云、邓小平谈话，晚上约周恩来一起谈。”陈在谈话中把高在背后同他的议论全盘托出。这便是后来陈云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揭发的高岗向他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的“私房话”。而高岗在交待材料里却说，“你搞一个，我搞一个”是陈云讲的。在史家看来，坚持以史料说话，不牵涉损害谁的形象问题，关键是从交相印证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当年中共党内高层内部的复杂政治生态。

经作者详细梳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是：12月18日，上午，毛泽东同谭政谈话。下午，先后同邓子恢、李富春谈话。晚上，同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谈话。19日，下午，同黄克诚谈话。晚上，同陈云、邓小平谈话。并委派陈云去高岗南下所到之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特地让陈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20日，上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谈话。下午，同刘少奇谈话。晚上，同周恩来谈话。21日，上午，同朱德谈话。晚上，先后同罗瑞卿、陈毅谈话。22日，上午，先后同杨尚昆、彭德怀谈话。下午，同周恩来谈话。23日，下午三时半，同周恩来谈话。四时四十分，同高岗谈话。晚八时四十分，同彭德怀谈话。晚十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15]

1949年8月，当选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在沈阳视察工作。

《重考》多方汇总毛泽东如此密集的谈话，在中共建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明显是对高岗的私下活动进行对证，考虑如何处置。作者分析，当诸多党的高级干部把高岗的私下活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时候，党内情势发生了急速变化，导致毛对刘和高两人重新作了掂量和抉择。毛泽东下决心解决高岗的问题，是经过反复权衡的。高岗的私下活动暴露后，他在党内就处于极大的被动地位，即触犯了党内高层的组织纪律，属非组织活动，这在党内是犯大忌的。相比之下，刘少奇从财经会议到组工会议，一直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公开检讨，显得光明磊落，无懈可击，终使毛改变态度“弃高”“扶刘”。在做了上述一系列对证、打招呼工作之后，毛泽东才于12月24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宪法草案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从而出现了毛泽东由此前“批刘抬高”到“弃高扶刘”的转折。

关于高岗私下传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等事，《重考》除引用张明远、张秀山的回忆以外，还引述了王鹤寿、陶铸、陈正人、马明方、习仲勋、刘景范、张闻天、陈云、李卓然、杜者蘅等高级干部在1955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6]。这些少为人知的文本记录，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一窥当年中共党内斗争的实景与实况。

（二）四中全会的基调与指导方针的悖论

在“匡正成说”方面，本书在考据上下了真功夫，对于长期司空见惯却并不准确的史料，都郑重地提出质疑并加以辨析。如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引用了毛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说毛在这个讲话中不点名地批判高岗，乃至严厉提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有“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作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然而，作者仔细查证了引文的注释，指出这段讲话竟转引自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时隔1年有余，早已物是人非了。倘若早在12月24日会议上毛泽东就对高岗问题定性为“两个司令部”，他怎么会提议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怎么会反复强调七届四中全会“保高过关”的开会方针？这完全与史实相背。作者这种决不放过任何细节的考据，与传统的官方叙史手法大相径庭。

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左起：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

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指示开会的指导方针，是一个只作自我批评的“和平会议”，意在保护高岗“过关”。但是作者悉心地发现，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的报告，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都突出强调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党内制造分裂，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既然如此，“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在我们党内找到代理人”，就成为全会讨论党的团结问题的基调。[17]作者认为，这个与“保高过关”的指导方针相悖的会议基调，就埋下了要给高岗定性为“反党”的变数。

（三）由四中全会转向座谈会之谜

四中全会后，据官方记载：1954年2月中旬，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但中央书记处何时开会作出上述委托，在毛、刘、周、陈、邓的《年谱》《杨尚昆日记》中均无记载。在现有公布的档案文件中，既找不到中央书记处何时作出决定，又找不到刘少奇是否报告毛泽东及毛持何种态度的文本记载，成为高饶事件由强调团结到定性“反党”重大转折的一个谜团。

对于这个颇为蹊跷的转折，作者从《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收录的1954年2月10日刘少奇在四中全会闭幕会所作结论讲话中找到了答案。刘少奇在肯定这次全会开得是成功的之后，话锋一转，实际是指高岗、饶漱石的检讨“还是不够的”，但是，会上所有发言的同志都遵照毛泽东建议的我们这次开会的方针，没有对这些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对这次开会方针建议的目的，“就是要等待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而不是要把某些同志所犯的错误掩盖起来。为要改正错误，就必须揭露这些错误，必须取得其他同志的帮助”。[18]这显然是对毛泽东先前提出的开会方针作了另种解释，即后续“必须揭露这些错误”。

高岗与家人合影。

关于高岗、饶漱石对自己错误的检讨“是不够的”，本书贵在将二人检讨的原文公诸于世，让读者来分辨何以这样的检讨，在当时浓厚的党内斗争气氛中终究是过不了关的。从而导致“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的会议方针，实际上不可能贯彻到底。作者认为，从刘少奇的报告改变会议基调，到后续两个座谈会必须揭露高、饶的错误，这是高饶事件的定性由党内转向与现实阶级斗争相呼应的敌我问题的重要因素。

（四）鲜为人知的事件后续

关于高饶事件的后续，作者广泛搜集、查找资料，讲述了由此牵连出两个“反党集团”。在东北局株连出一个以高岗为首的“反党集团”，成员有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书中对张秀山等人怎样被打成所谓“五虎上将”，较过去有了更翔实的叙述。另外，在华东局株连出一个所谓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向明反党集团”，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专门详述。进而株连了山东分局和省、市的一大批干部，受到撤职、降职、下放等长期不公正的对待。书中对上述发生株连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考证和评论，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本记载和历史细节，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采取不同形式为高饶事件被株连的干部陆续平反、改正的曲折过程。作者这个考据，从一个重要侧面澄清了邓小平1980对起草《历史决议》意见中的一个说法：“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这个说法显然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另外，本书还对饶漱石的“罪状”之一，即当年中央文件所说：饶利用陈毅的谦让，未经华东局会议讨论，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披露了新的反证史料。据饶的政治秘书艾丁郑重回忆，这件事的原由是毛泽东的主意，以华东沿海军事任务繁重的理由，商议陈、饶二位，由饶兼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在毛的明确意见下，陈毅自然谦让，饶几次坚持由陈出任为妥，陈则认为由饶兼任“并无不妥”。直到饶主持华东局常委会，陈未参加仍委托人转达了“请饶政委担任为宜”的意见。会议讨论没有不同意见之后，才将名单报中央审批。这件事整个过程都符合程序，后来中央文件所说并不符合事实，致饶漱石再三检讨也过不了关。[19]

1952年无锡，左起：罗叔章、（不知名）、宋庆龄、饶漱石、刘晓、潘汉年、张鼎丞、刘长胜、陈丕显、舒同、张九九（张鼎丞之女）。

（五）苏联档案披露的不同信息

国内资料不足，辅助于国外档案文献的补充和对照，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得益于沈志华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重考》一书站到了国内外史料比较研究的前沿。例如：

1954年1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到中共党内情况时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些现象没有蔓延，但是由于这些现象甚至影响到了中央委员会中的成员，因而不对其引起重视是不可能的。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正在草拟一份关于党的团结统一的特别文件。[20]

2月2日，刘少奇、周恩来与尤金的谈话。从尤金记录周恩来的谈话内容来看，几乎历数了高岗从散布“军党论”、“陕北救中央”、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封官许愿、拉帮结派，一直发展到图谋取代刘少奇坐上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把交椅等事例。涵盖了后来的定性——“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等全部内容，并直接点明其性质是“反党活动”。[21]

3月26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进行其秘密活动：声称拥护毛泽东和林彪，但是首先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当然这并不是针对具体的某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党的团结的问题。”“正是因为分裂分子借他（即毛泽东）的名义欺骗了很多同志，他才要迅速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否则党派斗争就会像传染病一样在党内迅速蔓延。”[22]

高岗与夫人李力群合影。

对于苏方解密档案提供的上述新的信息，《重考》作了如下评论：由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不难看出定性高岗“反党”的背后原因，就是高岗背着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中散布毛私下与他谈论对刘不满的言论被揭发以后，使毛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担心本已存在的“苏区”干部与“白区”干部之间隔阂的情绪进一步蔓延。直接影响到党内高层的相互信任和团结，也使毛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困境。在权衡利弊以后，毛泽东决定“迅速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与高岗划清界线。这虽然是毛在事后的分析，但也很有史料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在四中全会召开前的2月2日，刘少奇和周恩来就向尤金讲了后来定性高岗“反党”的全部“罪行”，从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态势来看，这绝非刘、周二人可以自行其事的，是否事先与毛已有黙契？值得深入挖掘史料进一步研究。这也是从苏方新信息中引出的一个待研究课题。

《重考》一书，一反某些学者把别人鲜少知道的材料视为已有、私自“垄断”的做法，而是将尤金与毛、刘、周关于高岗问题谈话的4份解密原始档案，以及1949年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列多夫斯基为高岗涉苏各种问题所作专论；1962年彭德怀给中央“八万言书”申诉的内容，包括作者为高岗被指“里通外国”、“向苏联出卖情报”等“罪名”辩诬；为彭德怀所谓“高、彭联盟”辩诬的文章资料（均为学界长期关注而不可得的珍贵史料），一并作为“附录”附于本书之后。这也是《重考》一书的一大特点，即把作者历经多年和多方努力所发掘出来的宝贵史料，毫无保留地公诸于学界。这种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尤其是为史学界研究大开方便之门的“资料开放共享”之举，非常值得称道。

游览颐和园，左起：饶漱石、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习仲勋、王维舟。

三、总结党内斗争理论的谬误及其恶果

《重考》在对高饶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其后果进行详尽考据之后，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专门写了“结束语”，着力总结导致高饶事件定性和处理的深层原因及历史教训。作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照搬了斯大林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即：“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23]正是在这种党内斗争理论的谬误指导下，就把高岗的私下活动与国内外现实阶级斗争直接挂起钩来，断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表明，他们既然适应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企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既然问题属于阶级斗争性质，与会者当然是斗个你死我活，穷追猛打。直接参加座谈会的张明远回忆说：“揭发高岗问题的座谈会每天下午在周总理办公室隔壁的小会议室进行，一开始火药味就很浓，认为高岗散播对刘少奇的不满，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攻击。有人提出高岗搞阴谋、有野心，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等。”但是，“不管高岗作何辩解，他在座谈会都是孤立的。”[24]高岗、饶漱石事件被定性“反党”，对此后的党内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只是如法炮制，而是步步升级，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给党的事业和国家发展带来了且深且痛的深远影响。[25]

拜读过林蕴晖老师笔耕不缀的新著，深为先生在耄耋之年力求揭示历史真相的执着精神所感动，为先生扎实的学术功底而折服。通观全书，叙事清晰，分析严谨，考据深入，视野开阔，在严格的史料考辨之下，像工厂车间“拉单晶硅”一样，逐渐显示出令人惊异和慨叹的历史真相；在中共历史档案还很不开放的条件下，着力揭示复杂历史环境、复杂人物关系及其演变，使不同层面的读者“脑洞大开”。

应该看到，《重考》一书的确在高饶问题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进展，但由于相关内部档案甚少披露，官方机构文献选集、选编的出版又多有主观取舍和剪裁，目前事件本身的内幕仍存在不少疑点，尤其是关键性环节仍需进一步挖掘。学界若将相关的研究继续推向前进，这部书堪为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政治学等领域的有志学者，提供了一个足资借鉴和获得启示的研究文本。对于一向关注中共历史的其他读者，特别是内地的干部、知识界人士、青年学生，本书亦有相当的吸引力。

2017年4月26日完稿

[①]《重考》（以下只注页码）第66-67页。

[②]第76页。

[③]第78页。

[④]第91页。

[⑤]第94-95页。

[⑥]第93-94页。

[⑦]第94、103页。

[⑧]第95-97页。

[⑨]第104-111页。

[⑩]第118-120页。

[11]第12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