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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丨张宝林: "徐老大"怕给朋友惹麻烦

2017-08-18 张宝林 新三届

作者简介


        张宝林,1947年出生,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作家、书法家。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年),文学硕士。历任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法人代表。


【旧笺新读】之二  

“徐老大”怕给朋友惹麻烦



 徐盈

 

创办于上世纪初的《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长、声名最著的报纸。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后,秉承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革故鼎新,全力开拓,很快成为中国的言论重镇。


抗战时期,《大公报》力主抗日,坚持“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受到国共两党的高度评价。报纸曾同时发行渝版、港版、桂版,一时间,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国内其他报纸都难以望其项背。


文革中,《大公报》停刊,幸而它的余绪在香港延绵未绝,明年可以庆祝它的110岁生日。


这张报纸的巨大声望,是与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一长串熠熠生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串名单中,徐盈完全有资格占有一席之地。


 徐盈(1912-1996),原名绪桓,山东德州人。曾就读于北平大同中学、保定河北农学院、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大公报》记者、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采写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和人物专访。


徐盈的经济知识背景,使他十分关注工厂、矿山、港口等工业问题,他对水电、交通等也很有兴趣,曾提出过很有见地的批评。有分量的经济报道成了民国时期大公报的一大特色。国共和谈时期,他随军调部国、共、美三方首席代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到“烽火十城”视察,写了许多很生动的通讯。建国后,曾任天津《进步日报》(由原天津《大公报》改组)编委、主笔,后调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徐盈也是作家,出版过《前后方》等小说。


  徐盈(1912-1996)

 

高汾和徐盈相识于1944年的重庆,当时徐盈任《大公报》采访部主任,高汾在《新民报》当记者。后来成为高汾爱人的高集,则在1940年就进入重庆《大公报》,开始跟徐盈、彭子冈夫妇学习采访。后来两家的关系很密切,介乎师友之间,高集、高汾对徐盈、子冈极为尊敬。


文革结束后,《大公报》的干部职工曾联名上书中央,呼吁恢复大公报,未获允准。1978年7月,以原大公报部分班底为主,创办《财贸战线》报,1981年改名《中国财贸报》,1983年1月1日更名为《经济日报》,由国务院主办、中宣部领导。


高汾和许多老大公报同事一样,始终怀有浓厚的《大公报》情结,不管下放劳动,还是暂时到其他单位工作,档案关系始终留在报馆。《经济日报》创办后,他们又成了《经济日报》的骨干。解放后,高汾的岗位一直在报社的副刊部,长期约徐盈写稿,开始是为《大公报》,后来是为《财贸战线》《中国财贸报》,再往后则是为《经济日报》了。


以下这几封信,就是徐盈就约稿事宜给高汾的回信。


我曾在一本书中提到过高汾约稿的“技巧”,并引用了著名作家袁鹰的一句话:“别人的稿子可以不写,高汾的稿子不能不写。你去厕所,她都会在门口等着。”下面这封信也许就是在高汾反复催促后写来的。

 

高汾同志:


来信收到,你身体不太好,而又如此辛苦地命题组稿,令人感动。希望不要太累了。


我的稿子不合经济日报用,有其必然性。在事前你讲得明白,我也看懂了。但是由于自己是在史料中生活,数人头讲统战,不是那么具体,所以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势所难免。


说老实话,我没有站过柜台,对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既无认真学习,亦无法针对现实。大处落墨,夸夸其谈,也正是文人论经济的大毛病,我亦深中其毒者。你给我提意见极好,帮助我乱写文章的时候,有所警惕。文章可以照新的要求写,容日奉上再请教。


经济中心的人物,孙冶方靠输血,薛暮桥也“老化”,钱俊瑞及许涤新还在战斗着。他们文章要及早抓,抓一点,算一点。祝报纸以全新面目出现。


徐盈6、1

 

这封信仅存信笺,信上只有月日,没有年份,但信中提到“孙冶方靠输血”,“祝报纸以全新面目出现”。查孙冶方于1983年2月去世,《经济日报》1983年1月正式创刊,所以可以推断,此信写于1982年《经济日报》筹备期间。徐盈写了什么稿子现在已不可考,但从徐盈的来信的内容看,他可能是写了一些宏观的经济改革的文章,但约稿可能要求他写具体的经营之道。徐盈的文章不符合报社的要求,所以退回并提了一些建议,希望他另写。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对徐盈这位新闻界前辈颇不陌生。他在《大公报》任职二十余年,写了近千万字的各类报道、通讯、评论、特写、专访。其中有许多名篇,是我们这些新闻从业者耳熟能详的。如《抗战中的西北》《烽火十城》《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都是他的力作。


徐盈名篇《共和国前夜》


去年,徐盈的女公子徐东赠我一册她参与编辑的《共和国前夜——一代名记者徐盈战地文选》,里面收录了徐盈100篇文章。其中《北平围城两月记》我是第一次拜读。这部七八万字的日记,是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北平社会生活的一幅极其生动的画面。我甚至觉得,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其价值恰如绘画史中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区别仅在于一个记录了北宋首都汴梁的繁华景象,一个描摹了民国衰败故都的破落窘相罢了。


这样一个久负盛名的老记者、老作家,到了晚年,写了稿子居然不能用,害得学生辈的高汾不得不去信婉拒,这是不是很奇怪?徐盈阅尽沧桑,自然不会在意这样的“待遇”。他在信中还自我解嘲,说自己是“在史料中生活”,“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势所难免”。他还说,会按照“新的要求写”,但我想,他一定是没有写。因为下面这封信(应是次年1月《经济日报》正式出版后写的),他说了实话:

 

高汾同志:


示敬悉。城北信已转,报纸他将细看,再写点什么。


我也在想点花样,但“老化”的人,有什么新花样,也是老的,此中,看看如能老中出新,不给编者找麻烦,即属难能可贵也。集兄问候。即致


敬礼!


徐盈1、30

 

徐盈说自己是“老化的人”,“有什么花样也是老的”, 他之所以一直没写稿子,是他不想给老朋友 “找麻烦”。信中开始提到的“城北”,是徐城北,他的儿子,也是位名作家。高汾也向城北约了稿,老人把新出版的报纸给了徐城北,实际是“让贤”。毕竟儿子还没“老化”,“花样”也许新一点,至少适应性比老子强。 


后面这两封信则写于两年后的1985年5月,前后只差9天。

 

汾姐:你说了几次,要我涂点什么,我不想为你出麻烦,不想写,但念及您二位对我的照顾和教育,不能不写一点。请指教。我写东西,是有刺的。这样的游记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此致

敬礼


弟徐盈5.8

 

徐盈的便条。

 

严格说,这只是一张便条,写在半张人民政协报的信笺后面。这个便条,彻底解开了我的疑团。徐盈再一次坦承:他之所以“不想写”,是不想给朋友“出麻烦”。这一次他说的是“出麻烦”,比“找麻烦”更进了一步。为什么会给朋友“出麻烦”?因为“我写东西,是有刺的”!


我恍然大悟。我原来瞎猜,他的文章被退,可能是编辑部嫌他的文章太宏观,看来不是,主要原因是他的文章带刺,那刺容易伤人,审稿者怕“出麻烦”。 


他不想写,而老朋友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他写,怎么办?他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写游记。游记,不涉及敏感问题,寄情于山水之间,总可以了吧?但他也没有把握,他小心翼翼地问:“这样的游记不会给你添麻烦吧?”呵呵,这回又变“添麻烦”了。


几天以后,他又来信了:

 

高汾姐:


大著已拜读,写得好。除必须保密的话,总的“家庭”气氛已具备了,祝贺你的写作精力依然如故。


我寄你的小文,名为京郊半日游。写了一点植物园要“改革”,红学的曹雪芹纪念馆要“改革”,圆明园的工程要“改革”,如此而已矣。封面写的“编辑部”,我猜你不能看了,是有人替你看了,觉得如此如此而已。


高集兄想已归来,请他节劳,蒙他关心我的写作,我是深受鼓舞。


敬礼!


徐盈5、17  


徐盈的信 。


    这篇稿子,因为没有指名高汾收,高汾没有看到,估计编辑部其他人拆看了,又退了稿。这个稿子,虽然是游记,是“小文”,也还是有刺,刺大概就是出现了三次的那个词——“改革”。他出去游玩,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政治,还是家国。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圆明园,虽然不过是旅游景点,他认为都需要“改革”。我不知道,徐盈他老人家最后在经济日报发过什么稿子,带刺的不能发,而四平八稳、老道圆滑的东西,他又写不来,这样,封笔的命运就注定了。 


徐盈,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新闻界前辈,一直被人亲切地称为“徐老大”。他的老同事曾敏之认为,“徐老大”为人光明磊落,治学不慕时尚,追求则志向高远。这个昵称表现了新闻界、文化界在悠长的时序过程中对他的尊敬。


可是,“徐老大”的下半生却很不顺。他过早地离开新闻岗位,到了不能一展长才的宗教事务管理机关。他其实是想回新闻岗位的,1957年,也有一些老友呼吁他回大公报,但这成了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同人办报”事件。一些人被打成右派,这是罪状之一。他后来去了政协历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闻记者成了旧闻编辑,心情大概也好不到那里去。

 

但“徐老大”毕竟还是“徐老大”,透过这几封发黄、发脆的信笺,我们看到了老一代新闻记者的风骨,看到了那颗依然炽热如火的赤诚之心。

徐盈、范长江著《战地通讯录》


写于2011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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