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斯雄：那一辈革命者是如何做父母的？
作者简介
斯雄，本名朱思雄，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至人民日报社工作至今，以编报纸、办杂志为主业，业余写作散文随笔，兼及时评。现为人民日报社安徽分社社长，高级编辑。著有《南沙探秘》《游方记》《盛开的紫荆花——一个内地记者眼中的香港》《平等的目光》等。
原题
楊沫晚年回歸自我
對待親情的態度，大抵能看清楚一個人的真面目。
大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位南非的領袖人物，其子觸犯刑律，法庭開審時，記者問他對此有什麼要說的，他的回答直截了當：作為父親，我希望法庭能盡可能輕判我的兒子。
我吃了一驚。
在我當時的認知水平上，如果他說：“我兒子觸犯了刑律，應該受到懲罰，我希望法庭審判時，一定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要考慮我的因素……”我可能不覺意外。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就強調，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大義滅親、不殉私情，不能有兒女情長。類似的的事情，親人出面沒要求“嚴懲不怠”，就算幸運的了。
人性親情斬不斷
近讀老鬼的新著《母親楊沫》(楊沫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代表作為《青春之歌》)，從作者青少年時期的經歷中，我又看到了這一層過去相當普遍存在的陰影。
革命，也只是一種工作，其間的理想和信念，再崇高再偉大，總離不了人和人性。他人是人，親人更是人。可是，這些概念過去常常被漠視，或者乾脆弄顛倒了。
老鬼在書中說：“五個孩子有四個是找別人帶的——我和哥哥一輩子也不知道在母親面前撒嬌是什麼滋味——六歲時剛動完手術就挨了一頓痛打——回家吃不飽還要交糧票——整整五年父母不跟哥哥說一句話——最疼愛的女兒不明不白死了也置之腦後……”
親情，絕不只是指血緣關係，還有一份超出一般情感的骨肉之情，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人身上的一種動物性。
傳記出版後，作者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那會兒主張，'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如果你這個人很重親情、很重家庭的話，會被認為是覺悟低。太'兒女情長'了，在那時候是要被人瞧不起的，覺得你這人沒出息，境界不高。當時為革命奮不顧身，不管老婆孩子，為工作，週末不回家，孩子老婆得了病都不管，受到了輿論的讚美和全社會的尊敬。”“我姑姑非常疼愛孩子，母親卻說‘’家庭婦女才那麼幹’，特鄙視。她覺得有工作的知識女性不應該整天圍著孩子轉，像姑姑那樣。她認為那是動物本能，‘老母雞也會幹’……”
可是，人如果連起碼的親情都不講，連這點動物本能都沒有了，還能說是比動物“高級”嗎？
本性的再生與還原
許多年前，看《我的父親鄧小平》，書中提到鄧被“發配”江西時，曾幾次給中央寫信。這些信不談政治，不談國家大事，也不談對個人境遇的期待和要求，主要是談孩子的治病、就業等家庭瑣事，請求組織上予以照顧。
我很感動。沒想到我們的領袖人物，也如此注重家庭、注重親情，即使是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
一位長者告訴我，人的一生，大致要經歷三個階段：年輕的時候實現自我，中年的時候失去自我，晚年回歸自我。這與老鬼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有一些老幹部，表現出了‘兩頭兒真’的特點。像周揚、胡繩等很多人都是。剛開始年輕的時候參加革命是真誠的，中間很長一段失去了自我，到晚年，經過‘文化大革命’，好像看破了什麼，又恢復了自我。周揚和胡繩都屬於這一類，敢說真話。我媽就有點這樣，到晚年她也不在乎了，喜歡實話實說，跟老百姓心貼心。”“你看她年輕時候一個樣兒，中年一個樣，晚年又一個樣。”
如此看來，晚年能回歸自我，也算是一種境界了。
2003年，我在香港買到一本書，名為《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作者李南央。她講述的家庭境遇與老鬼相比，好不到哪兒去。李南央和老鬼兩人的母親，差不多同時代人，而且有著驚人的相似：年輕投身革命，中年漸漸失去自我，丈夫、兒女、孫輩，包括親朋好友，在她們那裡完全感受不到親情，甚至比對一般人更苛刻。現在人們常說的“殺親”、“殺熟”，大概就是這麼個情形。
所不同的是，老鬼的母親楊沫“晚年大徹大悟，非常坦白。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虛偽、自己懦弱，她都承認，變得像孩子一樣純真。”而李南央的母親，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聽說有了這樣的變化。
人生“三個階段”的劃分，很耐人尋味。並不是所有人都一定經歷這三個階段，有的人一輩子都在努力實現自我，死而後已；有的人失去自我後，再也不能自拔；能回歸的大約也只是少數。
那個時代已成過去
為什麼會失去自我？從楊沫她們的經歷中可以看出，既有個人因素，更有環境因素，包括政治的、社會的等等。老鬼說，“母親的出生和個性使她對左的一套天生就反感。只不過多年的、脫胎換骨 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母親由一個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進步青年，變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尤其是政治上，她絕對聽上級的話，絕對不會給領導提意見。對任何領導，包括自己親屬的領導、孩子的領導，她都必恭必敬、奉若神明，這幾乎成了她的處世習慣。這是多年來教育的結果。”
老鬼的文字有些粗糙，大約也是作者心境的反射。受其影響，閱讀的時候，我的心情也總在焦慮、傷感、煩躁和憤懣之間交替。掩卷之際，我相信，絕大多數讀者都會和作者一樣，為母親的“回歸”，不由得長舒一口氣。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這樣的口號，現在已經很少提了，倒是“大公無私、無私奉獻”之類，還能經常聽到，雖然也受到“輿論的讚美和全社會的尊敬”，但純粹無條件地提倡“無私”，並期望化作人們真誠自覺的行動，已經不那麼現實了。
畢竟，楊沫她們所處的那個時代，已經成為過去。這應該也可看作是一種回歸，社會的人性的回歸。
原载香港文匯報《百家廊》2006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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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