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斯雄:那一辈革命者是如何做父母的?
作者简介
斯雄,本名朱思雄,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至人民日报社工作至今,以编报纸、办杂志为主业,业余写作散文随笔,兼及时评。现为人民日报社安徽分社社长,高级编辑。著有《南沙探秘》《游方记》《盛开的紫荆花——一个内地记者眼中的香港》《平等的目光》等。
原题
楊沫晚年回歸自我
對待親情的態度,大抵能看清楚一個人的真面目。
大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位南非的領袖人物,其子觸犯刑律,法庭開審時,記者問他對此有什麼要說的,他的回答直截了當:作為父親,我希望法庭能盡可能輕判我的兒子。
我吃了一驚。
在我當時的認知水平上,如果他說:“我兒子觸犯了刑律,應該受到懲罰,我希望法庭審判時,一定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要考慮我的因素……”我可能不覺意外。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就強調,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大義滅親、不殉私情,不能有兒女情長。類似的的事情,親人出面沒要求“嚴懲不怠”,就算幸運的了。
人性親情斬不斷
近讀老鬼的新著《母親楊沫》(楊沫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代表作為《青春之歌》),從作者青少年時期的經歷中,我又看到了這一層過去相當普遍存在的陰影。
革命,也只是一種工作,其間的理想和信念,再崇高再偉大,總離不了人和人性。他人是人,親人更是人。可是,這些概念過去常常被漠視,或者乾脆弄顛倒了。
老鬼在書中說:“五個孩子有四個是找別人帶的——我和哥哥一輩子也不知道在母親面前撒嬌是什麼滋味——六歲時剛動完手術就挨了一頓痛打——回家吃不飽還要交糧票——整整五年父母不跟哥哥說一句話——最疼愛的女兒不明不白死了也置之腦後……”
親情,絕不只是指血緣關係,還有一份超出一般情感的骨肉之情,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人身上的一種動物性。
傳記出版後,作者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那會兒主張,'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如果你這個人很重親情、很重家庭的話,會被認為是覺悟低。太'兒女情長'了,在那時候是要被人瞧不起的,覺得你這人沒出息,境界不高。當時為革命奮不顧身,不管老婆孩子,為工作,週末不回家,孩子老婆得了病都不管,受到了輿論的讚美和全社會的尊敬。”“我姑姑非常疼愛孩子,母親卻說‘’家庭婦女才那麼幹’,特鄙視。她覺得有工作的知識女性不應該整天圍著孩子轉,像姑姑那樣。她認為那是動物本能,‘老母雞也會幹’……”
可是,人如果連起碼的親情都不講,連這點動物本能都沒有了,還能說是比動物“高級”嗎?
本性的再生與還原
許多年前,看《我的父親鄧小平》,書中提到鄧被“發配”江西時,曾幾次給中央寫信。這些信不談政治,不談國家大事,也不談對個人境遇的期待和要求,主要是談孩子的治病、就業等家庭瑣事,請求組織上予以照顧。
我很感動。沒想到我們的領袖人物,也如此注重家庭、注重親情,即使是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
一位長者告訴我,人的一生,大致要經歷三個階段:年輕的時候實現自我,中年的時候失去自我,晚年回歸自我。這與老鬼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有一些老幹部,表現出了‘兩頭兒真’的特點。像周揚、胡繩等很多人都是。剛開始年輕的時候參加革命是真誠的,中間很長一段失去了自我,到晚年,經過‘文化大革命’,好像看破了什麼,又恢復了自我。周揚和胡繩都屬於這一類,敢說真話。我媽就有點這樣,到晚年她也不在乎了,喜歡實話實說,跟老百姓心貼心。”“你看她年輕時候一個樣兒,中年一個樣,晚年又一個樣。”
如此看來,晚年能回歸自我,也算是一種境界了。
2003年,我在香港買到一本書,名為《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作者李南央。她講述的家庭境遇與老鬼相比,好不到哪兒去。李南央和老鬼兩人的母親,差不多同時代人,而且有著驚人的相似:年輕投身革命,中年漸漸失去自我,丈夫、兒女、孫輩,包括親朋好友,在她們那裡完全感受不到親情,甚至比對一般人更苛刻。現在人們常說的“殺親”、“殺熟”,大概就是這麼個情形。
所不同的是,老鬼的母親楊沫“晚年大徹大悟,非常坦白。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虛偽、自己懦弱,她都承認,變得像孩子一樣純真。”而李南央的母親,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聽說有了這樣的變化。
人生“三個階段”的劃分,很耐人尋味。並不是所有人都一定經歷這三個階段,有的人一輩子都在努力實現自我,死而後已;有的人失去自我後,再也不能自拔;能回歸的大約也只是少數。
那個時代已成過去
為什麼會失去自我?從楊沫她們的經歷中可以看出,既有個人因素,更有環境因素,包括政治的、社會的等等。老鬼說,“母親的出生和個性使她對左的一套天生就反感。只不過多年的、脫胎換骨 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母親由一個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進步青年,變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尤其是政治上,她絕對聽上級的話,絕對不會給領導提意見。對任何領導,包括自己親屬的領導、孩子的領導,她都必恭必敬、奉若神明,這幾乎成了她的處世習慣。這是多年來教育的結果。”
老鬼的文字有些粗糙,大約也是作者心境的反射。受其影響,閱讀的時候,我的心情也總在焦慮、傷感、煩躁和憤懣之間交替。掩卷之際,我相信,絕大多數讀者都會和作者一樣,為母親的“回歸”,不由得長舒一口氣。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這樣的口號,現在已經很少提了,倒是“大公無私、無私奉獻”之類,還能經常聽到,雖然也受到“輿論的讚美和全社會的尊敬”,但純粹無條件地提倡“無私”,並期望化作人們真誠自覺的行動,已經不那麼現實了。
畢竟,楊沫她們所處的那個時代,已經成為過去。這應該也可看作是一種回歸,社會的人性的回歸。
原载香港文匯報《百家廊》2006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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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