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杜月笙女儿谈前朝往事
“从抗战时就这样，我逃难时只带照片，不带美金。”八十多岁的杜美如女士给我翻开厚厚的一摞相册，一一指点着：“这是我父亲杜月笙，这是我母亲姚玉兰，这是我年少时唱京戏的照片…”
“人家都以为：杜月笙的女儿肯定会腰缠万贯，实际上我继承的也就只是个‘杜’字。”杜女士爽朗极了，用略带上海味的普通话向我回忆着家族往事。
她的父亲杜月笙，中国家喻户晓：当年一代海上闻人、江湖教父，出入中国黑白两道，游刃于商界、军界与政界，连蒋介石也拜了他码头做了他的门生。
“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杜月笙的一个儿子曾如是说。
杜美如也说：“不管人们怎么看我父亲，但有一点，他始终是爱国的，没有背叛国家，没有像他的把兄弟张啸林那样和日本人搞到了一块。”
确实，杜月笙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他出身贫苦，4岁丧母、6岁丧父，在多年的江湖闯荡中，既有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一面，又有行侠尚义的性格。尤其是：他鼎力支援、资助抗日，甚至亲自投身于抗日：
抗战爆发后，他带领青洪帮的兄弟们，一路追随国民党政府到重庆，大力协助国民党情报战线的工作，指挥手下在日占区锄去汪伪政府的多名高官。
而杜家老小几十口却一直生活在“沦陷孤岛”上海和香港，时刻面临着日本人的报复。
更让很多读者没想到的是：杜月笙还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
1934年，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史量才被暗杀，杜月笙被补选接替他的岗位，成为第八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在仅有的两名副会长中位列第一，相当于常务副会长了。当时的名誉会长是蒋介石。
从1934年到1949年，这副会长杜月笙一当就是十五年。
这个红十字会，与现在的红十字会，不可同日而语，它是民间机构，不从政府拿一分钱经费，所有的员工，包括杜月笙，不领取工资，也没有参照公务员管理。杜月笙自己更不享受“正部级待遇”，没有靠它获取一官半职，反而自己慷慨解囊、扶困救危、赈灾济贫。
他在底层混过，知道下层人的艰难。
杜美如说，抗战胜利后，父亲曾亲自审定自己的履历表，在“职务”一栏上共开列了38个头衔，第三个便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可见杜本人对这份工作、对这个没有一分钱收益的职务是多么看重。
江湖教父当红十字会副会长并“主持工作”，放眼全球大概也算是绝无仅有了。但是，杜月笙不辱使命——
南京被日本军队占领之后，红十字会总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也赶到汉口，亲自部署救护工作。主持成立了临时救护委员会。到抗战结束，红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统计达260万人。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人力，许多都出自杜月笙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一呼百应。
汉口又沦陷，中国红十字会又南迁到香港，杜月笙再次随红会到香港，并设立总办事处，接受和协调海外捐助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前方将士“粮草”。最后又率红会人员转移到重庆。
当时，国民政府经过滇缅公路运送物资，经常被当地的袍哥组织、黑社会拦路抢劫，但是，只要杜月笙出面一声招呼，车队就一路畅通。
他还以个人名义出资，向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捐献了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一千套。上海沦陷后，他又安排帮会组织，帮助新四军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线，采购运输药品枪弹等军需物资到根据地（电影《51号兵站》中有所描述）。
近代史专家说：“抗战中的红十字会救助工作，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这里有杜月笙的努力和热忱。”
生活中，杜月笙总是长衫在身，说话轻言细语，佣人做错了事也并不大声呵斥，没有传统意义上凶神恶煞的黑社会老大的形象。
但儿女偷懒不读书，杜月笙是自已拿鞭子打！杜美如至今记得：有一次她逃课，佣人知道她这顿打躲不过，事先给她穿上好几条厚裤子。父亲知道了，打得更狠！
杜月笙会做人、与人为善有很多传说。杜美如说了一件轶事：
当年大学问家章太炎住在苏州，杜月笙仰其名声，登门造访。章太炎外号“章疯子”，是个连袁世凯、蒋介石都敢骂的“无法无天”之人，言谈举止间，明显流露出对这“上海滩大流氓”的蔑视。
但杜月笙并不生气，见章太炎生活困窘，临走之际，将两千元大洋的钱票折成小方块，悄悄藏在喝过的茶碗底下。既接济了章大师，又保全了他作为文人的面子。自此，章太炎与杜月笙成为一生的莫逆之交，手书李商隐的诗送给杜：平生风义兼师友。
跺跺脚地皮都要抖一抖的江湖教父，1949年仓惶辞庙，带着一家老小和手下坐轮船离开上海，逃到香港。做了两年贫病交困的寓公后，抑郁而终。而当时为父亲管家、为父亲养老的，就是这个大女儿杜美如。
“为什么杜月笙最终没能回到大陆？”我问。
“我父亲当时的情况是：不愿去台湾，不敢回大陆。”杜美如打开了话匣子——
1927年，杜月笙的青洪帮帮助蒋介石参与了“四•一二”政变，上海解放后，他很害怕共产党会找他算账，因此逃到了香港。
尽管杜月笙在上海是枭雄，但是在香港却没有资产，连所谓的“杜公馆”都是别人半借半送的。当时是杜美如管全家的账，杜家捉襟见肘的情景 ,她至今记忆犹新。
何去何从？去台湾吗？杜月笙对国民党政权已经失去信心。抗战时他曾倾囊资助蒋介石打日本，杜美如还记得：父亲有一次让她母亲姚玉兰拿出总共400多克拉的钻石变卖成现金，资助在上海搞地下活动的抗日人士。
上海另一帮会大佬、杜月笙的结拜兄弟张啸林投靠日本人，准备出任伪浙江省省长，被暗杀，也是杜月笙默许甚至策划的。一头是民族大义，一头是义结金兰，杜月笙选择了前者。
但后来国民党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让杜月笙很失望，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曾愤愤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
在香港，杜月笙想带全家移民去法国。他很讲江湖义气，不愿丢开忠心耿耿的手下，也不愿丢下在抗战中牺牲的兄弟们的遗属。算下来，去法国的男女老少总共有140多人。护照费等各种费用要15万美元，而杜月笙当时所有积蓄只有10万美元，只好放弃移居法国的念头。
从此，杜月笙更加心灰意冷，意气消沉，抗战时四处奔波患下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到了后来，总要杜美如在床头举着氧气瓶让他吸氧。
杜月笙病情渐重，蒋介石力邀杜家一家去台湾，周恩来总理也托人捎话，请他回大陆。杜美如记得：有一天，家中来了“共产党方面的两个人”。
双方都在游说杜月笙，都在争夺杜月笙。世故圆滑的杜月笙也有着自己的算盘：两头都不得罪。于是托香港《新闻报》一位姓钱的总编代笔，给大陆和台湾那边各自回了信，信中都表达了归顺之意。
杜美如清楚地记得：那天她正在客厅照料病重的父亲，父亲的好朋友杨管北慌慌张张跑到杜公馆说：“老杜老杜，出事了！出事了！”
原来那位钱先生那天喝了一瓶半威士忌，待杜月笙把信件过目后，钱先生醉醺醺地套错了信封！
蒋介石看信后很生气。大陆这边，也可想而知。
“这下子完了！两头不是人了。”杜美如说。
就这样，身处人生绝境的杜月笙很快撒手西归。去世之前，他让手下把存在银行保险箱里的东西拿出来，那是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巨额欠条，他拖着病体，当着家人面，一张张地烧掉。
杜美如非常不解，父亲告诉守在床边的后人：“我不想你们的余生在追债中度过，我不想让你们在我死后打官司。”这，就是杜月笙。
杜美如说：“父亲回光返照时，对身边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还年轻，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也是杜月笙。
杜月笙去世后，孤儿寡母靠变卖财产在香港又度过了三年，后来应宋美龄之邀，全家去了台湾。在台湾，宋美龄对这一家关照有加。杜美如结婚时，宋美龄还送了一套床品作贺礼。
在台湾的舞会上，杜美如认识了相伴至今的伴侣：蒯松茂，一名专飞歼击机的“国军”王牌飞行员。
蒯先生现在虽已八十好几，依然腰板挺直，思维敏捷，军人气质犹存。他的家乡是安徽省肥东县店埠，抗战时与家人一起颠沛流离，逃难到大后方的四川，13岁进了国民政府在成都灌县开办的空军幼童学校。
他对我介绍说：“我姓蒯，你们大陆文革时有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叫蒯大富，我就是这个姓。”
我笑说：没想到您对“共军”的历史还挺熟啊！
蒯先生说：“我跟共军打过交道啊。我当初从军，是为打日本的，没想到航校还没毕业，抗战就结束了，紧接着又爆发了内战。”
蒯先生后来随国民党军队撤到台湾。驻防在嘉义，上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爆发，他就开着战斗机参加过著名的“金门炮战”。
“我的前半生的记忆是悲惨的：国家动荡不定，我们也跟着吃苦，当时尽管我是空军飞行员，称得上是天之骄子了，但照样吃过盐水泡饭，那时几乎每天都有日本人的轰炸，后来又是内战。”
想了想，他加上一句：“我们国民党，吃的苦头，不比共产党长征时吃的苦头少啊！”
离开大陆56年后，蒯先生才带着安徽媳妇杜美如于2005年回到故乡安徽扫墓。解放后他的老母亲随着另一个儿子流落到安徽枞阳生活，后半生饱受思念和惊吓。自从1949年骨肉分别，老人家至死就再也没有见过海峡那一头的儿子！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蒯先生离家时，还是英俊少年，回乡时，已是古稀之年，慈母已成一坯黄土！他与母亲已天人永隔。在枞阳城郊的荒山上，他跪在母亲草萋萋的坟头，烧纸，痛哭！
年少时，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杜美如自己已是70多岁的老太太，也在这从未谋面的婆婆的坟前下跪，磕头……在场的亲人们，无不相拥流泪，连我这个陪同他们前去扫墓的唯一的外人，也忍不住泪珠滚滚。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而现在，一湾海峡已不再是乡愁的阻碍，可杜美如夫妇的心，依然不知分成多少头：一头在台湾，一头在美国，一头在约旦，一头在大陆——
老大蒯文鹏在美国和约旦之间往返，继承和打理杜美如夫妇开在约旦的中国餐馆，两个孙子都在美国娶了白人姑娘。有时杜美如打电话过去，孙子接了电话后会马上交给父亲：“ Daddy（爹地），你母亲的电话！”老两口委婉地提醒过，可是，似乎没有多大用。
杜美如夫妇唯一的女儿文琦嫁了阿拉伯裔工程师，移民美国，生了两个混血女儿，大外孙女去年也嫁了老外。
小儿子文瑞，毕业于美国名校，曾被加拿大北电公司派驻至北京，现在台湾工作。他能说汉语，至于汉字，文瑞自己坦言：卫生间的“男”“女”两个字能认识，不会搞错，但“小区入口”读成“小区人口”这类搞笑事经常发生。我把这篇文章的草稿发给他看，他无奈地说：“文字太深，我不大看得懂。”
杜美如自己的十个兄弟姐妹，也散居在全球各地，彼此之间来往不多。
杜美如忧伤地向我叹息：“唉！我这些儿孙，跟蒋总统的后人一样，都是杂种了！”
只是过年时，杜家的后人们还要执传统之礼向父母磕头。也许只有这时候，血浓于水的亲情才让后人们记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一家人。
从上海滩一代枭雄，到儿孙散枝落叶全世界、后代如同小联合国，不过几十年时光。杜家后人，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祖辈的光环在慢慢褪去。身在台湾的杜美如老两口念念不忘还要再去浦东看杜家祠堂，再去北京逛琉璃厂，再到老舍茶馆听京戏……但八千里路云和月，越来越走不动了。
大江大海，时光苍茫，一部家族史，也是大时代变迁的一部家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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