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丨王谷元：追忆伯伯徐扬光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王谷元，1953年生于上海。上海財經大學首届金融本科畢業，北大世界经济硕士研究生班进修；先后任职于國有銀行金融研究所、國際结算信貸等部門；任职《現代中國經濟》《上海證券報》《北美商報》《證券日報》《中華攝影報》《海西旅遊報》《澳門商報》等媒体。現為澳門東方潮出版社執行董事、《中葡經貿導報》總編。酷爱旅行和摄影。
原题
昨夜星辰永闪烁
——追忆伯伯徐扬光
早前，表弟徐昇寄来他的自传新著《追赶末班车》，书中第三章节“我的父亲”讲述了伯伯徐扬光不凡的一生，叙事朴实，情感真挚；其中不少片段与我人生经历恰有交集，读来犹感亲切。透过字里行间，与徐伯伯相处的难忘影像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
伯伯徐扬光、娘娘余韵馨1948年于南京
磨难铸就报国心
伯伯徐扬光1923年出生于浙江分水（桐庐县）一户殷实世家，祖上曾任清代武官，坐拥千亩桑田，其父还做过金华地区大法官。
自小受书香门第的熏陶，天资聪慧的伯伯，勤奋读书，门门功课满分，中学连跳几级。在“杭联高”（浙江名校）读书时他与查良镛（金庸）同窗，当时为躲避日机轰炸，他们随校辗转浙西山区，结下情谊。艰辛的求学生涯，磨炼伯伯坚韧不拔的人格意志。
杭州联高1943毕业班合影（金庸亦在其中）
1943年秋，伯伯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攻读航空发动机专业，从此立下了“航空救国”的雄心壮志。毕业后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铧公子（大学同班）的关系和自己的学科成绩，他有幸进入中央政府航空工业局（部）工作。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原本可“近水楼台”优先搭飞机迁台的他毅然留在南京，迎接解放，并加入人民解放军华东空军行列。1950年代，伯伯转调上海航空工业学校，担任附属工厂厂长。
伯伯中央大学毕业，1947年南京新街口
伯伯夫人余韵馨与我父亲是表兄妹，我叫她“娘娘”。伯伯徐扬光与我母亲是“杭联高”同学，表亲同学，“亲上加亲”。记得小时候跟父母去鞍山四村伯伯家做客，娘娘总会做一桌好菜款待，其中有我喜欢吃的“油面筋塞肉”。临走时，她还会让我带回一钵头“甜酒酿”给家人分享。
徐家仨兄弟与我弟兄几个年纪相仿，志趣相投，我们经常一道去周边郊游，暑假还到附近同济大学游泳。但是童年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没能实现，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
危难时节见真情
1967年冬天，上海的天气特别寒冷。一天夜里，表哥徐宁突然打来电话说，在航校隔离审查的伯伯正送医院抢救，情况十分危急。深更半夜已无公交前往，父亲心急火燎，彻夜难眠。
次日一早，我陪父亲匆匆赶去医院。穿过阴森森走廊，看到伯伯躺在急诊室外的一张病床上。他鼻孔插着氧气管，手臂吊着点滴针剂，处于半昏迷之中......
父亲避开一旁“看护”的航校造反派，走近病榻中的伯伯，紧紧握住他的手，默默无语中表达了患难兄弟最深切的关爱与精神支持。往事如烟，动乱年代那悲凉且温馨的一幕让我永生难忘。
父亲与徐伯伯俩人，因刚正不阿的性格和追求进步的志向走到一起，成为挚友。父亲曾在国军兼过文职，后又加入中共地下党；错综复杂的国共履历，历次运动必受冲击，文革中更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面对“极左”路线的腥风血雨，他俩常常躲进小楼，膝谈深更，相互劝勉，惺惺相惜，共同捱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
后来得知那次伯伯送院抢救是因为遭造反派残酷批斗，受不了人格侮辱，他愤然吞服安眠药片以死抗争！这种“宁可杀不可辱”的士大夫精神风骨，一直为吾辈后生所敬仰。
批斗横行的文革风暴刚刚过去，上山下乡的热潮接踵而来，并将我们两家再次推向运动的“风口浪尖”。
短短几年，我大哥谷青去了新疆，二哥谷强北上吉林，奕奕姐到安徽插队，表哥徐宁下乡延边，表兄弟徐萍赴黑龙江兵团。
轮到我已是1970年秋，大规模的下乡运动接近尾声，可供挑选的去向所剩无几，相比东北寒冷主食杂粮，“充军”云南兵团是较好选择。
但当时我被分配去西双版纳，那里山高路远，从昆明坐长途车要三日三夜，交通十分不便。听说还有“瘴气”叫人望而却步。
正当我深陷困惑之中，伯伯给我带来好消息。他从先赴云南的邻居知青中了解到杨浦区下乡地点，且是中越边界“河口县”，该处距昆明仅四百多公里有火车通达。
于是，伯伯通过熟人帮我将下乡关系从徐汇转至杨浦，轧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十月十日，年仅十七的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离开故土上海，伯伯派表弟徐昇专程赶到北火车站为我送行。那天在站台上留下的一张珍贵合影，想不到47年后竟在《追赶末班车》这本书上重现，令人惊喜不已！
滇越铁路图（昆明～河口）
事后证明伯伯当初帮我调去河口这条路走对了。河口至昆明有一条十九世纪法国人修的滇越（米轨）铁路，全长四百多公里一昼夜通达；再由昆明接驳沪昆列车两日三夜直抵上海，往返路程合计九天。
按当时国家规定兵团农场职工探亲假期，往返路程十日之内，每年可享两周带薪假期并报销全程路费，这对当年的下乡知青来讲，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了一个“大红包”。
书到用时方恨少
每年回沪探亲，我都会“第一时间”赶去杨浦鞍山新村看望伯伯娘娘，汇报一年的下乡收获，兵团趣闻轶事，旅途中的风土人情等......同时亦流露出对前程的迷茫和生活的无奈。
在当时封闭体制下，有权有势可“走后门”参军上大学，而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只能“画地为牢”被困在边疆农村修地球。伯伯对这种窒息人才，阻碍社会发展的制度大加鞭挞。
记得伯伯曾断言，国家不可能一直这样封闭下去，谁逆历史潮流终将自取灭亡。他还常常对我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工余时间多读点书，积累知识，将来一定会派上用场。
1977年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在伯伯的鼓励下，我抓紧自习备考，最终以一名文革前高小毕业生，考入上海财经学院。上财前身系中央大学商学院，如此说来，我与伯伯算得上是“隔代校友”了。
高考改变人生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伯伯常会引精据典，借古讽今揭批江青张春桥，他对当时高层的权斗，剖析精辟，入木三分。事后政局的演变一再印证伯伯分析预测基本吻合。
虽为理工出身，伯伯且对国政时局，社会发展如此关注，并能与众不同提出自己独到见解，实为难得。他常跟我说熟读史书，要古为今用，只有顺应历史潮流，才能推进国家昌明。
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伯伯迎来了“专业报国”第二春，他有幸成为上海市最早晋升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享受局级离休待遇之后，他仍然“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
他出任上海市质量协会与设备管理协会多项要职，著书立传，四处讲学，编译期刊，忙得不亦乐乎。1988年我将伯伯撰写的一篇设备管理论著，推荐到中港合办的《引进》杂志全文发表，一度引起深港同业的广泛关注。
伯伯娘娘九十高寿（2012）
2014年3月4日，伯伯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二。当时，我在京采访全国两会，无法分身，特意请在沪兄长转达对伯伯的深切哀悼及家人的慰藉。通过手机微信，我看到追悼会场面十分感人，现场播放伯伯生前最喜欢的那首“昨夜星辰”，歌曲给人留下无尽的思念：“爱是永恒的星辰，昨夜星辰，今夜星辰，永远闪烁.......”
徐昇在书中写道，“1948年起父亲参与台中飞机场筹建，每月都要从（南京）大校场乘坐C47飞赴台北。当时，台湾的房和车都己准备好，家中的家具也已空运至台湾，但父亲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
一是看到国民政府的腐败，对迁台后的前景不看好；二是受到同学彭彦午（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寄希望于新中国的新变化新发展。”
台中机場寻足印
2016年1月，我结束访台行程，从台中搭飞机返回澳门前，特地去看看伯伯当年工作过的台中机场。台中航空站亦叫清泉岗机场，其前身是日治时期的“公馆机场”。
后为纪念国军抗日将领邱清泉，更名“清泉岗空军基地”。如今，台中航空站（清泉岗基地）系军民合用机场，也是台湾第三大国际机场。
那天早晨，我从台中火车站搭公车行二十多公里直达清泉岗。当我走近现代化候机大楼时，仿佛见到伯伯徐扬光身着航空工作服，脚蹬皮靴，精神抖擞地向我走来......
半个多世纪时空逆转，几经风雨的台中机场如今已难寻迹伯伯当年留下的足印，但他“航空报国，追求真理”的精神遗产，是值得我辈永续传承，发“扬光”大。
“昨夜星辰，今夜星辰，永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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