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蒋蓉：我的爷爷奶奶是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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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2002年提前退休。
原题
我的爷爷奶奶
传说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得只剩下七户人家。网络上的解释是：清初户籍统计，整个四川有史可查的仅9万人。这才有了清朝初年开始的“湖广填四川”。追根溯源，我们家就是那个年代从湖北省麻城迁徙到四川省中江县，落脚在中江县积金乡的。到了蒋姓“正”字辈先祖，养育了四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天赐”“天书”“天民”“天伦”，蒋天书便是我们家的太祖。
蒋天书在某一年考中了举人，虽然不是进士及第，但在偏僻的川西北山区乡村，已经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件，他的坟墓所在地后来成了一个地名——叫作“举人坟”。他的妻子唐氏也有诰封，去世后立了牌坊，文化大革命前还立在那里，文革中“破四旧”被横扫掉了。
蒋天书以下蒋星启、蒋顺泉两代，都是一脉单传。蒋星启未考功名，闲云野鹤诗词歌赋，经史子集皆通，琴棋书画娴熟。可是他的独子蒋顺泉不幸染上了鸦片，致使从举人手里传下来的田产被卖光，应了那句“富不过三代”的老话。蒋顺泉先祖只好开私塾授学，赖以养家糊口。到了我爷爷蒋文通这一辈，人丁倒是兴旺起来，家道却已破败，沦落为穷人。
我的爷爷
我爷爷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阴历11月29，上有四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兄弟姐妹中他排在末位。爷爷出生的时候，家中房屋田产都已卖光，他的父亲蒋顺泉一无田产二无积蓄，仅靠教授私塾养活有七个儿女的家庭，一家人艰难度日，所以，在爷爷年仅五岁的时候，家里就把他送到陈姓亲戚家，做了放牛娃。
虽然家道中落，但，也许是几代人诗书传家积厚流长吧，孩童时代的爷爷和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中“王冕的故事”那个王冕一样，非常渴望念书。可是念书对于一个放牛娃，不啻海市蜃楼，他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每天在学堂（私塾）进进出出。后来爷爷年龄稍大一点，主人给他加了一份差事，就是每天送主人家的小孩去学堂念书，爷爷利用这个机会，站在学堂的窗户下听先生授课。听了一年。这就是他所受的全部教育。
十一二岁时，爷爷被陈家送到他们家在永兴乡街上开的一间杂货店当学徒，实际上是在店里做长工。幼童时期就离开父母给别人打工的爷爷，到少年时期成为了一个极其勤奋之人，帮工之余，他悄悄地学习做生意的门道。不知道“凿壁偷光”“悬梁刺股”这一类的成语可不可以用来形容爷爷的勤奋，可以想象的是，只具有在私塾的窗户下“听学”一年文化的爷爷，能够在无人指教的情况下掌握写算技巧和经商要诀，需要付出的努力有多么艰辛。黄天不昧苦心人，几年以后，年轻的爷爷被陈家提升为杂货店掌柜的，他开始有了收入。
爷爷节衣缩食、克勤克俭，把每一个铜板都攒起来，几年之后爷爷终于积蓄了一笔钱。有经商头脑的爷爷把自己积攒的银两作为资本，投资到陈家的杂货店，与他们合伙经营。后来陈家将自己的股份全部转让给爷爷，杂货店就成了爷爷自己的产业。
独立经营后，爷爷更是削衣悭食，还去做挑盐工，下苦力挣钱、攒钱。他知晓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句话，“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那个年代，他的理想和所有生活于小农经济社会中的人一样，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地”。在传统的观念里，田地是偷不走、抢不去、毁不掉的财产，不但年年有收入，还可以传给子孙，世世代代，家人从此不会再挨饿受冻。他要走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那条路，过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的好日子。
没过太长的时间，爷爷就实现了夙心往志，置下了田产和房产。爷爷置下的家业，总共有水田、旱地六十几亩，乡下有瓦房两处：一处是三合院，另一处是一排平房；还有草房两间。此外，在永兴乡街上购置店房一院，他的十个子女都在街上的大院子里出生。爷爷创下了这一份家业，并没有止步不前。除原有的杂货店外，他又在街上开设了粉坊和榨油坊，投资外地盐井，还做一些涉及金融的生意。
爷爷出身寒微，如果他在家道中落以后安贫乐道；如果基本没有文化的爷爷不是那么发愤图强，到“土地改革划成份”的时候，他肯定是一个标准的“贫农”。可爷爷是个有志向能吃苦耐劳的典型中国农民——虽不是什么鸿鹄大志，不过求田问舍而已，他埋头苦干，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的血汗收入改变了自己及家人的贫困处境和卑微地位。
没有文化的爷爷还深知文化的重要性，让自己的儿子们进城读书接受新式教育，供我父亲接受高等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子孙们的命运。可是，恰恰是这种在任何制度之下都属于美德的秉性，和凭着这种秉性通过艰苦劳作带来的财富，奠定了他成为专政对象的基础和后半生的不幸，也让他的子孙都背上了政治贱民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我的奶奶
土改时，爷爷并非因为剥削而置下的田地房屋作坊全都被强行没收，甚至，我母亲的嫁妆都因为没收浮财被拿去凑数了，只留下了永兴乡街上的小部分住房，我的奶奶和二叔夫妇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到了1960年代，在无产阶级原本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国家里，阶级斗争却越来越激烈，早已被打倒并变得一贫如洗的奶奶，和其他一些同样情况的“阶级敌人”、“阶级异己分子”一起，尽数被赶到乡下。奶奶一直到去世，再也没能回到永兴乡街上自己的家中。
我爷爷并非拥有万贯家财，他一辈子置下的田地不过六十几亩，按“土地改革”时的政策并不够划为地主。积金乡那一支族人中有个蒋国千，是个孤儿，爷爷把他收到自己的店铺里当学徒，就像当年他给别人当学徒一样。土改时蒋国千告知工作队，他是受爷爷剥削的长工。他成了一名土改积极分子，被吸纳为农会的干部。
租种爷爷十余亩田地的一个哥哥，孤身一人带个儿子，爷爷念及兄弟情分和他家庭的困窘，从未收过他的地租，还将两间草房无偿提供给他们父子居住，只是让侄子时不时去家里帮忙做一些活计。运动一来，侄子也站出来揭发爷爷对他们的“剥削压迫”。爷爷和奶奶被划成了地主，蒋国千等积极分子，领头分了爷爷的田地房产。
爷爷和奶奶做梦也没想到，大半辈子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一份并不丰厚的家业，就这样转瞬之间成了别人的财产，带头抢夺的还是自己恩泽过的那些人。他们当时内心是怎样的愤懑和痛苦、悲哀和绝望，没有人知道。某一天，他们把只有十来岁的小儿子——我的五叔——交给了一个信得过的邻居，便双双跳了井。
井不算深，爷爷和奶奶浸在寒冷的井水里拒绝人们的营救，两位老人铁了心要去死。听说还是工作组的人到井边做了工作，说，你们是军属（我三叔已经参军），你们不要给军属丢脸啊。这一层大约是他们原先没有想到的。三叔以下尚有两个不具独自谋生能力的叔叔……万般无奈，爷爷奶奶才同意被人救起。爷爷和奶奶的人缘不错，蒋国千等人的底细本家人和外姓人都清楚，被没收了田地、房屋和按当时的标准认定的浮财之后，有些本姓本家亲戚还不错，分了爷爷的田地，在生活上就经常帮助并接济他们。
土改之后，农村老家一无所有了。不过，那时我父亲早已大学毕业，在城市里有了一份工作和收入，三叔考取大学后因朝鲜战争参了军，四叔也已在成都就读艺专，最小的五叔送到了我们家，直到成人。
我们孙子辈十余人（包括几个叔叔的子女）都从未见过爷爷。1953年6月16日(阴历五月初六，当年端午节的第二天)，土改后一直卧病的爷爷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他唯一的一张照片，还是数年前从五叔那里得到的。
我的奶奶
我奶奶叫黄钟淑，生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阴历6月初3。奶奶家境贫寒，凭爷爷积攒的那点家产，不可能娶到一位富家小姐。他们结婚时，爷爷已经三十岁，奶奶十八，比他整整小一轮。
奶奶的家族是从广东迁入四川的。据说，黄氏老祖宗有三妻二十一子，为什么离开广东不知道。这二十一个儿子离开广东时，老祖宗写了一首七律诗，意思是要儿子们作为警训代代相传，免得数典忘祖。诗曰：骏马堂堂出异邦，任凭随处立纲常。年深外境即屋境，日久他乡成故乡。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见祖宗香……后几句不知道了。听父亲说他小时候曾经在他外婆家的堂屋墙上看到一副对联：“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见祖宗香”。
后来得知，四川这一支黄姓后裔，都应该知道这首诗。出门在外，遇到难处，有黄姓的人听到你念出这首诗，马上会把你当自家人接待。2005年，我在老家永兴乡街上，看到了一个“广东会馆”遗址，还从当地的方言中发现了广东方言（白话）残留的痕迹。奶奶是那二十一子的后代无疑。
奶奶出身贫苦，从小养成了勤劳节俭的习惯，和爷爷成婚后，成了爷爷的好帮手，把一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在奶奶的辅佐下，爷爷在永兴乡慢慢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成了永兴乡街上体面有身份的人。2005年五叔、哥哥和我一起回到永兴乡，住下来后和老街坊摆龙门阵，老街坊还兴致勃勃地告知，我父母结婚的时候，爷爷奶奶把鞭炮从家门口摆出去几里地。
母亲曾说，她第一次随父亲去老家时，最感吃惊的是父亲家的大院子里，沿着阶檐整整齐齐摆放了数十个腌咸菜的大瓦缸，奶奶让她看了，没有一个缸里腌的菜是相同的。奶奶的腌菜在当地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街坊邻居和亲戚们都经常去院子里讨要腌菜。
在我进入幼儿园之前，奶奶就住在我们家，不过我印象不深。长大以后听母亲说，奶奶偏爱哥哥这个长房长孙。她悄悄拿东西给哥哥吃，还特意嘱咐，悄悄一边去吃，不要给妹妹看见了；还带哥哥去听戏，尽管每次哥哥都在开场锣鼓还没打完就倒在她怀里睡着了，她依然坚持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她对孙子的特殊关爱。
为此，我母亲很不高兴，认为奶奶这样做，一会惯坏了哥哥，二会影响我们兄妹的感情。其实，对于一个传统的农村家庭妇女来讲，重男轻女是极其自然的事。只是，恐怕由于奶奶这样的“偏心眼”，令我回忆时常常想不起她的容貌，再努力，也只是照片上的那个样子。
奶奶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给我做的鞋。直到小学四年级，我穿的都是奶奶做的鞋。奶奶纳的鞋底密实，针脚均匀如同机器扎出来的，正看斜看横看竖看，排列整齐就像士兵仪仗队的方阵，全新的白布底花布面，结实耐穿还不土气。至今，我还记得奶奶做的一双凉鞋，鞋面是淡雅的白底绿色圆圈花布，款式简洁明快，就是现在穿出去走在大街上，也不落俗套甚至很时尚。
奶奶的神奇更在于，她回老家后就再没见过我们，但她捎来的鞋总是刚好合脚，既不会大到脚在里面滑来滑去；也不会小到箍得脚疼。到了小学五年级，奶奶不再给我们捎鞋，我还以为是奶奶老了。很久以后才知道，四清运动一开始，奶奶就被从乡镇老屋赶到了乡下，为生计所迫的奶奶，再也无力给我做好看的鞋子了。
奶奶的女红虽非绝无仅有，但在她之外我确实没见到过第二个。记得她曾托人捎来一对十字绣枕套，60几岁大字不识的她，竟然在上面精准地绣出了英文单词GOODNIGHT。她在我们家的时候，还缝制过几个相当有特色椅垫，用的不是整块布料，而是许多碎布头。奶奶将做衣服剩下的各色布碎缝制成几何图案，再将几何图案拼成椅垫。我哥哥说，这样的民间手工艺品，放到当下德国的工艺品商店里，价值应该在百欧元以上。
奶奶是1957年回老家的。那之前她短暂地回去过两三次，可能是因为和我母亲之间有些无法避免的婆媳矛盾。母亲说，她曾经劝阻过奶奶。奶奶并不领情，而是摆出了婆婆居高临下的姿态，毫不客气地回敬母亲，我儿子的家，我想走就走，想来就来。但是到了1957年，奶奶再也不可以任性而为，不想走必须走，想来却没有了任何的可能性。
老家永兴乡的农村景致
1957年，城市里开始动员地主富农分子回乡。父母所在的西南师院，许多教师的母亲和一些教师的配偶，都被动员离开城市回乡下了。奶奶有军属的身份。她的三儿子1950年12月应征入伍，所属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西南航空预科总队，1953年9月又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现役军人。1957年之前的一个春节，我看到过好多人敲锣打鼓来我们家，送了一块“光荣人家”的牌匾，那是送给奶奶的。
动员地主分子返乡时，光荣军属也不管用了。当时父亲系上的领导找他谈话，指出父母把身为地主分子的母亲留在城里养起来是丧失立场的行为，应该把她送回乡下去自食其力。
在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父亲不能因为坚持要做一个传统的孝子，而把自己放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把自己由一个人民教师变成一个阶级异己分子。领导只“规劝”而没有强制，已经给足面子了。就这样，六十多岁的奶奶被“送”回乡下去“自食其力”，她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直到离开人世。
儿时，我只知道自己有个奶奶在乡下，却不知道她是地主。那时，我心目中的乡下是和森林、小溪、草地、果园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小木屋，小白兔，小羊羔联系在一起的。奶奶住在那样美丽的地方，给我们捎来那么多漂亮的鞋子，就像童话故事里描述的一样，我完全不曾也不可能想象到中国农村的贫困现状，以及奶奶是一个生活于那种贫困环境中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老人。
奶奶是和爷爷一起被划成地主分子的。地主，尤其是地主婆，在我们自幼就开始被灌输阶级仇恨脑袋中，基本就是童话中丑陋阴险恶毒的老巫婆之现实版，比如，《白毛女》中黄世仁家那个歹毒的老妖婆子。可是，我奶奶在自己的家庭进入温饱（抑或小康）之后，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贫苦出身，她对穷人充满了同情。听长辈说，以前每年临近过年，家里都要杀一口三百余斤的大肥猪，之后，奶奶就会带着父亲给街上十余户穷人每户送上几升米，几斤肉，让穷人们过年也能吃白米饭和回锅肉。
因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奶奶在我的生活中变得重要起来，她是一个地主分子，我们便成了地主的子孙，这个阴影，一直笼罩到1977年恢复高考。
我在知道自己的爷爷奶奶是地主之后，为自己有这样的爷爷奶奶而非常自卑。考中学的时候，老师在教室里宣布，报考西师附中必须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子女，其他同学填报自愿时自己要自觉。
作为西南师院的子女，我们原本最有资格报考这所附属中学。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心中有冷病”，总觉得老师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瞟着我，那眼神分明就是在提醒我，你没资格，没资格，没资格……所以，我只好“自觉地”报考了重庆13中。
那时，我并不知道母亲的家庭有比爷爷奶奶“严重百倍的问题”。只觉得奶奶，确切地说是奶奶的地主身份是一团拂不开的阴云。1972年，奶奶去世了（享年七十六岁）。适逢我从农村回家探亲。一天上午，我在家门口洗一大盆衣服，有人送来了父亲老家的来信。父亲读后，脸色难看地对我说，奶奶死了，这下你可以卸掉一个包袱了。
那是一个阴郁的冬日，父亲说了这一句话后，整整一天无声无息地把自己关在厨房里。下乡好几年了，我已经清楚地了解了中国农村的现状，此时，从未关心过奶奶的我，内心突然有一种莫可名状的难过：她生了10个孩子，却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重病中去世。她的儿子们除了早夭的和我二叔，其余四个都大学毕业，在城市里参加了工作，而她，只能从父亲处每月得到寥寥可数的6元钱生活费；她最疼爱的长房长孙——我的哥哥，从1957年以后就不曾见过她；她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治疗，靠着那点可怜的生活费，以及她自己精湛的女红——帮别人做针线活赚点钱，她竟然熬到了1970年代。我想，奶奶临终的时候，紧紧环绕她的肯定是怨恨，还有凄冷、悲凉和哀伤。
2006年给爷爷奶奶立了碑
奶奶的去世并没有如父亲所说的那样，卸掉了我的一个包袱，地主的身份是死不了的，它成了我们的原罪，在我们身后如影随形。1974年被招工回城，在前往川维技校的途中，我无意间看到“招工老板”的花名册上，我的家庭出身一栏赫然写着“地主”，内心瞬间崩溃，眼泪夺眶而出……
直到国家发生历史性重大转折后，家庭出身这个沉重的包袱才真正被政策卸掉。其实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因为政策变化致使家庭出身不再重要而变得轻松，还不如说是我从心底坦然接受了地主和地主子女这个称号，随着阅读和阅历的增长，历史的真相在我心里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轮廓。
2013年第二次回老家给爷爷奶奶扫墓
前不久，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倒是当时的黑五类，现在成了嘚瑟的资本”。这句话成了我下笔千言的一个动力，并非嘚瑟，黑五类怎么就成了嘚瑟的资本我搞不清楚，我没理由也没必要嘚瑟，不过是想把与我血脉相连的小人物的真实人生历程披露出来。那些并非剥削起家，甚至够不上地主资格而被划为黑五类（也包括那些“够资格”的所有黑五类），其后一直饱受践踏的政治贱民，是不是应该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鼓与呼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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