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蒋蓉：小狗赛虎幸运与不幸的一生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师。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2002年提前退休。
本文作者
原题
小狗赛虎
一直想说说我哥哥当知青的时候养过的那条小狗——赛虎的故事。
它不是什么身价昂贵的名贵犬种，也不是什么相貌奇特招人疼爱的宠物，一条土狗而已，学名中华田园犬；它和我哥哥之间并没发生过什么舍生取义救助主人之类感天动地的故事。但是，它极其短暂和普通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当年我们下乡的大巴山区农村，几乎每个院落都有一两条恶狠狠的狗，主要是为了防盗。那时，多数贫穷的农户连锁都买不起，所以院子里养着狗，但凡有陌生人来到院落门口，狗们就窜出来狂吠，吓得那些打算进院子或者仅仅是路过的人不敢轻举妄动，直到主人应声出来看清楚了行人，踢一脚不分好歹的狗，再加上大声吼骂，尽忠守职的狗才不甘心地一边往回走，一边还出狺狺的挑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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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乡的地方，红军第四方面军曾经建立过苏维埃政权。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渡江的位置就在苍溪县城附近。在那个崇尚革命的年代，老革命根据地在我们的想象里，遍地都是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因此对下乡插队这档子事，除了心中充满告别城市告别亲人的悲伤之外，还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向往。
可是，我们满怀崇敬踏上了那片土地，却发现革命根据地的神秘色彩和神圣光环，不过是我们心中的一个虚幻。那个地方全然没有我们认定的那种革命氛围；人民也根本没有我们认定的革命觉悟。农民们没有文化而且贫困，那样的贫困简直令我们的想象力黯然失色。
当我们站在有大队会计、生产队长和生产队会计居住的那个歪歪斜斜的四合院门口时，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与眼前的“老革命根据地”就被断然切开了，成了两个世界。
农民们一年到头除了夏季麦收、秋收打谷子，以及过年那两三天能吃几顿白米干饭，其余时间就只能喝稀饭。他们喝的稀饭与我们在城市的家中吃的稀饭还截然不同，严格地说那不是稀饭，而是一种很稀的糨糊。农民们给了这种稀饭一个很贴切的名字——米汤，有几粒米，加上一些豌豆粉或苞谷粉或面粉，搅成的一锅有点粘稠度的汤。
最让我们感到可怕的，是他们的米汤里还有一种沤得黑乎乎有一股馊臭味儿的酸菜。大巴山区吃的酸菜，并不是我们常吃的那种泡菜（著名的四川泡菜也常常被叫做酸菜），而是用比较高产的一种青叶菜或者红薯叶剁碎后，用开水煮熟捞起放进大瓦缸里，倒一些米汤，上面压一块扁圆形的厚重石头，沤到发黄发酸就可以吃了。
据说，当地好些农民死于食道癌，就是因为长期吃这种腐败的菜。但是，农民们如果不吃酸菜，分得的口粮就不能从年头吃到年尾，不管怎样精打细算都有半年时间只能饿肚子。跟饿肚子相比，还得选择吃酸菜。
农民的孩子们，精瘦，整天光着屁股满山遍坡地跑，脸上糊满了鼻涕和尘土。他们一个个面色菜黄，肚子大如身怀六甲的妇人，胸前的肋骨一根根清晰地从一层薄薄的皮里凸出来，那肯定是长年喝糨糊营养不良造成的。
大山里的男女老少，穿的几乎是一律的黑衣黑裤。他们这样穿着并不是模仿武林大侠扮酷，而是没有钱。农民们扛着锄头从年初一挖到年三十，所得的工分值分了口粮便所剩无几，在穿戴上就不可能有更多美观的追求了。好在大家都一样，没有比较也就没有心理不平衡。
作者和哥哥
所有家庭男女老少都是买那种几分钱一尺的土白布，送到染坊里染成黑色再做成衣裤，既耐脏又耐磨，色调和质地都与他们的贫穷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唯一例外的是刚过门的新媳妇和即将出嫁的姑娘，她们在一生最大的喜庆时日才有资格穿红戴绿，显出些生气来。
这样的贫穷，小偷就是进了家门，也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值得下手的东西。不过夏收与秋收时节另当别论，晒场上堆得满满的是准备上交的公粮，和余下来分配给各家各户的口粮，在没上交和分配时，姓公，对于整年半饥半饱的农民，就是一堆挡不住的诱惑，小偷小摸拿一点回家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了，会直接影响分配的公平，所以，每到收获季节，人们就分外警惕地盯着晒场，预防盗贼的规则也在长期的实践中渐渐形成，和不断改进趋于完善。
农民们养狗防盗，结果经常被盗的倒是狗们自己。
贫穷山区人的肠胃，经年累月都只有糨糊、酸菜和红薯来填充，他们常常在田间地头空想共产主义，比如大碗大碗肥得流油的坨子肉可以不限量地吃。于是，那些满山遍野乱窜的肥狗和瘦狗，就成了满足他们美好理想的目标。
盗狗实际上也算不得盗。盗狗的人无需进入养狗人的家门，他们用开山改土崩石头的雷管炸药做成一个个精巧的丸子，外面抹一层带肉油腥味的东西，然后放在狗们晚间出游经常路过的那些地方，馋嘴的狗自然要去吃这些炸药丸子。通常的情况是，山野里空旷寂寥的夜空一声清脆的爆响，狗脑袋就变成了血糊糊的一团肉泥，稀里糊涂就成了满怀美好理想的人们口中的美味腹中的营养。
丢了狗的人家往往要第二天早上才知道丢的是自己的狗。无奈，谁叫自己不给狗吃饱，让它夜半三更去贪占小便宜呢？一般的情况是婆娘们不善罢甘休，她们从那个不知姓名的炸狗人的娘开始，把他家上上下下祖宗几代的女性地毯式地轰炸一遍，还配上一些直观生动的动作，一直轰炸到嗓子嘶哑发不出声为止。
下乡不久，许多知青也开始养狗了。知青养狗不是为了防盗，而是为了找乐子。那时的我们，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最大的高三学生也不过20出头。一群看惯了城市的熙熙攘攘听惯了城市的吵吵闹闹的小青年，突然被抛进这个荒僻的大山，每一天都和前一天后一天整整齐齐地叠着，一眼就可以从过去穿透到将来。生活单调啊。被单调困惑得只想打架的男知青们，终于在某一天发现了一个突破口，仿佛只在一夜之间全都被狗儿黏住了。
知青养狗和农民养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知青不光是给狗吃口饭让狗的身架子一天天长大，见到陌生人不问青红皂白冲上去吠几声咬一口。狗聪明啊，不能让它像猪一样活着。知青有一整套训狗的方式，很快，知青的狗显现出了与农民的狗截然不同的品貌。
知青出门带着自己训练有素斗志昂扬的狗，每当路过的那些院落有狗冲出来，知青只需叫一声“上”，他们的狗就会奋不顾身地扑过去，直把院落里冲出来的狗追得疯逃，知青便顺顺当当地走自己的路。
知青的狗还有一个怪异的脾气——只咬农民不咬知青。知青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个类，其实知青们的家庭状况各有各的不同。有的是一家姊妹数人同时下乡，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家中很少提供生活补贴；有的是“黑五类”子女，家中被红卫兵、革命群众义愤填膺地数度抄查，变得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父母都进了牛棚和劳改队，根本没有经济援助。
这些知青到了农村，不少人很快就与当地人“打成了一片”，穿农民们穿的那种老棉袄，讲农民们讲的那些土话，一副地道的山区农民模样。当然，他们仍然是知青，仍然经常与其他知青互相串门，知青的狗见了他们从不呲牙咧嘴，即便是未曾打过照面的，也不。它们居然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神不神呢。
知青的狗都有一个勇武的名字：黑虎、花虎、黄虎、胜虎、赛虎……我哥哥的狗就叫赛虎。之所以取这个名，是因为哥哥希望它长大了具有比老虎还勇猛的秉性。
赛虎是一个弃儿，刚刚出世就被遗弃了。某天，一个朋友到我哥哥那里串门。路上看到一只巴掌那么大的毛茸茸的小狗崽，可怜巴巴不知所措地趴在路边，眼神里透着一种渴求。朋友把它捧到了我哥哥那里，哥哥就收留了它。
我哥哥没像其他知青那样弄一只狗来养着，是因为他老觉饿，自己都吃不饱，哪有多余的饭给狗吃啊。赛虎的从天而降，让哥哥改变了主意。不过那年月，知青在农村是几乎没有肉吃的，所以，赛虎作为一个食肉的动物，也几乎没有吃到过一块真正的肉，天天跟着我哥哥喝红薯酸菜稀饭，过着一种半饥半饱的日子。
哥哥住的院子里有一条凶猛的大白狗，他本来指望赛虎能长成大白狗那样的个头，没想到喂了大半年，它还是只有一只哈叭狗那么大，而且再也不长了。这个现状让他有些失望。后来听农民介绍经验，才知道赛虎长不大其实是他自己的错。
农民告知，狗在半岁以前，跟猪一样是长架子的时候，需要特别精心的喂养，要让它吃饱，还要让它有肉吃。这样，它在半年之内，就会迅速长大，虽然可能不会很壮，但骨架子有了，以后才可以正常地长起来。
赛虎在它生长最重要的半年中，过的是半饥半饱的日子，没吃过一口肉，因此它的骨骼没有得到正常发育，长成了一个“枚鹘子”（农村的说法）。它的骨骼定型了，以后就不可能长大了。
知道了这个事实，哥哥便对赛虎心生愧疚。但赛虎很感恩，它从来不嫌弃红薯酸菜稀饭，每天津津有味地把放在门口的自己那碗饭舔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门口守着。农村的门槛很高，小小的赛虎坐在那里，坐在屋里的哥哥往往只看得见它竖起的一对耳朵。每每这个时候，哥哥心里就有些难过，在心里责备自己没把它喂好，让它成了一个“残废”。
估计赛虎对自己被遗弃的悲催幼年是有记忆的，所以哥哥的养育之恩在它心里坚如磐石。哥哥出工走到哪它跟到哪；哥哥拉船去了，每次回来刚到生产队地界，赛虎就冲过来了，围着他欢蹦乱跳又是蹭又是舔，一只狗能表达亲情的所有方式都被它淋漓尽致地表现一番，也不清楚它怎么就知道哥哥回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赛虎的时候，它还不够一尺长，长得圆滚滚憨痴痴傻乎乎的，没有一点虎味，看起来基本名不副实。不过后来听哥哥说，别看它个子小，刚长到几个月，就开始显现出不同寻常的勇猛，但凡有生人进院子，它总是第一个狂吠着扑上去，搞得生产队住在其他院子的人都隔着老远就开始大吆喝，老蒋，把你的狗招呼好啊。
1971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打入另册的母亲，经过两年多的清查（批判、斗争、劳改和软禁），没查出什么问题，终于获得了“解放”。“解放”后的她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来农村看望我们。
我哥哥所在水文大队的朋友
那时，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母亲工作的西南师范学院不属于理工科大学，办还是不办，谁也不知道。也许被迁往县份，就是让这个被排除在毛泽东最高指示之外的学院在那里无所事事自生自灭吧。
其时，学院已经被分拆，一部分留守原址，一部分搬迁到梁平县，一部分搬迁到忠县。教职员们除了政治学习，没什么事干，母亲来农村看望我们，也就顺理成章了。
母亲的到来使我们的经济收入翻番增长。哥哥他们一帮朋友想方设法买到了好些猪蹄，又在赶场天买回来几只鸡。哥哥请客，借招待母亲的名义请了同大队要好的几个知青朋友来大嚼大乐。他炖了大盆猪蹄汤，红烧了大锅鸡肉。
我们下乡不久，就只能同当地农民一样餐餐吃酸菜米汤了，肚子成天饥肠辘辘的。面对一大桌子的油荤，我们就像从阎王爷那里逃出来的饿鬼，很快就把炖猪蹄和红烧鸡变成了满桌子的骨头。几个男知青用漱口的大搪瓷杯装满了白酒轮流喝。那是一种度数很高的白酒，几口下肚，他们便有的脸色血红，有的脸色青白。
搪瓷杯在桌子上转了几圈，绰号叫四娃子的知青站起来了，脸上怪怪地笑着，大家还以为他是喝得有些高了。但他并没有弄出什么酒后的洋相，而是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嗓门说，兄弟伙，兄弟伙，我要让你们看一件东西，保管你们大笑。说完他伸出一个手指，极其夸张地挥臂在空气中划了一道弧，向门口一指，喊一声，看！
哈哈，哈哈！我们笑井喷了，嘴里嚼着的东西都喷到了地上，哥哥他们几个小伙子，仰着脖子东倒西歪的。门边，赛虎正拼尽全力和那道一尺余高的门槛搏斗。它个子太小爬不上来，就使劲儿用一双前爪抓住门槛，伸直了背，两条后腿站着，它的嘴刚好够得着搁在门槛上，歪着脑袋一双晶亮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满桌子的肉骨头，连眼皮都不抖一下。那一刻，赛虎把它对肉类的渴望浓墨重彩地展现给了我们，把我们笑得死去活来。
哥哥站起来，破例把赛虎抱进屋子，拿了一堆骨头放在地上，赛虎倏地一下窜了过去——那是本性，但它并没急于去撕啃——那是克制。它望着哥哥温顺地摇着尾巴表达它的感恩，然后才低头啃那些骨头。和我们一样每天只能吃红薯酸菜米汤的赛虎，也许，这是它十分短暂的一辈子吃得最饱最有滋味最快乐的一餐。
母亲回去以后，发生了913事变。知青们在震惊之余，开始猜测政策会不会有所变化（其实是期盼政策会有所变化）。果然，没过几个月国家就有了招收知青回城就业的举措。后来我们慢慢知道，其实招收知青回城和那件大事并没有什么必然关联，不过是当时国家高层仍然有不同的意见存在，持不同意见的高层人士尽可能地为发展国民经济做了种种努力，工业生产秩序也在逐步恢复。而工业、商业等等部门总是需要补充劳动力的，当时城里的劳动后备力量全部被遣送下乡了，当然只能到乡下来把他们招回去。
我哥哥的几个好朋友，都有红色的家庭背景，要么是革命干部，要么是老工人。很快，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了，回城工作吃皇粮了。母亲来的时候在一起热热闹闹打牙祭的朋友，只冷冷清清剩下了我哥哥和鸭子（绰号，本姓曹）。鸭子家庭出身是工人，有好成份的他不用担心，招工回城只是迟早的问题。
而哥哥不一样，我们的台属身份在公社早就是备了案的，知青中也传得沸沸扬扬。“台属”，那是和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差不多处在同一个序列上的，即使全公社的知青都走完了，再有来招工的轮不轮得上我们都得打一百个问号。那时，我们真是绝望、绝望、再绝望！
送别鸭子。后排鸭子，前左作者哥哥
1971年的深秋时节，稻谷收割完后，就是第二年的小春播种。那天，哥哥和生产队的农民们一起在地里点（播种）麦子，鸭子从他的生产队来了，他兴奋地告诉我哥哥他已经填了招工表，过几天就要去体检。来招他的是重庆公路局的一个下属单位，特招（就是招工单位带着名单来招），他要做的事就是稳稳当当地坐等。
虽然哥哥对这一天早有思想准备，但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心里依然压上了一个巨大的石碾子，沉重得推都推不开。鸭子一走，水文大队的热闹就真的彻底结束了。
送鸭子走的时候，哥哥说要给他饯行。鸭子出于好心，说不如借此机会弄点肉招待大队的支部书记吃一顿，以后有招工的名额时，让他记得推荐（大队书记吃完后就把他的承诺丢到了九霄云外。后来打通煤矿来招工，还是我们生产队长——公社党委委员，在公社开会时听说了消息之后，到公社争取名额帮忙办的）。可是，弄点肉成了最大的难题。原先的朋友中有和公社供销社主任关系好的，可以想办法弄到些猪肉，他招工回城了，这样的关系也就消失了。
哥哥无计可施。为了前途，为了招待掌管着我们命运第一道门的人物，赛虎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哥哥当然不可能自己去杀死赛虎，他请生产队的两个农民帮忙。赛虎被带走的时候，它其实知道自己的生命结束了。它没跳没跑，没有任何的反抗表示，只是几步一回头，地望着自它出生以来就一直相依相伴的哥哥哀哀地叫了几声，眼里充满了不舍。哥哥无法面对这样的别离之痛，转身跑了，大滴大滴的眼泪顺着面颊往下淌，一个大小伙子，差一点失声痛哭。一只和亲人一样亲的小狗，就这样去了……
每天一碗红薯酸菜稀饭的贫困日子，它不离不弃忠心耿耿地守候着哥哥；它来到世上不过一两年的生命里只吃过一次属于他这样的肉食动物的正宗饮食；死亡降临的时候，它没有怨恨，只是用它的眼睛告知了哥哥它的不舍，用它的顺从报答了哥哥的养育之恩。
今天，在叙述赛虎并不繁复的故事之时，依然禁不住泪水汹涌。它不过是一只狗，一只还没长大的狗，它是那样的善解人意，理解和懂得哥哥的需要。它毫无怨尤地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虽然算不上惊天地泣鬼神，但它对生命的舍弃也和那些奋勇救主人的狗对生命的舍弃一样，穿透了人与动物的界限，深深地震撼着我们，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历久弥新。赛虎是我哥哥，也是我们家唯一养过的一只狗。我们为它的离去永远愧疚，我们为它的忠诚永远感念，我们为它的奉献永远伤痛。
前两年，苍溪县政府划拨出一片土地建了一个知青碑林，我在我们那块碑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蒋国辉、蒋蓉兄妹在此立碑，纪念我们的青春岁月；纪念伴随我们一起走过那些难忘日子的、不是宠物远胜宠物的小狗——赛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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