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梁志全：上山下乡与知青定律
作者简介
梁志全，男，1952年生于重庆，长在四川，祖籍广西，定居成都。1964年进入初中，1966年遭遇文革。1969年4月上山下乡修理地球6年，毫无建树；1975年5月以病残名义回城当居民。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某干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2012年退休。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遍及城镇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停办中学，把未成年人大规模驱赶下乡的做法，是古今中外、世界各国绝无仅有的一个创举。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到1977年止，全国共有1780万城市青年下乡。当时全国总人口近8亿，城市人口约两亿，3000多万个家庭，1780万知青按每家一个计算，意味着城市的半数以上的家庭都有子女下乡。
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使其它运动望尘莫及。时至今日，“知青”这个特殊的名词，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它的含义可能只是一个群体经历的一段历史。但对于那些亲历者来说，它代表的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笔者是初中1967级学生，属于老三届（1969年-1975年下乡）。尽管本人极不情愿下乡，但下乡后还是认真思考上山下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认真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经过在农村的数年挣扎与思考，结果却适得其反，竟然悟出了与官方宣传相反的道理。
在随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凡是接触到当年的知青，我都要与之攀谈，交流彼此对农村岁月的感受。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我发现知青当事人对农村的亲身感受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感觉良好型、一般评介型及坚决反对型三种感受。为什么同一群体的当事人对相同的亲身经历竟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呢？经过长期的分析与思考，我忽然从中发现了知青定律。
文革初期，左一为作者。
知青定律一：
知青对农村岁月的感受
与下乡时间成反比
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进行了十年之后，被彻底否定了。但贯穿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却被人遗忘，当局即不肯定也不否定，真是不可思议。
文革这个大运动中套有许多小运动，这是现在许多青年不知道的。经笔者粗略的不完全的回忆，就有：批判“三家村”、大串联、破四旧、清查516分子、文攻武卫、上山下乡、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整党和吐故纳新、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十多个运动，这些运动长的有一两年，短的仅数月。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则长达十年（1968年-1977年），如果加上知青大返城的安置时间，则要计算到1979年，贯穿于文革始终。
由于家庭背景、个人能力与机遇的不同，知青在农村插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短的一年多，大多数是两至六年，最长的老三届知青和兵团知青竟然长达十余年。
我发现，知青对农村感受的不同，正是来源于他们下乡时间的长短。一般来说，下乡时间越短，对农村感觉越好；反之，下乡时间越长，对农村的感觉越糟。
我在交谈中发现，大多数感觉良好型的知青在农村呆的时间都不长，一般为1至两年，有的连国家供应粮都未吃完便离开农村，在以后几十年的个人回忆中，留下的多是新鲜和有趣的往事。
另外，知青所在生产队的富裕程度、离家的远近、是否有人照料都会影响到他们对农村的评判。比如，在城郊落户的，或是投亲靠友的知青由于生活条件较好，对农村的感觉就好很多；反之，落户在边远山区，生活条件艰苦，时间又长达数年乃至于十多年的知青，精神和身体的煎熬都达到了极限（一些女知青还受到基层流氓干部的凌辱），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极大的反感就在情理之中。
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明确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占了绝大多数，道理很简单，荒废了学业，毁掉了青春，老来一事无成！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
下乡前一天与朋友合影，作者后排中。
知青定律二：
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判
与知青日后的人生境遇成正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共和国第一代青年的命运：他们在渴望知识的时候中断了学业；在身体发育的青少年时代却遭受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村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青春理想，为了国家他们不得不作出重大牺牲，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农村，从而成为文革的牺牲品。
许多知青的人生轨迹可以概括为：（19）60年代吃过糠、70年代下过乡、80年代返回城、90年代又下岗。许多人历尽磨难，到头来却面对下岗，靠低保度日的艰难岁月，成为衣食不保的贫困弱势群体，这就是那场运动的后遗症。
可以说，大多数知青日后的事业是不成功的，他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是必然的。但个别知青日后事业的成功影响了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观评判，他们产生了错觉，出现了逻辑混乱：认为人生事业的成功一定要经过农村的磨练。
这些人以知青贵族、部分富商巨贾和少数党政官员为主，他们认为，只有经过农村艰苦的磨练，才能培养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取得今天的个人成就。
他们之中有的人还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对上山下乡运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当然，也有人是言不由衷）。那么，他们真的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青春无悔”真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吗？请看知青定律三。
与同学合影，后右为作者。
知青定律三：
力挺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
也不愿扎根农村一辈子
与上述两条定律相比，这更是一条人人自觉遵守的铁律。文革中，为了给广大青年作出表率，带动大批城市青年下乡，当局树立了一些优秀知识青年的典型人物（恕我不在此处点名），并很快把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因带头上山下乡而做官的知名人物。一时半会不能离开农村的知青，也把入党、提干、吃商品粮作为人生奋斗、跳出农门的目标。
这些人，事实上是知青贵族，他们成为引诱、胁迫城市青年下乡的帮凶。更奇妙的是，当局的宣传口径又与实际做法自相矛盾：一方面，电台、报纸及各种会议要求青年永远扎根农村；但另一方面，又时常有一些企业到农村去招收少量的知识青年。在这种说与做完全背离的示范效应下，知青中的大话、套话、假话泛滥成灾，说一套，做一套毒害了整整一代青年。
许多人（包括笔者）嘴上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内心却想尽快远走高飞。说到招工，最初还有一定之规：知青必须在农村劳动两年以上，而且还要表现优秀，才能由公社推荐。继而，潜规则盛行。那些家庭有背景的知青，下乡不久就悄无声息地去了工厂，或是参军上大学。家庭无助的知青，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别人离去。
知青在农村的处境牵动着亿万父母和亲属的心。由于每年招工名额实在太少，其拥挤程度不亚于当今的公务员考试，为了孩子早日跳出“农门”，家长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人民日报用语））由此产生。
我认为，中国社会风气的全面腐化就始之于上山下乡运动，始之于家长们对农村基层干部和招工人员的请客、送礼等贿赂。在全民行贿模式开启后，知青家长道行的深浅就决定着知青的命运。
请看：一些基层掌有实权官员的子女到农村犹如蜻蜓点水，很快就被招工、参军或是读工农兵大学而离开；一些市、县革委会官员的子女则是“户口下乡人不下”（如借调到县文化馆等单位），然后很快脱离农村，成为事实上的山寨版知青；更有甚者，一些文革中未倒台的中高级军队干部，直接把子女安排进部队当兵而躲过上山下乡运动，这种事在文革中屡见不鲜。影视剧《血色浪漫》就有真实而又精彩的描写，此处不作赘述。
只有普通老百姓子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在农村苦熬。如果家庭出生不好，或是直系亲属有历史问题，那就只能等到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了。迄今为止，很少发现有志愿留在农村而不愿意返城的知青（极为讽刺的是：有极个别知青因与社员结婚，结果却是按政策不能返城），由此可见知青定律三的正确性。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劳动人口总是由农村流向城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结局只能是失败。
上山下乡在文革中被美化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等等。如今，剥开这些美丽的词句，我们发现：知青下乡完全是因为“文革”动乱的无奈之举。如果不搞文革，就没有红卫兵运动，更不会有大规模武斗和工厂停产等事件的发生；如果坚持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就不需要上山下乡运动。
更严重的后果是，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又为1980年代初的知青大返城留下了后遗症，这种后遗症又在1990年代集中爆发：那些被安排到父母单位“大集体”、“小集体”的返城知青，又在以后的国企改革中下了岗。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是“文革”的牺牲品。所以，要否定“文革”，就必然要否定上山下乡运动。
1974年一同下乡的同学都工作了，只有作者（后排左）还是知青。
近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否定上山下乡运动遇到的阻力之一，居然是来自农村的一些朋友。常见的责难是：你们知青下乡几年就叫苦连天，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难道不比你们苦？
有必要再强调一次：上山下乡错误的实质，不是知青苦不苦的问题，而是劳动力流动的方向性的大问题；它绝不是知青的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的根本性命运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允许劳动者自由流动，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1980年代，“十万人才下海南”；1990年代，“千万民工进城来”；到2016年，常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到2.5亿，他们每年的城市务工收入，极大地改变了家庭贫困状况。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失地农民和一些农民工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转化为城市人口，这才是农村改革的正确方向，也是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必经路径。
——谨以此文纪念上山下乡运动4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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