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卜新民：我在乡下的两次辞“官”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卜新民，与共和国同龄，广东梅县人。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78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1982年到广东省统计局工作，曾任局长、党组书记，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领袖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高中毕业后，自己在这个天地里，作为了整整10年；曾经有那么两次，作为到了中国最底层最微末单位的管理层级，只是由于犯贱，不识抬举，自己把自己打回了原形，终究没能作为出个人样来。
我的家乡广东梅县松口南下村人多地少，属缺粮大队，兼之靠近墟镇，以手艺挣钱，买粮糊口，帮补家用的人特别多。乡村里，这类人往往头脑稍灵，或胆子较大，也有的是家族传承，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或过得好一点而揽活奔波，以至离土离乡。此类谋生活动，与种田的主业相对应，在当时被统称为“搞副业”。
1970年冬，背起简单的工具，跟随堂兄和松口镇工程队的李师傅，到离家乡40公里的松源镇百货大楼工地，干起了建筑木工的活计。自此，农忙种田，农闲务工，搞起了副业。
动手能力不弱，加之不惜力气，各种技艺上手很快。开始一级工，每天1.13元。不到半年二级工，每天1.34元。辗转几个工地的一年多后，己是木工班长了，手下有二三位伙计，升为三级工，每天1.63元。1973年后活计转型升级，主要走村串户打家具，除承包计件工程外，不再去建筑工地，没能升至当时工程队最高四级木工的高度，到现在自己仍称是三级木匠。
做木工的同时，子承母业，接过了母亲驶牛做田的专业，和其他三位伙伴一起，完成生产队春夏秋冬各季节的犁田耕地任务，其后操起家伙干自己的木匠活去。
日子就像家门口的小溪水，波澜不惊，缓缓地流淌着。
那时农村里每年都有政治运动，名堂很多。1974年春，记得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队集中所有搞副业的人办学习班，宣布自由外出搞副业的资本主义道路不能再走。以后，大队成立劳动力管理小组，规定外出搞副业须经批准，所得款项须由劳动力管理小组结账，扣除5%管理费后，与生产队四六分成记工分。
劳动力管理小组成立当日，五六十名各式工匠齐集大队部。大队张副书记讲话，例牌一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后，规定了小组的责职，宣布小组领导由三人组成。组长是位当过大队自保主任，姓李的老转业军人；财务姓伍，刚从部队复员；会计则出人预料地落在自己头上。
本文作者（左）与大学同学。
书记讲完话，我第一反应是站起来反对对自己的任命，表示自己没有能耐，也没有兴趣，不想承担这份责任。张副书记面露愠色，大有不识抬举之意，不容分辩说，这是大队研究的决定，你只能服从把工作做好。散会后我再缠领导，张领导放了狠话：你不做也不放你出门搞副业，叫人盯死你！
不当会计，是想延续一份劳作的自由，不让搞副业，小日子没法过，这一下子扣住了我的命门，只好走马上任，干起了会计勾当。
管理小组初始仅负责管理外出务工人员，叫工副业站。主要工作就是到外出务工人员单位结算钱款，按比例分配归属，也为他们开具务工证明之类服务。很快，大队把所有企事业单位交由小组管理，计有：砖瓦厂、碾米厂、运输船、糖厂、拖拉机站、烤烟房、合作医疗站，加上工副业站，相应的我则拥有了八本账册。1986年，全家迁入广州，一大木箱的八种账册不知如何处理，结果被我付之一炬，这是后话了。
管理小组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我每月大约有一半时间在所辖单位游荡。榨糖季节的两三个月里，大半时间住在厂里，管理事务，收购甘蔗、燃料，卖出土榨糖和用蔗渣酿造的糖波酒。我的头头组长为人耿直大度，作风粗旷，很少到现场管理具体事务，都放手让我处理。当时还不时在水利工地等集体劳动场所兼差当施工员，在他人眼里自己成为个人物了。加之不用下地，每月固定45个劳动日和6块现金补助的报酬，我自诩自己是农民贵族。
为什么选自己当会计，担当具体事务管理人，是看中了为大队深山开船板时，体现出的吃苦实干精神及组织能力？欣赏学习班时，显现的不时为大家胡侃“三言两拍”的凝聚力······到现在也没真正闹明白。
我的组长，在我大学毕业小有出息时经常对村里人讲，当年大队要我当工副业站组长，我一再强调要卜新民当会计，否则不干。这话看来有马后炮掺水之嫌，头头虽确实放手相信我，但过往从未与他有过交集，只能打折姑妄听之，当不得真。
本文作者（左）与大学同学。
俗话说，人有人道，蛇有蛇路，而在动不动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当年，搞副业的人走的都是偏径，得找个懂行的人来管治，于是，“以夷治夷”，从“贼窝里”招安个高手来压服一干宵小，就成为了决策者的选择，我始终认为这才是最接近的谜底。
当了会计，白天骑自行车转转，每月抽几个晚上记记收付账，这种貌似悠哉风光下遮盖的，却是小日子每况愈下的窘况。实际收入比走资本主义时少了一大截，原本总有小钱的抽屉经常干涸见底；平头烟更多的变成了喇叭筒的劣质卷烟；本就荤腥难见的菜碗更显寒酸；更为严重的是，春荒要买高价粮时，钱从哪里来？
我不知道农村其他当干部的人，是如何过日子的，反正我在任会计不久，就本性难改，贼心不死，为了不断生路，晚上钻空给人家打家具，又从工艺厂领回木模活计，重操旧业，过起亦干（干部）亦工双面人的日子。
管理小组会计的任务之一，是要统管搞副业者的务工收入，与大队生产队分成，走集体化道路。现实世界里，面对社会和家庭的各式需求，每种工匠各有用场，只要规定他们每月缴交多少副业款记工分即可，完全不必要也根本不可能每项活计都由集体为他们结账。这种制度的设计纯粹是一厢情愿，是当时流行的一统就死极端思维的产物，自己担当的注定是无法完成责职的角色。
作为实际的管理人，只能对零散务工活动睁眼闭眼，用一放就活的应对之策，为广大工友讨生活留了条生路，而实际上，自己同样为了过日子不得不重操旧业。这种角色与现实需求的冲突，使自己在炒更时总觉得做贼似的，有一种愧对职责的负罪感。因此，担任会计始，更萌生放弃念头，越往后越强烈，直至1977年春节后糖厂失火，不久，自己向大队提出了辞职请求。
这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火灾。糖厂一般在晚上12点前熄火停工，凌晨，炉灶里的余烬，顺着灶膛燃到了灶台外面，烧着了堆在灶台门口未清理干净的柴草，继而烧着了煮糖车间的木结构天面。紧挨着的是作为大队部的洋楼，这是著名华侨张榕轩、张耀轩兄弟的房产，主体建筑四五千平方米，为民初砖木结构两层楼。洋楼玲珑剔透，门窗檐台镂空雕花，彩金描红，房间厅堂彩釉砖铺陈，天井台阶都由花岗石打造。祸延洋楼，后果不堪设想。
本文作者（左）与大学同学。
是日，我和两位青年三人同床，睡在洋楼底层一间既是寝室、办公室，又是杂物间的房里。睡梦中的我，听到断续硬物掉地的“朴朴”响声，伸手越过睡在中间的合作医疗站的许医生，推了边上糖厂陈保管员一把，问这是什么声音？这小子显然也听到了异样响声，推开我的手迷糊地说，“下冰雹”，翻身又继续美梦去了。我愣了愣神，猛然从床上弹起，推开房门一看，大喊一声，“着火啦！”什么也没多想，就穿着裤衩背心向外奔去。
一个冲刺到了火场，第一个动作，就是操起小水桶，在水池舀满水，奋力向正往洋楼方向窜延的火舌泼去，奋不顾身，连续不停的疯狂，终于止住了燃向洋楼的火路。五分钟，或许更长更短，两个家伙才穿戴整齐现身，操家什帮忙。一忽儿，轰然一声，四跨的天面近二跨因椽子过火烧断而倒塌，当时睡床上听到的响声，就是椽子着火后瓦片下坠摔碎的声音。一阵扑面的烟尘把我们吓了一跳后，事情就简单了，余火很快就被扑灭。
面对狼藉的场面，自己真的有点后怕。再迟几分钟，大火肯定烧着了洋楼。风向一转，向后不到三米，是堆满柴草、甘蔗渣的大草坪，引燃了这地方，肯定比水浒传风雪山神庙的火烧草料场要壮观得多。而自己贸然冲进火场，竟然没有碰上给压榨机供电，起火后掉在地上横亘场地的高压线。
审视火场，厂房五架自己亲手制作安装的，木制金字杠梁未受损伤；檩条虽烧黑了仍然可用；煮糖的六口特制大锅完好无损。但坍塌的椽子瓦面要重新构建，需一两天功夫才能恢复生产。
吩咐两个伙伴继续清理火场，自己换好衣服找书记报告事由。是日春寒料峭，土路两旁杂草挂满霜花，天还没有完全亮白，静悄悄的村庄空无一人。自己平静坦然地走在空旷的田野里，忽然萌生奇怪的想法，如果因了这场事故，领导将自己免职，从而解脱恢复自由身，那倒真是坏事变好事了。
陈书记听了简单汇报，找到县里驻大队工作队队长，一同到了糖厂。队长是县公安局副局长兼松口镇派出所所长，听完汇报察看了火场后，基本同意我的看法，和书记一样，没有批评更没有安慰也没有说更多的话，以后大队也没有提火灾的事，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本文作者（右）与大学同学。
火灾显然是场责任事故，却又因责任心使然能从熟睡中警觉惊醒，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未酿成更大的灾难，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大队书记是好人，工作队长是明白人，若以后再犯此类或哪类错事，碰上专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当权，事情可能就不会这么简单，如若往阶级敌人破坏的思路上整，难免就要惹一身腥了。
反正这场事故后不久，我就诚恳地向大队提出了辞职要求，没有更多的理由，就是不想干，愿当普通社员。不久，大队决定我跟运输船业务（前任大队书记）的位置对调，他上岸，我下河。我开始拒绝了这种安排，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一位至交的大队干部，“先上船以后再说，不然就得回生产队当会计”的劝导，开始了一段船员的生涯。
大队的木质运输船载重24吨，没有动力，全靠人力驾驭。造船的每一块木料，都是自己带领一帮兄弟在深山里折腾出来的。船上5位员工，业务属行政领导，在我们船上类似于船长。于是，我第一次辞“官”的结果，是由能号令近百号人的大“官”，变成了仅带领4个人的小“官”，而实际上，我的位置由美差换成了肥缺。
运输船主要从家乡运石灰石到汕头的潮安水泥厂。水路180多公里。满载顺流，空船时轮船拖拽上行，一个月可走四趟以上。船员按件付酬，加上业务补贴，我每月可以拿四五十元，除固定15元拿回生产队记20个劳动日外，个人可到手三四十元。全船除驾长外我工资最高，技艺却最差。而实际上要花的业务费，也仅仅是买几包像样点的香烟散发散发而已。
收入不错，但家里能用上的却不多。水上生活漂泊枯燥呆板，搞点什么吃吃就成了劳作外日常生活的主轴。高价米，高价油，加之不时从潮州市场上购买狗猫打牙祭，一个人基本就把钱花光了。
1977年底，我又向大队提出辞职。自己在岸上同样可以挣得相当的报酬，犯不着如此漂泊孤独。这次很快批准，一个年轻人代替了自己。第二次辞“官”的结果，自己把自己打回了原形，恢复了农忙下地、农闲务工的日子。
那年头是不允许有闲人的时代。不管你是什么人，即使有其它生活来源，比如有大把侨汇不用干活也能过日子，一样要参加集体劳动。连最懒惰的所谓二流子，也得在生产队里握着锄头柄磨洋工混日子。从劳动形态上，农民只能分成要下地和不用下地两类。而少数从事企事业管理的农民，则属于后者，为其他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者所羡慕，其角色，更成为一些无法跳出农门的兄弟姊妹们追求的目标。
本文作者（右2）与大学同学。
两次辞“官”，均属自愿，都是别人眼里自己混得不错时的不识好歹作为。一定程度上，这与长期家庭成分阴影下养成的不愿担当，无官一身轻的逃避心态有关。更主要的是，过日子有多种途径办法，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门道，自己拥有可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技艺，自由地凭手艺卖力气挣钱养家糊口，这是最适合自己脾性的活法，这才是辞“官”的根本。
（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
记忆：知青系列
每天讲述最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关注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