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徐冰：三下酉阳田家寨
酉阳县位于下川东地区，如今称为渝东南，海拔低于重庆，因此谓之“下”。这里记的三下酉阳不是去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园，也不是探访龙潭或龚滩古镇的游山玩水，而是我在过去40多年中三度踏足酉阳一个小村庄田家寨之见证，从中也折射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下酉阳
1972年3月5日，经过三天车船劳顿，县城告别了同行知青、护送老师及工宣队师傅，时年16岁的我从重庆到达此行终点四川省酉阳县苦竹公社同兴大队第四生产队，当地称为田家寨。田家寨紧邻秀山县境，靠一条乡村土路连接319国道，距龙潭古镇七八公里，距酉阳县城四十余公里，距重庆400多公里。这里村民大部姓田。冉、石、田、赵是下川东地区四大姓，多年后我才从新闻中知道他们是土家族，酉阳也因此成了土家族自治县。
奇怪的是我初到那里时，当地没人知道自己是土家族。我也从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任何不同于汉族的风俗习惯。1972年9月，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继尼克松访华后来到中国，我读《四川日报》新闻给社员们听，一位忠字辈田老伯竟兴奋地感慨“我们田家也出大人物了”，让我赶紧解释此田非彼田。
中学同学毕业照
初中毕业后，父亲的历史反革命身份彻底断送了我本该升高中的学业，甚至连去云南边远的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队拉二胡的资格也因母亲家港台亲戚关系被剥夺。最终，随学校安排下乡成了我的唯一选择。下乡后接到第一封家信得知，父亲已被摘掉反革命帽子了。什么叫“帽子”？戴帽与摘帽有什么不同？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母亲信中另一讯息是，母校市六中要增补一批学生读高中，我名列其中。狂喜一个月后被告知又是因父亲的“帽子”问题，我再次被排除在学校门外。这就是“帽子”的威力。
一切幻想都破灭后，只好认真做农民了。每天随社员们出工，广阔天地锻炼立竿见影，初时只能挑三四十斤还远远掉队，没多久挑100多斤仍能健步如飞；栽出的秧苗队列既快且直，搭谷子，犁田也不落人后。经多次要求，队长把我从评8分的妇女队伍“提拔”到男劳力行列，增加两个工分的同时，也免掉了在村妇群中忍受家长里短的呱噪，田家寨的工分10分为满分，又称一个劳动日，其时价仅值人民币1毛2分钱。
寄宿农家的日子很快结束，乡亲们在位于晒坝的一栋粮食仓库旁辟出一间作为我的居处，10余平方的房间用木板一隔为二，外间砌出灶台和水缸，作厨房兼起居，里间放我的卧榻和一只硕大木柜做书桌兼粮仓，重庆带去的药品包装木箱放床边，权充搁置煤油灯的床头柜兼藏书籍、衣物和“细软”，加上锄头、镰刀和一副水桶，满不错的家居务农行头都配备齐全。
半年后，田家寨五保户老太太去世，众人一鼓作气把她的房子抬到粮库旁，使我的“别墅”成功升级。那时川东地区的房屋均全木打造，拆除木头板壁，揭掉顶上瓦片，可以不费劲地把仅剩几根柱子和房梁的框架整体移到任何地方，下置四块垫石，新的建筑便落成了。按规定分给我的八厘“自留地”种上了萝卜、白菜、葱蒜，虽然长得参差不齐，总算聊胜于无。
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我没有喂猪，生产队给我配备的铁锅堪称最小号，不可能如同农家“煮了人的煮猪的”，其结果，每当需要补充荤腥时，便凭着知青特有的死缠烂打精神，从江口食品站排队的长龙中“抢”回些许肉油润肠。我甚至还养了两只能生蛋的鸡，蛋没吃上几个，鸡却很快被当地称为“毛狗”的狐狸叼走。懊恼之余，抱回一条黄白花小土狗看家兼作宠物，取名“一撮毛”。
早晨，睡眼惺忪地套上散发着牛粪味的衣服，随队上坡下地。下午收工后，腰缠藤条，手提镰刀，钻进林中寻找柴禾，待回到住处，井边挑水，地里拔菜，灶内添柴，鼎罐捞饭，忙得不亦乐乎。冬天尚未收拾妥当，天已全黑下来，队长的大嗓门：“评工分了”响彻夜空。
夜里，田家寨的年轻朋友时常会接踵登门，来听知青扯“甕琴（二胡）”。油灯下，“红军哥哥回来了”，“豫北叙事曲”拉得如诉如泣，听众还没怎么反应，我自己早已热泪盈眶了。
躺到床上瞪大双眼想家，想妈妈和哥哥，想累了也睡着了。夜里，“一撮毛”在外屋，时不时对着漆黑的四野一阵狂吠，有农人吓唬说狗能看见鬼，从小在医院长大的我并不把它当回事。
当年写的一首即兴打油诗较好反映了那时的生活，试记录于下：天将晓，队长叫“打早”，空腹朦胧急出行，瞌睡尚未跑；正当午，烈日猛如虎，黄土坡上迎头晒，六神不作主；日偏西，返家无所依，灶凉釜空柴米尽，浑身困又饥。
逢五逢十，是赶场的日子。田家寨距最近的江口街上只有不到两里路。但我喜欢步行去十多里外的龙潭，到邮局领取妈妈寄来的每月5元钱。不抽烟的我，5元钱足以解决油盐肉食之需；到车站旁的供销社饭店品尝4毛钱一份的红烧团鱼或买几只酥饼解馋；到茶馆会其他知青和同学，交流来自重庆的新闻。
早几年下乡，血气方刚精力过剩的老知青们常与驻在龙潭的地质队冲突，双方曾动用包括手枪和手榴弹在内的武器，互有死伤。随着招工返城开始，为了前程，喜欢抱团取暖的知青也作鸟兽散不再聚众闹事了。回城的诱惑使知青们越来越世故，巴结大队书记和公社领导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哪怕一个公社文书的不经意问候也足以让人受宠若惊，惶恐好几天。
1970年代的田家寨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甚至没有电。在外做副业挖汞矿的社员偶尔带回消息：相邻的山沟里劳改单位锰矿放露天电影，我便跟随田家寨的大人小孩们涉水过河，在月光或电筒照射下徒步十几里山路，去看一场在重庆看过无数遍的老电影。锰矿里有不少知青犯人，几次看见他们在一起打篮球，见到我别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毕竟和他们相比，我还多一样——自由。
二下酉阳
再次回到田家寨已过了27年。2000年底，我独自一人乘长途汽车经武隆、彭水沿319国道到达酉阳。27年中魂牵梦萦的田家寨终于有暇旧地重游。经县城改道新建的公路穿山过岭很快到达龙潭，再搭乘私营微型面的直接驶到田家寨河对岸。河上多了一座只能步行的索桥，不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田家寨外貌与当年几乎没有变化，除了由四川属地变成重庆辖区，龙潭区成为镇，苦竹公社改称江丰乡。
进到村里引起一阵轰动，当年村民无一例外被我对号叫出名字，引来一片啧啧声。晒坝旁我的仓库房旧居已毁于多年前值夜村民一场意外火灾，如今几座牛棚占据了那片地方。
初到田家寨寄宿过的村民田某家，其热情的父母早已亡故，兄弟三人多年前外出打工再未回家，透过破房残橼看进去，屋内空空如也；夏天曾经一日数游，可以看见鱼、鳖甚至水蛇的清晰河水被上游汞矿污染，目力所及除了浸泡在石灰水中的卵石滩没有任何生物。“要致富，种杨树”的标语赫然在墙，但放眼四顾，不仅看不见杨树，沟里两边山上曾经茂密的杂木林、松树林全都荡然无存。
时近隆冬，堂屋那被柴火长年熏染发黑，冬天阖家围坐一起让人温暖无比的火炕普遍被烧烟煤的土灶取代，落座后感觉清冷；只有那些曾被称为“沱田、院坝田、芭篓丘”的田地没有变样，1980年代公社化结束时由各家承包，使用权归了个人，种什么，怎么种不再由公社安排，也不再需要记工分。
集体化的消亡固然在一定时间内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小农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由生产队集体修建的水坝沟渠早已淤塞残破不堪。本来就人多地少的田家寨，既无资源，又无企业；27年前交往的农民兄弟大多成为爷爷辈，背负竹篓，与孙子孙女在家照看几亩薄地，年轻点的几乎倾巢外出打工。
整个村子让人感觉了无生气。凄凉、惨淡、荒芜，与大城市里繁华、喧闹、浮躁的气氛截然不同。当然，也有好的变化，村里有了电，电灯、电视、电话，这是当年不可想象的；我请原生产队副队长帮忙办了几桌酒菜，邀请当年社员喝酒吃肉，欢聚忆旧。离开的早上，淳朴善良的乡亲们租了一辆小货车，执意把我送到龙潭车站，并买了鞭炮沿路燃放，对路人昭示：“知青回来看我们了”。
离开田家寨前专程去了不远的江口。所谓“江”其实只是远处井岗、清华山上流下的小河在此汇合并入过境的榕溪河，是汞污染的主要源头。江口没有多少店铺，我曾经光临最多的是江口邮电所，就设在一户中年大姐家里，从我住处隔河相望，一位性格坚韧，体格强壮的中年汉子每天满头大汗骑自行车自龙潭送报纸邮件，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邮电所是我得到妈妈和同学朋友来信的希望所在，也是我能读到《参考消息》和《四川日报》，了解外间讯息的主要来源。27年后来此，走遍整个江口街道，已找不到当年的邮电所屋面。街上各色店铺云集，但大多生意清淡，门可罗雀，几张台球桌前三五闲散少年在打球厮混。这里只是319国道的一条支路，来往人车不多，我去时不逢场，给我的感觉与田家寨的缺乏生气并无二致。
田家寨邻村曾有一颗高大挺拔，树冠丰盛，白鹤频繁起落的的大树，独自伫立于两列山脉之间的平坝中，十分醒目，不知需要多少年才能长至如斯。当年每从龙潭步行回村，远远看到大树便知离家不远了。人言“大树底下出贵人”，但这么多年似乎未听说有贵人诞生。稍远点的龙潭镇上倒是出过前总理李鹏的舅舅赵世炎、原北京市委书记刘仁。
这次路经该地，任我东张西望，也没有找出半点大树的痕迹，人类对环境的损害可见一斑。田家寨河对面原有一家酒厂，当年自酿的白酒必须凭关系才能买到。隔河相望，有一白髯老者每天定时来到堆码酒桶处，自兜里取出一根长长的细管，依次从空桶里吮吸残酒，积少成多，天天沉醉酒乡，十分快意。27年后再到田家寨，酒厂仍在，但显得破败清冷，那位潇洒的吸酒老头也只能存在于记忆之中了。
再到田家寨还有一个让我大异于当年的体会：村里留守的女孩子普遍细皮嫩肉，唇红齿白，大方有礼。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叹是1973年春节我回重庆过年，甫登朝天门码头，满眼看去街上全是美女，这种感觉延续两天后便消失了，美女自美，丑的仍丑。大概因为在农村待久了，见到的都是两颊通红，体型粗壮的村姑，乍一见作小儿女态的城里女孩自然惊为天人。
如今的农村，即使贫穷如田家寨，经济总是好过27年前甚多，不做农活的农家女孩大有人在，义务教育的普及也提高了村姑们的素质，这便有了我的感概。可见审美也要与时俱进。
三下酉阳
2011年春节，策划了很长时间的三下酉阳终于成行。如果说10年前二下酉阳主要是怀旧，这次则更迫切地想知道，国家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给田家寨的乡亲们带来什么实惠？生活水平、交通出行、居住环境、社会保障等有无实际获益。
初到酉阳时水陆兼行花了三天。1973年初夏某日，曾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田家寨生产队长，一个忠厚淳朴，待人和善，身体强壮的中年退伍军人，吃了新打的麦粑后下地干活，很快腹痛难忍，被家人用滑竿抬到七八公里外的龙潭，从秀山经此到酉阳县城的汽车每天仅一班且早已过点，队长在车站彻夜呼天抢地熬至次日下午，最后惨死在县医院手术台上。若干年后成为外科医生的我知道，队长患的病叫肠扭转，肠坏死引发腹膜炎。如果交通方便及时送医绝不至死。
这次清晨从重庆出发，沿通车不久的渝湘高速公路3个多小时便顺利到达酉阳，如果从溪口下道仅几里路便可在中午到达炊烟缭绕的田家寨。加上与高速并行的渝怀铁路，现代科学技术和国家的经济实力让人真切感受了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大挪移。
出发前得知，酉阳县最新行政区划调整，江丰乡重新并入龙潭，据说后者因此成为直辖后重庆的最大乡镇。为了更好地看看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我冒着汽车底盘刮伤的风险坚持从县城高速出口下道沿正在大修的319国道行驶。
与10年前大异，龙潭到江丰地界公路两旁鳞次栉比地挤满了新建农舍和店铺，虽谈不上漂亮气派，但各种建筑构成的点，正沿公路迅速形成线和面，繁荣的同时大大消减了昔日的田园风光；各种货车和轿车往来频繁热闹无比，让人真切领教了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变化，只是这些农舍造型简单，色调一律。农舍群落之中夹杂着大量形形色色的厂房和院落，据说这里也成了工业园区，大部分是电解锰加工企业。
当年的苦竹公社，如今的江丰乡唯一蕴含丰富的资源是锰矿，围绕锰资源做文章大概是不得已的选择。放眼四望，环境污染无处不在，各企业周围堆积的原料，弃料，工业垃圾与农舍的生活垃圾混杂一处，肮脏不堪，曾经洗衣妇云集的龙潭河、溶溪河边如今绝少人迹。换个角度看，大凡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总得先牺牲环境奠定起步基础。我等局外人指责批评似乎有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所以点到为止吧。
到达田家寨，远远看去村庄仍显破败萧条，春节期间到处燃放的焰火与各家屋顶腾起的炊烟、晨雾混杂一处让人感觉飘渺朦胧。当年的川东风格全木房舍都已破败朽坏不堪，新建房屋多跳出原来的村子朝外扩张。不论新旧房屋，都谈不上任何造型设计，不注重采光和通风，更没有内外装饰，砖墙梁柱全部裸露在外；没有厕所和给排水及化粪设施，屋后仍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猪圈式茅坑；没有垃圾收集和处理场所，房前屋后，路旁河里生活垃圾举目皆是。
老队长
没有公路，这是田家寨乡亲们最为纠结的愿望，国家村村通的计划在这里还是空白。尽管直线距离最多一公里的对岸苦榕公路已铺上了沥青，但由于榕溪河的阻隔，田家寨所属整个同兴村都没有公路与外界相连，通往过河索桥的道路仍然是仅能一人行走，石块高低歪斜的人牛混行田坎路，而那座索桥，钢索锈蚀，桥板破裂腐朽，让人担心不定那天就会发生悲剧。
田家寨沟里和山上的土地由国家按退耕还林政策补贴种树，寨子周围成片的杨树已基本成林，据村民说，此地不适合杨树生长，烂根现象突出。近40年来，田家寨的人数已从当年70多口增加到如今的200余人，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在家留守的老人和妇女们耕种着坝上不多的水田和旱地。这一切变化也给人带来隐忧，倘若国家经济增长减缓、停滞、甚至下降，大量外出人口返乡，其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当然这就不是田家寨或酉阳的问题，而是事关全国，乃至世界。
与村民闲聊得知，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可领80元社保，住院报销50%医疗费，少数人还成为了非农业人口。田家寨赴各地打工者众多，也有好些年轻人在重庆、成都的机关或企业工作，他们接受了正规教育，走出了田家寨和酉阳。少数人在大城市买了房，扎下根。
我到达当天恰逢村里正举行婚礼，新郎在重庆某县驻渝办工作，而新娘居然是一个地道渝中区户口的城市女孩。目睹两个新人让我想起40年前新郎母亲的堂兄“长寿”。长寿与我年龄相当，父母双亡，无兄弟姐妹，独自与其伯父家比邻而居。长寿性格内向木讷，常在晚上饭后来我居处静静地听拉二胡。
端午节前几天，长寿砍柴时被镰刀割伤小腿并且感染，我从家里带有少量外伤药物，时常为他换药。端午当晚彻夜狂风暴雨，天刚亮我按惯例参加男劳力“打早”拔秧苗，闲聊中长寿的伯父告诉大家，出门时看见长寿家屋里和粪坑都被雨水灌满，长寿正一个人用木盆埋头往外排水。“打早”结束，大家各自回家准备饭后下田栽秧，此时门前小河正被山洪狂涮，当地称之发“端午水”。
我正在灶前吹火做饭，突然，长寿伯父惊慌失措地从家里跑到我门口大喊：“不好了，快来人啊，长寿上吊了”。闻声后我第一个冲到长寿家，手忙脚乱地抱住长寿，在后面来人帮助下把他从房梁解脱并放在地上做人工呼吸，但长寿早已断气。两天后被草草安葬在麻家湾坡上。
前一天长寿找我换药，说明至少那时还没有寻死的念头；贫穷对他而言与生俱来，况且那个年代大家皆穷，似乎不应该是轻生的原因。一个孤儿，看不到尽头的苦日子，小腿外伤，大雨破壁入室，甚至屋里和粪坑浸水，都可能是突然绝望，促发了结生命的诱因。
虽然我以后做医生接触过的死亡病人无数，但早夭的长寿，端午节的大雨，以蚂蝗多闻名的麻家湾那一座孤坟，一直清晰地留在记忆之中，这是我一生中首次目睹身边鲜活的生命消逝，每每思及，总是感慨万端。此次特地在众人陪同下到了麻家湾，远远望去，除了冬天凛冽的寒风下那一坡残枝败叶，长寿的坟头早已融入黄土之中不见踪迹。
2010年6月，成都初稿
2011年1月12日，成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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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