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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蒋国辉:我赶上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2018-01-14 蒋国辉 新三届 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定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风起云涌的日子(上)


天降狂飙


目前,坊间研究文革和回忆文革的文章已如恒河沙数,而文革的分母是以亿为单位的,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包括我这样的小人物,关于那段历史,从个人叙事的角度也有数天数夜的故事。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和那个时代所有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年轻人一样,深感幸运。在长期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由衷地向往革命。可是,红军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万里长征我们错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也全是先烈们气吞山河悲壮辉煌的战斗历史,一切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机会都已不复存在,留给我们的除了对先辈们的无限崇敬,好像就只有遗憾了。


当学校宣布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学生们几乎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终于赶上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我们成了大革命的参加者,今后,我们也可以像老红军给我们讲长征故事那样,给我们的后代讲述这场伟大的“革命”。


文革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我们这些小人物并不清楚,后来知道,其实相当多的高层人物也不清楚,甚至到现在,对文革的评价还处在一种完全撕裂的状态中。我们非但不知道文革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更没有人会料到,我们中间好些人为“革命”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以后却没有成为烈士,曾经渴望在后代面前彰显“自豪”的机会和资格都一并随着年轻生命的消亡而消失了。

当年的西师附中校景


当年,和我一起就读西南师院附属中学的同班同学杨宏谦,文革前期我们在同一个组织里。1967年武斗中我们撤离学校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一大包衣服寄放在我们家里,原想着等革命胜利后回来取。我妹妹把他的衣服洗干净叠好等他回来拿走,可是他再也没能回来,他在武装支援泸州的炮火中被打死了。而今,文革似乎已经远去,留在我们这些亲历者记忆中的这段历史,充满了辛酸、冤屈和泪水。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拉开了文革的序幕。那时提倡关心国家大事,阅读报纸上的学术讨论文章——不管懂不懂——成了我的习惯。因为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所限,对那些文章我不曾也不可能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更不可能想到会由此引发一场让全民族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灾难。到我们中学快毕业的时候,革命已经不再仅仅停留于平面媒体的大批判上,国家作出规定:所有学校一律停止期末考试,应届中小学毕业生停止升学考试;大学毕业生暂停分配工作,留校搞文化革命。至此,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模式。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革命初期的口号是:“破四旧,立四新”。所谓“破四旧”,其实就是长期以来反“封、资、修”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只不过这一次的态势是“不周山下红旗乱”、“横扫千军如卷席”。一时间大、中学校的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全都指向了教师,批判点基本落实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崇洋媚外的言行;以及同剥削阶级家庭的界线不清”等等问题上。我校的学生也给所有的老师都贴了大字报。


被贴大字报最多的是一位叫陈廷智的化学老师。这位老师是西南师院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以他优异的学习成绩本应分配更好的工作(比如留校),可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被分配到了中学。怀才不遇的他常常口无遮拦地发牢骚,比如对多年不加工资,他说,大学生的工资是永远的“梭多梭(51.5元)”。其实,他的情况可能和我的五叔(1960年代前期毕业于西南师院数学系的高材生,也是一名中学教师)一样,天生就是那些“根红苗正”的领导反感的对象,何况他嘴上还没个把门的,留下了好些“攻击社会主义”的把柄。

红卫兵的证件


文革初期,并非后来很多人说的那样,一开始就是红卫兵乱哄哄地造反。此时,一切都还处在党委的领导之下,中学生集中火力攻击教师,也是校方安排的,领导正好借文化革命的强劲东风,发动和利用学生的力量来清除陈老师。中学生是一个多么简单容易冲动的群体,群起而攻之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很快,陈老师被炮轰成了罪不容赦的“坏分子”,学校领导宣布开除他的公职,遣送他回农村老家。


陈老师曾经教过我,他的教学水平确属一流。开除公职不但让陈老师倍感屈辱,而且还让陈老师走投无路。倘若,陈老师能预计到文化革命稍后的发展势头,就应该庆幸自己的遭遇其实是因祸得福——早早被遣送走了,或可躲过后面源自学生的“暴力”革命。要是他能熬着,他就能看到千千万万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人或比他更加不幸,在一个巨大的苦难群体里,他的苦难将被相对缩小,如此,他或许能挺过来(就像我的五叔,熬过那些风雨如晦、锥心刺骨、泣血涟如的日子。待到国家发生重大历史转折之后,平反,复职,还被评为特级教师,让自己的生命价值最终得到完满的体现)。可是陈老师万念俱灰,承受不了如此绝望打击的他,跟那个年代千千万万被侮辱被损害的知识分子一起,含冤自尽,离开了人世……


在中学里,贴大字报渐渐被归于“温良恭俭让”弃之不用了,学生们对老师的暴力行为瘟疫一般流行起来,许多老师被批斗侮辱毒打,打伤打残乃至打死的事件时有发生。重庆24中一位全北碚区教学效果最好的中学数学教师,在批斗中被他的学生活活打死(具体过程我不知道,是后来听说的)。如今,这些逝去的老师,都只存在于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序列中,而当年,作为血肉之躯,他们遭受的是令人发指、惨不忍睹、血肉横飞的肉体折磨。


不久(应该是工作组进驻了学校),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学校被批斗侮辱得最厉害的,是徐祥恕老师(校党支部委员兼校团委书记)和杨绍芙老师(校党支部副书记),为什么是她们我不太清楚,可能因为她们俩既是教师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生们被“以革命的名义”煽动起来的怒火,便烧向了她们。她们被绑起来,脖子上吊了几块砖头;后来又被推进荷花池,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再后来被许多人按住,强行剃了“阴阳头”。


我当时也在人群里。其实,两位老师和我从未有过任何直接的关系,更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也许是长期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教育,人性中恶的一面被鼓励激化发酵膨胀到极致,头脑简单的中学生已经把人与人之间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看成了最正常的事情;也许是自己在中学期间一直生活在阶级斗争的高压之下,因家庭出身问题饱受歧视和欺凌。此刻,眼前突然有了一个发泄不满的渠道,有了一个报复的机会;此时,被激烈情绪充斥的我已经没有了任何思考,不管对象是否曾经对我造成过伤害,也不管以这样的方式发泄报复情绪是否道德,就参与了。

当年的西师附中校景


文革后期,历经了种种磨难之后,我对两位老师满怀真诚的愧疚,但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表达我的忏悔。我在煤矿当矿工时,我弟弟在西师附中读高中,徐祥恕老师恰好是他的班主任。某一次我回家探亲,和弟弟上街碰见了徐老师。我鼓足勇气前去向她问好,恳请她原谅我在文化革命初期对她的伤害。


徐老师十分惊讶,她问,那次你也参加了吗?原来,混乱之中,她根本没看清是哪些人在推搡她。不过,也有可能是她宽容大度不愿再翻晒这些陈年旧账,故意将往事淡化。毕竟,那时的我们还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老师以她的仁慈宽厚原谅了我们。


大字报的狂热还没褪去,更疯狂的“抄家”又开始了。“抄家”在中国历史上被封建统治者百用不厌,而这种真正的四旧,文革中不但没有被“破”,反而成了当时“破四旧”的有力武器。文革中,“地富反坏右”的家、“资本家”的家、“反动学术权威”的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家,以及任何革命群众认定“有问题”的家,全都是抄查对象,涉及的何止数以万计平民百姓;被抄查没收的“四旧”,是被定性为“封资修”的书籍,民间收藏的古董字画、金银珠宝首饰、工艺品、贵重的丝绸毛料衣服、面料等等。有的家庭连基本生活用品都一并被拿走,变得一贫如洗。很多抄查的物品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据我所知,最初的抄家活动,是自上而下有组织开展起来的。那时学校刚放暑假,我所在的城市,红卫兵组织还没有兴起,文化革命高潮还没到来。这段时间的文化革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因放暑假回到家里的我,某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参加西师家属委员会组织的革命行动。


我在学校积极争取加入共青团达三年之久,因家庭成分问题一直被拒之门外。所以,接到家属委员会的通知,对他们把我当成“革命中坚力量”这件事特别困惑。那天,我被招到家属委员会开会,同时去的还有几个学院厨工的子女(除我之外都是红五类)。召集会议的是北碚公安分局天生派出所派来的一位便衣公安人员王同志。他说,要把西师家属子女中可靠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并不叫红卫兵),对西师院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采取行动。在王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开始了对“地富反坏右”的革命。


我们“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抄家”。王同志和家属委员会研究决定被抄的对象后,就布置任务,让我们去实施。总共抄了几家我不记得了。印象较深的有两家:一是中文系的一位姓李的老师家;一是外语系的何先生家,这两家我都比较熟悉。

红卫兵袖章


为什么要抄李老师家我不知道,抄何先生家是因为“领导”告知何太太是漏网的地主分子。记得我们在何家翻了半天,也没有翻到什么足以证明何太太地主身份的东西,快要离开的时候,才突然在灶门里发现了一卷纸,拿出来一看,上边有“卖荒山文契”等字样。我们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看了很多诸如《槐树庄》《夺印》之类的电影,变天账这些词汇在脑子里烙印深刻,但真正的“变天账”谁也没见过。


我们只凭那卷纸上写着“卖”“荒山”“文契”几个“关键词”,就以为找到了地主的“地契”“变天账”之类的东西。这一下,派出所和家属委员会组织的抄家行动“成果辉煌”,这个成果不但坐实了何太太的漏网地主身份,还坐实了她藏匿“变天账”与无产阶级政权为敌的“证据”,何太太因此拥有了“右派”和“漏网地主”双重身份,之后长期被批斗、劳改。


我在派出所和家属委员会组织的这个“革命队伍”里并没有待多久,大约一个多星期吧,我被举报不是“红五类”出身,派出所的王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就让我离开了。此后,我再也没参加过这一类的“革命行动”。

 

南来北往


重庆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据说是重庆市委统一组建的。加入红卫兵也有严格规定——必须是“红五类”家庭出身。之前,我因家庭出身问题不能入团,此时自然也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不过没多久,又成立了一个叫做“毛泽东思想赤卫军”的外围组织,吸收我们这种想革命又没有资格参加革命组织的人,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目的。


虽然都是革命组织,区别却很大:红卫兵们佩戴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赤卫军们则在胸前挂一块汽车月票大小印赤卫军字样的红色牌子。不同的标记反而让人一眼就能判断你的出身,更把我们那一代人最希望作为隐私的东西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我参加了赤卫军,内心却非常抵触这块牌子,只在北京天安门前照相时戴过一次。后来“思想兵”作为保皇派垮掉了,赤卫军也随之烟消云散。


重庆“思想兵”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首都红卫兵”(当时的造反派首都三司)已作为“革命的火种”从北京撒向全国各地,北京的造反派也来到重庆传播革命经验。在首都红卫兵的鼓动下,重庆市的大中学生——很多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或没能参加“思想兵”——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重庆最早组织起来影响较大的造反派组织,有重庆大学的“八.一五战斗团”和西南师院的“八.三一战斗纵队”。

文革中的免费乘车票


北京学生南下不久,“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进行“革命大串联”。我和关系较好的同学相约,一行四人出去串联。我们的目标,当然是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这是那个年代革命青年心中最神圣的一件事。


来到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我第一次对“人山人海”这个词汇有了如此真切的感受,如潮的人群从火车站漫到了两路口街道上。那个情况下,谦谦君子就永远只可能是个看客。我们从两路口缆车站开始,不管不顾左冲右突,招来了不少白眼和谩骂,最终,大汗淋漓地站在了站台上。


到了站台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当火车鸣响汽笛吭哧吭哧喘着粗气进了站还没停稳,成百上千的人就扑向了火车窗口,还有人潮涌上来把站在前边的人挤下铁轨的事件发生,真是触目惊心!


火车进站后列车员不开车门,只把车窗打开,然后回到自己小房间把门一闩,任由车外的人从车窗爬入,直到车厢变成沙丁鱼罐头。那个混乱拥挤是无法复制的绝版:车厢里座椅下躺着人,行李架上卧着人,厕所里和车厢接头处人贴人,在车上想挪动一下,就只能从人头上爬。


当时背着铺盖卷的我们是怎么挤上车,而且还很幸运地坐在了座位上,全都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四天四夜我们吃的是自己带的干粮和水,谁也不敢站起来伸一下懒腰,稍稍欠欠屁股,座位就可能立即被挤占。到达北京,已经是第五天晚上八点左右。


走下火车,站在了所有人激情向往的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我们却没有欢呼雀跃的冲动。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随着下车的人流出了车站,看见了“永定门车站”几个大字,又听见车站的高音喇叭呼喊:到北京串联的革命师生,请往先农坛体育场等候安排。


来到先农坛体育场,放眼望去,那阵势就是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的北京版:场外人头攒动,场内摩肩接踵。我们在体育场外转了半天也没看见搞接待工作的人,有点傻了。天完全黑下来,11月中旬的北京,夜晚的风对于南方人已经有点刺骨,必须尽快找到接待站。我们再次不管不顾地往里挤,进了体育场才打听到需要先凑够20-30人,再去体育场的接待站登记编号,然后等着,叫到号便会有车送往食宿的地方。


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倒是源源不断,没多久我们就凑成了30人的小组,登记后被编到2500多号。当时广播叫到一千号左右,大约每过5分钟叫一次,这样算下来,我们须等到后天晚上。如此漫长的等待,肠胃首先不答应,于是,我们跟同组的人打了招呼,离开体育场去找饭吃。

1966年作者北京天安门留影


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饭,想想体育场那个阵势都头疼,谁也不愿意回去等,我们随意跳上一辆公共汽车,随车观望北京夜景,看着看着,以往从图片和电影里熟悉了的天安门突然出现在眼前,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我们当即下了车,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无限崇敬地仰望着天安门,觉得自己也崇高起来了。


离开天安门后,我们继续闲逛,逛到一栋白色大楼附近,近前一看,才知道这里是北京市委。大门洞开,没有岗哨,我们毫无阻拦地走了进去。开始只是好奇,进去以后发现那里边已经睡了很多人,看样子都和我们一样,是等候接待的外地人。我们顿悟:这里是过夜的好地方啊!安静且暖和。不过,能睡的地方都睡满了,我们不甘心,终于在地下室里找到一间空屋子,打开自己的铺盖卷倒头就睡了。


这一倒下去,就睡了个昏天黑地。待大家都睡到自然醒,收拾好行李走出去,才知道已经中午12点了。午饭后,我们算了算,带的钱和粮票有限,不可能不依靠接待打持久战。商量了一阵,决定去北大碰碰运气,或许北大可以直接接待呢。


到了北大才发现打错了算盘。我们在校内转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接待站,里面住的外地人全是被先农坛体育场安排来的。更沮丧的是,北大校园里但凡能住人的地方,都被塞得满满的,想找个墙根靠着坐一晚都不行。眼看天色已晚,只好打道回府,又在市委大楼那间地下室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返回先农坛体育场,迎接我们的是当头一盆冷水,广播里已经叫到三千几百号了,我们已经错过了自己的号。那感觉就像突然被抛弃在了荒芜人迹的地方,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串联的学生还在源源不断涌入,凑人数重新登记不难,难的是必须老老实实在这里坐等几十个小时,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忍着、熬着。


万般无奈的我们在体育场里瞎转悠了一阵子,一个发现让我们喜出望外:原来每一组那个公推的负责人并不认识自己组里的成员,只是负责清点人数而已。我们看准一个面目和善的年轻人,前去恳请他把倒霉的我们也算入他负责的小组。他十分爽快,让我们上了他们那辆车,被送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


住在接待站,吃饭不要钱了,我们需要操心的只有三件事:


头等大事当然是等待毛泽东的接见。不过,这是只能被动等待不能主动去做的事。


第二件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学(主要是北大和清华)去看大字报。那时北京的各种消息对我们这些从边远省份来的中学生,很有吸引力,我们不辞劳苦认真抄了不少大字报。


第三件就是去看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我们的乘车卡只在城区内生效,长城和十三陵都属于北京的远郊区,没有自费能力的我们只好放弃。北京城内的古迹故宫、颐和园等,因“破四旧”而关闭了,剩下的只有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印象最深的是景山公园煤山上崇祯皇帝自缢的那棵树,时光流逝几百年,这棵老树尽管不再枝繁叶茂,却还顽强地站立着,让此时的树下人陷入沉思。


余下来的,就是等待那个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这件事,国家的安排也煞费苦心——何时被接见,须等到前一天晚上才通知,让“别有用心的人”没有机会对伟大领袖的安全造成威胁。


我们在11月25日晚上9点钟左右接到被接见通知。在北京的外地学生,一旦接到通知马上被军管,编成连排班,排长以上是军人。接到通知后,所有人都不准外出了,被集中在住处进行接见前的纪律教育,教育进行到大约十点钟,宣布睡觉。


事实上,这些应该都是当时的保卫措施,不过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想那么多,只是兴奋得睡不着觉,深夜12点以后还没有静下来。我迷迷糊糊似乎刚睡着,就被叫醒了,懵懵懂懂走到食堂吃饭时,看见挂钟指示4点半。领队的军人告诉我们,需要早一点出发,不然会被人流车流堵在路上,到不了天安门。


吃完早饭,每人又领了两个馒头带上,然后集合,两个人一组互相检查身上有没有小刀之类的铁器。那时的我们,心中只有伟大领袖的安全,所以心甘情愿地被别人搜身,也理所当然地搜别人的身。不知其他地方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发现“别有用心”的歹徒,我们那个接待站全都是纯真的革命小将,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对领袖造成危害的东西。搜身之后,所有人分乘若干辆军用卡车出发了。


我们还以为自己是最早的,出去一看才知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一路上车灯闪烁,喇叭长鸣,人声鼎沸。我们的车走走停停,到天安门附近已经是八九点钟了。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走了近三个小时。


我们被安排在北京电报大楼前沿街边坐下,开始了不知终点的等待。这一天以什么方式接见:是我们列队从天安门前走过向城楼上频频挥手的毛泽东致敬,还是毛泽东乘车从我们面前经过,不得而知。


五六个小时在我们的企盼中慢慢流过,我们无怨无悔地等着,因为接受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接见在当时是人一生最幸福、最重要的大事,为此我们可以牺牲一切,区区几小时的等待又算得了什么?反过来说,伟大领袖日理万机操劳国家大事,百忙之中还要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们,我们除了激动、兴奋、幸福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想法吗?这是当时我们无比虔诚、无比单纯的全部内心活动。


但是,灵魂的虔诚却把握不了肉体的新陈代谢规律,刚开始各个队伍还比较有秩序,个把小时后有人需要方便,附近又没有公共厕所,来来回回队伍就有些乱了。军人们竭力维持,但没有经过严格纪律训练的革命小将显然耐性不够,几小时之后基本乱了套,军人们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只要不越过警戒线便不干涉。


12点钟左右,天空中突然响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人人都清楚的领袖出场信号。军人们迅速行动,强力整顿队伍,散开的人也赶紧归队,生怕错过。待到整顿就绪,音乐却停止了,原以为马上就要进入角色,殊不知紧张了近一个小时,一切归零回复原状。革命小将再次松弛下来,队伍冰消雪融一般四处漫溢。


两点钟左右音乐声再次大作,沿街坐在最前排的军人们刹那间手挽手组成了一道人墙。这次是真的了,反应快的纷纷站起来往前涌,队伍完全没有了,只有汹涌的人潮。我们几个算反应比较快的,冲到了靠前的地方,只见几辆满载军人的卡车开了过去,后边不远处跟着几辆敞棚轿车,其中一辆上站着毛泽东。他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大,脸黑黑的,一点表情也没有。跟在后边的车坐着林彪和周恩来,一晃就过去了。我还清楚地看到了坐在第四辆车上的刘少奇。他也跟毛泽东一样面部没有表情,穿的一身军装让人觉得有点怪异。



整个车队驶过只有短短的一分来钟,反应慢的人被前边的人墙挡住什么也看不见。力气大的,按住前边人的肩头往上撑,看见了一晃而过的车队;更多的人,特别是女生,在人墙后边又蹦又跳,还是什么也没看见。我们这个队伍中有两个看起来还是小学生的小孩,跑到一旁小便,就在他们方便的那一分钟,车队呼啸而过。等他们跑过来,只看见一堵黑压压的人墙。


其实,如果十二点左右不是“虚晃一枪”,在整顿就绪的队列中等待的所有人毫无疑问都可以满足心愿。但事情的发展和结局总是不如人们希望的那样美好。车队过去以后,人墙后边不论男女,一律扯开喉咙嚎啕大哭。


接见完毕之后,军人和军车都蒸发了,瞬间不知去向,想来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没有义务再把我们送回去。终于被红太阳的光辉现场沐浴的我们兴奋欲狂,我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小日记本,激动地记录“1966年11月26日,我在北京电报大楼前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后来得知,在1966年的70天时间里,毛主席八次分十批接见了一千二百万红卫兵,我们是最后一次的最后一批毛泽东接见完毕后,我们就不想在北京继续逗留了。11月底的北京已进入初冬,我们没有足够的御寒衣服,常常冷得出不了门,而且从来没有独自离家这么远这么久,有点归心似箭了。


        四天四夜的返程,仍然是那样拥挤不堪的火车,晚上10点多钟到达重庆火车站,前往北碚的公共汽车已经收班,我们只好在牛角沱、两路口一带逛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才回到北碚。

重庆13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步行串联队,和张思德母亲合影


从北京回到重庆,免费乘车串联被叫停(从外地返回还可免费乘车),“步行串联”的风却越刮越烈。继承红军长征的革命传统,步行串联学习革命经验、播撒革命火种成了红卫兵追逐的时尚。听说有人真的是沿着当年红军从江西到陕北的路线走了,走没走完不太清楚。我们一同去北京的几个同学,没想走真的长征路,但也想出去走走看看,就决定第二次结伴“步行串联”去成都。


九天的行程,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与“革命”没什么关系。途中,我第一次那么实在地看到、感受到自己故乡的山和水、风土和人情。我们一路上经过的,都是百年没发生太大变化的典型川内小县城和乡镇,那些陈年老旧的建筑,古朴的民俗乡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几乎所有乡镇以上的行政单位驻地都设有革命串联的接待站,像我们这种步行串联的“革命小将”,即便是出来观光风景的,也可以空手走遍全国吃住不愁。 

步行串联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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