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史钊：一个中学生在“文革”中的挣扎沉浮

2017-12-29 史钊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史钊，山东冠县人，1949年生，1969年高中结业后，先后当过临时工、农民、代课教师、临时干部、合同工，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冠县广播局任编辑，1987年调冠县史志办公室，任主编、副主任，副编审职称，主编有齐鲁书社出版的新编《冠县志》和方志出版社出版的《续补冠县志》，编点出版《清道光民国本冠县志》《编点校注明清四种冠县志》等。

原题

文革岁月校园惊魂

1962年9月，13岁的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卷和干粮碗筷，步行到距家十几里的县城西部的一中读初中。学校建于1950年，在这里，我开始了中学的新生活。

我们班教语文的先是冯玉书老师，高高的个子，讲课是一口不太规范的普通话，教的第一课是毛泽东的《长征》诗。不久后，冯老师调到县工会，1984年后任过县司法局局长。

冯老师调走后，语文课由刚从山东师范学院毕业分来的张之光老师接任。张老师讲课联系面广，活泼。有次讲到他在县一高上小学时遇敌机轰炸，投弹在校内爆炸但没伤着人，有人说这里有大命人。他稍停一笑，似不好意思地接着说：我那时就想，这个人好歹是我吧。

我是他的“粉丝”，他也比较喜欢我，曾让我到他宿舍帮助抄写文稿，并给我讲他的写作历程，让我在假期看他在大学时代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的脚步》书稿。后来，他还创作了反映文化大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红河咆哮》。

高一时，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蒋大鹍老师教我们语文课，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停课。我是语文课代表，常到蒋大鹍老师屋里交全班同学的作文和周记而接触较多。

初二后，我对写作较有兴趣，作文常受老师表扬，作品在全校征文中被评为一等奖并在阅览室公开展览，采写的抗日斗争故事曾被张贴在校园壁报上，还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高一时，我在课余练习写过小说、独幕剧、曲艺、新闻之类的东西，并在蒋大鹍老师的鼓励下投向《剧本》《曲艺》等文学刊物和媒体，寄给县广播站的报道《全校师生学王杰》播出后得了八毛钱的稿费。独幕剧《耿大婶》的原稿偶然保存至今，当然很稚嫩。受班主任刘载源老师指派，配合阶级教育活动，帮助城北乡柴同学撰写过家史。班里创办了手抄语文学习刊物《语文爱好者》，由我担任主编，发动同学投稿，编选后装订成册，蒋大鹍老师用颜料画了古色古香的漂亮封面。

教地理的孙稽生老师讲课有个习惯，每讲到某个城市或某处名胜时，总爱说：那地方不孬，我去过，并绘声绘色地讲他游历的经过；或者说：讲到这里，我作诗一首，并抑扬顿挫地朗诵起他的诗作。

1965年，我考入高中部，据参加阅卷录取的郭银岭老师后来告诉我，我的升学考试分数较高。高一时添设英语，教英语的是屈捷元老师，他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让我们看过他大学毕业时戴学士帽和包括后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内的同班同学照片。屈老师曾供职于国家外贸部，下放后被思贤若渴的张绍虞校长要到一中，同时被张校长要来的还有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供职于山东大学外文系的许维峻老师。

可叹的是，我们毕业离校后，屈捷元老师猝死于后所供职的八里庄中学，许维峻老师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迫害致死。

被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在报纸上发表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迅速从首都向全国各地蔓延。

1966年6月13日下午，第二节课结束的铃声响过，冠县一中的师生在小操场集合，听取教导主任鲁道荣先生关于开展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动员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言行的教职员工写大字报，掀开了一中乃至全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初中毕业时全班合影，四排右4作者

当晚下晚自习后，高三的学生便打着手电，将大字报贴在校园的醒目位置。第二天后，学生给老师用毛笔写在旧报纸上、内容多为一事一议的大字报渐多，两三天内便贴满校园。后来，教师给教师写的大字报也出现了，没被贴大字报者很少，基本处于混战局面。这把火还烧到鲁道荣先生身上，说他的动员报告是个大阴谋，为保自己将斗争矛头引向一般教职工，连张绍虞校长也受到牵连。

校园气氛火药味甚浓，学生中充斥着亢奋状态，教师中的多数人则处于自危状态。教英语的屈捷元老师和李蜀川老师互相贴大字报，对对方进行攻击。后李失踪，在二十里地之外的南馆陶卫河里发现尸首，似投河自杀，投河前将鞋帽放在岸边，像有意向人指示自己的投河位置。

在这种气氛中，我的一些看法和潜藏的某种情绪也行诸于大字报。

一是把矛头对准班主任刘载源老师。揭发他借别人之口篡改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说“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要求上级一个人发一个”，并有一些同学共同署名。其他一些同学也写出了揭发他其他问题的大字报。

二是写把矛头对准赵巨东老师的大字报。赵老师教语文，是校党支部委员，听说在“反右”等历次运动中都是左派。他和教化学的卢庆萱老师同教高三，二人有矛盾。高三同学就写大字报，吹赵打卢，说赵是坚强的共产党员，说“卢、赵之争”是“无、资对垒”。这两位老师都没有教过我，没什么联系，和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也不认识，但我觉得大字报将二人间的矛盾上纲到这种高度很荒谬，便写大字报批驳，“扶弱锄强”。

我以前听说过赵老师一些负面传闻，又将其他同学揭发的零星问题加以汇总，形成一张较为系统的大字报，标题是《赵巨东是真正坚强的共产党员吗》。为醒目，还将题目用红色加以勾画。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引起师生的较多关注。

三是写《冠县一中“英雄谱”》的大字报。高三张同学的一张题为《看语文组的先生们》的大字报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张大字报涉及了语文教研组的不少老师，根据每个人的问题均加了个四个字的帽子，如“目空一切的赵巨东”等。

我仿照起草了一张《看冠县一中的先生们》，同学建议改作《冠县一中“英雄”谱》，有不少同学签名，一贴出，立即在全校引起轰动，有抄录者，有在上边补充者，还有写续篇者。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写那样内容的大字报，主要动机是自我表现，赶时髦，有些过分了，应该向受到无辜伤害的老师致歉。

6月16日，北乡沈同学、城里梁同学找我，说班委会、团支部落后于形势，成了运动发展的挡头，应该成立同学们自己的组织，并起名为“战斗组”，我表示同意。于是便由我们几个人发起，晚上在教室里向全班同学宣布“战斗组”成立，并要求同学们加以讨论，愿意参加的同学可以报名。结果同学们慷慨激昂，讨论很热烈，提出包括极端观点的“一切通过战斗组”等各种建议，除东北乡的高同学外，全班其他同学均报名参加。

在我们热烈讨论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窗外站着一个人在谛听教室内发生的一切，他就是教数学的杜云五老师。他吓坏了，认为这和1957年鸣放时右派向党进攻的形势一样，于是就向上作了汇报。

第二天早操时，校长张绍虞先生宣布将我班的“战斗组”解散。校少先队辅导员杨清法先生召开我班班干部会，让班干部汇报“战斗组”的情况，要求班干部记下其骨干的言行。随后杨清发等坐镇我班，班长刘同学根据杨提供的提纲在班里宣讲，说“战斗组”“不要党的领导”之类的话。我和其他“战斗组”骨干当场发言，据理反驳。

会后我又写出《关于“战斗组”以及有关问题的我见》的小字报，给一些同学看过后交给杨清发，又找杨辩理，要他回班里检讨。就此事我起草了张大字报，题目是《看，杨清法对革命学生下了毒刀！》，由几个同学签名联署贴了出去。

6月下旬，县委工作组进驻一中，组长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超平先生，副组长是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段秀增先生，组员有县文教局李森林、鲁公贵、尚子善三位先生。26日，工作组在县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杨超平先生讲话。他说，现在，学校里一小撮右派教师和右派学生结合起来，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我们要坚决把他们打下去！

校内文革形势按照工作组的意图陡然逆转。高三同学贴出一张大字报，旧事重提，批判前几天我起草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冠县一中“英雄”谱>是株大毒草》，说这张大字报混淆阶级阵线，将真正的阶级敌人和犯有一般错误的人一锅煮，企图将水搅浑，破坏文化大革命。

随后，我班东乡田同学领衔贴出《揪出大毒草<冠县一中“英雄”谱>的炮制者》的大字报，并针对我的大字报写出《我们欢迎这把毒刀》，将我揪出来。之后其他大字报纷至沓来。

我只得沉默，情绪低落到极点。

高二和我一向关系很密切的族叔泽云用大字报形式贴出给我的一封公开信，说看到给我贴的大字报，我犯的错误使他感到吃惊，要我认识错误，回到正确立场，“要不，你就反扑吧”。我看到这封公开信，伏在课桌上痛哭。

班主任刘载源老师对着全体同学，声色俱厉地将矛头不指名地对准了我和我所写的大字报，他说：“赵老师是全校公认的模范共产党员，连这样的好党员你都否认，你的意思是说党员都没好的了，你想把共产党怎么样？”

之后，学校运动按照工作组的部署进行：成立教师大字报编委会，赵巨东老师任主编；各班成立班级大字报编委会，我们班城东乡田同学任主编，城西乡陈同学任副主编。大字报编委会实际上成为临时权力机构，掌管着教师和各班学生的生杀大权。

6月底，我班大字报主编、东乡田同学向全班宣布，取消我写大字报的权力，让我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还责令我揭发教我们语文的“右派分子”蒋大鹍老师。

此后，只要我离开教室，看大字报、上厕所等，都有“保镖”跟着。同桌同学对我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和我值日共抬饭桶时，让我在前，他在后，并让饭桶靠近我，他故意在后边左右大幅度摆动，弄得我跟着左右踉跄。后来干脆不让我值日打饭了，可能怕我往饭里投毒害人吧。我思想包袱严重，睡不着觉，常望着窗外的星空发呆，想不到自己刚17岁就遭此大劫，以后的路在何处？我悲观到极点，为此曾向工作组递交检查，还向学校递交过退学申请书。

进入7月，我的问题升级。班里大字报编委会整理的材料提到“战斗组”时，括号内总要加注 “以史某为首的反党集团”。为搜集我平时的“反党”言论，组织我初、高中同班同学座谈，并将我的日记本、周记本、作文本、习作底稿及其他所有文字都收上去检查。还派人跟着到我家检查所存写有我文字的本子、书籍，并选择拿回学校检查。搜集到的“罪行”，最严重的仍是上文提到的两年前城东乡梁同学所揭发的、莫须有的“污蔑伟人”，其他如包庇“右派分子”、指着轿车说里面坐的是“官”等。

在靠校园主路的教室山墙上，为我办了四个大字报专栏，编排还很讲艺术，“史某大字报专栏”几个字沿瓦房上部的三角呈弧形排列，一个专栏为一个专题。记得其中一个专题是“史某日记摘抄”，形式套用报纸上批判《燕山夜话》之类的形式，摘一段原文，加一段批判文字。如我在日记中写到几个月前地震时防震搞得草木皆兵，有睡在双人床下铺的同学晚上睡觉时恶作剧，用脚击打上铺铺板发出响声，睡梦中的同学以为又发生地震，就光着身子向外跑，睡上铺者来不及钻出被窝便带着被子滚到地下。此段日记后的批判语说：看，史某人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污蔑成什么样子！

我的问题再次升级。在班大字报编委会的组织和主持下，全班对我批斗了两次。大体场面是：将教室中间的课桌挪向两边，中间腾出块空地方，让我站在中间，里圈是左派，外圈是站在桌子上的其他同学。先让我交代问题，然后负责的“左派”同学说：态度不老实，交代不彻底，同学们帮助一下。于是，“左派”打头阵，中间派唯恐落后，边缘人物争取立功而积极参与，七嘴八舌，场面火爆。

口舌不济事，有人就对我推搡，更有人用巴掌打我后背。我们班除我这个头号“右派”外，“战斗组”骨干、出身不好者共揪出六七个同学，全校揪出挨整的学生据后来统计为138人。一次晚上回宿舍时正下着雨，班里的“左派”让我们几个“右派”排成纵队低着头行进，“左派”则在两边趾高气扬地不断呵斥。“低”！先是一只手使劲将我的头按了一下；“再低！”像是进行“阶级感情”高低比赛，随着一声高过一声的断喝，另一个巴掌劈头盖脸地落到我头脸上，我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还强迫我们几个“右派”挖厕所，以进行惩罚。

正值7月下午一点日头最毒的时候，让我们几个“右派”推水车浇菜，几个左派则掂着棍子坐在树荫下监视着，并不时大声呵斥几句。我向来吃饭速度快，同组女生呵斥我：反党积极，吃饭也积极！班里组织唱毛主席语录歌，唱左派自编词、套用现成曲子斗“牛鬼蛇神”的歌，每逢有“将他们来斗倒”之类的词儿，我们这些“右派”唱时奉“左派”之命都必须改作“将我们来斗倒”。

8月上旬，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下达，内有不准挑动学生斗学生的内容。根据“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一中斗学生的程度有所缓解。此后，我不再挨斗，不再挨打，但仍感到处于一种处处受歧视的地位。允许我星期天回家了，但返校后要向“左派”汇报在家干了些什么。

放秋假我回到家，父亲听说我在学校挨整，不知具体情况，鼓励我：好汉子从哪里栽倒，再从哪里爬起来。10岁的三弟问我：大哥，你“反党”啊？我百感交集，无言以对，泪水盈眶。

一天，我正在场里干活，一男一女骑着自行车到场院找我，自我介绍说是从县里来的。我将他们领到场院边上的牛棚里，让到饲养员休息的炕上坐下。主要是那个女的问话，后来我听说她是县法院的张副院长。她问我：你在学校是不是受到批判啦？你有什么错误？我回答后，他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同学们和我有隔阂，以后怕不好相处。她说：我们来找你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秋假结束返校就要平反。我对他们的意图如坠五里雾中，我还没有听说过“平反”这个词，听成“评选”了，心想：是不是要评选“真正的右派分子”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县委派来的平反工作组。

我返回学校，见班里和周围气氛有所变化，校筹委会副主任大讲团结，提出整人者和被整者要将仇恨共同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校组织收听江青、陈伯达等人的讲话录音，宣布被整的师生一律平反。大包大包集中起来的“黑材料”被运到大操场一火焚之，我被收缴的日记本、我主编的《语文爱好者》，很可能葬身于那场火海中。全校被整师生纷纷行动，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迫害。

校园内的运动风暴继续升级，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要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战斗！”

教师大字报编委会主编赵巨东老师前段亲手整过不少师生，被认为是校内执行资反路线的“罪魁祸首”，被整人对他意见很大。这时，学校兼管人事的团委书记史庆臣先生写大字报揭发赵在东北亚布力当过伪警察的历史问题，更是火上浇油，故多次对他进行批斗。应师生要求，公安局拘捕了他。

如今回望，那真是一幕幕悲惨的闹剧和笑剧。

1966年11月中下旬，随着全国大中学生串连大潮，冠县一中也兴起了步行串连之风。我和同学们一起徒步走进北京，到各大院校看大字报，沿途高呼口号：“向战友们学习，向战友们致敬！”途中有好心司机邀请上车，我们也坚决不肯，一定要坚持“纯粹的革命”。

京城内外，大街上到处都是红色大标语，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总头目刘少奇开火！打倒邓小平，揪住李富春！炮轰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揪出杨西光，罢掉杨永直，打到常溪萍，气死保皇派！炮轰山东省委，火烧谭启龙！炮轰卫生部，火烧钱信忠！打倒李井泉，改组西南局，解放大西南！王任重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在全国动荡加剧的大环境下，冠县更大的风暴正在孕育，后来发展到推搡动拳的武斗，进而升级为拿起棍棒的武力冲突。捍卫派与相邻的河北省馆陶县挂钩，取得人员武器支援，声势日渐强大。他们用链轨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炸药、枪炮攻占炮轰派的南馆陶水泵厂据点，1968年7月25日夜又携步枪、机枪、迫击炮占领县城。

1969年1月7日炮轰派到高唐县城关区民兵武器库抢到步枪和子弹，第二天攻占冠县东北部的重镇柳林。22日，炮轰派武装人员200 余人进占辛集。25 日，捍卫派组织五六百人携轻重机枪、步枪等前往辛集，从三面围攻炮轰派。炮轰派反击，发生枪战，双方死亡8人，伤数十人。捍卫派败退县城后，在临街墙上挖制枪眼，准备固守。2 月 10 日，在山东省革委主任王效禹的支持下，聊城地革委解决冠县问题指挥部组织起全聊城地区8个县5000 余名武装人员的“八县联军”，携大炮和机枪、步枪、手枪包围了冠县城。

文化大革命，演变为一场血腥内战与相互残杀。

注：本篇为作者《从“老三届”到“新三届” 》系列回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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