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王友琴：文革的牛与鸡

2017-12-09 王友琴 新三届

作者简介

王友琴（英文名：Youqin Wang ），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得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知名的文革研究学者。

多年以前，当我开始写作文革历史的时候，我首先采访了数百位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把访谈和调查的重要性放在纸面材料收集之上，是基于我的一种评估，即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纸面记录其实和文革史实之间相差甚远。大量的文革故事在发生之时没有被报告也没有被记录下来。由于纸面上的文革和实际发生的文革之间的巨大的裂沟，这种第一手的调查对于写出真实的文革至关重要。

感谢每一位受访者，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我一起回忆和追寻往事。这种回忆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痛苦和难堪的。可是他们的道义感、勇气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战胜了心理深处的回避和恐惧。他们讲出了他们的记忆，有的还帮助我一起来搜寻历史。而且，他们中有的人不但讲述了文革中的事件和人物，也和我分享了他们的人生体验。

有一位受访的长者，是一名教师，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劳改多年。他说，他在劳改农场做过很多活计，其中之一是放牛。开始的时候，他面对一群能够自主移动却又不会听与说人话的庞然大物，心里免不了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牛群对他并无敌意，不会伤害他，还渐渐听随他的指挥。他们彼此相安。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那棵大柳树旁边吃草。后来，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这只老牛因此被杀掉，是在那棵大柳树旁边被杀的。自从那只老牛被杀了以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且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赶牛群前往那个杀了老牛的柳树下面去，不论那里的青草如何肥美于别处。多年以来，他心里一直暗暗纳罕，为牛的记性和坚持。

我听着，好奇地问：“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他说，牛确实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的被扔出来丢在地上，别的鸡奔来啄食，还互相争抢。

我听着，牛和鸡的行为的两幅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我知道这位老师是在讲述他的一段真实的经历，而不是在有意编织寓言或者讽刺。这样的故事也不是可以凭空想象得出来的，除非有亲身经验和体察，才能得知这样的细节。可是我在另一条思路上被触动了。

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的时候，想到了人。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做了什么？

抗议？同情？援助？沉默？扭头而去？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做帮凶？做旁观者？遗忘？粉饰？致力于寻求事实及公道？……在文革时代，虽然压迫深重，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之间，依然有着或多或少的空间，由人选择。在文革后，关于记忆与记载事实，关于诉求正义，虽然受到很多阻碍，但是个人的选择空间毕竟比文革时代增大了许多，从而也更需要人给自己定位。

这位在劳改农场的教师观察到的对待死去同类的牛的方式与鸡的方式，展示了两种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参照坐标。可以说，今天受难者在历史记录中的位置，包括存在与否以及如何表述，取决于大多数幸存者的选择，取决于他们选取牛的方式还是鸡的方式。本书的出版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工作，包括调查和写作，也可以看成是个人的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记录死亡。在中华文化中，传统地用地面的圆锥形土堆来标志坟墓，纪念死者。文字发明之后，死亡记录被刻在石碑上，被铸在青铜上，被写在竹简上，更大量地被记录在纸面上。记录死亡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死亡记录也有形形色色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着对生命的尊敬。

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的司法系统以后，更是一直需要记录的。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但是，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当我开始探索文革历史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未被记录未被报告的死亡深深震动：不但为这些死亡，也为这些死亡的不被记录和报告。

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的。他们被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杀戮者，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道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准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之后，也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记录框架之外。

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既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记录中他们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两千年以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皇本纪》里记录了历时3年的后来被简称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他清楚记录了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460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在他的价值观念中，不认为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更可能是在最开始就没有做这样的文书记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100来年，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1966年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们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调查中，我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又开始写电子邮件。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帮助我发现和核实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阅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开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记录。——那个时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是关于受难者，却几乎没有提到，不过有些时候，一些当时的材料能为死亡提供旁证。

我是从学校做起的。我记录了学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师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前身后。在我的访问所及的学校里，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很多人自杀了。尽管在访谈前已经做了很坏的设想，听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还是超过了预想。我尽量仔细地把这些文革死亡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姓名、死日和死亡地点，以及可能获知的细节。虽然我有时候想，将来的人们，也许不会相信我写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1986年，我写了文革中北京最早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时距离她被害已经20年了。后来，我一边采访调查，一边整理记录，于是，在我的笔记本和电脑里，写出了一个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开始是教师，后来，有更多的人，学生，工人，农民，医生，保姆，家庭妇女，等等。

在文革前，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做着自己的工作，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些受难者几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对者。但是文革把他们当作打击目标，害死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地富反坏右资”、“现行反革命”，等等。他们无声地死去了。对他们身受的残酷迫害，他们没有过反抗的行动，旁人也没有发出过抗议。但是他们的隐忍不是我们忘记他们的理由。

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

另外，我也想，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的一部分。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的努力。调查文革史实是一个比想象的要慢要难的工作，其间还曾经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骚扰，但是我还是继续做着。

1998年，当我开始为文革受难者一一作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小地震似的震动了一下。这是因为在习惯了的想法中，“传”总是为曾经轰轰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写的。这是司马迁以来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为什么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我想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

没有理由不详细记载受难者的故事，除非采取那种价值观念认为普通人的苦难和死亡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毅力来做这样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即使没有人写出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他们也依然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文革后人们的生活中，存在于生者的精神创伤之中。

我知道的一个家族，近年有人得了癌症和遭了车祸暴死，在悲恸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遭到了报应，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没有帮助也没有去收尸体。他们想要补救，想要为死去的亲人举行一个葬礼，可是又找不到办法，因为尸体早被丢在不知何方。一家人处在惶恐之中，最后他们决定要到死者尸体被丢弃的荒野地方取土装入骨灰盒，并在那里举行一个仪式。

由文革死亡造成的深重的恐惧感、自卑感，以及因羞愧自责带来的焦虑和紧张长远地纠结着文革的生存者。虽然心理的创伤不像肉体的疾病那样有明显的疼痛和症状，但是也需要治疗。抹杀和压制对受难者的记忆，不会使得这种隐藏的创伤康复。

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能证明文革的罪恶，而隐瞒和抹煞受难者的名字，则有助于缩小文革的罪恶。这就是本书形成的漫长而艰难的背景。由于这种背景，我分外珍惜这本书的出版，也希望读者觉察到这一点。

（2003年11月芝加哥）

本文节选自《文革受难者》一书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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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文革反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