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陆伟国：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是 一场株连甚广的"文字狱"
作者简介
1965年的本文作者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和140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香港时代出版社，2015年）。
1962年1月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回顾和分析了大跃进及由此而来的大饥荒的成因和历史教训。但正是这次大会的许多发言，尤其是刘少奇讲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警觉，使他感到需要进行一场非常不一般的反击。于是，当年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等等，开始了一连串的反击组合拳。其中之一就是开展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
小说《刘志丹》是以陕北革命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志丹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1962年开始，就是以批判这部小说为由，进行了包括对习仲勋在内的大规模政治迫害，无中生有地掀起了又一波恶浪，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因文学作品而株连最广的“文字狱”案件。
一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镇。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黄埔军官学校。大革命时代，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1928年，与谢子长等一起组织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及参谋长，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1932年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以刘志丹、习仲勋、高岗为负责人。
这时，陕北另外还有个以谢子长、郭洪涛为代表的红二十七军，两军之间互相存有矛盾。而陕北的党组织也分有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两帮，各领一军，相互斗争。之后，北方局代表朱理治和上海局代表聂洪钧来到陕北处理问题，他们主要依靠陕北特委郭洪涛一批人，大力排挤刘志丹等人。
1935年，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合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而二十五军的参谋长戴季英是著名的肃反专家，执行极左，到陕北后身兼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和陕北省委保卫局长之职，积极配合朱理治等人把刘志丹等抓了起来，随时就要处死。
正巧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刘志丹才死里逃生、得以释放，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由于刘志丹的对立面的人也不少，加上朱理治对自己的左倾错误认识比较深刻，当时的处理实际上是调和了双方矛盾，既用了刘志丹，也没有更多地责罚朱理治，更多地是批评了戴季英。
刘志丹
很快，1936年4月，刘志丹就率所部离开陕北东征，当月14日就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现属柳林县）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3岁。刘的牺牲，有说是为了向组织表白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和积极，也有说是旁人有借刀杀人之意，甚至还有说是背后中弹。目前为止，正面的说法还是光荣牺牲。
不管怎么说，刘志丹在中共革命史上无疑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在中共党内关系复杂、尤其是在陕北革命队伍内关系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对他的叙述和评价一直是很难把握的事情。甚至对他的死因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个人就想把他写出来。这个人就是刘志丹的弟媳妇（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
二
李建彤（1919年3月26日－2005年2月14日）曾用名韩玉芝，笔名秋心、秋茵，生于河南省许昌县一陈姓贫民家，刚出生即被父母遗弃，由小生意人李福顺收养，几年后过继给姑家，改名韩玉芝。1935年在许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开封艺术师范学校，1937年初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当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韩玉芝辍学回故乡，进入中共在泾阳县安吴堡开办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改名为李建彤。1938年夏入党，随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42年初考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后分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俱乐部，后任俱乐部主任。1946年，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结婚，调边区政府办公厅当秘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刘景范被任命为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李建彤任监察委员会党组秘书。
李建彤
1954年，中央宣传部要求工人出版社出一本关于刘志丹烈士的书，工人出版社邀请曾帮助刘景范发表过《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的李建彤来执笔。1959年，监察部撤销，李建彤调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不久即请了创作假继续写书。1962年夏，小说《刘志丹》六易其稿后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部分连载。
由于陕北党内关系复杂，有过多次激烈争斗，牵涉面很广，很多人牵涉很深，所以有不少人从好心的和反对的不同角度劝李建彤不要写。其中，作为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习仲勋在知道李建彤写《刘志丹》后，也几次劝说李建彤“不要写刘志丹，免找麻烦”。之后，还请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对她进行劝说。习仲勋在审看第三稿时，不仅“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而且仍然“不同意出版”。后来，在刘景范、马锡五等陕甘老同志的劝说之下，才表示不反对写作与出版，但还是几次提出“不要写高岗” 。
李建彤后来在1979年版《刘志丹》“前言”中说：“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后来还担任过西北局书记，不送给他看，则是我的错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建彤把小说样稿送给习仲勋看，才是更大的错误。虽然事情后来的发展为她所始料不及，但就是这个“送给他看”，便使习仲勋难脱干系。当然，在六十年代的左倾狂潮之下，就是李建彤当时不送给习仲勋看，习也难脱干系。
李建彤所以坚持要写《刘志丹》，除了是她个性耿直、社会责任感比较强之外，也是因为解放后在对西北根据地的几方人物、包括对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左倾错误的评价问题，几次反复、争论不休，使她感到有必要说明白，“死的死，倒的倒”，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李建彤一家
三
但是，还没有等到书出版，习仲勋担心的事就已经发生了，而且其后果之严重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
作为文学作品的《刘志丹》在讲述陕北那么多历史人物时，肯定会有的讲得多，有的讲得少。有的被讲得少的人，心里就不舒服。曾与刘志丹有过纠葛的昆明部队第一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上将，在李建彤征求他意见的时候就说：“你不要写刘志丹，不如写谢子长”（闫在谢的领导下工作过）。在发现李建彤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后，便于1962年8月17日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对小说《刘志丹》提出不同意见。8月24日，又要求中央书记处严肃处理小说《刘志丹》。
在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阎红彦又提出这一问题，并发言说：“问题在于，在对刘志丹本身的宣传上，它也是违反历史事实，违反历史观点的。” 在接下来的西南组讨论会上，阎红彦更是上纲上线，说在当前国内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他甚至还用电话直接向康生报告，在薄一波、陆定一等人的回忆录里都提到了这件事。
四
这就不仅仅是心里不舒服的问题了，而是正好迎合了毛泽东的需要。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正是要通过大讲阶级斗争，批判“翻案风”，来阻止他所猜忌的党内可能有人要起来追究大跃进失败的责任。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康生，得知阎红彦的这个动作，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他在看到阎红彦的信不久，就直接向习仲勋当面发难：“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还有贾拓夫……你们是想翻天哩！”并且把这事写条子递给了毛泽东，条子上说：“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
毛泽东正好就此打开党内斗争的缺口。8月26日，毛泽东找康生谈话，了解情况。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大会上念了康生递给他的纸条。“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成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然后又总结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于是，《刘志丹》就被定为反党小说，有关人员被追究。康生提议对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进行专案审查。中央就专门成立了以康生为主任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 1963年5月，专案委员会提出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指控该小说“伪造党史”、“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等一系列罪状，是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制造篡党篡国的舆论，后来又把这个反党集团上升和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
到了文革，1966年5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又写了一份《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除了再次肯定1963年5月审查报告的结论，还进一步明确“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
五
于是，一大批原西北地区的领导人遭到严厉打击。刘志丹的战友、前中共西北地区领导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后被关押、监护长达8年。习仲勋夫人齐心就此回忆说：“在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收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五七’干校劳动就有七年之久。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
习仲勋、齐心夫妇与孩子们
习仲勋、习近平父子
李建彤的丈夫、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则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在1967年被迫害致死。贾拓夫死后， 又将劳动部长马文瑞顶上，变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马因此被关进监狱五年。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此案的追查和整肃进一步扩大，受株连者从负责出版发行、帮助撰写的工人出版社领导人、编辑，到接受或协助过采访的中共各级干部和平民百姓，以至那些彼此有联系但与小说毫不相干者，总计六万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很多人被迫害致死。李建彤本人的遭遇就更不用细说了。
一直到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作了“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提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的批示之后，这些人才解除监护，但所谓的“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又到了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的《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之后，才洗刷了罪名。从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算起，这个冤案前后一共是17年。这年的10月，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刘志丹》第一卷，1984年、1985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
《刘志丹》，李建彤，工人出版社，1979年
虽然是平反了，以李建彤的禀性，她觉得在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中，有很多话还没有说。但是有关部门没有给她完全说出来的机会。最后是在李建彤去世两年之后，2007年，香港的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她最后的一部作品《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
《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李建彤，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
六
挑起这个事端的阎红彦，后来自己也没有好结果。原来陕北的矛盾，除了有陕北内部的关系，更有陕北与中央的关系。是“陕北救了中央”，还是“中央救了陕北”。是陕北给了历经万里长征、已是精疲力尽的中央红军一块喘息之地，从而才有了中国革命新的历程；还是陕北已经陷入肃反扩大化的极左灾难，刘志丹等人已被抓、即将被杀，是中央红军来了才救了他们？这个曾经是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在此不再讨论。但是，在批判小说《刘志丹》之后，尤其是到了文革，整个西北山头几乎是无一幸免地全面崩塌。
阎红彦也没有例外。他像很多高级干部一样，其实并不真的理解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大讲阶级斗争了，可当年的12月21日，云南省委却批转省委宣传部的一份文件。里面中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是迄今发现的全国范围内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说明阎红彦还有政治上那么迟钝的另一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1963年5月，阎红彦被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这个文件点名批评就毫不奇怪了。
阎红彦
文革开始，阎红彦照样受到严重冲击。他躲进了一个部队营房。1967年1月6日，阎红彦得知省委书记赵健民被“造反派”五花大绑，戴上高帽，跪在一辆公共汽车顶篷的行李架上游行示众时，悲愤难耐，眼泪夺眶而出。但极左势力照样对他步步紧逼，1月8日，在陕北时和他有过过节的陈伯达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他“敢于到群众中去”，逼他去接受群众批斗。当晚，当一派群众来到部队营房时，发现阎红彦已自杀身亡（有一篇资料说他不是自杀，而是激愤而死，但尚无其它材料佐证）。阎红彦是解放后自杀身亡的最高级别的将领，而自杀身亡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则是当年都是西北山头却又相互倾轧的高岗。
七
这个事还和人民大学有联系呢。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被免去国务院秘书长的职务之后，这个空缺，周恩来想到了由当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郭影秋来填补。周恩来提议郭影秋先去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待来年全国人大通过后再转为秘书长。然而郭影秋深知官场的水太深，尽管眼看很快就会是副总理级别也不为所动，而是再三推辞。要不当初怎么会不当省长去当校长呢。但调动程序已经启动，加上当时人民大学校内矛盾加重，在老校长吴玉章的协调下，1963年5月，中央改派郭影秋到人民大学主持校政。人大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还想说的是，郭影秋是1957年离开云南省省长的岗位调到南京大学，而阎红彦是在1958年到云南上任，还不到十年就死在了那儿。后来接国务院副秘书长位置的是教育部副部长周荣鑫(1917-1976），并在1964年经全国人大批准任秘书长。尽管文革初期，周也在台前活动过一番，但到了后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照样被极左势力瞄上，倍受打击。1976年4月13日，含恨而死，还不到六十。而被郭影秋接替的原在人民大学主持校政的胡锡奎调到西安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70年10月23日死在了监狱里。郭影秋活了下来，不能不说有先见之明，但在文革中也是惨遭迫害，导致失去了一条腿，不过总算留下了一条命。
（本文系作者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的一节）
主要参考资料：
《习仲勋传》（上、下两卷）《习仲勋传》编委会，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怀念母亲李建彤》，刘米拉、刘都都、刘索拉 ，维普网2017.6.25
《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李建彤，（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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