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陆伟国：胡锡奎之死

原创 2017-12-02 陆伟国 新三届

作者简介

1965年的本文作者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和140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香港时代出版社，2015年）。

文革中，人民大学领导层连遭厄运，不但现任校领导，连已在1964年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原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也未能幸免。

胡锡奎

早年投身革命

胡锡奎是湖北省孝感县人，1896年生，青年时代就开始革命活动。他两度发起组织孝感县暑期学校，并被推选为校长，在青年中宣传革命思想，还参与组织孝感市民响应“五卅”运动的反帝示威游行。1925年，他到南京东南大学学习，并在年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反动军警的注意。1926年，被下令通缉。他转移到上海，很快，党中央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列席了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派遣回国，在上海的中央组织部做地下交通工作，不久又被派往北方，先后担任过唐山市委书记和北平市委书记。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1931年6月，胡锡奎被捕入狱，关进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持斗争，是当时狱中党支部负责人之一，曾被三次判处死刑而不惧。

1936年春天，刘少奇化名胡服，作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到达天津。他深感这时的华北地区形势紧迫而干部严重缺乏，当得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认为如果能将这批党员营救出狱，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便专门为此请示中央。

在接到中央的同意批复后，交由当时的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去具体办理。于是，从1936年8月底到1937年3月，狱中的共产党员六十多人分9批履行国民党指定的出狱手续，签字画押后陆续出狱，其中就有胡锡奎。这批人在后来的革命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乎都担任了高级干部。

　　但到了“文革”，“四人帮”和康生翻手为云，为配合打倒刘少奇，就说这些人出狱是叛变。1967年3月16日，薄一波等这批人被正式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都遭到了残酷迫害，有十几个人（包括胡锡奎在内）死于非命。尽管1943年3月，薄一波去延安曾向毛泽东谈了1936年履行手续出狱的经过。文革中却依然有此变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十一人案”才得以平反。

冀东暴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锡奎担任冀东特委书记兼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他化名王端清，和李运昌、李楚离、王仲华等一起，组织和领导了冀东二十二县十多万人的武装暴动。起义队伍占领了六座县城，摧毁了十九个县的敌伪政权，建立起七万人的抗日武装。这次起义震动了全国，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抗战。尽管起义队伍在后来向西部山区转移过程中（史称“平西大撤退”），由于经验不足、指挥失误等原因遭到了毁灭性的惨痛失败，但它的意义依然不能低估。

首印毛选

从1939年到抗战胜利，胡锡奎一直在晋察冀根据地，先后任北岳区党委和晋察冀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任《晋察冀日报》社长。这期间，他还有件不一般的事情。1944年，他主持编辑印行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当时《晋察冀日报》的主编邓拓负责具体工作。

当年7月，这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发行。书中收集有29篇毛泽东的著作原文和注释。共印刷5000册，精装、平装各2500册。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该书为小32开，精装（布面）一册装订。平装分五卷装订，每卷封面用头号红色字体从右向左大字题名“毛泽东选集”，下署卷次。扉页后印有毛泽东肖像。全书约50万字。

人大工作期间

　全国解放前夕，胡锡奎调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并主持工作。1950年，在原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大的基础上，党中央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胡锡奎担任校党组书记兼副校长。在人大期间，胡锡奎工作是认真的努力的。但不必讳言的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他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

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华北大学，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延安的陕北公学。从陕北公学起，成仿吾一直担任校长。成仿吾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是中国新文学界的名人，以后又参加革命，参加长征，到延安后创办了陕北公学，后来到晋察冀边区担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和边区的参议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都是吴玉章)。因此，成仿吾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是颇有名声的。但中央对他并不十分重视，毛泽东，特别是刘少奇认为他政治上不强。

而胡锡奎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大革命后到苏联留学，回国后担任过京津唐市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热河省委书记，创办华北革命大学时被任命为实际负责的副校长。他在总结“革大”的经验中说：“课堂就是战场”。毛泽东认为他把“革大”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经验总结得很好,批发给全党学习。人民大学成立后，中央任命胡锡奎为党组书记，当第一把手，就是认为他政治上比成仿吾强，可以做吴玉章的得力助手。

胡锡奎调人民大学时，从“革大”调来一批老干部(抗战初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作为人大的骨干力量。他们到人民大学后，与原来“华大”的干部作风大不相同。

从“陕公”到“华大”的这批干部,来自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较多，被人们称为“洋包子”。在解放区，“洋包子”吃不开。但是，开办人民大学，请来大批苏联专家，情况发生了变化,“洋包子”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解放区存在的土洋矛盾，就更明显了。

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华大”干部和“革大”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是这一矛盾的某种反映。当然，这还只是浅层次的，藏在更深层次的矛盾则延续和影响了人民大学以后的几十年。

到了“三反”运动，这一矛盾的发展就更为尖锐，使教学工作也无法正常进行。中央派安子文、胡乔木等来人大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解决问题。会上，胡乔木在严厉批评成仿吾时竟然情绪失控，对成声色俱厉，羞辱备至。结果自伤其身，当场引发胃出血，被送往医院。

会后，成仿吾被调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当校长。可是，对人民大学来说，本来就对正规大学是外行的领导从此更加外行了。之后，在人民大学“左”的灾难屡屡出现，比如邹鲁风的不幸自杀，尽管这些首先是大环境的因素，但应该说也有胡锡奎的个人责任。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高教部派工作组进驻人民大学，对“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的扩大化平反纠偏。高教部长杨秀峰严厉批评胡锡奎，几年来蓄积的不满至此爆发，校系各级负责人与教师纷起批判。1963年，不愿离开人大的胡锡奎被调到西北局任书记处书记，人大的工作由郭影秋接任。

文革遭遇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老革命，而且在人民大学的老一代干部教师中不少人至今觉得他当领导时是比较“左”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同样遭到左倾势力的残酷迫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锡奎在北京和西安之间被拉着来回批斗、游街、毒打，达一百多次，多次昏倒在地。包括在人民大学的批斗。

尤其是1968年初，他正式揭发了陈伯达的问题，被以“现行反革命”、“叛徒”的罪名投入监狱。在监狱中，他仍以顽强的意志进行斗争，曾铿锵有力地说：“我不是叛徒，更不是现行反革命”。1969年，胡锡奎发生大吐血，拖延很长时间，才被送到监狱犯人医院，发现是早期胃癌，却不准动手术。

相反，“四人帮”一伙多次对他进行“审讯”。每一次，他都忍受极大的病痛，被强令从“病房”走到“提审室”。当他最后病情恶化、生命垂危时，康生还授意，多次给他注射强心剂，进行惨无人道的“突击审讯”，要榨取尽可能多的口供。

在狱中，七十多高龄的他，还同样不允许使用真实姓名。1970年10月23日，他悲惨地死于监狱。临死时，他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还悲怆地连连呼唤自己的名字：“胡锡奎……胡锡奎……胡锡奎……”但结果还是以无名尸焚烧，最终尸骨无存，不知魂散何处。

一个曾被国民党三次判处死刑而没死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地死在了自己的监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