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丨红卫兵时代的串联记忆
《我的串联生活》
刘齐新著出版
著名作家刘齐的纪实文学作品《我的串联生活》，近日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17万字，讲述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故事：1966年，刘齐兄妹四个＂黑帮子女＂假扮同学，冒险进京，＂非法串联＂，历经乱世百态，遍尝苦辣酸甜。无论是不起眼的卑微角落，还是百万人的宏大场面，书中都有独特而幽默的描写，还配有作者自绘的漫画插图和若干相关文章，从而产生极强的历史感和可读性。 （赵立娜）
刘齐，男，著名作家。曾任知青、工人、厂报编辑，《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编委，辽宁省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文学部主任，《散文世界》杂志编辑部主任，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新民晚报》、《南方周末》等报专栏作者。1982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居北京。出版著作有：《刘齐幽默散文丛书》（三卷）《刘齐作品集》（八卷）《中国杂文 · 刘齐集》《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 · 人一有车就自卑》、《中国式幽默》（法文版）等二十余部。
作家刘齐
刘齐新著编后记
王杰
刘齐先生的新著《我的串联生活》，编完了。这是一本笑中带泪、比较特殊的散文集。看他在后记中提到我与他“素未谋面”如何如何，我就忍不住想澄清一下：我其实是见过他的，而且不止一次，只是他自己浑然不觉而已。
说起来，那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就读辽宁大学中文系，班里个子最高的男同学叫刘嘉陵，身高一米八六，说话嗓音低沉而好逗笑，一副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显得斯斯文文。我当体委在队外一二一，他作排头兵鹤立鸡群，瘦高的个子跑起步来晃晃悠悠，感觉非常醒目。不仅如此，刘嘉陵还是文艺青年，吹拉弹唱样样拿得来，一曲低沉浑厚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让你感觉他与刘秉义难分伯仲。
这样的刘嘉陵，不仅吸引女同学，男同学也难免会羡慕嫉妒，应该没有“恨”。后来得知，这个刘嘉陵敢情是当时辽沈地区媒体大佬、《沈阳日报》总编辑刘黑枷的公子。再后来得知，刘黑枷不仅有个刘嘉陵，刘嘉陵还有个哥哥刘齐，也是一样的大高个儿，而且正在我们系读研究生。
那时候读研究生的，因为人数不多，不久刘齐同志就被同学远远地给指认出来，嗬，果然是刘嘉陵的亲哥，不仅个头像，言谈举止、神色气质无一不惟妙惟肖，而且手舞足蹈，看上去比刘嘉陵好像更加能侃能唠，偶尔从身边经过，听他跟人侃侃而谈的也都是些文艺理论。
再后来，听说刘齐去辽宁作协专搞文艺评论。学了一肚子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博罗留波夫，终于派上了好用场。我都觉得他择业精准，要不就是组织上特有眼光——文艺理论不让他们搞，那真叫埋没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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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和评论，刘齐同志都论了啥我一直没太注意，N多年后偶然发现他的一篇散文《老吴太太》，写的是他旅居美国期间的一段小事儿，文笔诙谐细腻，十分感人。于是又追着看了他的散文集《足球日记》，一下子就被他迷住了。那睿智、洒脱、幽默的文字，让人爱看，而且看了想哭又想笑。
他弟刘嘉陵，总说要写一部反映大学生活的长篇巨著，并且还电话采访过我，几年过去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识庐山真面目；他哥却一口气在多家出版社连出单本和选集，幽默散文大家的江湖地位亦早已榜上有名。不仅如此，刘齐还会画漫画，虽然赶不上华君武，却起码比我技高一筹。
一次偶然机会，和嘉陵聊到他哥，好像说的也是那篇让我念念不忘的《老吴太太》。嘉陵说他哥现在手里又攒了几篇，随手发我一篇《我的电影生活》。我一口气读完，拍案叫绝，忙问可否帮我搭线给他出本幽默散文。嘉陵举贤不避亲，立即行动，很快我就和这位散文大腕接上了头，随后一篇篇令人忍俊不止的散文亦如雪片般飞来。
俗话讲，天时地利人和。本书能够立项并最终得以出版面世，还要说到一个人——胡洪侠。胡洪侠办副刊出身，嗜书如命，自己也写，尤以幽默散文见长，一本《对照记·我们仨》风靡两岸三地。如今他贵为鄙社社长，一言九鼎。我将刘齐样篇呈给他过目，没想到他一锤定音——出！说到“素未谋面”，那他比我更甚，甚到估计连刘齐同志的远影都没见过，莫非真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佳肴自管吃，何必见厨师。
于是乎，这本幽默纪实文学作品集《我的串联生活》便这样横空出世，和大家一起生活了。
刘齐新著腰封
（本文作者王杰，系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副总编辑）
后 记
刘齐
这本书里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个年代，或与那个年代相关的事情。
文章的顺序，大体上是按内容，而不是按写作时间排列。
书名《我的串联生活》，采纳朋友的建议，用一篇文章的题目代替。这篇文章是去年写的，今年交稿前，又改了一遍。
曾请几位朋友看过这篇文章的初稿。其中有位年轻朋友，读到文章中的一些用语和事例，感觉很＂隔＂，很惊讶。我对他的惊㤉也很惊讶。我以为我写的这些事，与现今时代距离並不十分遥远，比影视剧中常见的民国和淸朝的故事近多了，大家应该不会很陌生。我错了。
为了减少年轻读者的阅读障碍，我在文中补充了若干解释性文字。但有些事，可能不是加一些解释就能说清楚的。
作家刘齐
书中插图，少数是我过去画的，多数是为了出这本书，应出版社要求，最近画的。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的领导、资深出版人王杰先生，与我素未谋面，但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我很感动，特致诚挚的谢意。年轻编辑赵立娜女士参与了后期编辑工作，也致谢意。
试读
进了北京
从沈阳到北京的铁路，老话说是“里七外八”，意思是关内七百华里关外八百华里，共计一千五百里，合七百五十公里。蒸汽火车时速六十公里，一般情况十几个钟头即可跑完全程。但我们这一趟磨磨蹭蹭，走走停停，竟然用了三十多个小时。
这条民国初年全线通车的铁路，原先叫京奉路、北宁路，现在叫京沈线，铮亮的铁轨跑过张大帅的兵、日本人的兵、国民党的兵、共产党的兵，现在轰隆隆的，又跑着红卫兵，哪一个兵也没有红卫兵这样的姿势。
山川平原，田垄电杆，见怪不怪，默不做声。火车上的年轻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一个个小脸蜡黄，半睡半醒。天安门的欢乐海洋中，那些牛皮哄哄的男女小将，原来要经历如此狼狈的阶段，才有可能抵达光辉的所在。
第二天深夜，或者是第三天凌晨，总算，谢天谢地谢革命，我们进了北京。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京。
原以为火车能停在著名的北京站，七年前刚刚落成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宫殿一般，整点敲钟唱东方红。没猜对，停的是永定门火车站，没听说。那也长出一口气，高兴。
被一节节车厢压缩成一坨坨长方形肉类的小将，此刻纷纷拆卸为单个人身，挣出门窗，排着长队到先农坛体育场集合。
体育场亮如白昼，场地上停着几十辆大客车，周围有四只高高的巨大灯架，向场內放射出更加巨大的光芒。“更加巨大”似有语病，管它呢，非如此不足以形容当时我的观感。“最最最”不是也有语病吗，人民并不挑剔，照样用来表达热爱领袖的心情。如今一些宣判词，爱说某某人的贪腐数额“特别巨大”，法律上也这样行文了。
北京到底是北京。
北京一定有更多、更奇异的第一次，等待我们去激动。
可是，恐惧和紧张并不会轻易消失，马上，立刻，进京人员就要接受检查。刺目的强光从四个灯架往场内猛射，犹如亿万人民的雪亮眼睛。
冒充沈阳23中革命学生的四个“黑帮子女”，排在队伍里，一步一步向前移动。
我哥刘阿音兼刘卫东，走在最前面，一手拎着旅行袋，一手捏着介绍信。
心怀鬼胎的刘齐第二。
东张西望的刘维莎第三。
梳着抓抓辫儿、戴着白色赛璐珞近视镜的刘宁殿后。
接待人员站在一张桌子后面，向我们前面的人问着什么。
我张大嘴，使劲喘气，昨天刚进沈阳站时，我也这样呼吸来着。我觉得自己是在经过一道道封锁线，我没敢想这是敌人的封锁线，也没敢想这是革命的封锁线，想的就是封锁线，纯粹的封锁线。但封锁线这种概念本身就有毛病，就不该出现在脑海中。封锁谁？谁封锁？难怪红卫兵对你专政，这么专政你还乱想，你到底要干什么？
接待人员从刘卫东手中接过介绍信，目光就要扫来的一霎那，我的心脏剧烈跳动，猛然蹲下身，假装系鞋带，双手在脚面乱颤。我承认，我这是极端自私的懦弱行为，迹近叛变组织、出卖同志。因为我这一蹲，就把不够串联资格的小学生刘维莎，直接放到险境之中。
可叹刘维莎哪里懂这些，仍旧四下看热闹。东北话管这个叫“卖呆”，别的她也卖不了，只能卖“呆”。紧要关头，只见刘宁的腿脚快速移动，将少不更事的妹妹挡在身后。
马上我就后悔了，因为刘宁挡不挡维莎，我蹲不蹲，一概无碍大局，接待人员连问都没问，而只是草草看了看那张介绍信，手一挥，放行了。串联学生比树叶还多，哪个有耐心细查？
兴奋啊，如释重负啊，北京，你博大的胸怀，一颗纽扣也不系，就这么向我们敞开了。我体验到一种“逃出来了”的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或者叫自由，身体的自由，心灵的自由。自由是多么的美好，哪怕只是自由一小段时光，哪怕自由过后，仍然回到不自由的状态，但是毕竟尝到了自由，有了可供回味，值得追求的资本。
还有些惋惜，刘卫东的那张介绍信，白白机智勇敢了一场，接待人员啊，你咋不好好看看，那上面都是智慧啊。
过了“封锁线”，另一个接待人员随机“扒大堆”，连连吆喝：你，你，你们这一拨儿，往那边去，上那个车，不对，不是红车，是绿车。
人们乖乖登上大客车，用的是门，不是窗。外地小将初来乍到，即使再有闯劲，毕竟对圣地般的首都怀有一份敬畏，其中还夹着生理上的疲倦和饥渴。
不料引擎刚一启动，我们那辆车就变了样，人们，都是些孩子，一反长途跋涉的困顿，马上活跃起来。有几个人高呼：我们要去天安门！我们要去天安门！很快，大家都跟着喊起来，喊得很有节奏，七字一句，二二三结构，想没节奏也难。
司机善解人意，也做得了主，只用不大一会儿功夫，便叫人们遂了心愿，看到了天安门。汽车随即挂了抵挡，慢慢开，为的是让大家多瞅两眼。事后我查地图发现，我们从先农坛出发，向北，走的是天桥大街、前门大街，再向北，就是天安门，你喊也好，不喊也好，司机总归要往那里开。
夜幕下的天安门广场自有一种特殊氛围，灯笼八盏，红旗八面，静静伴陪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那上面的色彩非常奇妙，既柔和又耀眼，既熟悉又新鲜。从前的做法是：五一、十一两个政治节日才插旗、张灯、挂像。文革改了规矩，天天都是如此，这就对了，符合经典著作精神。列宁有言：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文革这个盛大节日刚刚开始，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有人咳咳嗓子，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是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如果《东方红》排名第一，排第二的没准就是它。多年后从酒桌上听说，这首歌的曲子竟是抄袭之作，是从《我为祖国献石油》那首歌上扒下来的。说者怕大家不信，把两首歌从嘴里“拎”出来，一句一句对着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锦绣河山美如画；
万物生长靠太阳/祖国建设跨骏马；
雨露滋润禾苗壮/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头戴铝盔走天涯。
酒友们听了，一个劲叹息，都说太像了。话说回来，那晚在天安门，没有一个人知道其中奥秘，知道的也不会说。石油和舵手，哪个更重要？这首歌的影响太大，就算是抄袭的，先前那个歌，也得谦让一下。
可是，当时在车上，有一件事比唱歌更迫切。
起歌的人显然不了解大家的心思，清完嗓儿，唱了第一句，停下来，指望众人跟他往下唱，众人并不唱，而是异口同声高呼：
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这是一句妇孺皆知的口号，产生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初期的天安门广场。广场太大，排在后面比如纪念碑一带的人，根本看不着城门楼上的细节。古代画论管这个叫：远山无树，远水无波。靠前一点的还好，勉强可见一个个小小的人影，但也看不清眉眼。
古人对此亦有说辞，叫做：远人无目。大家不满足，都想看个仔细，就你推我，我推你，齐心合力往前拥。负责警戒的军人哪里肯让，手挽手排成人墙，脚抵着地面，身子往后，拼命顶住人群。众小将不干了，凭什么呀？我们这是向毛主席靠拢，又不是干坏事，大家一急，急出了这个口号。
“我们要见毛主席”，跟当时所说的时代最强音“毛主席万岁”相比，应该算是时代第二强音。有一次，在震耳欲聋的喊声中，毛主席他真就下了天安门，从中间那个门洞出来，一步步走上金水桥，径直坐在石头桥面上，屁股底下啥也没垫，近距离向人群招手。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说，毛主席这是跟红卫兵小将心连心。《人民日报》我看不到，但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电台里都播，大人小孩围着收音机，聆听北京传来的红色电波，已成国中时尚。
大客车开到天安门前，左拐，沿着长安街行驶，口号声也随之左拐，一浪高过一浪，经过中南海时，分贝值达到顶峰。
新华门的哨兵静默肃立，似向车内查看。
满车小将血脉贲张，却无一人去想，此时夜色正浓，万众都歇着呢，万一惊醒了睡梦中的毛主席，以及尚有资格居住此间的其他领导，各位这是有益于革命呢，还是相反。就算毛主席喜欢白天睡觉，夜里上班，你们这一通喊叫，若是打断了老人家的思路，哪个有本事给他接上？
再说难度也大，你们想见主席，谁不想见？去天安门司机能做主，这事做不了主，他只能给一脚油，拉着大家向西行驶。
街上没一个人，偶尔有类似的大巴迎面驶来，两车擦身而过，喇叭一鸣，气流一掠，长啸不已。
灯光渐稀，街道渐窄，分配给我们的住地到了。
这是一个名叫什坊院的地方，是一所简朴的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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