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丨蒋蓉：那些年那些人那些芳华

2017-12-28 蒋蓉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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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2002年提前退休。

文工团是怎样产生的？没有看过什么相关资料，也没刻意去了解查阅，不太清楚。想来，恐怕是因为战争年代需要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鼓舞士兵的革命斗志，对于没什么文化的士兵，文艺表演很直观很生动效果也很显著，文工团应时而生。不过，战争结束以后，文工团就不仅仅属于部队了。1950年代或者说直到文革之前，生长于高等院校的孩子们，都熟悉文工团。

那时，各大专院校都有自己的文工团。文工团排演的节目，在“革命”和“歌颂”这个主旋律下，形式还算多种多样内容也算多姿多彩。那个年代，咨询不发达，娱乐形式远不像今天这样繁多且炫目。每逢节假日或学院有重大庆典活动时，文工团为师生员工搞个文艺演出晚会，不但丰富了师生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娱乐休闲的同时，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还可以协助学院方的政治、思想和形势教育——各个政治运动阶段排演不同内容的节目——，达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1966年文革正式亮相，所有学校停课，学院的文工团也被解散了。文工团员们回到自己的系科，之后在不同派别的战斗团队，又组织起了大大小小的以前文工团员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50年代西南师院办公大楼

1950年代，西南师院的文工团在重庆市大专院校里有些鹤立鸡群。西南师院属于综合性大专院校，有音乐、美术等艺术系科，比起那些纯理工院校、农业院校、邮电交通院校，可谓音乐舞蹈人才济济，必不可少的伴奏器乐品种齐全数量众多，在文艺表演上具有更多的优势。记得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个合唱队参加重庆市青少年合唱比赛，预选赛在各个区县举行。我们学校是西南师院的附属实验小学，学院文工团给予了我们相当有力的支持，派来一个器乐团队为我们伴奏。器乐团队助我们的合唱大放异彩，预选中我们击败了包括各中学在内的所有对手，获得了全区第一名，因而晋级参加市里的比赛。

一直让学院引以为荣，甚至让我们这些家属小孩都引以为傲的，是那时学院文工团的一个原创保留节目——“蝶恋花”。这是一个大型歌舞剧目，以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为蓝本编排的。序幕，黑云压城，衣衫褴褛的杨开慧、柳直荀被杀害；幕布徐徐开启，两位烈士英灵一身雪白圣洁的装束从坟墓里升起，带着壮志未酬的悲痛，带着抱负未尽的遗憾告别人间轻盈飘飞直到九重天之上；广寒宫里千年寂寞的嫦娥饱含热泪悲喜交加迎接英灵，带领仙女一众，为把血肉之躯献给了信仰和理想的两位忠烈之魂，万里长空云袖舒展；最后，英灵和神仙们喜闻人间地覆天翻，泪飞倾盆天人同庆。

蝶恋花第一个版本上演的时候，我还是幼儿园里的一小丫。我和邻家姐姐对这个节目着了迷，成了每场必到的固定观众。但我们孩童在正式演出的时候是进不去礼堂的，因为不会有人给我们发放门票。那个时候，门票的查验相当严格，每个大门都有两个铁面无私的“门神”把持，除了变成苍蝇蚊子蜜蜂蝴蝶，没人能够从那几道大门混进去。当然，想混进去的也就是我们这些家属小孩。

和我一起饿肚子看演出的邻家姐姐

其实还是稚嫩孩童的我们并不能理解歌舞的真正含义，只是被英灵、嫦娥、仙女们美丽飘飞的霓裳、曼妙婀娜的舞姿和头上那些闪闪发光的饰物磁铁石一般牢牢地吸引住了。为了这个，我们不能被阻挡在正式演出大门之外的决心坚如磐石。孩童有孩童的智慧，我们采用了废寝忘食的计策。每逢周末晚上有演出，就在下午演员开始化妆的时候，来到进入后台的那扇小门边跟她们套近乎。那些成年的大学生姐姐怎会看不破我们幼稚之极的小伎俩，不知道，但确实聊着聊着她们就不介意我们从后门进入礼堂了，至此，混进礼堂的愿望终于达成。我们饿着肚子耐心地等待，天一点点黑下去，礼堂的灯一盏盏亮起来，从紧闭的厚重幕布后边闪出报幕员，演出终于开始了。目不转睛盯着舞台直到演出结束，我们才急急忙忙百米冲刺，回家吃饭并接受家长的训斥。

铁打的文工团流水的团员，学生一届届毕业一届届入校，蝶恋花也几经改版。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个版本中杨开慧英灵的扮演者。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听说别人都喊她小双（估计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大双吧）。小双容貌清秀精致，腿长腰细体态优雅，在那个没有化妆品的年代，她素面朝天也能让人眼晕心颤，在舞台上的扮相配上轻盈柔美的舞姿更是和真神仙一样完美无瑕。不知道她属不属于那个时代男生们可望不可即的女神，在我和好多与我同龄且热爱文艺表演的幼年女孩子心目中，她就是一个光艳无比的神仙姐姐。为了她甘愿饿肚子，甘愿被家长训斥，混入礼堂观望舞台上的她和她的表演，成了我的必修课。

早期的西南师范学院

小双毕业后从文工团和西南师院的舞台上消失了。

我和那个叫做小双的女大学生，除了在台下对舞台上扮演英灵的她痴心不改的远远观望，从来没有任何交集，而那个神仙般美丽的身影，如此久远地留在了我这个当年的孩童记忆里，成为了一份不刻意不经意的怀念。后来，蝶恋花几经改版，以我的年龄和学识，无法评价几个版本的优劣，只是觉得没有了小双的蝶恋花好像少了很多磁性，渐渐长大的我也慢慢失掉了幼童时期那种狂热。这个保留节目寿终正寝于文革开始，文工团解散。“小双”们的芳华和我们的童年，在她们华丽优美的舞台表演和我们乐此不疲观望仰视中，流走了。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遍地开花，西南师院文工团也被宣传队取代。在彻底横扫全面捣毁的革命氛围中，原先文工团的那些内容虽然也未离开革命，形式却被扣上封资修帽子的节目，彻底淘汰了。歌颂红太阳慷慨激昂的、忆苦思甜唤起阶级仇恨的和表现阶级斗争杀气腾腾的节目占领了正规非正规的所有舞台，不过，还是有极个别的节目，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比如西南师院革委会宣传队表演的舞蹈“沁园春.雪”。舞者只有一人，身披猩红披风。翻滚飘飞的披风在长时间被单色军装覆盖的舞台上格外招揽眼球，舞蹈从头至尾亮出的全是柔软舒展的舞姿，和那些直白的挥刀舞棍表演相比，确实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

我和发小（追着宣传队看演出）

大大小小的宣传队，随着文革的进程不断被淘汰整合，到了1968年，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之前的派别战斗团宣传队，统一到了革委会的名义下，被称着校（或厂……）宣传队。这个阶段，业余宣传队的表演水平经过几年的历练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节目的编排也有些趋近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时，我就读的重庆市十三中，校宣传队的班底是之前的“九.八战斗团”宣传队，这个宣传队在节目的编排上和当时众多的其他学校宣传队相比，可谓“高端大气上档次”。

1968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所谓复课，并不是恢复文革前正规的文化知识课。那时，很多优秀的教师早就成了牛鬼蛇神，有的在运动初期被打死（或自杀），还活着的也关在牛棚里，写交代写检查和打扫厕所马路劳动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已经砸烂了，新的教育制度并没建立起来，无论在哪个意义上复课都是不可能的。所谓闹革命，更是流于形式的口号，就像那个年代任何东西都被冠以革命的名义一样。经过了大串联、分成势不两立的派别和血雨腥风的武装斗争，乱哄哄地闹腾了两年多，中学生已经不再像学生，而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难于驯服安定。

十三中的饭堂兼礼堂，所有演出都在这里

各个学校的中学生都被召回了学校，按军事建制被编成了连排班，过去的一个班级就是一个排，由进驻学校的军宣队委派官兵担任排长，把大家管理起来。我们在这样的连队里并不进行军事训练，主要任务是有组织地学习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当时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学习是形式，把脱缰的野马套上龙套是内容，通过学习收敛野性是本质。每天，我们必须早晚两次对着伟大领袖的挂像请示汇报，就像基督教徒在神父面前忏悔一样，虔诚地站在领袖像面前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自己内心的每一个角落。当然，这些剖析，这些斗争都只在每个人内心默默地进行，谁也不知道一排排低着头站在那里的人，意念里流动的真实溪流或洪流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发表之前，关于中学生去向的各种传闻，和文革初期在集会里或大街上撒发的传单一样，白的黄的绿的粉的，一拨一拨漫天飞舞。我们在学校无课可上，也无命可革，这种情况下，宣传队的演出就成了枯燥无味且无聊至极的生活最好的调剂。我和李晓群（发小加同班同学），打了鸡血一般追着学校的宣传队观看文艺演出，不论是城区的礼堂或露天舞台，还是附近的其他学校、工厂甚至公社，只要是我们步行能及之处，就一场不落，成了我校宣传队的铁杆粉丝。

文革期间有一首广为传播的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文革初期，作曲家根据歌词表达的亿万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谱成了一首激情洋溢的歌曲，通过无线台，有线广播唱响了大江南北雪山草原。

1971年，北碚朝阳民中的宣传队排演红色娘子军

武斗期间，也许是冷酷而血腥的屠杀见了太多，人们开始对被革命横扫到垃圾堆里的某些东西有了某种怀念。也不知是什么人突发奇想，把这首激昂的歌曲改编成了一首婉约缠绵的抒情歌曲（现在微信上流传的“文革时期的广场舞”视频，用的就是这首歌），歌词绝大部分是一样的，只有个别改动。我们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根据这支很抒情的颂歌编排了一个舞蹈。舞蹈以蒙古族的顶碗舞为基调，完全剔除了文革前期舞台上那些流行的舞蹈元素，表演起来不但柔美，而且有些妖娆，一扫打打杀杀的舞台氛围，让观看演出的好些革命群众觉得眼前一亮。

观众的眼睛里闪出了兴奋的和欣赏的光，说明这部分观众的政治觉悟没有达到某种纯度和某种高度。观众里还有某些政治觉悟极高阶级斗争那根玄绷得很紧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的摇摆舞！这种舞蹈披着革命的外衣，宣传的是资产阶级糜烂腐朽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批判当然只要一次就足够了，舞蹈被秒杀，尽管它的内容是歌颂敬爱领袖的。记忆中，我有幸只被那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形态腐蚀了一次，此节目就退出了革命的舞台，灰飞烟灭了。还好，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对事没对人，之后，宣传队的成员无一人从舞台消失，其他节目也依然如常进行。

我们学校宣传队编排演出的节目，还有一个耀眼的亮点，就是大型泥塑剧“收租院”。这台节目特别具有革命的煽情效果，虽然都是业余演员，但经过了几年的锤炼，演员们的演技都大有长进。而且那个年代，学生们都是在长期反复不间断的阶级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劳动人民的苦难和阶级仇恨深入人心，演员们很容易全情投入，表演非常到位。

知青下乡后，五龙区的宣传队

因为修建襄渝铁路，我们学校成了铁道兵一个部队的驻地，为官兵演出，也是那时校宣传队的一个任务，凸显军民鱼水情。一场不落的我，对台上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能背下来了，因此在观看表演的同时，可以挪出精力关心一下观众的动态。为部队官兵演出的那些场次，观众从伤心落泪到群情激愤成了常态，每演出一场，台上台下对穷苦农民同情的眼泪都流在了一起，对地主阶级仇恨的烈火都烧在了一起，“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刘文彩！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在士兵观众中此消彼长。可以说，宣传队的表演，以及剧目宣传“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热爱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所取得的效果，完全可以跟当年解放区演出歌剧“白毛女”达到的效果相媲美。我们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因此声名大噪，在北碚区到处巡回演出。

1968年底，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发表后，去农村插队落户成了每个中学生必须接受的唯一道路，复课闹革命再也无法进行下去，被管束起来的学生们几乎在一夜之间，收拾好被盖行李作鸟兽散了，学校突然安静下来，就像一座被废弃的村庄。

下乡后，原先校宣传队的很大一部成员都落户在我落户的苍溪县五龙区，一个现成的宣传队又以区的名义组建起来。不久，县里又把宣传队的骨干演员安排到县城农机厂、氮肥厂工作，宣传队继续存在并代表苍溪县参加各种汇演，直到知青大返城后，留在县城的知青芳华渐逝，他们分别通过各种途径回到原籍——重庆这座大城市。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芳华。我知道的这些我校宣传队成员，他们的芳华留在了从中学生到知识青年，再从知识青年到小县城小工厂工人的这条道路上。

北碚老城区的露天舞台

蒋蓉阅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