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原题
谷牧：将中国引向世界
作者 沈亮、 陈伊玮
原载《南方周末》2008-12-18
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
1979年9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我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他做这一切靠的是理智。”刘会远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是专家型官员的 必然逻辑。”
1978年之前，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副总理谷牧还从未踏出国门。那时他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印象停留在苏联人列昂节夫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而到1988年时，谷牧已穷十年之功，为中国经济由固步自封转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础。
十年间，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
他所达到的高度和遇到的挫折，隐喻着此间中国在开放初期对世界的微妙态度，以及两者间关系的变化与调整。
1978年6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观加斯多福露天煤矿
震动：考察西欧带来的“紧迫感”
1976年，“四人帮”被擒。在尘埃落定后的宴会上，谷牧喝下二十多杯茅台，创下个人历史最高纪录。谷牧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结束，他感到了“国家将兴”的希望。
1978年5月11日，“真理标准”一文已见诸报端，但尚未震动全国。第二天，中央派出的西欧考察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正是该团的负责人。
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在回忆录里，他仅用“紧迫感”简单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但考察团已被中西间真实的落差所震动。“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谷牧说。
当然，另一方面，谷牧也看出中国市场对西欧各国的诱惑。副总理谷牧受到各国总统和总理们的会见和宴请，这出乎他的意料——若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此行的会谈对象可能也是副总理一级的官员。在西德，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表示，愿意提供50亿美元的支持，无需谈判，握握手即可。当谷牧离开丹麦时，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谷牧向邓小平汇报
蓝图：三份考察报告奠定改革雏形
6月6日，考察结束，谷牧回国，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
谷牧在写回忆录时找出了这份报告，其中的大部分设想早已变成现实。
“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该报告认为。谷牧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那一年，另外两个出访的考察团也向中央提交了报告。
其一受谷牧委托南行港澳。该团的报告大胆提出对有条件的地方，“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另一支由李一氓、于光远等人带队，去了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间的兼容性，也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
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谷牧在蛇口工业区
实践：开放前线总指挥
考察报告首先得到了老帅们的支持。在汇报会上，叶剑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聂荣臻会前把报告看了五六遍，他说：“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李先念也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
汇报会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7月6日，国务院召开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有关部委的负责人悉数参加。在会上，谷牧再次强调说：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贻误时机了。
这次务虚会一开就是两个多月，“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谷牧回忆。
共识形成之后的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再为日后被浓墨重彩书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夯实了基础。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时至今日，这些最初政策虽已几经调整，但其内核却从未改变。
随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坚持：现实比信心走得更远
“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自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走私贩私愈演愈烈以来，改革派开始受到类似“忠告”。一位中央领导从深圳回来后说：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情绪的弥散拧成了一股势力。1982年，中央将两省的负责人召集来，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领导要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附件一并下发。在这篇文章中，特区被与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
谷牧明确表示反对：“这样做徒自造成思想混乱。”但文件还是下发。“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人心不稳时，他曾对下属说：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父亲的性格里有一种内在的强势。他认为对的，一定坚持。”刘会远说。两年后，谷牧在指导开发海南岛的工作时，这种性格又一次凸显。
当年3月，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有海南省官员对谷牧的发言不满。休会时，他们问谷牧：“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台湾？”
自“大跃进”后，谷牧一直对狂热保持着警惕。“这是桩很大、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认真分析主客观条件，详细论证，才能组织实施。”谷牧说，“要求急了，不可行。”“父亲曾深受周总理的影响，专业干部必须坚守原则是周总理的政治遗产之一。”刘会远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谷牧在给汕头题词时曾引用北宋改革派王安石的诗句。其中冷暖，怕只有饮水者自知。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将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当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
这次报告被视为谷牧的“告别演说”。在谷牧告别之后的20年中，中国已逐步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这足以告慰谷牧的努力：现实比他的信心走得更远。
（部分资料来自《谷牧回忆录》）
延伸阅读
谷牧：开放前夕率团赴欧“侦察”
记者：陈枫、段功伟
原载《南方日报》 2010年8月24日
“中国开放的操盘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经济特区CEO”,这是国内外媒体给予谷牧的高度评价。
对话人物:
刘念远(谷牧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某部退休少将)
刘会远(谷牧次子,深圳大学退休教师、区域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2009年11月，96岁的国务院前副总理谷牧在北京平静离去，留下了特区拓荒一代的光荣与梦想
2004年小平百年纪念之际，南方日报记者曾赴京采访谷牧，感受改革者风采。去年老人辞世，本报送去花圈，送上南方的怀念。今年特区30周年，我们又专程来到北京西单附近一座安静的四合院，走进老人晚年会客的书房。
谷牧长子刘念远将军指着书房说，这里原来是傅作义的官邸，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重修过，父亲晚年一直住在这里。
斯人已去，好在有些记忆是震不坏的。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种关于特区开创的浪漫主义叙事，无疑省略了其中的踯躅与艰辛。30年后的今天，重温“杀出一条血路”的既慷而慨，也许更能体味特区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中国开放的操盘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经济特区CEO”，这是国内外媒体给予谷牧的高度评价。他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副总理，也是邓小平时代的副总理，邓小平说他是“明白人”，叶剑英说他是“改革开放的侦察兵”。
就是这样一位深谙儒学、恪守理性中庸之道的老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受中央委托带领特区杀出了一条经济对外开放的血路。对于特区来说，他既是中央的决策者，也是一线的指挥员。
为了来自南方的怀念，刘念远特意召集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他与参与《谷牧回忆录》统稿的二弟刘会远，以及谷牧晚年秘书张守德，与我们一起追缅老人留下的“特区记忆”，汲取拓荒者的“改革智慧”。
谷牧与夫人
新中国首次派团访欧，元首争邀“谈经济”
1978年，百废待兴的中国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大门。
5月，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去西欧五国考察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
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考察，谷牧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实感:“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正是这支“侦察兵”，为开放前夜的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情报”与决心。
1978年5月，谷牧访问法国
记者：说起特区的草创，可以追溯到谷老的西欧考察之旅，“开眼看世界”拉开开放序幕。
刘念远：1976年“四人帮”被擒，父亲高兴地喝了将近一瓶的茅台。他一方面感到“庆父已除，国家将兴”，另一方面又感到经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千疮百孔，重整河山，任务艰巨。
1978年，父亲带队考察西欧五国。成员中有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等六位部长或副部长级干部。临行前，邓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巧合的是，5月11日，“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文见诸报端。第二天，父亲率领的西欧考察队抵达法国。
1983年，谷牧同志在汕头考察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记者：据说他们此行，接待规格出乎意料地高?
刘念远：父亲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他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都见了。
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从丹麦去联邦德国，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父亲说，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坦认“落后二十年”，老帅震动支持改革
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报告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考察和讨论的成果，最终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决策。
记者：谷老当年的报告很大胆。
刘念远：他在报告中直言:“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我们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许多事情都得跑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几个月，还没有结果。”他建议要给有条件的地方“放权”“搞活”，这其实就与经济特区的早期设想不谋而合。
1978年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了他的详细汇报。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
叶帅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记者：老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啊。
刘念远：我讲一个故事。会后不久，聂荣臻元帅还觉得不过瘾，让父亲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
一进门，父亲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80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晚上9点，聂帅还留父亲在家吃晚饭，言犹未尽。
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动情地写道：听着叶帅、聂帅、先念等同志发言，我眼前又浮现出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三老(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四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艰苦抗争、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事隔11年多，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正是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给了我力量。
谷牧访问日本
访日促成首笔贷款，老母亲责骂“汉奸”
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笔外资贷款，是谷牧从日本引进的。
当时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
而此前的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谷牧的大力推动下颁布施行，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办企业从此开始。
一开始全国才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是餐馆、养猪场、照相馆等小项目，投资金额才810万美元，却是今后燎原的星火种子。
谷牧访问日本
记者：谷牧从日本引进贷款，据说还挨了老母亲的骂?
刘会远：当时，父亲接到了日本对华友好人士传来的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极低、搁置时限长、本息偿还期长，中国可以争取使用，但是须由中国先开口。
经过几轮磋商，1979年9月，父亲访问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说，你们早就应该来了，我们已经等候一段时间。那次访日，父亲促成了为数500亿日元的中日第一笔贷款协议，年利率3%，还款期30年，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思想禁区，我国迈开了使用国外贷款的步子。
父亲这代人的家国观念很强，为了国家长远利益，个人的历史恩怨都可以放一边。他首次访问日本之前，我奶奶很不解:“你去那个地方干啥?”因为当年侵华日军不仅在我们家乡烧杀掳掠，而且还差点要了父亲的命。1941年父亲在沂蒙山区与侵华日军殊死搏斗时，在右胸留下了日本人的弹孔。所以我奶奶后来在电视里看到父亲签约场面，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
父亲后来与6任日本首相都成了朋友，跟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也是老朋友。去新加坡访问时，他送给李光耀一方镌刻着一章《论语》的鲁砚。李光耀风趣地说:中国有句古语“半部论语治天下”，新加坡没那么大，一章就够了。后来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受父亲邀请当了中国经济顾问，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外脑”。
《谷牧回忆录》摘选：
首次访问西方感受：差距太大
摘自《谷牧回忆录》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核心提示：我在法国看到一座低水头的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运行发电。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我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一道作了多次讨论，归纳起来有三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新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通信手段广泛采用电子技术，现代化水平很高。我在法国看到一座低水头的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运行发电。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福利状况也有明显改观。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第二，西欧这些国家，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稳定因素，有个强大的中国，加上强大的欧洲，稳定世界局势就好办得多。我国粉碎“四人帮”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他们增强信心，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我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都会见我们，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见了。这不是我谷某人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我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我同德斯坦总统会见时，他开始就说我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结果根本没谈到政治。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我是从丹麦去联邦德国的，代首相（首相访美去了）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照顾一下小国。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第三，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比如卖方信贷（即延期付款）、买方信贷（我们买东西时贷款付账，以后还贷）和补偿贸易（我们用外方提供的设备、技术组织生产，用产品补偿），总之叫做今天先拿货，明后天再给钱。这些办法可以缓解我们外汇支付能力的困难。还有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等等。
报告提出：以上三个方面是对这次出访感受的概括。回国后，我们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报告，送呈党中央、国务院。最近我的秘书找出了这份文件。报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批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干部在初次访问欧洲发达国家时的真实观感，以及出于强烈的责任心，而给中央提出的一系列（虽然尚不成熟的）重要建议，这些想法后来大多不断被完善、逐渐被采纳，并体现在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体现在我国不断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中。
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加深了对欧洲五国的认识，同时也联系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想了一些问题。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伟大的。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能不能在二三十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次看了五国的情况，我们更加有信心了。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1985年5月15日，谷牧向邓小平汇报特区工作
在报告于6月22日送呈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时，我同时建议在近日安排听一次汇报。
约在1978年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了我的详细汇报。叶帅、聂帅、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同志都到了，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主持汇报会。记得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1980年5月与华国锋、李先念同志在一起到会的领导同志都作了讲话或插话，强调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主要立足国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时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此要扩大出口，增加收汇，还要抓非贸易外汇收入的增长，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当年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干将谈得非常率直。叶帅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在这次会上，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提出，要警惕我们的部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理。先念同志说，外贸部强调外贸统制，说是毛主席讲过的，那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当时情况对国内资产阶级讲的，现在应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两个积极性，当然要注意对外要统一，但光集中在外贸部不行。汇报会结束时，中央领导要我与出国考察的同志进一步研究归纳出几条，提请国务院讨论。
陈云关心特区发展
在这次汇报会上，听着叶帅、聂帅、先念等同志发言，我眼前又浮现出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三老四帅艰苦抗争、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事隔11年多，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正是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给了我力量。会后，聂帅等对于我敢于讲欧洲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表示了鼓励和支持。
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的情况，敞开思想讲了我的意见。我说，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1975年小平同志就提出过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的政策，现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加强引进。买人家的东西，我们如何付账？除了扩大外贸出口以外，我们也可以考虑采用国际上通行的经济贸易往来方式。我说，还有劳务出口，南朝鲜每年派10万人出国去搞建筑施工，创汇30亿美元，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也干起来。我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自我禁锢，作茧自缚，贻误时机。
这次务虚会开了20多天，可以说是1976年夏季计划工作务虚会的继续和发展。那次务虚会是在“四人帮”窃据高位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提出和讨论了经济工作中许多重要事情，但囿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许多问题不能敞开说，不能深入研究。这次务虚会则是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展开的。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国外先进的东西。各部部长都发了言。发展速度成为反复探讨的重点。大家说，日本、联邦德国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也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我们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强得多。一定要下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一系列重要思路打开了，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等等。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讨论得很热烈。这些意见，在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多次进一步讨论，其成果凝聚到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
为了适应工作发展的要求，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领导，1979年2月中央公布，组建国务院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责成我全权负责。经过三四个月的实践，感到这样的工作机构还不够有力。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同时撤销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由我兼任主任，汪道涵、周建南、马宾同志任专职副主任，国家计委的顾明和甘子玉、外贸部贾石、中国人民银行卜明等同志为兼职副主任。后来专职副主任又陆续增加了江泽民、魏玉明、周宣城、卢绪章同志，兼职副主任陆续增加了国家经委邱纯甫、国家建委谢北一同志。还聘请荣毅仁、雷任民、孙起孟、孙晓村、钱昌照、孙越崎、缪云台、古耕虞等经济界耆宿为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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