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丨徐雪寒：虽九死而无悔

2018-03-24 高建国 新三届

老编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提要

徐雪寒

他曾是民主救国运动领导者、潘汉年情报系统副主管、新中国外贸部副部长；上世纪两度深陷牢狱，丧失自由长达27年。然而，当改革大潮奔涌，他又奇迹般地复出，成为改革开放设计师之一。

原题

我所知道的徐雪寒

作者：高建国

如果在大街上问：“徐雪寒是谁？”99%的人肯定回答：“不知道。”但是，这个几乎没有知名度的人，却为中国做过许多可以载入史册的事。

我的父母亲都是徐雪寒先生的老部下，我为了撰写《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也曾多次向他当面请教，因而对他的传奇经历所知较详。

徐雪寒木刻像（木刻像作者/张曦）

大革命的孩子

徐雪寒1911年出生于浙江慈溪，父亲是留日归国的西医。然而，徐雪寒未满5岁，父母亲便受时疫感染病故。好在继母沈氏心善，一直供他上学。

徐雪寒就读的上海大学附中，是大革命堡垒之一。他于1925年冬在校内加入共青团；次年夏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因显露组织天赋，破格出任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部长，年仅15岁。

1928年初，中共浙江省委遭国民党右派破坏，徐雪寒被捕坐牢。由于他不肯屈服，“喉咙太响”，被戴上手铐脚镣，遭受刑罚。他曾硬着心肠对前来探监的继母说：“你就准备买口棺材，来收儿子的尸体吧。”然而，旺盛的生命力却使他活了下来。他在监狱的非人环境中待了5年，青春被苦难浸润，生命遭暴力蹂躏。

上世纪90年代，我采访徐老，曾问他如何熬过那5年囹圄岁月？老人淡淡地回答：“从入党第一天起，就准备吃苦和牺牲。如果不死，就为理想奋斗。”这是老派共产党人真实的心声。

1933年5月，徐雪寒被保释出狱。他在“监狱大学”“住读”期间，经难友中的教师和留学生辅导，潜心研读亲友送入的中外名著，学会了日语和世界语，被难友称为“翻译家”。

继母见他在狱中苦读成才，不禁喜出望外，便让他去南昌投奔表妹夫、留苏归国的王新衡。

1950年代访问波兰

“监狱大学”毕业的学者

王新衡很欣赏徐雪寒的过人才华，答应帮他安排一份差事。徐雪寒却意外地获知，王新衡已成蒋介石亲信，正参与围剿红军，自己的工作是给王当幕僚。他便不管王新衡如何挽留，毅然辞行。以后王出任军统少将，徐雪寒利用这一关系，为中共获取不少重要情报。

坐牢的经历，使徐雪寒长期谋求不到正常职业；中共组织转移，也使他与“爱人”（地下党的代称）接不上关系。他只得在慈溪，过着清贫的蜗居生活，埋头翻译日本左翼名著《社会科学小词典》（神田丰穗著），与《德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著），以图自谋生计。

这两本译著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徐雪寒一跃而成有影响的翻译家。但是，他却志不在此，一再托人寻找组织。

1934年春，徐雪寒终于通过同狱难友薛暮桥，在上海找到地下党，并随薛加入农村经济研究会。

农研会创办者是“当代奇人”、留德博士陈翰笙。陈翰笙是蜚声国际的学者，也是苏联传奇间谍佐尔格的秘密助手。此时，陈翰笙刚去东京配合佐尔格，农研会由吴觉农代管。

徐雪寒1936年出版《中国工业问题》，大声呼吁，面对“九一八”后的内忧外患，“一切民族资本家应当起来抗争，一切同胞应该为收复及保障工业资源，为保护民族工业而战”。“民族工业……愈发展，民族的生产力便愈有畅通发展的前途”；“生产力的丧失，对于国力的损失是难于计算的”。

农研会在上海取得的科研成果，由冯雪峰介绍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对中央正确制定城市工作方针，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这里，也有青年经济学家徐雪寒一份功劳。

前排左起：李文、沈静芷、陈原、徐雪寒、邵公文、薛迪畅。后排左起：王仿子、仲秋元、徐觉民、曹健飞、倪子明、范用、陈国钧、张朝同、许静、王益、秦中俊、俞筱尧、张炜、蓝真。摄于1988年

救国会主张获毛泽东赞同

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在北平风起云涌，上海的爱国知识分子率先响应。沈钧儒、宋庆龄、马相伯等民主救亡领袖，在钱俊瑞、徐雪寒、顾准等中共党员协助下，创建了声势浩大的救国会。

家母钟石川，曾在上海参加“一二·九”运动与救国会。据她生前讲述：“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那时都严禁抗日组织存在，救国会是国统区唯一公开的民主抗日团体，压力很大。沈钧儒、宋庆龄说：我们决不能把民众挑起来，遇到危急关头转身跑掉。救国会组织干事徐雪寒就提出：“加强内部组织性，不论任何时候，我和第一线的人都顶出来！”

不久，徐雪寒被推举为全国救国会副总干事。经他与同事奔波，全救会如同滚雪球一般，在南京、北平、广州等地都建立了分会。1936年12月，西安分会发动学生赴临潼请愿，触发了西安事变。

邹韬奋因徐雪寒创建新知书店，显露很强的出版经营能力，便又举荐他兼任全救会机关报《救亡情报》社经理，并与主编刘群共管编辑部。这份没有准印证的报纸，发行量达1万份。鲁迅、何香凝、冯玉祥等，都是它的作者或受访者。各国外交官，都把它当作观察中国进步运动的窗口。96岁的马相伯，盛赞二十余岁的刘群、徐雪寒，代表了中国的希望。

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四贤人”，在中共代表潘汉年推动下，于1936年7月15日联署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以民族大义呼吁国共合作，“各党各派，尽可以有不同的主张……互相宽容，是联合战线的第一要义”。此文经徐雪寒、刘群努力，在国内广泛传播。

毛泽东于1936年8月10日、9月18日，两次致函“四贤人”，诚恳表示：“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他并特别强调：“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

毛泽东的复函，指出了中国的光明方向。许多知识青年获知后，积极投身抗日运动，有些还加入了共产党。

蒋介石却于1936年11月，以“勾结赤匪”、“危害民国”等罪名，悍然拘捕“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并将他们关押至抗战爆发后。

为了让“七君子”在狱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徐雪寒不顾自身安危，以沈钧儒“外甥”名义，亲往苏州探监。此后，他又协助宋庆龄发起“同罪投案入狱”运动，使蒋介石不敢对“七君子”下毒手。

与此同时，徐雪寒和同事大力加强组织工作，使全救会成员在逆境中激增，到西安事变后竟达数十万人！

由于徐雪寒与“七君子”患难与共，邹韬奋病逝前，专请他代拟遗嘱初稿，并向中共转达入党要求。

潘汉年情报系统副主管

1943年春，潘汉年刚出任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部长，便点名调徐雪寒担任部务秘书。

那时，情报部设于淮南天长县小王庄，毗邻城工部驻地大王庄。家父高景平与家母因上海地下党工作暴露，不久前刚撤到天长，便经常在大王庄见到潘汉年与徐雪寒。

家父生前曾回忆：“潘汉年、徐雪寒那时形影不离，多次来城工部给我们做报告。有时，潘汉年穿欧式大衣，配法式小帽，还戴着金丝眼镜，像个华侨富商，徐雪寒穿一身讲究的中式长袍，像精明的商号老板，他们的警卫员却都穿新四军军装。这种奇特的组合，往往引得孩童围观。我们知道，他们这是为了随时接待特殊客人，洽谈‘特殊生意’。”

情报部当年的交通员何荦告诉笔者：“情报部没有副部长，徐雪寒就是副主管，他可以看各潜伏点送来的情报，还经常代表潘汉年巡视各地。我就曾用汪伪特工提供的通行证，护送他潜入上海，会见情报网负责人‘老太爷’张唯一和打入日本特务机构岩井机关的刘人寿。”

刘人寿曾多次向笔者讲述当年的情报风云：“我奉潘汉年之命，通过已在岩井机关的袁殊，携带电台打入其内。先后打入的，还有恽逸群等。潘汉年要从岩井、影佐等日特头子那里侦获情报，当然得在表面上为他们工作，给他们适度提供情报，这是世界情报战场的通用手段，就看对抗日大局划不划算。党中央明确批准潘汉年这么做。徐雪寒和我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后来却受潘案严重牵连。有人至今以为我们曾和日特合作，出卖祖国利益，那是大错特错了。好在历史已经还我们的真实面貌。潘汉年领导的对日情报战，堪称世界情报战史的辉煌篇章。”

抗战胜利后，国共曾经议立联合政府，中共中央一度准备迁往淮阴。徐雪寒在情报部女杰朱枫（即朱谌之，后牺牲于台湾）协助下，专去上海做“党产”生意，为中央筹集党务经费，贸易从莫斯科做到檀香山，是中外闻名的“大老板”。

朱枫（前左）殉难前

为新中国经济屡建功勋

1949年春，解放军攻克上海前夕，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自兼书记、曾山任主任的中共华东局财委，在丹阳任命徐雪寒为华东贸易部部长、运输部部长，并兼上海市军管会贸易处处长、上海铁路局军代表，使徐成为财委唯一兼任两个部长的高干。

国民党有人扬言：“共产党政治10分，军事7分，经济0分；即使占领大上海，半年之后必将败退。”

上海被解放军接管时，已因金圆券崩溃，工商业倒闭，市场瘫痪，成为全国性经济危机的“龙头”。华东财委能否挽狂澜于既倒，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

据时任华东财委副秘书主任的家父回忆：“1949年6月，经徐雪寒、陈穆、骆耕漠、顾准等华东财委委员建议，中央财委主任陈云批准，上海首先取缔‘黄白绿’——黄金、银元、美钞黑市交易，让人民币站住脚。随即从各地购入‘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与多种轻工业原料，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新民主主义政策，刺激各类企业竞相开工。那时财委总部设于沙逊大楼，徐雪寒兼职多，责任重，白天黑夜连轴转，几部电话都不够用，我们还给他增配了电台。”

由于华东财委凡事都按经济规律办，未过多久就取得扭转性胜利，在全国率先遏制已延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并使大上海经济全面复苏，负起中央财政1/4强的重担。毛泽东、周恩来于1950年底高度褒扬：“这次上海财经工作大胜利，意义不下于军事上的淮海战役！”

据曾任华东局计划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老干部卜三告诉笔者，年方39岁的徐雪寒听说中央这一评价，高兴得在会议室地毯上当众翻了一个花式跟头，引得同事们拍手大笑。

1952年9月，徐雪寒调任国家外贸部副部长。为了让我国获得急需的工业科技设备，他殚心竭虑， 48 46018 48 22374 0 0 5888 0 0:00:07 0:00:03 0:00:04 5889方设法。经他灵活运作，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不少配套问题在东欧解决，既降低了经费，又加快了速度。他参与制定的农副产品出口方案，也以维护国内市场的周转供应链为前提，大大提高外汇储备。

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徐雪寒返回北京破旧的住宅。经他再三要求，被安排为经济研究所所刊《经济研究》的校对兼编辑。他工作异常认真，甚至把1950年代旧杂志中的错字也一一校标出来。

吴敬琏等议论编辑部新来的怪人时，突然想起，1964年批判孙冶方，有人在会上揭发，徐雪寒曾来信支持孙的“生产价格论”，便要孙交代徐的情况；孙却说多年不知徐的去向，也许这是海外辗转来信。吴敬琏后来才知道，这封“海外来信”，居然是徐雪寒在狱中写来！大家逐渐明白，他如此认真地读各期《经济研究》，其实是在探寻理论争论中的要害所在。

1981年，徐雪寒获得平反，恢复党籍与级别；次年出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后改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与顾问。这位不知疲倦的老战士，以赤诚与睿智凝就的胆略，不断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言他人之不敢言，为他人之不能为。

他曾致函中央领导，率先建议取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提法，让市场与计划充分结合。他呼吁改革实践与理论总结紧密联系。他直率地指出：“开放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其理论建设，需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发扬思想无禁区，学术有自由的传统优良作风”，“扼杀了辩论，也就扼杀了真理”，“政治的进步是最深刻的社会进步”，“不讲民主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觉得很有必要把自己的思想，真诚地贡献给改革时代。

他与薛暮桥最先提出改革我国银行制度，并由他出面召开全国协调会，创建中央银行，又创建股份制交通银行。他最早提出让上海“解脱发展商品经济的束缚”，担任中国经济“龙头”，以便和港台、欧美竞赛。开发浦东，便与他这一建议被中央接受密切相关。

他尖锐批评财政“大包干”，是把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重新纳入行政分权怪圈。

他严厉抨击对权力的“寻租”正导致腐败蔓延，并愤慨地说，如果不能以制度建设把腐败从改革中摒除，“我们就对人民犯了大罪”。

他与骆耕漠共同领衔，发起纪念思想家顾准的首次会议，并把顾准介绍给全社会。他说，顾准的思想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由此探寻改革路径；而马克思正是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向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理想社会。

1995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大会，左2徐雪寒、左3吴敬琏

思想火花

徐雪寒晚年患有帕金森症，手抖，头晕，却依然坚持与各界朋友通信。他曾数次亲笔赐函，鼓励我继续研究顾准，并研究新中国历史。

而据顾准的胞弟陈敏之说，徐雪寒晚年给他写了一百四十余封信，内容涉及各种领域，要旨却是两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及1979年改革开放后，到底有哪些经验教训？徐雪寒曾想写一本“很真实的书”，坦言自己的认识，却因体力不支未能如愿。他对自己不能再用著作，“为那些正在向正确道路探索前进的思路摇旗呐喊，感到难以弥补的遗憾”，便在通信与交谈中，把自己的思想火花无私地传播给他人。

但是，他却从未对自己投身人类解放事业，缺少世俗利益，感到过遗憾。有一次，驾驶员小施给他读报，内容是台湾最著名的字画珍品收藏家有“三张一王（张学良、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小施感慨地说：“要是您当年跟着王新衡，去了台湾……”平日一贯和颜悦色的老人，此时忿然作色，高声说道：“不许这么说！那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信仰不一样！”

他依然坚持少年时代选择的信仰，虽九死而无悔，唯望这条信仰之路越走越宽，而祖国能通过全面改革，成为民众享有应得福祉的现代化强国。

徐雪寒于2005年病故。

原载《南方周末》2016-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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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19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