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丨王元化：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
老编注：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人物简介
王元化，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卒于2008年。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批判，1981年平反昭雪。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之一。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88岁的王元化先生走了。
2006年，在持续大半年的采访中，不止一个先生近旁的人告诉我，元化先生活过百岁没有问题。
这样的心愿里，含着多少对于这位卓越的知识分子的热爱和敬意！
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
王元化生于1920年，在清华园内度过童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务院学术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但终其一生，他的角色都是知识人。
年轻的王元化
临终前，他嘱托弟子胡晓明从下面这段话中“做点删节，用三四行字，写在学馆门口的石头上”(王元化学馆，是华东师范大学从去年12月起开始筹建的)——
“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
“这段文字，比较能够概括他这个人。”胡晓明说。
贯穿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他最看重的学术品质是“思辨”。这从他晚年最爱读陈寅恪的书，两次用“思辨”作为著作名可见一斑。2004年在《思辨随笔》日译本序中，他说，“‘思辨’一词并非取其现代涵意，而用其拉丁语源Speclum(镜子)之意，以说明语言反映潜在于物质世界的实质。我觉得这比《礼记》中所谓学问思辨的‘慎思之’、‘明辨之’的释义更为惬洽。我用‘思辨’为书名，不过是表示我在思想辨析方面企图发掘较深层次的某些意蕴而已。”
王元化一生都在思辨中。“19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他那时的思想，可以找1984-86年间发表的好几篇文章来看。”曾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秘书、现任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的陆晓文告诉记者。
1955年的“胡风事件”，1960年代的“文革”冲击，1980年代的卷入周扬撰写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文章公案，以及主编《新启蒙》杂志期间的种种遭遇……王元化“思想上的几次反思”有历史背景和个人际遇的双重动因。
左起：顾骧、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周扬秘书小丁。1980年代他们参与周扬的人道主义异化文章写作
直到2008年年初身在病榻之上，他都没有停止过这种思辨。在1月19日与前来探望的学者林毓生的谈话中，他提到对于鲁迅和毛泽东诸多接近之处的思考所得，并认为“这些没有人很好地研究过”，“如果这段删掉了，那整篇谈话录就没有发表的意义了”。
1995年，王元化先生在赠送给胡晓明的一部著作上，钤上“临风挥翰”闲章。“我心里的‘临风挥翰’，基本上是古代名士诗酒风流的生活形态。可是先生的题签却特别这样说明：临风挥翰四字，乃复制家藏永铁所刻闲章，其意取自板桥题画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他教会我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看问题”
王元化对后辈问学的要求是：精研学问，不赶时髦，“为学不作媚时语”。
陆晓文回忆被组织上安排担任王元化秘书、与王元化初次正式会面的情形。“他问我，可知道名家？我说是春秋诸子百家之一。他说，你还行。”
胡晓明记得考王元化博士生时的面试。“就是到他家里，问我读点什么书。然后王先生拿出大段大段的古文要我翻译。那些古文就是当场把注释摆在旁边，梳理成白话文都很难。那些中古时代的古汉语，每一个语段都包含着很多典故在里面，更何况是没有任何注释的。我读完硕士教了几年书，正好看过这些文章，否则肯定是作不出来的。”
王元化对后辈的提携为学术圈人所共知——
1980年代，高尔泰的《论美》出版。在当时《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的建议下，他给王元化先生寄了书。
“回信长达6页，批评极其中肯。指出了许多具体错误，某个概念不明确，某个提法不周延，甚至错字别字。没有应酬性的赞美，但很鼓励我的探索。还问及身世，有一种对命运的关切。我很感动，也很敬佩，从此开始通信。”
适逢美学热，《论美》销势正旺。“先生提醒我，忽冷忽热，是不成熟的社会的特征，当不得思想价值的量度。”
“他不光是对我如此，对别的青年也是一样。每看到可取的文章，必欣欣然逢人便说。即使作者是边远省份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总要找到下落，去信鼓励帮助。陕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尤西林，得到一帧他的亲笔书法：‘健笔凌云’。”高尔泰反问：“除了王元化先生，有谁肯说？”
他的客厅，当年曾留下多少青年学人的身影！除了5位正式招进门的弟子，赵坚、俞吾金、萧功秦、高建国、朱学勤、许纪霖、夏中义、李天纲……来来去去。
“王先生当年和我讲杜甫的诗歌里面有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沉郁：生命的厚重、哀伤，一点一点地传达出来。他讲文风沉郁，方是中国文章的极品。他不喜欢那种油滑的畅快的东西。他认为鲁迅的文风能够体现沉郁二字，他到今天还可以背诵大段大段的鲁迅的原文。他说年轻人读鲁迅的文章应该慢读，反复地读。”胡晓明说。
“我陪他参加过深圳大学举办的全国中西文化比较研讨会，会上云集了当时国内外的一些顶尖学者，像汤一介、庞朴、杜维明等，我听他与学者谈话，比他与我对话更能学到东西。他教会我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去看问题、去思考，直到现在。”陆晓文说。
接触过王先生的人都能用一些词语概括他的个性，譬如李子云(文学评论家，曾任夏衍秘书)用“飙”，钱谷融说“专注”，陆晓文说“灵敏、率性”……先生许多次提到自己的“楚人性格”，但他生命中真正能够无条件领受他的这种性格的，也许只有母亲桂月华、妻子张可、三姐桂碧清。(在今年4月的一次探访中，胡晓明看到王先生睡着了，“旁边是先生的碧清姐，93岁的老人，也安静地睡着了。”)
母亲1986年过世；张可1979年突然中风，逝于2006年。
“先生为师母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常常就坐在师母身边陪她，这样他觉得心安。他每天都去看她，或者通过儿子、保姆问她的情况，有时说着说着他会眼睛红起来。”胡晓明对于先生如此的深情，印象很深。
此后经常帮助王元化整理文稿的蓝云女士则说：“先生总是说，我这里虽然很热闹，但是我很孤独。开始我没有很在意。他说张可阿姨我跟她说什么她已经听不懂了，他说我不寂寞，但是我很孤独。”
今年4月，远在美国的林同奇先生在致胡晓明的电话中说：“我与元化先生是差不多年纪的人，他的思想非常可贵，我非常理解他，能懂得他这些思考的人，已经不多了。”
每一位卓越的长者逝去，难免有人痛挽“最后一位XXX去了”。然而追索逝者的师承关系，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与思想的香火是在如何地传衍，感觉到其间绵绵不绝的力量。具体到王元化先生，往上追溯，可以见到王芳荃(王元化的父亲)、汪公严(为王元化讲授《离骚》、《文心雕龙》和《文赋》)、任善铭(为其讲授《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韦卓民、熊十力(王元化曾为其抄书，传为美谈)诸先生的影子，而王元化影响过的后辈，更是为数众多。
先生去了，先生的思想和精神的力量仍在运行。
王元化是有深刻现实关怀的思想家
林毓生口述 李宗陶采访整理
元化先生是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思想家。他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单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国家领导人也应该参考他的思想
从2006年2月15日到达杭州、在中国美术学院任客座教授，至与记者见面的4月14日，林毓生已赴沪探望王元化4次。每次在一起讨论学问和问题3天，同住庆余别墅。
林毓生有一头绸缎般的白发，穿一双圆口黑布鞋。
我第一次见元化先生是1991年2月，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开的一个学术会议(“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上。大陆、台湾、海外都有学者去。一般学术会议要求讲英文，这个会很有意思，要求都用中文讲。
在这之前，我们辩论过。我写过一本研究“五四”的书，叫《中国意识的危机》，从写作到出版，10年心血。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1986年译成中文，1988年又出了修订本。
我是带着关心中国问题的心情写的，谈的是“五四”时期整体主义的反传统思想。国内有很多意见，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元化先生就属于反对的一派。《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他一篇很长的书评，两个整版，分两天刊登。
我当时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为期两年的研究，文章刊出第二天，有人拿报纸给我看，说林先生有个人批评你，写得很长。我看了，觉得有误解。
我的书主要是谈“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整体主义的反传统的意识形态。但是人脑是很复杂的，譬如有情感的部分，有理智的部分，有情感理智掺杂在一起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非意识形态的部分里，存在一种肯定传统的思想。我的书，讲的就是意识形态反传统的部分与非意识形态肯定传统的部分的冲突，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这个分析是很复杂的，但国内读者把我的分析简化成：我认为，“五四”时期的大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领导的反传统运动是一个要整体打倒传统的运动，等等。
我那时候不认识元化先生，所以写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反驳，根据报上的地址，寄到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但没人理我，呵呵。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有几个人帮我侧面向编辑问过，他们说，这个不能发表。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开会时，我见到了元化先生。他是我的前辈，我就到他房间去拜访他，呵，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谈了四个多钟头，从晚上7点半一直到午夜12点，谈了很多。
为什么有缘？就是一见之后，元化先生觉得我可以信任，我也觉得他可以信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很玄妙的东西，先于你头脑的分析，也许仅仅是对方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给你一种直觉。对方是哪一类人，可否信任，这就是人身上的一种气。王先生身上，“五四”以来爱国知识分子的气很重。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有一种自觉，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好一点儿。
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东西，交换了一些思想上、生活经历上的认知。譬如我知道他受过“胡风事件”牵连，受过隔离审查；他也晓得我是殷海光先生的学生，继承的基本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虽然我对前辈自由主义的思想论证并不太同意。
王元化先生在他的《一九九一年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述他们的这次交谈的：
“这天晚上我们的交谈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十二时以后才散。他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说话甚至时时会口吃。我逐渐了解到，他讲话的时候，对于遣词用语是非常顶真的。但这并不是为了语惊四座，扬才耀己，也不是为了刻意雕饰，炫人耳目。他是平实的。了解他的人可以懂得，这是由长期从事理论工作所养成的习惯。加上他那毫不苟且的认真性格，使他在讲话的时候，唯恐词不达意，尽量想说得最准确、最完善，因此他无论在与人谈话或在会上发言，有时都会讲到一半突然而止，口中喃喃，似乎在与自己商量，斟酌如何表达。每逢出现了这种情况，会场上总会有人发出笑声，但是他全不在意，下次仍然一样。……他的认真被有些人视为‘迂’，但我不这样看，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性格，虽然在程度上我是比不上他的。
“我们在夏威夷最初见面的长谈中，他向我谈到台湾问题。他的谈话使我感觉到，他不是关在书斋里啃书本的学究，而是一个关心世事和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他小时随着双亲到台湾落户，对台湾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我听王蒙说，他在北平上小学时，林毓生也在北平，上同一个学校，在同一班级，而且两人都常被老师称赞。)他关心台湾的民主进程，他是以一个超党派偏见的学者来谈论这一切的。他还谈到他到美国后和台湾一位青年学人的交往，当这位青年学者由于在台湾争取民主而被关进监狱，他想方设法去救援，按时探监，送去书报，并共同学习讨论问题，长期不懈。这些经历都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决不像我们这里的那些人一样，抢旗帜，立山头，拉帮结派，在行为上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他把自由主义原则贯串在自己的行动里，这是他值得敬重处。”
后来就经常联系了，打电话、通信，都很方便。主要是谈一些问题，譬如如何发展中国的文化、思想、教育等等。
我们的背景不太一样。元化先生是从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研究、黑格尔研究，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我是从研究西方政治社会思想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
1963年的时候，我自己面临一个小小的精神危机：在确立人生第一个系统性的研究专题时，我不知道究竟应该继续研究西方思想史还是转向研究中国思想史。我老师哈耶克先生当时已从芝加哥退休，去德国教书，中间又回来，我向他请教。
“我没法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的经验。”他说，“我所有的工作都和我个人的关怀有关。”就这一句话，帮我把所有的困惑厘清了。
虽然进入途径不一样，但元化先生跟我的关怀很接近，有很多共同点。而进入途径的不一样，让我们可以切磋互补，我们谈话很容易接轨。我们关注的是近百年来思想史上的问题，譬如我们国家走过的路，在有些方面，我了解的没有王先生多。
这是20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我认为元化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元化先生也认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最好的朋友不是开玩笑的，一辈子只有几个。
我现在在中国美术学院客座，跟同学们讲到卢梭时，发了一篇很长的阅读文献，剖析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王元化先生写的，写得很细致。元化先生进入思想史以后，很有成就，这篇论文就是代表之一。此外，对杜亚泉的评价、对“五四”的反思，都表明这种成就。
1990年代钱谷融(中)与徐中玉(左)、王元化
元化先生一生经过好几个阶段的反思，他反思的成果在哪里？就是他觉得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一个尊重人的前提上；应该建立一种政治制度，使得尊重人从口号变成具体落实的东西。
元化先生是我们国家的“大老”，英文叫elder，相当于西方的senior statesman，资深政治家。国内肯定有人会讲，元化先生是思想家，说他是政治家不是把他看低了吗？如果用世界语言来讲，搞政治的人应该有三种概念：政治人物，这是中性词，不带褒贬；政治家，是尊称，褒义，他的施政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好处的；政客，贬义，他搞政治是为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虽然嘴上也说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元化先生的思想是有现实意义的，他是有深刻现实关怀的思想家，所以，我说元化先生是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思想家。他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单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国家领导人也应该参考他的思想。
国家很大，到这样层次的人没有几个的。他不是一时的激情，也不是临时的反应，不高兴了骂骂人。他是稳重的，对我们的国家应该怎么发展，我们的文化、教育应该怎么发展，他是想得很深很透很全面的。国家不尊重这种资源，那你尊重什么呢？
“合译莎士比亚，
是我们一生美好的回忆”
——王元化追忆张可
2006年8月6日上午9：20左右，王元化接到妻子张可去世的消息。一个多月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采访前与先生说定，只谈张可。
时间：2006年9月11日下午
地点：庆余别墅210房
她很朴素，不喜欢修饰
记者：您第一次见到张可先生是什么时候？
王元化：1938年的春天还是秋天我记不得了，但那个地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平津流亡同学会分许多小组，各小组要排点戏。我那时候刚入党，跟杨凡在一个小组里边，他最早是文委系统的。张可那时候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在演剧队。剧社常到难民收容所演一些抗战救亡的戏，称为“国防戏”；有时候也去步兵营演出，像收容八百壮士的四行仓库，当时称作“孤军营”。
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平津流亡同学会一个清华来的姓黄的学生家里，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的XX里，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当时还有一个叫郑山尊的，抗战前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当时刚刚释放，给剧社导演戏。他们介绍张可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是坐法租界42路公共汽车去的，红色的单层Bus。
这是张可照片中王元化最喜欢的一张
记者：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
王元化：她很朴素的，剪一个不长不短的齐肩发，穿一件旗袍吧，也不是很考究的布料。从我认识她到结婚到后来，她都是不喜欢修饰的，擦粉啦，口红啦，都不大弄的。偶尔把头发梳成个辫子盘在头上，就算很时髦了。记得后来我们熟了，有一次去京都剧院看她，我小时候是很吊儿郎当的，那次去穿了一条西裤，当中裤缝也没有的，她说，“你怎么穿了一条卓别林式的裤子就来了，这样不好。”呵呵，批评了我一下。
记者：那时你们俩都入党了吧？
王元化：我是1938年入党的，她比我稍微晚一点点。
记者：入党的时候，她称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
王元化：是的。她一生都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情绪，她都是很淡的，她哥哥满涛(张逸侯)说她就是4个字——“轻描淡写”。像我们谈恋爱写信，我也不是喜欢很肉麻的那种，但写信称呼，我有时去掉那个“张”字，称她一个“可”，她收到信后就说，以后不要这样称，还是叫张可。我们新婚时在北平，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那个二房东就笑：“王先生啊，你们两个真奇怪，你叫她张可，她叫你王元化，怎么都是直呼其名啊？”我就说，我们习惯是如此。
记者：似乎张可先生接受您，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是吗？
王元化：小时候也不懂，20岁不到，有点愣头愣脑的，只是对她很好啊。我对她说，我要约你谈谈。她说，好。在雁荡路复兴公园，当时叫法国公园。我没有带钱，说你买两张票。所以她后来笑我，“你约女朋友谈话，倒要人家买门票。”在公园里我就说，我对你怎样怎样。她当时非常冷静，说你怎么会……当时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哑口无言，于是大家就散掉了。(笑)
记者：当时她们剧社有哪些活动？
王元化：剧社的活动主要就是在1938、1939年。先是在星星小剧场演，1938年我认得她以后，是在星光大剧院演抗日救亡的戏，早场，卖很便宜的门票。有次她演一个独幕剧叫《锁着的箱子》，给我几张票。我那次没去，票给了我姐姐和表妹。我姐姐回来说，张可演得很好。其实她演戏不是太理想的。
张可气质平和、文静、含蓄
记者：你们从1938年认识到1948年结婚，怎么相隔那么久？
王元化：这个很简单嘛，开头也谈不到什么真正的恋爱，都是小孩子，不大懂嘛，后来才慢慢地……我后来也不大找她，表示我很喜欢她什么的，都不说了。我只是常到她家去找她哥哥满涛，我跟满涛是朋友，他哥哥比我大三四岁吧，当时刚从欧洲回来。他本来在复旦大学读书，参加一些救亡活动，被国民党巡捕房抓了去。他的伯祖父张一麐(注：民国初年曾任大总统府秘书长)把他保出来，送到日本去留学，去的时候只有十几岁。他跟我说过，离开家刚到日本，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听到日本人“唔唔唔”唱一种很凄凉的调子，就哭起来了。他从日本又到美国，学的是化学理论。抗战爆发他想去苏联，人家没有让他去，他当时想学俄文，我就介绍姜椿芳(后来是大百科出版社的总编辑)去裕和坊教他读俄文。
记者：那时候她家住在裕和坊4弄2号是吧？
王元化：她们家是苏州世家，比较富裕的一个大家族。一开始她们家住在贝当路(今衡山路)集雅公寓，离这里(庆余宾馆)很近。后来她祖父在裕和坊买了房子，就是现在南京路美术馆对面的一个弄堂里。
记者：张家兄妹俩性格相差好像蛮远的。
王元化：张可是气质很平和、很文静的这么一个人，她很含蓄。她哥哥有时候会有一点很强烈的情绪，譬如不喜欢什么，是要流露出来的。张可不会。她跟我的性格也完全不一样，我是湖北人，楚人，感情强烈，比较冲动，她不是，她十几岁就是那样子。
记者：您有没有分析过她的性格是怎么来的？
王元化：跟天性有关系。人的气质与出身、家庭环境、教育有关，但也跟基因有关系。我们现在逐渐承认摩尔根遗传学中有关基因的说法，以前我们都是不承认的。像我身上，就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譬如感情冲动这种，但它们偏偏就在我身上，虽然我也有意识去避免它们，但这是基因决定的。
记者：像张可先生这样一个性格温和的人，怎么会参加革命的呢？
王元化：可能跟她哥哥有关吧。当时整个就是那样一个氛围，红色的，革命的年代。暨南大学当时请的老师，像周予同这些，都是革命的。世界范围里也是这样，那些苏俄的文艺作品都是革命而充满激情的。
记者：性格上的差异，会给你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小摩擦吗？
王元化：她很好，我们不大有(争执)。我有时候会急躁，她从来不，她不作声。她从来没有跟人脸红过，很善良的一个人。她是不大喜欢表露自己内心世界的，话很少。有时候我很希望她来跟我讲话，像“文革”期间，我也隔离，她也隔离，碰到了，我在这头看书，她在那头看书，她不讲话的。有些小的玩笑她很喜欢，她很善于抓住人的特点，像竖起一个大拇指，对我说：“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我的性格比较容易跟人吵架，跟她从来没有。她脾气好，吵不起来，她顶多不来理睬你。但我也不乱跟人家吵架。
张可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
记者：对您研究的一些课题，譬如黑格尔、《文心雕龙》、“五四”反思、杜亚泉这些，她跟您说过自己的意见吗？
王元化：对太理论的东西，她不大有兴趣的。她是学英国文学的，喜欢看文学书。我们在一起弄过一个莎士比亚的研究(叫助手拿书，再版的《莎剧解读》)。
这是我们一起的照片(1997年)。这是她的手迹，抄我译的稿子。这是我抄她译的。你看，我的小楷不如她的写得好。我当时把她抄的译稿拿给傅东华看，傅东华说，“你的字很好啊，是不是临过什么帖？”我就跟他讲：“这是我妻子抄的。”(指封面)你看，她的名字排在我前面。
记者：怎么会合译莎士比亚？那时候您好像正患肝炎吧？
王元化：得肝炎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我55年因胡风案被隔离审查，57年放出来，一直没有工作，直到60年才安排我到文学研究所工作。(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冿贴很少，主要靠张可的工资，所以就替旧书店翻译一点东西，我那时候跟父亲一起译了英国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她也翻译一点书补贴家用。
一开始我是不大喜欢莎士比亚的，觉得他语言雕琢得太厉害，将他归入“夸张、做作、过时的伟大天才”一类。我喜欢契诃夫，着迷于俄罗斯文学显示的那种质朴无华的沉郁境界。
战前我买到生活书店出版的《别林斯基文学批评集》，读到他对自然派文学技巧的一段概括，大意是说，一篇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作者过人的才华；那些响亮的独白，圆熟的叙述，绚烂的词藻，是庸才依靠博学、教养和生活经验所得来欺骗读者的，他们不会描写日常的平凡的生活。这段话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对艺术的看法。
那时我跟张可有时还要为此争一争的。她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记者：作为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世时并不被看好，同时代的本·琼森当时更获好评。他的剧作句子冗长，批评者说可以“删去千行”。到19世纪，人们似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莎士比亚。您是否觉得这种“再发现”里有后人演绎的成分呢？
王元化：(拍拍书)这本书里都讲到了(指张可译的泰纳的《莎士比亚论》)。也是很巧，1957年2月我结束隔离审查回家以后，常常到四马路一家外文旧书店去淘书，一个礼拜去几次，是我1950年代后期的一件乐事。法国的泰纳、丹麦的勃兰兑斯、德国的施莱格尔是文化历史派三位主要的理论家，泰纳写了那么厚一本《英国文学史》，旧书店进了凡隆的英译本，我恰巧买回来了。这部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是专论莎士比亚的，张可就是根据这个英译本翻译的。
当时张可在学校里教莎士比亚，所以我看到莎士比亚就会买回来，比方柯勒律治的《莎士比亚演讲录》，那个很难译，后来我没有译完；还有赫兹列特的《〈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序言》。当时很难找到的施莱格尔的《戏剧艺术与文学演讲录》，是一个朋友朱维基——他是新月派诗人，跟林徽音、邵洵美他们一道的——借给我的，他是少数几个还来找我的人中的一个。
莎士比亚的舞台生涯从伦敦开始，最初做过非常低贱的工作：人家坐马车来看戏，他给人家牵马并看管它们，然后才是一个最下等的“剧院仆役”，也就是一个学徒或者临时演员。他获得今天这样高的地位，跟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有关。19世纪莎学的两大学派，以柯勒律治为代表的英吉利学派和以施莱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学派，发生过很严重的论争，就是谁先对莎士比亚以浪漫主义的精神作全面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莎士比亚的作品到19世纪被选进了牛津出版社出的那种Pocket Book(口袋书)，跟本·琼森等人的作品收在一起，那种书的字咪咪小，我看也看不清。
我觉得这种重新评价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价值。虽然他的剧作中常常把在地图上明明是内陆的古代国家搞错，写成临海的，但他很不得了。他的作品是浩瀚的，他对人类的Passion(情和欲)有极深刻的洞察和揭示，不晓得他是怎样窥见世上各种人的内心秘密的，这些话想要让本人讲出来，我说是“威胁以刀锯鼎镬也不肯吐露的”。从《奥瑟罗》开始，我重读他的东西，确实觉得他了不起。
她为家庭付出很多
记者：会不会觉得张可先生生错了时代？她这样的一个女性。
王元化：不能这么讲的，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我们不是很适应吧，当时那个环境。阶级斗争的调子提得很高的时候，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就是敌人、囚徒，背叛无所不在。我不大能忍受的，她的承受力比我强。
王元化对张可充满了感激之情，“家庭这副担子都是她挑的，所以我能腾出来专心写文章 。”
记者：张可先生也喜欢京戏吧？她好像蛮推崇女老生张文娟。
王元化：她原本不喜欢的，是受我影响。她跟张文娟很好。
还有范瑞娟，也很喜欢张可。我们本来不喜欢越剧，但我对范瑞娟印象很好的。一年多以前吧，她自己生病住在华东医院，说要去瑞金医院看张可，打电话给我说你领我去。我就坐车去把她接出来，开到瑞金医院。好了，从此以后不找我了，自己去，经常去，他们(指医护人员)有时候也不跟我讲。很多好吃的东西她都拿了去给张可吃。
这次在衡山路礼拜堂开追思会(8月12日)，她一定要磕头，我们拼命拦她，说这是基督教堂，不大合适的。后来她就领着大家三鞠躬。
记者：好多人都提到吃过张可先生烧的菜，葡国鸡什么的。
王元化：她很会烧菜的。其实一开始她不会，她在父母家里不烧菜的。同我结婚以后，她说：“我来试试。”她学她母亲汪毓秀，喜欢弄胡适也很喜欢吃的安徽人的那种一品锅，弄个蹄髈啊，弄只鸡啊，很多鸡蛋啊，火腿啊，白菜啊，放在一起。我们刚结婚在北平的时候，她花了不少钱买了一个锅，备齐这些东西，烧好端出来。我一吃，不对啊，整个是苦的。
可是后来她很会烧菜。姜椿芳到上海来，最喜欢吃她烧的菜。我们家买了个大的圆台面，有客人就支起来。
记者：我访问的许多人都说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王元化：(沉吟)有一点我是内疚的，同我结婚以后，她为家庭付出很多，相夫教子，安排家庭各种事务，我都不管的。我拿了工资就全部交给她，要用钱了，就问她要，“给我两块”或者“给我4块”，没有超过4块的。她也讲我的，“你怎么两块钱也要问我要，一个铜板都没有。你应该放一点在袋袋里的。”但是我没有这个习惯。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讲，我这一生没有挨过扒窃，挤电车什么的没有人摸过我袋袋，因为我没有钱。
她把家庭理得非常好，从来没有让我们觉得家里经济上有危机。“文革”的时候，她把呢袍子夹在中式棉袄里，很舒服、很大方，也很暖和。家庭这副担子都是她挑的，所以我能腾出来专心写文章。
后来她身体不好了，我也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譬如该穿什么衣服啦，去买回来，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记者：张可先生中风之前有没有什么前兆？
王元化：有一些前兆的。她血压高，但一直不喜欢看病，每次都是我跟儿子催她去医院检查。她无所谓，用4个字讲就是“轻描淡写”，她对世事的态度就是轻描淡写。看病回来，吃几天药她就不吃了。我跟儿子虽然催她，但不可能天天盯着她，这也是我们很后悔的地方。
从1979年到现在27年了，医生也说很罕见，跟她同时得同样病的人，很多人老早就过世了。可能跟她的性格有关系，她对生命没有那么紧张。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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