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丨赵树凯：胡耀邦的“后知后觉”

2018-05-23

老编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赵树凯，男，1959年11月生，山东莱西人，博士，研究员。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任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兼任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地方治理和基层民主等。曾获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主讲人；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原载《中国改革》2018年第1期

　　发生在胡耀邦身上的故事太多，人们较少注意他与农村改革的事情。这似乎很正常，比起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如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清除精神污染、处理一九八六年学潮、非正常辞职，乃至去世引起巨大政治风波件等，与胡耀邦相关联的农村改革，似乎平淡无奇。但是，从国计民生而言，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说并不逊色。不论总结改革经验，还是研究胡耀邦本人，农村问题都应该是重要领域。为纪念中国改革四十年，本人将写作“胡耀邦与农村改革”系列文章，此为首篇。

　　 1980年3月上旬，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工作分工，在确定万里分管农村工作时，胡耀邦说：“万里同志分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他对万里说：“虽然自己对农村问题很注意，但这几年对农村情况了解不多，对于农村工作如何克服左的错误缺乏研究，在责任制这个问题上，你是先知先觉，我是后知后觉。”在这里，胡耀邦称赞万里同时联系到了自己，说自己是农村改革的“后知后觉”，很有些检讨自省意味。

胡耀邦与邓小平、李先念

一

　　王郁昭在《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回忆，1982年10月，胡耀邦到安徽考察，在会见安徽省委全体常委时，还没有等到省委书记介绍，胡耀邦说：“你是王郁昭同志吧，你们推行联产承包制是有功的，我是来检讨的，过去省里搞责任制，我当时是持怀疑态度的。”

　　如果简单从这些话语推断，胡耀邦所检讨的后知后觉，似乎给人的印象是，他反对过万里在安徽的包产到户。其实不然。胡耀邦这里所说的，是1960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安徽全省大规模推行包产到户。据《胡耀邦思想年谱》记载，1961年9月，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到农村调研一个月，回京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呈送毛泽东。报告题目相当醒目而略显冗长——“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主要谈了水灾和水利、灾荒和教训、贯彻农业六十条和生产队积极性等问题，其中谈了包产到户，认为“这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

报告说：“我们在安徽看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许多生产队实行了一种叫做计划、分配、大农活、抗灾、用水看水五个统一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实际内容就是按照劳动力分等，把田长期分到户管，包死产量，超产全奖，减产受罚，许多群众把它叫做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听说，别的省也有少数地方自发地实行了这种办法。”在描述了包产到户特点后，报告提出：“对此，我们的意见是：1，在一些“五风”刮的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于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2，这种做法已经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3，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负完全责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4，这种做法如果大家还要干，认可试行，但要允许别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的绝对，避免被动。如果要扭过来，也要有准备、有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生产再受损失。”

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安徽的包产到户较有多质疑，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报告在10月2日送出，10月6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1961年，在经济极端困难情况下，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几次汇报，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当时很多农民吃不上饭，甚至发生饿死人情况，毛泽东允许试验。包产到户在安徽得到农民巨大欢迎，占到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当年秋天粮食大丰收。但是，年末，毛泽东要求停止，随后，严厉指责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并撤销其职务，也严厉指责支持包产到户的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并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从胡耀邦报告来看，显然与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想法基本一致，或者说成为毛泽东否定包产到户的佐证。但是不能说，毛泽东做出决定是因为看了胡耀邦的报告，或者说，即便没有胡耀邦的报告，毛泽东照样会废止包产到户。

　　显然，胡耀邦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报告对包产到户的伤害。二十年后，1982年10月，他作为总书记到安徽视察，多次提到此事：“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账，我是来还债的”。安徽考察过程中，不论是会见省委领导，还是会见基层干部，都反复表达检讨和抱歉，给向他汇报过工作的干部留下深刻印象。

胡耀邦与华国锋叶剑英

二

　　 1980年代上半期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被称为改革决策的成功典范。这一系列政策都是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主持制定的。讨论1980年代农村改革，人们会说到胡耀邦的重要作用。但担任总书记之前，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之初的重要作用，很少有人注意。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是政治局委员、常务副总理纪登奎主持起草的。纪登奎在会上作了起草过程说明。文件的准备过程有大半年。胡耀邦并没有直接参加文件起草。那时他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还不是中央领导人。在文件稿进入中央议程的关键阶段，胡耀邦参与了文件修改的协调综合。原因是，会议开始时胡耀邦还只是普通中央委员，但是，会前已经内定为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样，会议后期的文件修改通过，胡耀邦发挥了重要的综合协调作用。

　　三中全会的讨论进程，远远超出了会前预设。原定两个农业文件，与会人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更多讨论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从农业文件讨论本身来看，也是意见纷纭。文件原稿的基本思路，还是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等。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认为文件稿不成熟，有些主张大改，有些主张重写。这种情况让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也犹豫了。

此时，胡耀邦向华国锋建议，文件还是要发一个，“不搞不好，不开个大会作出决定，对于大干不利。这样搞，可以统一一下口径，而且可以广泛征求意见，对明年大上有好处”。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胡耀邦的意见。在11月25日大会上，华国锋说：“对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有的同志主张大改，有的主张小改，有的同志主张另写。中央意见，还是能搞出个稿子为好。”稿子最后，是胡乔木埋头苦干三天做了重大修改而形成的。胡乔木在这次全会上成为中央副秘书长。

　　万里在1997年10月一次谈话中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他见到文件稿中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很是不满，就去找胡耀邦，说：“文件上的三个‘可以’，体现了解放思想，我赞成。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胡耀邦答应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胡耀邦表示，他也不同意两个“不许”，但坚持写的是大多数，阻拦不住。后来，万里见到正式提交会议通过的文件稿，继续表示反对，除了小组发言，又找胡耀邦要求取消这两条，还递交了一份改革公社体制的书面建议。但是，万里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

　　第二年秋天，即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继续审议修改两个农业文件。这时，高层决策格局已经发生重要变化。首先，胡耀邦已经担任中央秘书长，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是会议文件的当然协调人；其次，国家农委在此前半年已经成立，具体负责两个文件的修改。在文件讨论过程中，万里继续提意见，向胡耀邦提出，要求取消两个“不许”。胡耀邦的回应是：他可以反映这个意见，但是要修改也不方便，因为上一稿文件已经说了，现在的文件还是要保持连续性。新文件原则立场没有没有改变，但是态度不再那么强硬，有所缓和。“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即所谓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

　　 1980年初，胡耀邦作为中央作为秘书长，协调了围绕包产到户的高层分歧。1月31日下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的汇报，其中关键是如何对待包产到户。中央副主席、常务副总理李先念发表了反对意见，华国锋也发表了反对意见，当华国锋请邓小平表态时，邓小平表示还没有考虑好，没有表达明确意见，而是讲了发展战略目标问题。显然，高层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

胡耀邦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由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主持。2月2日，王任重做总结报告中提到，此前一天胡耀邦曾致信给他，建议会议总结要重点讲怎样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胡耀邦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本人和王任重都没有解释。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了华国锋和邓小平在包产到户上分歧已经显现，不希望这种分歧公开化，所以建议王任重重点谈致富问题，而不是包产到户。

　　从这三次会议来看，胡耀邦的角色突出地表现为调停。在这个过程中，胡耀邦的个人主张似乎不能直接而充分地表露，尽管他在私下场合支持不肯妥协的万里。在担任总书记之前，胡耀邦关于重大农村问题的谈话不多，表态也不直接。这既可能因为领导位置不同，也可能因为思考关注不多。也许，正因为这种情况，特别是与万里的表现相比较，胡耀邦说万里“先知先觉”，说自己“后知后觉”。

胡耀邦与邓小平在阅兵式上

三

　　从1977年3月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到1980年2月担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虽然不在农村工作领导岗位。但在这段时间，他关于农村问题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新看法。从这个角度看，胡耀邦不仅不是“后知后觉”，而且堪称农村改革的思想先驱。

　　 1978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公开批评“农业学大寨”。胡耀邦尖锐地指出：农业学大寨，搞人造平原，“是破坏生态平衡，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胡耀邦的这个谈话内容，是本人从陈永贵的谈话资料中发现的。1978年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期间，时任山西运城地委书记、原昔阳张怀英与陈永贵闲谈，陈永贵说：“今年一月胡耀邦就向我开火啦！人们说，他就知道胡说。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过几天听听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你就知道啦！他算老几！”从这件事开始，胡耀邦对大寨问题有系列尖锐批评，惹得陈永贵骂胡耀邦为“胡乱帮”。

　　在当时条件下，批评大寨需要巨大政治勇气。从文革开始，农业学大寨就是农村工作的政治标准。文革结束后头两年，学大寨是“两个凡是”在农村工作的集中体现。如同万里晚年所总结的，农村改革的斗争有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就是突破农业学大寨。1978年初，真理标准讨论还没有展开，“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农业学大寨还是“政治正确”的根本，胡耀邦敢于直接批评学大寨，称得上振聋发聩。

从农业系统来说，最早有负责人质疑学大寨发生在一年后。1979年春天，著名农学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在政协小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大寨存在的问题，披露了大寨弄虚作假，指出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杨显东的这个发言，受到了农业部党组和高层领导的严厉指责。胡耀邦在此前一年，就尖锐批评农业学大寨，可见其敏锐，也可见其勇气。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清算农业学大寨，即在农村工作中清算“两个凡是”，胡耀邦是发出先声的开拓者。

　　胡耀邦关于农村问题意见的较系统表达，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1978年11月26日，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谈到两个农业文件稿的局限，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的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碍我们吃透农业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在这段话中，胡耀邦试探性地指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是农业工作“思想的框框”，但是他没有继续引申发挥。

胡耀邦指出：如果农业要发展，还是要依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关于建国以来的农业成就，胡耀邦强调不能过高估计。他说，“用我们中国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的话来安慰自己，并不合适，“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现在我们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似乎好歹吃饱肚子就行了。这样的谈话，在今天似乎不算新奇，但是当时，远远超出当时农村工作部门的思想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由于万里大胆放宽政策，安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包产到户。胡耀邦不在农村工作第一线，对于农民要求解决吃饭问题的体察，显然不如万里深切。但是，他们关于农业问题的思考，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当时中央高层领导的主导思想是，农业要搞上去，还要靠学大寨，靠人民公社制度。万里和胡耀邦都看到了文件的根本局限，是没有突破毛泽东确定的框框，看到了农村的深层问题所在。由此也可以说，胡耀邦不仅不是农村改革的“后知后觉”，而是“先知先觉”。

　　胡耀邦推动了农业领域的思想解放，还表现在提出突破“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1978年5月6日，他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会议谈农业问题：“现在的农业规划比较落后。现在不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割了社会主义的一条腿。多种经营，是两条腿之一。”

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党校三部学员结业会，结合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讨论修改的文件谈了农业问题：“过去我们的方法不对头，应当提倡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说什么领导农业生产，主要的经验是向农民抓粮食，向农民摊派购，搞得农民怨声载道。每年有12个月，有八个月在忙搞粮食，我们二十几年来就干的这个事情。”他提出设想，国家直接建立一些生产基地，用20万农业劳动力和两亿亩地，解决一年800亿斤粮食的基本需求，然后，取消对于农民生产经营的限制，搞活农村经济。

“如果我们有了八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还有每年每家每户去征购，张三家20斤，李四家50斤。如果我们掌握了八百亿斤粮食，那些个都不要，或者大部分要留给农民自己，留给你养鸡去，养鸭去，养猪去，熬糖去，行不行？大队生产队办养猪场，养鸡场，社员房前屋后种树，种苹果，养毛驴，养羊，行不行？我看行！农民集体和个人搞多种经营，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胡耀邦思想的闪光点，并不在于提出国家建立粮食基地，而是看到了“以粮为纲”的僵化做法严重伤害农民、制约生产，进而提出，解除对于农民的束缚，放开农民的手脚，让农民发展多种经营。

　　胡耀邦还强调，吃饭不仅是吃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只看到种粮食。他指出，“有的人往往对基本道理、基本常识不太注意，甚至认为不值得多说。其实我们有些同志恰恰是在一些普通常识上犯错误。”1979年4月12日，胡耀邦召开中宣部碰头会，在通报国内农村形势时指出：“农村、农业的问题，一个是想得太窄，第二个是限制得太死。工业也有类似问题。农业只想粮食，动不动就说搞资本主义。”

　　胡耀邦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给予持续关注，担任总书记以后曾专门下乡调研。1981年3月2日，在中央书记处第88次会议上，他亲自作专题汇报，并要求国家农委起草文件。在胡耀邦直接倡导推动下，中共中央、国务院随后发出《关于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这个文件提出了新的农业发展方针—“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胡耀邦地方工作经历并不丰富。建国初担任川北区书记两年，当时主要是土改和剿匪；1960年代先在湖南湘潭地委书记一年半，后担任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半年。在本人看来，胡耀邦关于农村改革的先导思想，并不是基于熟悉农业农村，而主要是基于政治理念。胡耀邦历来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尊重基层权利，强调放权而不是集权。

1980年10月15日，胡耀邦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他从“思想问题多”说起，指出：“思想活跃首先是大好事，它表明广大干部群众敢于讲话了，敢于发表意见了”“是一潭死水好，还是一潭活水好？”“应该喜欢一潭活水、议论纷纷！”然后，胡耀邦引申为一个“治天下”的道理。他说：“我们的古代人都知道‘圣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嘛！我们要让广大群众当家做主，充分发挥主人翁责任感。” 胡耀邦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了毛泽东，说：“他老人家晚年以一己治天下，所以就治不好了。” 在这里，胡耀邦把道学经典《关尹子》话语发挥出现代政治中的言论自由、民主参与、公开透明等要义。

通观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中所言所做，不论是早期倡导农业多种经营、支持包产到户，还是后来支持乡镇企业、推动小城镇建设、倡导生活方式变革等等，都体现了“不以一人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系统考察可以看到，在1980年代上半期，每到农村改革重要关口，胡耀邦都是由此出发来考虑政策制定。

晚年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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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19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