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作者简介
蒋少龙，男，1950年代出生于四川成都，老三届和新三届学人。当过知青、钟表匠、美工。1983年西南财经大学毕业，就职于成都市房地产管理局，乃全国最早从事房地产经济理论研究者之一。后因党政干部教育正规化需要，离开房管局调党校任教（福兮祸兮，如果还在房管局，说不定早就被“双规”了）。再后来任《改革时报》首席记者、编辑、理论部和记者部主任；主编的《股份制特刊》，当年曾在成都“红庙子”股票二级市场风云一时。1996年以后混迹于西南财经大学，任《经济学家》杂志社编审，为他人作嫁衣多年。至今，躲进小楼成一统，自甘堕落，颐养天年。
原题
一次小小的理论风波
蒋少龙
与笔杆子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我，大学毕业不久，曾经遭遇一场“笔墨官司”。
那是1988年，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10周年，《瞭望》杂志特辟版面举办“我与这十年（1979—1988）有奖征文”。也许是因为“有奖”，或许是因为“有感而发”，所以我根据自身的一段经历写了一篇小文投递《瞭望》编辑部。没想到，不到两周文章就登出来了。
《一次小小的理论风波》，原载《瞭望》周刊1988年第50期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一次小小的理论风波》。叙述的事情发生在1986年，当时我在成都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担任讲师。该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要求人们破除旧意识旧观念，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并把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四川日报》从该年10月7日起专门开辟《更新观念纵横谈》栏目，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以破旧立新，帮助人们树立新思想、新观念。
有感于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对金钱问题的困惑，我写了一篇题为《发展商品经济与“向钱看”》的千字文投递《四川日报》，旨在从理论上阐明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要把远大理想与现实的经济效益、经济目标结合起来，树立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文章得到报社编辑部的青睐，改文章题目为《搞商品经济要“向钱看”》，并由编者加上花边，发表在10月24日《四川日报》第一版的左下角。
《搞商品经济要“向钱看”》
事有凑巧，1986年10月下旬，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来到成都，参加由中国经济研究会、经济效益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发展中小、乡镇企业研讨会和提高中小企业素质、经济效益经验交流会”并发表讲话。11月2日，《四川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报道了于光远的讲话，并把讲话者引用他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前看，才能向钱看”一语，作为该报道的主题。
这两篇文章的标题都是谈“向钱看”的，见报的时间也很接近，且都排在头版较显著地位置，自然也就比较引人注意。可是，一经注意问题就出来了。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举国上下正在“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于是，1987年初，乍暖还寒时节，四川省委分管宣传口的某副书记在某次干部大会上不指名地批评这两篇文章，认为《四川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错误的。首先文章标题就有问题：《搞商品经济要“向钱看”》，资本主义才“向钱看”，我国是社会主义，怎么能“向钱看”呢？标题太刺眼了！都“向钱看”，那怎么得了？！不是全乱套了吗？其实，《搞商品经济要“向钱看”》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编者改的。改动的目的恐怕是为了使标题更简明而一语中的，文章更有说服力。我也认为编者这样改动很好（特别是我从事编辑工作以后，对此更有深刻体会：哪一篇脍炙人口的好文章，不是凝结着编者“甘为他人作嫁衣”的辛勤劳动而化腐朽为神奇的呢？）。
也许，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位省委领导只是随便说说，表表态而已。但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极“左”思潮甚嚣尘上，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再加上“文革”的遗风，使得社会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是脚踏实地去研究学问，而是习惯于揣摩领导意图，唯书唯上，一有风吹草动便兴风作浪。这样，省委书记的讲话便不胫而走，很快在学校甚至社会上传开，从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理论风波。有人不以为然，有人摇头叹息，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趁火打劫……一霎时，我似乎成了党校系统搞“自由化”的首要分子，默默无闻的我竟然与大名鼎鼎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一同挨批。呜呼！是其幸还是不幸？
值得庆幸的是，我所处的年代并不是“反右”和“文革”时期了，昔日“文字狱”的流毒和恶习尽管并未寿终正寝，但毕竟较过去开明多了。加上我所在单位的一把手，恰恰是一位熟悉经济理论的内行。面对校内外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这位领导是清醒的、明智的。他仔细阅读了我写的文章，认为文章提出的“向钱看”无非是说要重视经济效益，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以此鞭策生产，无可厚非；“向钱看”与社会主义道德并不矛盾，合法取利，劳动致富，这样的“向钱看”正是社会主义道德所要求的；同时文章把“向钱看”与“一切向钱看”区别开来，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他在党委会上明确表示，省委领导讲话一事不得再传，作者文章标题虽然有点过火，但看文章要看内容，文章内容是好的，与“自由化”无关，不得以此影响作者的预备党员转正和科研成果评奖等问题。
在当时条件下，说这些话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正是因为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大解放政策和路线的大气候，有了懂行的领导同志的保护，我才免于受到过去那种因言废人的厄运。1987年3月，我的预备党员问题在支部获得全票通过而按期转正，同时我还获得成都市党校系统首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1978—1986年）一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初，《瞭望》周刊在一篇编辑部综述“我与这十年（1979—1988）有奖征文”的文章中，专门提到我的《一次小小的理论风波》这篇文章，并给予较高评价。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当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我与这十年（1979—1988）有奖征文”活动中止评奖，我的这篇征文是极有可能获奖的。
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
弹指一挥间，又是30年过去了。今天来看《搞商品经济要“向钱看”》这篇文章是何等的肤浅，或者说文章只是宣传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常识而已。但真理恰恰是最简单、最朴实的。过去被我们批判的许多东西，现在都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批判错了的。历来中国社会，特别是官场处事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而和谐社会的要义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话说。人人有饭吃，这是民生问题；人人有话说，这是民主问题。2018年是“五四运动”99周年，继续高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旗帜，一个清明的社会当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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