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作者：王海光 于南
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十年文革结束，如何认识文革，摆到了历史转折的门槛上。毛泽东晚年始终坚持文革是基本正确的，认为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视为自己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因而，能不能打破“三七开”的框框，迅速走出文革的阴影，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路向选择。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时又高度评价这场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大会还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
当时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在内的一大批重返领导岗位的老干部，都是以待罪之身进行工作的，文革中加之于他们的罪名还没有澄清。同时，在“揭批查”运动中，揭露出来了大量文革中的人和事，如何定性处理，也都牵涉到对这场运动怎么看的问题。研究“三次路线斗争”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对文革十年历史做出个政治交代。
但在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大题目下，党内有着各种不同的动机。一类是想把文革的罪责全部推到林彪、“四人帮”那里，以维护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另一类则是要以实践为衡量历史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的罪错。“凡是派”和“实践派”就是这两者的代表。
研究党史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由刚刚复校的中共中央党校承担起来了。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首先开展了“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成为党内以实践标准评价文革的开篇之作，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礼堂上镶刻毛主席题写的"实事求是”
一、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思路的形成
中央党校在文革中是康生直接控制的重灾区。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他一面整顿学校管理，一面筹备秋季开学。他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要一个一个问题地搞。在就任后即创办《理论动态》，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中央党校确定了“两个为主”(学习马列原著为主，学员自学为主)的教学方针，开设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学说(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四门课程，编出了近百万字的马列著作选读本。在所有课程中，党史教学的难度最大。对于“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大家普遍信心不足。
胡耀邦对编写党史情有独钟。在中共中央第一次讨论党校工作时，胡耀邦即提出了编写党史的建议。5月19日，他在党校会议上又对编写党史作了具体部署：要大家提倡敞开思想，提倡争论，收集正反两方面的资料，争取在明后年搞出一个研究党史的计划大纲。胡耀邦自己应《人民日报》胡绩伟的要求，还编写过一个“十次路线斗争”的稿子。为帮助大家学习党史和总结历史经验，《理论动态》专门一期登载了苏共编写党史的情况。
在清理中共党史中，与拨乱反正直接关联的，还是“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但政治敏感性也最强。所以，在讨论党史教学中，一些人提出要多讲前八次，少讲后三次。胡耀邦断然否定了这种观点，强调党史教学就是“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
但是，要研究文革的历史，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毛泽东晚年错误，忌讳多多。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方案讨论了多次，意见很不统一。眼看开学在即，党史课的教学方案还是迟迟定不下来。
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听取党史和党建课的教学准备情况。教研室负责人缪楚黄、周逸先后作了汇报。缪楚黄说：党史课最大困难是“三无”。即：一是无党史定本；二是一些重大是非无定论；三是教员多年不搞教研无人能讲课。因此提出两个教学方案：一个是大部分同志去搞党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先放下；另一个是还搞党史，把一至八次路线斗争的稿子发给学员，然后着重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当时，大家对党史教学普遍信心不足，存在依靠外援的依赖心理。
当天，胡耀邦去见了邓小平，转告了一些老同志希望他挂帅编修党史的意见。邓小平认为由他出面不合适，要党校先搞起来。邓小平还给胡耀邦说：现在有两个风要很好抓一下，一个是学风，一个是文风。千篇一律，应景文章，无病呻吟。希望中央党校做好这件事。
第二天，胡耀邦再次来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工作和如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这次会议明确了中共党史的教学思路，就是要总结“三次路线斗争”。9月26日，党史党建教研室开会，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负责起草“三次路线斗争”的提要稿子。
10月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认真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在开学讲话中专门讲了编修党史的问题。他说：“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
胡耀邦戴着老花镜在办公室工作
二、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最后形成了两个初步研究方案。一个是讲三次路线斗争，另一个是只讲两次，着重说明林彪、“四人帮”是怎样破坏文革的。按照“十一大”的基调，研究方案对文革是充分肯定的。
12月2日上午，中央党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党史教学方案问题。在听取党史党建教研室的负责人汇报后，与会者直率地提出了批评意见。
胡耀邦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要立即收回，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走漏出去怎么办?文革一开始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没有按主席的想法搞，许多做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坐喷气式是主席思想吗?主席领导几十年，是这样的思想吗?主席历来不是这个思想。夺权，大部分干部都靠边站。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当时是方兴未艾，怎么排除得了?中央文件怎么选?不能贴标签。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错了就是错了。
他明确讲：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他还列举政治、经济、冤案错案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革造成了严重破坏。会上，胡耀邦明确表示了否定文革的态度。他说：“时间越久越看到‘四人帮’给党和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的深重，把党分裂了，群众分裂了，民族分裂了。”
与会者议论纷纷，敞开思想，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但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意见。
大家感到：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很大很重要，很不好讲，是全党关心的问题。按这个提纲讲，会更混乱。那么，要不要讲?怎么讲?有的说：有些问题党校解决不了，要中央作结论。有的说：这一期讲不讲?短短的时间，我们的水平行不行?胡耀邦、冯文彬等校领导的态度很明确。胡耀邦说：要讲！是怎么讲法。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要跳出框子，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冯文彬说：问题比较重要，也是全校学员关心的，必须研究，避也避不开。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应再说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没有这一条，根本不要干。按着现在的方案搞，越搞越糊涂。搞党史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尽管难，但时间不能拖，越早越好。例如“一月风暴”什么性质?我们看事实，不管那个电报主席看过没有。用客观事实作标准才是科学态度。
最后，胡耀邦提议，由哲学教研部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牵头，与搞党史的同志一道，一个月搞出新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左）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孙长江
12月10日，胡耀邦听取了吴江和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的汇报，正式确定了搞一个关于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的讨论提要。胡耀邦说：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是方法论。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要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脱离实际，断章取义，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他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会发生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求大家认真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写出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靠只言片语。
胡耀邦在这里提出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用实践作为检验历史是非的标准。这对于研究小组的成员来说，无异是一次醍醐灌顶。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了，起草工作进行得很快，一个月后，《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草稿)就搞出来了。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初稿呈报给胡耀邦。
“初稿”虽然还不能突破“十一大”的基调，如吴江所说“大都是陈言”，但已有了新的灵魂。“引言”中说：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被歪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这是首次明确提出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和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此时，中央已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月20日他在初稿上批示：“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000字，可扩充到30000字。”
于是，研究小组利用寒假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对初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充实，赶在春季开学前拿出了新稿。修改稿调整了某些章节内容，扩充到38000字左右。题目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
胡耀邦还提出了一个新意见：稿子先不上报中央，作为草稿先印发给第一期学员800多人内部讨论，征求意见，然后将提纲连同学员意见一并上报中央。再考虑如何着手编写。此议得到校党委扩大会议多数人的赞成。
胡耀邦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是他第一次审阅的修改文稿
三、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
1977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第一期学员有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和理论宣传干部班三种班次，分属一、二、三部，共807人。
第一期学员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在文革中先被打倒，后被“解放”的干部。有的是虽然被“解放”了，但没有安排工作的干部。有的是工农出身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的是选拔进领导班子的劳动模范。也有的是文革中犯过严重错误，不宜留在原岗位的干部。学员的境遇不同，学习心态和对问题的认识大不一样。
为了营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民主学风，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学员和教员宣布说：我们在教学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中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校内研讨问题一定要畅所欲言，讲真心话；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顾虑重重，不要讲违心之言。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学好理论，提高认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党性。
为了解除学员解放思想的顾虑，胡耀邦还宣布说：我们除了要认真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外，还要加一条：不装(档案)袋子，学员结业时不作鉴定。
当时的中央党校，是全党思想理论最活跃的地方。许多学员提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真正做到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使大家能敞开思想发表意见、讨论问题，希望中央党校能够带个头。
中央党校在课程设置上突出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内容。在哲学教学单元，着重从认识论的方面批判了文革中的个人迷信取代实践检验，以权力标准、语录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这些学习内容，都为“三次路线斗争”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根据冯文彬等人的意见，在1978年春季开学后，于3月6日召集部分省部级学员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听取对稿子的意见。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6人，其中有后来调任《光明日报》总编的杨西光。
1978年4月，在党的学说这门课程中，党史教研室将数易其稿的稿子正式铅印下发第一期三个班次的全体学员讨论，征求修改意见。题目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
《提要》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中共十一大肯定“文革”的政治框框，但在这个框框下填充进了许多新鲜的历史内容。其最有新意的思想成果，是提出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应遵循的三条原则。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第三，“应当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二条，即对实践标准的论述。它引用毛泽东“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的话为依据，说明“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如此旗帜鲜明地论述实践标准，用实践效果评价“文革”是非，是“文革”后的第一次。
《提要》对当时人们最为疑惑的两个问题——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论断、澄清“文革”以来重大路线是非与“捍卫和高举”的关系，都做出了新的解释，强调不要拘泥于这个“三七开”的数字，鼓励人们要敢于承认错误和实事求是地认识错误。并且说：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澄清事实真相和重大的路线是非，彻底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是目前所需要的“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最棘手的还是刘少奇的问题。“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全民大批判，强加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罪名。现在怎么看?吴江领导起草小组在研究中提出，要把刘少奇的问题与林彪、“四人帮”的问题从性质上区分开来，前者是党内路线问题，后者是反革命集团。
《提要》虽然还是延续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但一是肯定了毛主席的路线“始终占着统治的、主导的地位”，二是确定了刘少奇路线到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已告结束”，这就把刘少奇和造成“文革”大动乱的政治责任实际上区别开了。
第一期学员对“三次路线斗争”稿子的修改意见非常认真，讨论十分热烈。大家对编写《提要》总体上是认可的。认为：“这个材料虽然还是初步的东西，但毕竟提供了线索”，为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意见，对澄清思想、分清路线是非有很大帮助。“尽管有些问题写得不够，但大方向是对头的”，是个很好的开端，等等。对党校发动学员集体讨论征求意见的做法，大家也是肯定的。认为“先搞个稿子，提出若干问题，然后广泛征集意见再着手编写，这个办法是很好的”。有的还提出“有必要全党来进行总结”。
学员们对“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的研究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许多小组反映：“这一条很重要，是正本清源，要把它说得更充分一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需要突出强调”。有的建议还要加上“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的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不然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代价就白费了”。有一位高级班学员明确地说：“不能拿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文件作最后标准，应以斗争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不满意的意见也不少，许多还是相互对立的。如一些人提出：稿子讲负面的东西多了，“看不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有的则认为：稿子对文革的错误揭露不够，回避了许多问题。有的赞扬说：党校做了有益的拨乱反正的工作，“突破了思想禁区”，启发大家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有的则批评说：稿子要求大家敞开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但自己却回避了许多问题，心有余悸。还有学员鼓励作者说：“是真理就不怕辩论，怕辩论就不是真理，不能回避要害”。
在这次大讨论中，还没有人公开提出否定文革，大家都是以设问的方式对文革的具体问题提出质疑。很多问题都突破了“十一大”的框框，有些设问实际已经在指向毛泽东了。这些意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党内对文革的不满情绪。
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最大困难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不清楚，具体材料不足。有些学员还把相关史实编出了数字串串。如：“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五一六通知、六一大字报、七二〇武汉事件、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九大”新党章、十月的胜利。大家强烈要求搞清楚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这实际上是党内干部对知情权的民主要求。
四、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深入
中央党校进行“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是胡耀邦为否定文革破题的一篇大文章。这场大讨论，打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旗帜，充分发扬了民主，给学员们带来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洗礼。虽然讨论稿本身还非常粗糙，在讨论中也有不少僵化的观念，但是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往往要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人们可以不同意某些观点，但不能不去思考。
事实上，只要能够平等地讨论，很多问题的是非曲直自会清楚的。有些学员后来回忆时说：尽管这次讨论还没有完全否定文革，但对他们思想解放推动极大。一旦学员接受了以实践为标准、事实为依据，对文革的肯定也就变成了一张被抽象出来的政治蒙皮。这正是这场讨论最大的成功之处。
根据学员提出的意见，研究小组整理出了一份综合材料，并于5月17日报送给了校党委。校党委将《提要》征求意见稿连同整理出的学员意见，转送给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经过汇总整理的学员意见材料，集中表达了党内对文革日益强烈的否定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再沿用过去的传统政治模式——搞出几个路线斗争的头子作为政治失误的替罪羊——实际上已经很难立得住了。
学员在讨论中反映的意见，也暴露了当时人们是非标准的混乱。有的意见明显地带有“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有的在“完整准确”和“实践标准”的关系上陷入二元论，有的对以实践检验真理的认识还很有些歧义。因此，胡耀邦和他的理论助手们意识到，必须要进一步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把这次大讨论推向全国。
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刚刚在中央党校接受了“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的思想洗礼。他在众多来稿中敏锐地发现了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的特殊价值，遂与正在着手这项工作的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合作，对该文进行了全面修改，修改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突出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1978年5月，《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该文，引发了一场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
真理标准大讨论兴起后，1978年6月，中央党校第二期高级班和中级班开学。“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参考一期学员的意见，提出了新的《提要》修改方案，要求列为党史的一门常设课程。12月23日，新的修改稿报送给了胡耀邦。
此时，胡耀邦正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里会外非常忙碌。12月26日，胡耀邦对报告批示：“我没有时间看了。可能问题多一点是如何评价刘少奇错误路线问题(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夸大这次路线斗争)。这没有关系，拿给大家讨论去，议论纷纷，有好处。”
新修改的征求意见稿，吸取了第一期学员的意见和建议，借鉴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成果，理论更为彻底，表述更加明确。
新稿把初稿的三条研究原则拓展为四条。即：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二、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第三、要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第四、对于文化大革命应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第二条和第四条是重点。
第二条体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成果，突出强调了实践的“唯一”性。第四条是新添加的一条，明确提出要敢于去揭文革疮疤。“如果不顾事实，不作分析，禁区处处，讳莫如深，把缺点当美德，把错误当成果，那绝不是什么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继续保护错误路线造成的灾难和恶果”。
新稿着重阐述了“左”的危害性。指出：过去党内流行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等等一些说法，“是极其错误和极其有害的”；认为文革的党内斗争大抓大斗，逼供信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谣诬陷，无限上纲，“冤案、错案、假案之多，被迫害致死的人数之多，都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
新稿中对发扬民主的反思，是相当深刻的。照录如下：“要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首先是要让人民群众讲话。不仅允许讲符合各领导人口味的话，符合‘长官意志’的话，而且允许讲不同意见的话，批评的话，甚至骂人的话；不仅允许讲正确的话，而且允许讲不那么正确甚至错误的话(讲错了可以批评、教育，但不要戴帽子，打棍子，真正实行‘言者无罪’)；不仅允许坚持真理，而且允许改正错误；不仅允许批评，而且允许反批评(但只能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允许‘无限上纲’，以势压人)。特别重要的是，不仅要有批评已经下台的刘少奇的权利，而且要有批评当时正在台上的林彪、‘四人帮’的权利。不仅要有批评林彪、‘四人帮’的权利，而且要有批评任何野心家、阴谋家的权利。不仅要有批评机会主义头子的权利，而且要有批评任何领导者的错误的权利。没有这些条件，没有这些规定，没有这些保证，所谓民主就是一句空话。人民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人民当家做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吗?”
但是，由于新稿的成稿时间较早，没有来得及充分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成果。
中央党校第二期学员，高级班是223人，中级班是985人，两班共计1208人。学习期限是从1978年6月到1979年1月。第二次“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是在这两个班次进行的。
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给中央党校全体人员传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其中讲到：为了搞好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要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必须分清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功过是非。这次中央会议解决了彭老总、陶铸、彭真、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还有同志问，还有刘少奇那个叛徒、内奸、工贼算不算数?有没有?这我还说不清楚，没有看材料，估计大体不可靠。
1979年1月5日到9日，一、二部学员讨论了修改后的“三次路线斗争”提要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精神鼓舞下，大家畅所欲言，思想十分活跃。
这次讨论已与上次的情况很不相同。第一次的讨论稿，还不能完全突破“十一大”的政治禁区，但仍有许多学员提出意见，指责稿子对文革的必要性和成绩肯定不够。这次的《提要》修改稿，否定文革的倾向更明确了，理论分析更深入了，叙述也更顺畅了，但学员们反而是普遍感到不满意，认为思想还不够解放，写得不好。这个巨大反差，正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党内思想解放的新气象。
学员们认为：“《提要》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总结，距离还比较大，存在问题很多。主要问题是：写的较早，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不够，思想不够解放，观点不够充分，材料不够充分；没有冲破禁区，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没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观上可能是为了维护旗帜，回避的东西太多，特别是不敢写毛主席的缺点错误，不能做到是非、功过、赏罚分明，水落石不出，字到纸上留几句；总结经验教训也一般化，不深刻，阐明规律性的东西不够。”
大家的意见是：“这个稿子不是小修小补就能用的，必须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精神，把思想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动大手术，重写此稿”。学员们还提出：党的路线斗争，不要编号排列，而应按照发生的事实，是什么就写什么。排次数的方式不科学。
大家还对如何写好文革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主要有：1.必须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准，实事求是。关键是打破禁区，丢掉思想枷锁，解放思想。2.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大量积累资料，把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情搞清楚。对搞党史研究的同志，要开放档案馆，要给他们看一切必要的材料，如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重要记录、专案审查材料。事实不搞清楚，就没法写历史。3.应该发动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起来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有的小组还建议，把“八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文件，全部汇集成册，供党内一定范围和党史工作者研究讨论。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形势和第二期学员的讨论情况，以“三次路线斗争”为框架的教学体系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拨乱反正的要求了。但是，研究文革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又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刘少奇的问题必须搞清楚。不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彻底清算过去长期的“左”倾路线，全党正在开展的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是难以彻底的。
1979年2月6日，中共党史教研室向校党委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研究文革的新思路。报告说：“三次路线斗争”征求意见稿已不能适应学员需要，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建议从研究小组抽调人员，暂借调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帮助工作，借参加专案工作之便，进行专题研究，一举两得。校党委批准了这份报告。
在胡耀邦亲自指导下的中央党校两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反映了在“扭转乾坤的两年”中党内思想剧变的情况。第一次大讨论，首倡实践是检验真理和路线是非的标准，为全党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鸣响了前奏曲。第二次大讨论，本身可以说是劳而无功，但就历史而言，这正是进步的“扬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思想解放潮流中，“三次路线斗争”的话语成了历史，改革开放的话语成为时代最强音。
胡耀邦与秘书陈维仁（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在交谈
虽然，随着“三次路线斗争”命题的被否定，一个旧时代的历史从此跨越过去了，但这场大讨论的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意义，敢于直面惨淡历史的巨大勇气，已经定格在历史之中。在这两次大讨论中反映的意见和对文革教训的总结，直接帮助了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若干政治生活准则》的制定。也为后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四千人大讨论，起了某种历史铺垫的作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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