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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丨1979年专题调研:不能再走国"富"民穷的老路了

马雅 新三届 2019-06-06

背景材料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对我国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1979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国务院财经各部的负责人和在京做理论工作的同志一起,分成四个组,研究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结构、引进技术和现有企业的现代化、经济理论与方法这几个问题,由张劲夫、马洪、汪道涵、于光远分别主持各个专题。

 

原题

不能再走

国“富”民穷的老路了



作者:马雅



当时中国的经济概况         


解放以前,中国的工业只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0%,到了文革结束两年以后的1978年,工业的比例占了72.2%,而且钢产量已达到3100万吨。然而,我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还排名在100位之后。

         

在1950-1978年期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5%,其中工业增长13.5%,农业增长4.3%。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日本,也不过是12. 04%;  苏联其次,为9.5%;美国仅4.5%。在1951-1978年期间,农业的增长速度,苏联只有3.6%,美国只有1.8%。


这说明,与其他大国同期比较,我国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并且,在同一时期,我国的固定资产增加了4000多亿元,流动资金增加量也很大。但是,许多别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而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很缓慢,吃、穿、用、住都十分紧张。这表明,一方面我国的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国家仍然贫穷,人民的生活仍然相当困难。

        

从1949-1957年8年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4.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2.7%;“一五”时期,实际工资年均增长5.5%。但是,在1958-1978年的21年间,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比1957年以前的8年大幅度下降了:工农业生产总值,从年均增长14.6%降到7.6%;国民收入,从年均增长12.7%降到5.4%;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实际工资,从年均增长5.5%下降为负6%,实际工资降低了。

        

显然,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存在着这样几对突出的矛盾: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了,可国家没有富起来;国家的生产发展得相当快,可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大;而且在1957年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不如1957年以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马洪和孙尚清受命所负责的经济结构组,带着这几个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的问题,从整顿经济结构的角度,对中国和世界的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比较,试图从中找出答案。

         

他们发现,自从1958年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以后,我国不切实际地追求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量的高指标,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形成了“重、轻、农”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尽管在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局面有所改善;但到了文革期间,我国的重工业越来越重,轻工业越来越轻,农业越来越不能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加上闭关锁国,更使得局面每况愈下。其结果,我国的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所出的产品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不能直接使用的中间产品多,而能供给人民生活消费使用的终极产品少。其结果,人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却长期得不到实惠,使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挫伤。

        

长期以来,“以钢为纲”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成了天经地义,无论如何也碰不得的教条;谁对此稍有疑问,就会被戴帽子、打棍子,甚至有灭顶之灾。即使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当人们试图重新评价“钢铁元帅”时,仍然好像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似的。这说明党内的阻力之大,说明干部中存在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

         

当经济结构组的研究人员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时,他们发现在1958年我国贸然决定把钢产量翻一番,由年产535万吨迅速增到1070万吨。但在现实中,这个指标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甚至把不合格的钢也算在一起,最后完成的产量还不到800万吨。然而,到了1959年,我国又要把指标从1070万吨猛增到3000万吨;后来压缩到1400万吨,才勉强完成了任务。可1960年却更上一层楼,干脆把指标定成2000万吨,并且非完成不可。


尽管这个2000万吨的高指标不是出自农业的需要,不是出自轻工业的需要,也不是出自重工业本身的需要,但这个高指标迫使国民经济的其他各个部门全面让路,导致了全国生产大幅度下降,使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回顾历史,如果没有这20年的“以钢为纲”,如果按照正常指标生产,每年增长200-300万吨钢,我国1978年钢的年产量应当是6000多万吨,而不是3100万吨。

        

既然20年来我国一直“以钢为纲”,而且我国钢的年产量在1978年达到了3100万吨,所以,拿年产3000万吨钢,可以作为研究人员一个重要的参数,来进行比较:美国达到这个指标时是1912年,苏联是1951年,西德是1959年,日本是1963年。结构组的同志们认为,以世界上这几个钢铁生产大国年产3000万吨钢时的经济情况,与我国产钢3000万吨时的经济情况作比较,将有助于研究和探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


与其他几个大国年产3000万吨钢时经济概况的比较

         

就农业来说,在年产3000万吨钢时,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美国比中国高8倍,西德和苏联比中国分别高3.5倍和1倍,日本虽然耕地面积比中国少,仍然比中国高60%。当时,我国城市居民的口粮约30%依靠进口,农村里相当一部分人的口粮还不够吃;我国每年要花大量的外汇进口食用油、糖和棉花,以供应国内的消费。我国即使花费了1/5以上的有限外汇,来进口这些农业基本产品,可我国人民的粮、油、糖的定量还很低。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中的农业,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就轻工业来说,在年产3000万吨钢时,按人均计算,苏联生产的棉布、棉纱、纸比中国高0.5-1倍;西德生产的自行车、棉布、缝纫机比中国高1-2倍,手表和纸比中国高10倍,电视机、塑料、化纤比中国高几十倍;日本轻纺工业的产品则比中国高得更多。近年,虽然我国政府给农产品提了价,给职工涨了工资,可是工农群众有钱买不到东西,社会购买力和市场供应能力差额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这说明了在我国经济结构中,轻工业很落后,与我国整个经济不相适应。

        

 就技术设备制造来说,以上涉及的国家,当年产3000万吨钢时,其技术设备的制造,除了满足本国的需要以外,都可以有大量成套设备的出口。比如苏联在我国“一五”时期所提供的156项成套设备。可现在,无论北京燕山化工总厂,还是武钢、宝钢,许多大的、复杂的设备,我国都不能自己生产,而是依靠进口。

         

就钢材的自给程度来说,在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时,以上提到的国家都是钢材的净出口国了。净出口钢材占产量的百分比:日本为20.5%,西德为15.6%,苏联为2.4%。中国1978年出口钢材45万吨,而进口钢材却相当于产量的37.1%。

         

就能源消耗来说,在年产3000万吨钢时,我国的发电量是2566亿度,比当年的美国高9倍,比苏联、西德、日本都高1倍,但我国仍然缺电,几乎1/3的工厂都因为缺电不能正常开工。而将我国消耗的能源煤、油、天然气、电折合成标准煤计算,合7000大卡,比当时的日本高2.9倍,比西德高2.1倍。1978年,日本的能源消耗总量仅为我国的77%,但它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比我国高3.9倍。

         

以上数据和事实表明了,尽管我国花费了那么多的能源,使用了那么多的钢铁,却事倍功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何在?虽然各国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经过比较,结构组的同志们得到了某些启发:我国目前存在的困境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有关,其中农业和轻工业大大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重工业内部的结构也自相矛盾。正是由于这种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更大发展,致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


当时我国经济结构具体存在的问题

         

在达到初步共识以后,马洪、孙尚清和结构组的其他同志们,对解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历史、现状作了更深入、细致的调查。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具体的事实,就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研讨和论证。


产业结构:

      

我国农业强调“以粮为纲”,长期忽视了经济作物的重要作用,忽视了不同地区农、林、牧、副、渔各具特色的多种经营。由于一味追求粮食的生产,把森林和草原变成农田,破坏了生态,像黑龙江省就出现了从前没有过的干旱;许多地方又为了粮食的高产单施化肥,不配合施用有机肥料,引起了土地板结、土壤质量下降,最终连粮食增产的目的也实现不了。这种不顾区域的自然条件单一种植的结果,使得我国人民的饮食结构以粮为主,缺乏应有的肉、鱼等动物蛋白的供应。


同时,猪肉是我国最大的肉食,但是猪也食粮,与人争粮。其实,我国的草原面积有40多亿亩,耕地面积只有6亿亩,如果充分利用草原的优势,不但可以保护生态,还可以增加其它肉类的产量,有助于改善饮食结构,提高人民的营养。此外,我国的淡水养殖面积不到1亿亩,利用率又仅为30%;虽然每亩水面生产的蛋白质,远远高于每亩粮食所产,但因为生态不佳,加上缺乏科学的养殖方法,我国目前鱼塘的养殖率很低。所以,农业发展要考虑综合平衡。

          

我国的重工业强调“以钢为纲”,于是冶金工业只搞黑色金属,不搞有色金属。其实钢铁的冶炼须有一系列的合金材料,否则炼不出好钢。另外,还存在采矿和冶炼、冶炼和轧制之间的合理安排。在正常情况下,轧钢能力应大于炼钢能力,但目前我国的轧钢能力小于炼钢能力。在日本,初轧至少需要三十几道工序,而鞍钢只轧9道,所以按国际标准衡量,鞍钢轧出来的钢材不合格。即使这样,有些锭子还是轧不出来,以至于鞍钢的锭子要千里迢迢地送到攀钢去开坯,然后再运回鞍钢轧钢,如此往返周折,造成极大的浪费。


我国的机械工业,总是把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分得一清二楚,井水不犯河水。是否应当考虑在计划的指导下,作市场调节,给企业一些主动性,并给以一定的物质利益,来鼓励企业按市场的需要,来生产一些人民生活的耐用品?目前我国的军工和民用工业是两张皮,  这在和平时期是极大的浪费。解决的办法是,当产品性质近似时,可使用同一条生产线。日本的“日立”,既可以生产微机、电视机一类小型产品,又可以生产核电站和航天的大设备,没有军工、民用,或重工、轻工的明确划分。日本的“大通”特种钢厂,规模与首钢相似,但它每年除生产数百万吨钢铁外,还生产菜刀和剪刀,销售海内外。


所以,我国的机械工业应当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大力发展民用工业,寓军于民,以民养军,来壮大我国的国防工业。这些都涉及合理的结构安排问题。煤炭工业中要考虑采掘和采煤机械的制造的比例,能源工业要考虑煤、油、天然气、核能、太阳能等的合理构成。再比如,虽然我国许多工厂由于动力不足,无法正常开工,可现在积压在矿山里的煤矿就有1000多万吨,由于火车不够而拉不出来。因此,如何通过解决交通运输来解决能源的供应,也与经济结构有关。

 

技术结构:

      

与产业结构联系紧密。我国的特点是劳力多,所以,在现有的条件下,我国的自动化、半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仍需要与手工操作结合起来,仍需要提倡手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仍需要大力提倡集体所有制,因为其中所涉及的大部分是手工劳动或半机械化劳动。

         

这些年来,全国有不少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等“五小工业”,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不能抵偿其消耗。全国35万多个企业,亏本的有1/4,损失约40个亿,其中“五小工业”亏损约22个亿。本来生产技术的发展,普遍是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因此,“五小工业”那种由大到小,由洋到土的做法是否得当,颇值得研究,否则能源的消耗就降不下来。在我国目前能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样大量浪费能源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


经济组织的结构:

      

包括专业化、联合化的组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大、中、小企业的关系。企业规模要视生产特点和专业化程度而定,宜大则大,宜小则小,而且不应硬性按行政区域划分。


所有制结构:

      

包括全民、集体、个体所有制的关系。目前不少企业的经济效果,全民赶不上集体,其原因之一是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而全民所有制统负盈亏。是否允许集体所有制占更大的比重?是否允许全民所有制自负盈亏?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产品结构和进出口产品的结构:

      

我国目前的产品很多,但终极产品有限,而计算产值时,甚至把次品和废品也包括在内。怎样提高高精尖和最终产品的比例?怎样改善我国进口的产品结构?怎样增加我国的出口和改善出口结构?据1978年统计,我国的出口产品中,农业占28%%,轻工业占47%,重工业占25%。重工业产品中主要是原材料出口。我国的机器出口只占2.7%,在世界及其贸易中只占0.07%,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而日本人认为最赚钱的是成套设备的出口。


我国目前出口的原油,如果将其加工成汽油、煤油、柴油,即可提高3倍的价钱;如果综合利用,制成石油化工产品,即可提高8倍的价钱。比如出口的钨砂,一吨7000美金,如果炼成钨金,一吨值2万多美元,如果制成合乎国际标准的钨丝,则价值77万美元。我国现在不能出口钨丝,是因为尚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技术,所以,我国应当引进一些与此相关的技术。


再比如山羊绒,是我国热门的特产。如果能把这种原料制成羊毛衫,就会价钱倍增。但我国90%的山羊绒以原料出口,而我国出口的羊毛衫则由于质量不高,在国外被放到低档货柜;可是日本和英国用我国山羊绒制成的羊毛衫,价钱分别比我国的高2或3倍。所以,要改变结构,多出口工业品,少出口农业品;工业品中要大大增加经过加工的高级产品,少出口原料和粗加工产品。


就业结构:

       

产业结构分成三类,第一类为工农业,第二类为轻工业,第三类为包括商业、交通、金融、教科文卫等意义广泛的服务业。就业结构也按此划分。普遍的规律是,经济越发达,技术越进步,第三类产业就业人数就越多。然而,我国当前仍应容纳更多的第三类就业,这并非我国的技术经济水平已高,却是因为多年来忽视服务业,第三类就业的比例从1957年的1.2%,下降到1978年的0.6%,致使城市的生活服务业大大落后于人民生活的需要。但从近20年这么一个较长的时期看,就业面的扩大主要还靠生产的发展,即第一类、第二类产业的增长。当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达,第三类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会逐年增加。


投资结构:

      

这涉及今后的投资方向:各产业之间的、建设生产和消费生产之间的、新建企业与改造更新旧企业之间等等的分配比例。我国眼下的投资重点放到了建设新的企业,对于原有的30万个企业的改造没有考虑。这些原有企业的基金来源于大修理的折旧费,可是折旧率很低,对折旧基金的使用又卡得很死。所以,老企业的改造有资金上的困难。今后应当以相当大的投资,专门用以改造现有的企业,因为这样来实现企业的现代化,花钱少,见效快。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种投资应当由银行向企业直接贷款,而不是由国家直接拨款。


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

       

长期以来,各省、地、市搞“大而全”、“小而全”,没有因地制宜,发挥各地特有的自然优势和经济优势。另有文章专门阐述。


价格结构:

      

涉及工农产品的比价、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比价,计划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的关系以及制定价格的依据。价格的合理与否,对人民的生活、消费影响尤大。以匈牙利为例,其生产资料10%采用固定价格,30%采取浮动价格,60%采取自由价格;生活资料则30%采取固定价格,大大超过生产资料,浮动价格占40%,自由价格只占30%,所以基本上稳定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我国的情况相反,生产资料的价格总是稳定,生活资料名义上基本稳定,实际上有上涨的趋势。虽然对消费价格作适当调整是必要的,但有的价格提得过高,不少单位便把提价作为扭亏为盈的手段,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


积累与消费的结构:

      

经济结构同积累与消费的结构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只搞重工业,不搞或少搞农业、轻工业,或者重工业不为农、不为轻,也不尽可能地生产耐用消费品,那怎能提高消费呢?而消费提不高,最终又会影响积累。因为积累率的提高,不是从压缩消费、降低人民生活中找出路的,而是应从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中找出路,这就是“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

          

一五时期,我国的全部基建投资中,生产性的基建投资占71.7%。非生产性的投资占28.3%。由于这个比例基本上符合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生产建设的速度比较快,人民的生活也得到显著改善。但在二五时期,生产性建设投资上升到86.8%。非生产性投资下降到13.2%,往后也一直没有提高。一五时期对住房的投资占总投资的9.1%,而在二五时期的1976年,住房投资下降到6%。因此,1977年我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米,比1952年的4.4平米还少了0.9平米。


这导致了城市缺房户高达626万户,约占城市总户数的37%。因此,“几代同堂”的现象严重。总之,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目的,其一是增加消费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二是增加生产资料,扩大基本建设。可后者还是为了前者,因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最终还是为了消费资料的生产,还是为了人民的福利。

         

而当时我国长期偏重生产资料的生产,不重视人民生活消费品的生产。这是我国长期以来生产增长不快、积累不多、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国积累和消费关系失调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才能逐步解决以上诸种问题。


中国必须作经济结构的调整

         

通过实事求是地调研,结构组的结论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处理好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我国当时有9亿多人口,80%以上在农村,农民是个大头。要是农民有吃有穿,年年生活改进,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重工业要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重工业内部也要以此来安排自身的发展。所以,我国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以钢为纲”、“重、轻、农”的不合理结构,逐步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使农业能基本满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使轻工业能适应广大群众生活日益改善的需要;使重工业能改变成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为技术改造服务,其自身也能得到协调的发展。同时,要使交通运输能真正成为先行,来保证经济发展必需的能源供应。

         

为了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把我国的经济局面扭转过来,马洪和结构组的同志们认为,应当克服长期存在的“速成论”,认真清理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错误思想,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来确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走出一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而通过调整,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稳健、效益良好,使我国人民年年得到实惠。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变。


马洪,1982年

 

笔者的话


为了人民的福利,这在马洪不是一句空话。他于同一时期发表的《满足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使命》这篇文章中,作过专门的论述。马洪出生于北方偏远的农村,16岁就去铁路做工;几十年来的上上下下,使他不忘老本,始终与普通群众保持着联系。1961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做调查时,马洪常与工人们谈心。因为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除了了解与企业管理有关的规章制度的问题以外,还很关心工人的粮食定量和他们的饭够不够吃饱。


由于马洪长期关注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文革后他对我国虽有283万台机床(居世界第五位),可老百姓有钱也买不到自行车和缝纫机的这种怪现象,进行了认真反思。1987年在他主持“中國轎車”論證期間,馬洪特地走訪了二汽附近的農村。当他訪問一戶農家时,发现兄弟二人輪流出面接待,令他很奇怪。後來追问才知道,原來這兄弟倆不得不共用一條褲子。


當時解放已三十年多了,面對農民的困苦,馬洪十分慚愧。由於他自己也來自農村,出身窮苦,所以對老鄉們的困境有感受。馬洪痛感改革必須推進,並且必須給老百姓帶來实惠。


马洪晚年住院,每当来探望他的同志和家人提起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的状况时,他总是十分不安。马洪反复扪心自问:当初参加革命,现在推行改革,不都是为了工农大众能过上好日子吗?


这是一段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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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马洪长女。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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