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丨1979年专题调研：不能再走国"富"民穷的老路了

马雅新三届 2019-06-06

背景材料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对我国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1979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国务院财经各部的负责人和在京做理论工作的同志一起，分成四个组，研究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结构、引进技术和现有企业的现代化、经济理论与方法这几个问题，由张劲夫、马洪、汪道涵、于光远分别主持各个专题。

原题

不能再走

国“富”民穷的老路了

作者：马雅

当时中国的经济概况

解放以前，中国的工业只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0%，到了文革结束两年以后的1978年，工业的比例占了72.2%，而且钢产量已达到3100万吨。然而，我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还排名在100位之后。

在1950-1978年期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5%，其中工业增长13.5%，农业增长4.3%。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日本，也不过是12. 04%; 苏联其次，为9.5%；美国仅4.5%。在1951-1978年期间，农业的增长速度，苏联只有3.6%，美国只有1.8%。

这说明，与其他大国同期比较，我国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并且，在同一时期，我国的固定资产增加了4000多亿元，流动资金增加量也很大。但是，许多别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而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很缓慢，吃、穿、用、住都十分紧张。这表明，一方面我国的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国家仍然贫穷，人民的生活仍然相当困难。

从1949-1957年8年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4.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2.7%；“一五”时期，实际工资年均增长5.5%。但是，在1958-1978年的21年间，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比1957年以前的8年大幅度下降了：工农业生产总值，从年均增长14.6%降到7.6%；国民收入，从年均增长12.7%降到5.4%；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实际工资，从年均增长5.5%下降为负6%，实际工资降低了。

显然，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存在着这样几对突出的矛盾：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了，可国家没有富起来；国家的生产发展得相当快，可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大；而且在1957年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不如1957年以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马洪和孙尚清受命所负责的经济结构组，带着这几个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的问题，从整顿经济结构的角度，对中国和世界的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比较，试图从中找出答案。

他们发现，自从1958年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以后，我国不切实际地追求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量的高指标，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形成了“重、轻、农”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尽管在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局面有所改善；但到了文革期间，我国的重工业越来越重，轻工业越来越轻，农业越来越不能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加上闭关锁国，更使得局面每况愈下。其结果，我国的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所出的产品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不能直接使用的中间产品多，而能供给人民生活消费使用的终极产品少。其结果，人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却长期得不到实惠，使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挫伤。

长期以来，“以钢为纲”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成了天经地义，无论如何也碰不得的教条；谁对此稍有疑问，就会被戴帽子、打棍子，甚至有灭顶之灾。即使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当人们试图重新评价“钢铁元帅”时，仍然好像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似的。这说明党内的阻力之大，说明干部中存在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

当经济结构组的研究人员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时，他们发现在1958年我国贸然决定把钢产量翻一番，由年产535万吨迅速增到1070万吨。但在现实中，这个指标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甚至把不合格的钢也算在一起，最后完成的产量还不到800万吨。然而，到了1959年，我国又要把指标从1070万吨猛增到3000万吨；后来压缩到1400万吨，才勉强完成了任务。可1960年却更上一层楼，干脆把指标定成2000万吨，并且非完成不可。

尽管这个2000万吨的高指标不是出自农业的需要，不是出自轻工业的需要，也不是出自重工业本身的需要，但这个高指标迫使国民经济的其他各个部门全面让路，导致了全国生产大幅度下降，使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回顾历史，如果没有这20年的“以钢为纲”，如果按照正常指标生产，每年增长200-300万吨钢，我国1978年钢的年产量应当是6000多万吨，而不是3100万吨。

既然20年来我国一直“以钢为纲”，而且我国钢的年产量在1978年达到了3100万吨，所以，拿年产3000万吨钢，可以作为研究人员一个重要的参数，来进行比较：美国达到这个指标时是1912年，苏联是1951年，西德是1959年，日本是1963年。结构组的同志们认为，以世界上这几个钢铁生产大国年产3000万吨钢时的经济情况，与我国产钢3000万吨时的经济情况作比较，将有助于研究和探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

与其他几个大国年产3000万吨钢时经济概况的比较

就农业来说，在年产3000万吨钢时，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美国比中国高8倍，西德和苏联比中国分别高3.5倍和1倍，日本虽然耕地面积比中国少，仍然比中国高60%。当时，我国城市居民的口粮约30%依靠进口，农村里相当一部分人的口粮还不够吃；我国每年要花大量的外汇进口食用油、糖和棉花，以供应国内的消费。我国即使花费了1/5以上的有限外汇，来进口这些农业基本产品，可我国人民的粮、油、糖的定量还很低。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中的农业，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就轻工业来说，在年产3000万吨钢时，按人均计算，苏联生产的棉布、棉纱、纸比中国高0.5-1倍；西德生产的自行车、棉布、缝纫机比中国高1-2倍，手表和纸比中国高10倍，电视机、塑料、化纤比中国高几十倍；日本轻纺工业的产品则比中国高得更多。近年，虽然我国政府给农产品提了价，给职工涨了工资，可是工农群众有钱买不到东西，社会购买力和市场供应能力差额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这说明了在我国经济结构中，轻工业很落后，与我国整个经济不相适应。

就技术设备制造来说，以上涉及的国家，当年产3000万吨钢时，其技术设备的制造，除了满足本国的需要以外，都可以有大量成套设备的出口。比如苏联在我国“一五”时期所提供的156项成套设备。可现在，无论北京燕山化工总厂，还是武钢、宝钢，许多大的、复杂的设备，我国都不能自己生产，而是依靠进口。

就钢材的自给程度来说，在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时，以上提到的国家都是钢材的净出口国了。净出口钢材占产量的百分比：日本为20.5%，西德为15.6%，苏联为2.4%。中国1978年出口钢材45万吨，而进口钢材却相当于产量的37.1%。

就能源消耗来说，在年产3000万吨钢时，我国的发电量是2566亿度，比当年的美国高9倍，比苏联、西德、日本都高1倍，但我国仍然缺电，几乎1/3的工厂都因为缺电不能正常开工。而将我国消耗的能源煤、油、天然气、电折合成标准煤计算，合7000大卡，比当时的日本高2.9倍，比西德高2.1倍。1978年，日本的能源消耗总量仅为我国的77%，但它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比我国高3.9倍。

以上数据和事实表明了，尽管我国花费了那么多的能源，使用了那么多的钢铁，却事倍功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何在？虽然各国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经过比较，结构组的同志们得到了某些启发：我国目前存在的困境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有关，其中农业和轻工业大大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重工业内部的结构也自相矛盾。正是由于这种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更大发展，致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

当时我国经济结构具体存在的问题

在达到初步共识以后，马洪、孙尚清和结构组的其他同志们，对解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历史、现状作了更深入、细致的调查。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具体的事实，就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研讨和论证。

产业结构：

我国农业强调“以粮为纲”，长期忽视了经济作物的重要作用，忽视了不同地区农、林、牧、副、渔各具特色的多种经营。由于一味追求粮食的生产，把森林和草原变成农田，破坏了生态，像黑龙江省就出现了从前没有过的干旱；许多地方又为了粮食的高产单施化肥，不配合施用有机肥料，引起了土地板结、土壤质量下降，最终连粮食增产的目的也实现不了。这种不顾区域的自然条件单一种植的结果，使得我国人民的饮食结构以粮为主，缺乏应有的肉、鱼等动物蛋白的供应。

同时，猪肉是我国最大的肉食，但是猪也食粮，与人争粮。其实，我国的草原面积有40多亿亩，耕地面积只有6亿亩，如果充分利用草原的优势，不但可以保护生态，还可以增加其它肉类的产量，有助于改善饮食结构，提高人民的营养。此外，我国的淡水养殖面积不到1亿亩，利用率又仅为30%；虽然每亩水面生产的蛋白质，远远高于每亩粮食所产，但因为生态不佳，加上缺乏科学的养殖方法，我国目前鱼塘的养殖率很低。所以，农业发展要考虑综合平衡。

我国的重工业强调“以钢为纲”，于是冶金工业只搞黑色金属，不搞有色金属。其实钢铁的冶炼须有一系列的合金材料，否则炼不出好钢。另外，还存在采矿和冶炼、冶炼和轧制之间的合理安排。在正常情况下，轧钢能力应大于炼钢能力，但目前我国的轧钢能力小于炼钢能力。在日本，初轧至少需要三十几道工序，而鞍钢只轧9道，所以按国际标准衡量，鞍钢轧出来的钢材不合格。即使这样，有些锭子还是轧不出来，以至于鞍钢的锭子要千里迢迢地送到攀钢去开坯，然后再运回鞍钢轧钢，如此往返周折，造成极大的浪费。

我国的机械工业，总是把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分得一清二楚，井水不犯河水。是否应当考虑在计划的指导下，作市场调节，给企业一些主动性，并给以一定的物质利益，来鼓励企业按市场的需要，来生产一些人民生活的耐用品？目前我国的军工和民用工业是两张皮，这在和平时期是极大的浪费。解决的办法是，当产品性质近似时，可使用同一条生产线。日本的“日立”，既可以生产微机、电视机一类小型产品，又可以生产核电站和航天的大设备，没有军工、民用，或重工、轻工的明确划分。日本的“大通”特种钢厂，规模与首钢相似，但它每年除生产数百万吨钢铁外，还生产菜刀和剪刀，销售海内外。

所以，我国的机械工业应当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大力发展民用工业，寓军于民，以民养军，来壮大我国的国防工业。这些都涉及合理的结构安排问题。煤炭工业中要考虑采掘和采煤机械的制造的比例，能源工业要考虑煤、油、天然气、核能、太阳能等的合理构成。再比如，虽然我国许多工厂由于动力不足，无法正常开工，可现在积压在矿山里的煤矿就有1000多万吨，由于火车不够而拉不出来。因此，如何通过解决交通运输来解决能源的供应，也与经济结构有关。

技术结构：

与产业结构联系紧密。我国的特点是劳力多，所以，在现有的条件下，我国的自动化、半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仍需要与手工操作结合起来，仍需要提倡手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仍需要大力提倡集体所有制，因为其中所涉及的大部分是手工劳动或半机械化劳动。

这些年来，全国有不少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等“五小工业”，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不能抵偿其消耗。全国35万多个企业，亏本的有1/4，损失约40个亿，其中“五小工业”亏损约22个亿。本来生产技术的发展，普遍是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因此，“五小工业”那种由大到小，由洋到土的做法是否得当，颇值得研究，否则能源的消耗就降不下来。在我国目前能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样大量浪费能源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

经济组织的结构：

包括专业化、联合化的组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大、中、小企业的关系。企业规模要视生产特点和专业化程度而定，宜大则大，宜小则小，而且不应硬性按行政区域划分。

所有制结构：

包括全民、集体、个体所有制的关系。目前不少企业的经济效果，全民赶不上集体，其原因之一是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而全民所有制统负盈亏。是否允许集体所有制占更大的比重？是否允许全民所有制自负盈亏？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产品结构和进出口产品的结构：

我国目前的产品很多，但终极产品有限，而计算产值时，甚至把次品和废品也包括在内。怎样提高高精尖和最终产品的比例？怎样改善我国进口的产品结构？怎样增加我国的出口和改善出口结构？据1978年统计，我国的出口产品中，农业占28%%，轻工业占47%，重工业占25%。重工业产品中主要是原材料出口。我国的机器出口只占2.7%，在世界及其贸易中只占0.07%，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而日本人认为最赚钱的是成套设备的出口。

我国目前出口的原油，如果将其加工成汽油、煤油、柴油，即可提高3倍的价钱；如果综合利用，制成石油化工产品，即可提高8倍的价钱。比如出口的钨砂，一吨7000美金，如果炼成钨金，一吨值2万多美元，如果制成合乎国际标准的钨丝，则价值77万美元。我国现在不能出口钨丝，是因为尚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技术，所以，我国应当引进一些与此相关的技术。

再比如山羊绒，是我国热门的特产。如果能把这种原料制成羊毛衫，就会价钱倍增。但我国90%的山羊绒以原料出口，而我国出口的羊毛衫则由于质量不高，在国外被放到低档货柜；可是日本和英国用我国山羊绒制成的羊毛衫，价钱分别比我国的高2或3倍。所以，要改变结构，多出口工业品，少出口农业品；工业品中要大大增加经过加工的高级产品，少出口原料和粗加工产品。

就业结构：

产业结构分成三类，第一类为工农业，第二类为轻工业，第三类为包括商业、交通、金融、教科文卫等意义广泛的服务业。就业结构也按此划分。普遍的规律是，经济越发达，技术越进步，第三类产业就业人数就越多。然而，我国当前仍应容纳更多的第三类就业，这并非我国的技术经济水平已高，却是因为多年来忽视服务业，第三类就业的比例从1957年的1.2%，下降到1978年的0.6%，致使城市的生活服务业大大落后于人民生活的需要。但从近20年这么一个较长的时期看，就业面的扩大主要还靠生产的发展，即第一类、第二类产业的增长。当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达，第三类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会逐年增加。

投资结构：

这涉及今后的投资方向：各产业之间的、建设生产和消费生产之间的、新建企业与改造更新旧企业之间等等的分配比例。我国眼下的投资重点放到了建设新的企业，对于原有的30万个企业的改造没有考虑。这些原有企业的基金来源于大修理的折旧费，可是折旧率很低，对折旧基金的使用又卡得很死。所以，老企业的改造有资金上的困难。今后应当以相当大的投资，专门用以改造现有的企业，因为这样来实现企业的现代化，花钱少，见效快。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种投资应当由银行向企业直接贷款，而不是由国家直接拨款。

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

长期以来，各省、地、市搞“大而全”、“小而全”，没有因地制宜，发挥各地特有的自然优势和经济优势。另有文章专门阐述。

价格结构：

涉及工农产品的比价、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比价，计划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的关系以及制定价格的依据。价格的合理与否，对人民的生活、消费影响尤大。以匈牙利为例，其生产资料10%采用固定价格，30%采取浮动价格，60%采取自由价格；生活资料则30%采取固定价格，大大超过生产资料，浮动价格占40%，自由价格只占30%，所以基本上稳定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我国的情况相反，生产资料的价格总是稳定，生活资料名义上基本稳定，实际上有上涨的趋势。虽然对消费价格作适当调整是必要的，但有的价格提得过高，不少单位便把提价作为扭亏为盈的手段，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

积累与消费的结构：

经济结构同积累与消费的结构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只搞重工业，不搞或少搞农业、轻工业，或者重工业不为农、不为轻，也不尽可能地生产耐用消费品，那怎能提高消费呢？而消费提不高，最终又会影响积累。因为积累率的提高，不是从压缩消费、降低人民生活中找出路的，而是应从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中找出路，这就是“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

一五时期，我国的全部基建投资中，生产性的基建投资占71.7%。非生产性的投资占28.3%。由于这个比例基本上符合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生产建设的速度比较快，人民的生活也得到显著改善。但在二五时期，生产性建设投资上升到86.8%。非生产性投资下降到13.2%，往后也一直没有提高。一五时期对住房的投资占总投资的9.1%，而在二五时期的1976年，住房投资下降到6%。因此，1977年我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米，比1952年的4.4平米还少了0.9平米。

这导致了城市缺房户高达626万户，约占城市总户数的37%。因此，“几代同堂”的现象严重。总之，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目的，其一是增加消费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二是增加生产资料，扩大基本建设。可后者还是为了前者，因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最终还是为了消费资料的生产，还是为了人民的福利。

而当时我国长期偏重生产资料的生产，不重视人民生活消费品的生产。这是我国长期以来生产增长不快、积累不多、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国积累和消费关系失调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才能逐步解决以上诸种问题。

中国必须作经济结构的调整

通过实事求是地调研，结构组的结论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处理好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我国当时有9亿多人口，80%以上在农村，农民是个大头。要是农民有吃有穿，年年生活改进，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重工业要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重工业内部也要以此来安排自身的发展。所以，我国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以钢为纲”、“重、轻、农”的不合理结构，逐步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使农业能基本满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使轻工业能适应广大群众生活日益改善的需要；使重工业能改变成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为技术改造服务，其自身也能得到协调的发展。同时，要使交通运输能真正成为先行，来保证经济发展必需的能源供应。

为了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把我国的经济局面扭转过来，马洪和结构组的同志们认为，应当克服长期存在的“速成论”，认真清理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错误思想，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来确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走出一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而通过调整，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稳健、效益良好，使我国人民年年得到实惠。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变。

马洪，1982年

笔者的话

为了人民的福利，这在马洪不是一句空话。他于同一时期发表的《满足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使命》这篇文章中，作过专门的论述。马洪出生于北方偏远的农村，16岁就去铁路做工；几十年来的上上下下，使他不忘老本，始终与普通群众保持着联系。1961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做调查时，马洪常与工人们谈心。因为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除了了解与企业管理有关的规章制度的问题以外，还很关心工人的粮食定量和他们的饭够不够吃饱。

由于马洪长期关注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文革后他对我国虽有283万台机床（居世界第五位），可老百姓有钱也买不到自行车和缝纫机的这种怪现象，进行了认真反思。1987年在他主持“中國轎車”論證期間，馬洪特地走訪了二汽附近的農村。当他訪問一戶農家时，发现兄弟二人輪流出面接待，令他很奇怪。後來追问才知道，原來這兄弟倆不得不共用一條褲子。

當時解放已三十年多了，面對農民的困苦，馬洪十分慚愧。由於他自己也來自農村，出身窮苦，所以對老鄉們的困境有感受。馬洪痛感改革必須推進，並且必須給老百姓帶來实惠。

马洪晚年住院，每当来探望他的同志和家人提起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的状况时，他总是十分不安。马洪反复扪心自问：当初参加革命，现在推行改革，不都是为了工农大众能过上好日子吗？

这是一段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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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马洪长女。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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