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凌云：1979年邓小平访美历险记

2018-03-20 凌云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凌云 , 1917年 6 月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1938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新军。1939 年冬到延安 , 曾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组织干事 , 中央社会部科员、指导科科长。建国后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1952 年调中央公安部 , 任一局副局长、局长 , 公安部副部长。1983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5 年退居二线。2018年3月15日去世。

原题

旋风九日：

邓小平访美历险记

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时，我在公安部工作，奉命作为访美先遣组的负责人，先期赴美进行安排。随后又以特别助理（负责安全事务）的身份随邓小平访问了美国。在庄严隆重的外交活动和热烈友好的欢呼声里，部分反华势力也蠢蠢欲动，秘密进行暗害活动，妄图制造事端。中美双方安全警卫人员为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访问的成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和艰辛的努力。这是一场紧张和尖锐的斗争。

“蒋方人员”策划收买枪手

邓小平访美是历史性的。美国官方竭力宣传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强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国际舆论也认为，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里程碑”。

然而，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美国国内一小撮反华势力也是不能容忍，不肯甘心的。据有关方面的情报：

——台湾一高级特务称要在邓小平访美时“给一点颜色看看”；

——在美国的“蒋方人员”正策划收买“意大利枪手”，企图暗害邓小平；

——美国一个极左组织扬言，“要做一些使邓小平永远难忘的事”；

——旅美的亲蒋组织和台独势力准备收买流氓打手，并胁迫一些台湾留学生和侨民在华盛顿等地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挑衅。

对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安全问题，中共中央一开始就给以极大关注。根据中央的指示，国务院副总理耿飚、方毅、陈慕华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黄华、韩会龙、伍修权、朱穆之、罗青长等以及中央警卫局的负责干部开了几次会，研究有关情况和应对措施。大家一致的看法是：敌情严重，切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台湾特务机关的破坏活动，我们也曾有过血的教训。1955年万隆会议时，台湾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航机空中爆炸事件，就是他们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场地工人安放的定时炸弹，企图杀害赴会的周恩来总理，幸亏周总理没有乘坐这架飞机，但我参加会议的部分工作人员和去万隆采访的新闻记者却不幸遇难，损失惨重。

1964年，台湾特务机关又阴谋乘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制造爆炸事件，谋杀刘少奇和西哈努克亲王。这是一起未遂事件，在中柬双方合作下，人证俱获。

现在警报又来了。一种可能是故意放风恐吓，另一种是确有谋划和行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立足于第二种可能，采取万无一失的安全措施。这是当时的决断。

美国社会情况复杂，治安秩序不好，是人所共知的。美国有2亿人口，民间就有1. 5亿支枪，每2分钟要响一枪，每24分钟就要打死一个人。美国暗杀政治人物案件之多，更是怵目惊心，历届总统中就有林肯、肯尼迪等四人遇刺身亡，罗斯福、杜鲁门和福特等五人遇刺幸免于难。暗杀重要政界人士的罪案也屡有发生，1968年4月，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遭枪杀身亡就是一起震动美国社会的突发事件。我们与美国隔绝多年，对于他们安全警卫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些都增加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

在一次会议上，耿飚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他说：邓小平的安危就是国家的安危，遇有情况，别人遇难可以，万万不能有他，一定要绝对保证安全。访美的活动安排，不仅要考虑工作需要，还要考虑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在此情况下，中央常委决定派先遣组先期赴美进行安排。

先遣组赴美事先部署安保，

美方表示对安全负责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部长黄华将常委决定通知了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赵苍璧，由我负责安全事务随邓小平出访，并先期去美打前站。

先遣组的组成人员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和专员唐龙彬，新闻司专员姚伟，中央警卫局处长滕和松，连我6人。中央电视台也派出陈汉元等三人与先遣组一同赴美为摄制和播送电视节目作安排，到美后单独活动。

先遣组行前，对安全警卫有一个设想，要点是：第一，根据邓副总理的指示，在美访问期间的安全责任必须由美方承担；第二，近身的安全警卫不能借手他人，由我们随行的警卫人员严密部署，并争取美方的合作；第三，安全警卫工作要与外交礼宾活动安排紧密结合。

1月12日早晨，先遣组一行离开北京踏上了去美的旅途。途经东京、纽约，于当地时间1月12日晚到达华盛顿。先遣组受到我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等的热情接待。当晚就在柴的主持下，使馆党委和先遣组一起开会，传达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确保小平同志安全访问的重要指示，研究了有关情况。

据我驻美联络处的了解，在华盛顿和其他将去访问的城市，“蒋帮”和“台独”组织的“游行示威”已得到政府批准。美国内政部国家公园服务处已发给“蒋帮”和“台独”组织许可证，许可自1月29日10时至18时在拉斐特公园和我联络处前“游行示威”。“蒋帮”扬言参加者将有2万人，我们估计可能有3至4千人。另有消息说，“蒋帮”已拨发经费，收买流氓打手；不少“蒋帮”分子纷纷“南下”和“西行”（即南去亚特兰大和休斯敦，西去洛杉矶和西雅图，都是小平同志和方毅副总理将要访问的地方）纠集队伍；旅美亲蒋组织在纽约还成立了“联合支援中华民国行动委员会”。各派“台独”组织也在纷纷扰扰进行活动。

1月13日至17日，先遣组与美方进行了会谈，并考察了现场。

会谈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美方承诺负责安全保证的问题。联邦安全局负责国宾安全的官员泰勒表示美方将对邓副总理这次访美的安全完全负责。泰勒还透露：卡特总统已下令联邦安全局负责邓副总理的安全，整个安全工作将在安全局的统一计划和指挥下，组织警察、情报各方面力量来共同完成。

美方证实：台湾方面的人将于1月29日在华盛顿搞“游行示威”活动。泰勒说限于美国法律，他们无法制止，就连总统也不能制止，即使在白宫外面，只要不往里面冲，就无法干涉制止，但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之不能接近邓小平副总理，这是可以做到的。泰勒说，根据美国的规定，游行队伍只能在距国宾馆500英尺以外的地方进行，到时你们可能会听到和看到，他不认为这会发生安全间题。我对泰勒说，“游行示威”是对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挑衅，但我相信美国朋友会负责处理好安全问题。我强调说，中国有一句话：“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们都是干的这个工作，都知道有时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害安全的事情，我想提醒美国朋友注意到这一点。泰勒说，他们将会抓紧安全工作，发现什么可能发生的危险，会及时通知中方。

中方安保人员只有8人

在会谈中，泰勒问我：代表团有多少安全人员？我告诉他：除我以外共7人，其中包括方毅副总理的一名警卫。这样少的安全人员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于想象的。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来中国访问，见之于名单的安全人员总有百数十人。事有凑巧，1月16日晚，先遣组与美方人员同机由亚特兰大飞往休斯敦，我在机上得到一份当天的《亚特兰大日报》，载有一篇记者安妮·拜恩写的《卡特及其一家在“金尼与加比”餐厅》的文章，描写卡特一家在这个餐厅一顿意大利式午餐的现场警卫情况。文章引述饭馆经理的话说：“饭馆大概有50个特工人员。他们在房顶上，街上，街对面的房顶上，甚至在厕所里。”“还有大批的食物和药品局人员和警官们??”，文章还说到一些很具体的警卫措施。我把报纸送给泰勒看，问他事实是否这样?他看了文章说，基本上是这样。我们与美国的安全警卫工作，当时差别是很大的。

会谈后，我们在华盛顿进行了两天的现场考察，到了白宫、国会、国务院、国宾馆，以及肯尼迪艺术中心等将列入访问计划的场所，双方就礼宾安排和现场的安全警卫部署进行具体协商，拟定方案。16日在亚特兰大，17日在休斯敦进行了同样的考察。美方派出了总统专机。双方边看边议，在航行途中集中商谈，遇有需要请示的问题，美方立即与华盛顿白宫或国务院电话联系，及时解决。我们的日程安排很紧，由于美方态度友好，效率很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西雅图和洛杉矶（方毅副总理将去访问）两地，留待我驻美联络处派人会同美方去考察安排。

在华盛顿国宾馆现场考察时，泰勒向我们详细讲了当年杜鲁门总统在这里遇刺的经过。杜鲁门因白宫住所修缮，一家人临时住到了国宾馆。宾馆对着白宫后门仅一条马路之隔，是一所不甚起眼的临街红砖楼房，不大的一个正门就在数尺宽的人行道旁，门外门里都有武装警卫。每天早晨杜鲁门一定出来在马路上跑步。行刺的杀手正是摸准了他的行动规律，在宾馆附近突施袭击。门卫和随行的安全警卫人员全力护卫，展开一场枪战，杀手一死一伤，警卫人员也有两人重伤，杜鲁门幸免于难。经过这一次事件，他们对国宾馆的安全警卫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和加强措施，重点是防卫来自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我们详细考察了这里的安全设施，可以说是处处设防，如临大敌。

出访前夕华盛顿发生

严重反华挑衅事件

先遣组于1月20日返回北京。21日耿飚召集开会听取汇报，并由先遣组写出关于访美安全工作安排情况的简报，印报中央常委。1月23日，邓副总理召黄华外长、章文晋副外长和我以及外交部礼宾司卫永清司长商谈访美事宜。关于安全问题，他只说了几句话：“简报已经看了，就照这样办。因为好多同志不放心，可以把简报批一下发给大家看看。”随后他批发了简报。给我的印象，邓小平关注的是外交、政治、战略等大事，对安全问题，非常沉着冷静，给我们搞安全工作的人增强了信心和勇气。

1月24日举行全团会议。耿飚非常细致地讲到了有关安全问题的一切细节，要求严密组织，严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又都是保卫员，动员大家从自身做起搞好安全保卫工作。

离起程只有三四天的时间了，华盛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华挑衅事件。我驻美联络处的临街玻璃窗门被砸碎了，门楣上的国徽被撬下了，联络处的标牌被涂洒上油漆。美国警察在五分钟内堵截抓获了肇事的歹徒，据报道是几个“美国革命共产党”分子。这个“党”，前身是1968年成立于旧金山的“美国革命联盟”。

欢迎仪式上美国特工架走两人

1月28日，邓小平乘中国民航专机离开北京赴美。同行的有方毅副总理、黄华外长等陪同人员20人，当地时间28日飞抵华盛顿。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开始了。邓小平的到来，受到美国官方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但是，一小撮敌对势力却一直在蠢蠢欲动。

1月29日上午10时，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正当卡特总统致欢迎词的时候，离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的记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舞拳臂，大声呼叫。这时夹杂在记者群里的秘密特工立即上前卡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架了出去。卡特没有中断讲话，仪式照常进行，在场的人们也都不动声色。处置这一突发事件前后只有几分钟。

第二天上午，我刚随邓小平的车队到白宫，泰勒就邀我到白宫安全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处所叙谈。在那里见到不少人，其中一位华盛顿警方的负责人，还随同一位律师，他们是为解释昨天欢迎仪式上发生的事而来的。他们说，按照美方的规矩，新闻记者参加仪式的采访是要事先登记的，欢迎仪式上闹事者登记的是《工人报》记者，其实是“革命共产党”分子，事发后依法拘留了24小时并处以罚款后释放了。他们还通报：昨天傍晚白宫举行国宴的时候，“革命共产党”分子和“台独”分子聚在白宫外闹事，打伤十多名警察，警方当场拘捕了20多人。

我感谢他们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同时提醒他们在今后几天的访问活动中一定要防范意外的突发事件，绝对保证邓副总理的安全。美方再一次作了承诺。泰勒对我说：“我们最讨厌的是‘革命共产党’分子。你别看台湾的人现在反对你们，过一个时候慢慢都会拥护你们的。”我笑着对他说：“你的话有一定道理，可是我们共产党并不是你们这里的什么‘革命共产党’。”

马丁·路德·金墓地周边居民

一概不准出门上街

2月1日，邓小平乘美总统专机离开华盛顿飞抵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在桃树广场酒店下榻。抵达时约有数十人在旅馆旁的大街上集合，据称是一个法西斯组织——“约翰·伯奇协会”和某些宗教团体搞起来的。众议员、民主党人拉里·麦克唐纳是“协会”的成员，在现场发表了讲话。晚上在州长府晚宴时，也有少数美国人和华人在府外吵吵闹闹，不过对访问活动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中午，泰勒到我的房间来说：“亚特兰大市市长杰克逊先生在陪同邓小平阁下来旅馆的途中，邀请邓今天下午参访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墓地。这是原先没有列入访问计划的，我们认为到那里去安全上有问题，现在时间已经很紧迫，希望你能够帮忙，取消这个活动。”

这是突如其来的问题，我踌躇了一阵子。我想，金牧师是黑人民权运动的著名领袖，1968年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暗杀，在这个黑人众多的城市，由一位黑人市长邀请邓去访金的墓地，邓是不会推辞而且乐意去的，何况已经答应更不能说不去。但这又是美方第一次提出一个没有安全把握的难题。我对泰勒说：“既然是杰克逊市长提出的邀请，邓副总理接受，我方不能说不去，我也无法施加影响；去与不去应当由你们作出决定，如果去，你们必须对邓副总理的安全给以保证。”我要求一有决定尽速通知我。

大约过了一点钟，泰勒又来了，高兴地说：“金的墓地可以去了，安全已经没有问题了。“怎么变得这样快?”我问泰勒。他说，亚特兰大市的市政委员会刚才作出决定，在金牧师墓所在地区的居民从现在起一概不准出门上街，这个决定正在由电台广播。我要他立即陪我去墓地走一趟，到了那里，果然街区间静悄悄杳无一人，有一两个高楼顶上停有直升飞机在待命。

原来那里是一个黑人居住区，墓地旁有一水塘，修缮得很整洁，看来一直受到黑人群众的崇敬和保护。回到住处，我把有关情况通知了负责随卫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邓小平在杰克逊市长和黄华外长等陪同下，到金的墓地，向这位黑人领袖默默致意，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美方安全官员原先之所以顾虑安全问题，到了墓地我就完全明白了。至于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出乎我的意料。

三K党党徒欲袭击邓小平

2月2日，邓小平在休斯敦访问。事先估计，反华势力将在这里搞起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次在休斯敦访问，据说动用了6000警力，华盛顿至西雅图全程动用的警力达万人，一举一动都形成一时段一地区的戒严状态。在邓下榻的赫亚特旅馆附近有20名“革命共产党”分子在街上呼喊口号与警察发生冲突。

访问车队前往宇航中心时，路旁约有200多人集结，有华人也有美国人；在旅馆附近约有600人集结在对面马路一侧，都是学生模样的年青人，大多是台湾国民党方面借口到南方旅游出钱从美国各地召来的。我走近他们的队伍，笑着看他们，他们也报我以微笑，并无敌意的表现。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安全保卫工作组织得很严密，但并非无懈可击。2月2日那天，连续发生了两次险情。在邓小平下榻的宾馆，一名极端分子混进了大厅，当邓小平走出电梯步入大厅时，此人迅速从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向邓小平方向扔去。这一突发事件令在场人员，特别是中美两国的保安人员大吃一惊，以为是炸弹。

邓小平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面对意外袭击，他神态镇定，若无其事。美国保安人员也确实训练有素，发现险情后，动作敏捷，很快制服了那个极端分子。经检查，极端分子抛出的是一包反华传单。

2月2日下午六时许，邓小平应邀去西蒙顿市竞技场晚餐并观看竞技表演。当他从旅馆楼上下到楼下大厅准备出门乘车时，我方的随卫人员走在他的前面和两侧，后面相距数米跟进的是美方安全警卫人员凯利，我的位置又在他的后面。

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臂一挥把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人捉住了。邓小平在我方随卫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走了。瞬息之间，化险为夷。

事后，据美方通告，这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K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斯·比姆，被拘捕后还有几个同党举着要求释放的标语牌上街“示威”。我特意向凯利表示感谢。他会汉语，当过水球队员，曾随福特总统访问过中国。他告诉我，他正在准备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的公安工作》。

当晚，我约请泰勒喝咖啡。把他索要的邓副总理的签名照片交给了他。我对他说：“鉴于今天发生的险情，还有三天的访问必须严密部署，确保安全。我们的要求是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泰勒笑了，说：“事情哪能都是百分之百的呢。”我严肃地回答他：“对邓的安全绝不许有万一，一定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如果发现不安全的问题，希望及时告诉我，实在不安全，有的地方可以考虑不去。”我说我们已是好朋友了，我相信你，你一定能够做到。

第二天，美方的警卫部署显然升级了，动用了防暴队和大量的警察，一个个拿起了木棍子，还有催泪弹，高头大马的骑警封锁了路口，在旅馆周围和参观现场实际处于戒严状态。

2月5日，邓小平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飞经安格雷奇、东京（在东京停留访问两天），于2月8日安全回到北京。

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延伸阅读

回忆进京采访凌云部长

纪敏

1991年，我在抚顺市政协文史委主任任上。当完成《震撼世界的奇迹———改造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纪实》等三本史料专辑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之后，我便立刻把中共管教与特赦释放国民党战犯史料征集工作摆到日程上。

为此，我同文史办的徐桂英一起遍访当年曾收押蒋战犯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北京秦城监狱、济南战犯管理所、南京老虎桥监狱、苏州监狱、重庆战犯管理所、武汉战犯管理所与西安战犯管理所。我们找到不少尚健在的亲历者与知情人，请他们撰写了一批很有历史价值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但是，他们都属于中、下层管教人员，只能提供他们所在单位的有关史实，而对于中央领导同志的决策经过，谁也说不清楚。

于是，我就把目光盯住了原中央公安部分管战犯工作的副部长、当时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凌云。因为我知道，早在50年代初期，凌云从山东济南调到中央公安部担任该部政保局（即一局）局长时起，他就负责主抓管教国民党战犯工作，一直到1975年将战犯全部特赦释放完毕。

　　为了能约见凌部长，我以抚顺市政协文史委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请求信，希望他能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介绍一下中央有关管教与释放蒋战犯的决策经过。随信我还寄去了我们编辑出版的三本史料专辑。信寄走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

　　一天，抚顺市政协机关有位同志私下向我透露：“昨天，市国安局有两位同志来找市政协领导，考察你的有关情况。”当时，我听了有点惊讶，说：“我有什么值得他们考察的？”

　　大约过了两三天，我忽然接到从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打来的一个电话，听声音对方是位年轻干部。他说：“您是纪主任吗？我是凌部长的秘书。您写来的信，凌部长看过了，他对你们从事的工作很感兴趣。恰好，凌部长最近将要到外地出差，这几天有时间见您。凌部长让我同您商量一下，您什么时候来北京方便？”

我喜出望外，连忙回答：“请您转告凌部长，我每天24小时进京都方便。您看，我什么时候到北京较为合适？”秘书说：“这样吧，请您现在就去买火车票，票到手，请务必把到京的车次和到站时间通知我，我去接站。”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北京。在国家安全部一处招待所住了两天。一天上午8点刚过，秘书就来领我们去见凌部长。到达8楼一个宽大的会客室后，秘书安排我在一个长桌一侧的座椅上就坐。刚刚坐好，只见一位身穿便装、身材魁梧的干部稳健地走进了会客室。秘书起身向我介绍：“这是我们凌部长。”我连忙迎过去，同凌部长握手，并作自我介绍。

　　凌部长坐在长桌对面。我发现，他正在上下打量我。我也在注意观察他的每一细微动作与表情。突然，他右手指一伸，指着我问道：“你身在抚顺，为什么要把手伸向我们公安部？”我答道：“凌部长，不是我把手伸进了公安部，而是公安部把战犯管理所建在了抚顺。您想，作为驻地户的抚顺市政协文史委，怎能不负起抢救、整理中共改造三大战犯集团珍贵史料的历史责任呢？这不是抚顺市政协领导要求我们这样做的，而是周恩来总理对全国各级政协提出的希望和要求。周总理要求对中国当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一定要抓紧发动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三亲’人士，尽快把相关史料记录整理出来，千万不要出现‘人走史亡’的历史遗憾！”

　　听完这些话后，凌部长微微点头。为了能让凌部长尽快进入谈话的正题，我便不假思索地说道：“凌部长，老实说，我对您本人的研究也有多时了……”

　　的确，我的记者生涯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出访前必须作采访准备，但竟敢在部长面前狂言“研究多时”，又有些言过其实。话一出口，我就发觉不对头，但又不便刚说完就马上纠正。凌部长两只敏锐的眼睛似乎看穿了我自相矛盾的心态，突然向我发起“质问”：“直到今天为止，我对我自己还不够十分了解。您对我研究多时？说说看，我是怎么一个人？”

　　面对凌部长敏锐的眼神，我只能硬撑着继续往下讲：“1948年8月，济南解放后，您出任济南市公安局长，那段时间，我也在济南……”

　　凌部长打断我的话：“那时，你在济南干什么？”

　　我回答：“凌部长可能还记得，济南商埠经四路纬六路有个华东工矿部济南工业局，它其实是一个兵工局的单位，那时，我在该局政治部团工委任干事。”

　　凌部长听我谈到了济南，颇有兴致：“你说的那个地址、单位，我记得。”

　　为了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继续说道：“当时，我们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是王新民，他是从渤海军区来的；党委副书记兼副局长常青，是从胶东军区来的……”

　　凌部长听到这里，急切地打断我的话，反复地追问道：“你认识王新民？”

　　我回答：“他是我们局最高领导人。我同王新民之间不光是认识与不认识的关系，而且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我又进一步补充：“先前，我在济南内城南门外华东工矿部济南工业学校任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后来调到局团工委任干事。因为当时我感到机关工作清闲，曾多次要求南下参战。有一天，从胶东军区来的局干部科王科长找我谈话，让我作为局政治部的代表，协同兵工四厂一位老党员、老军工，带领从胶东军区进城的一批男女老军工们到抚顺。临行前，王新民亲手赠送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并亲笔签名。我是带着这本书来到了抚顺矿务局。后来，工作多次调动，直到如今。”

　　我无意中谈起了王新民竟引起了凌部长对往事的回忆。他满怀深情地说道：“说起王新民，我同他也不光是认识与不认识的关系。当年，在战争年代，在渤海军分区，我同他生死与共，并肩战斗，我们之间可以称得上是生死之交。”想不到，王新民竟帮助我拉近了同凌部长之间的距离。

　　为了引导凌部长早些谈正题，我简要地谈起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些史实。我还特别提到凌云于1954年曾来到抚顺，在抚顺友谊宾馆旧址主持召开全国有关狱、所管教战争罪犯座谈会一事，我回顾了凌云在抚顺召开座谈会时的谈话概要，以及他后来在秦城监狱召开座谈会时的谈话概要。

　　凌部长饶有兴趣地听我讲完，对我说道：“说起来还有点怪，我对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罗部长（注：中央公安部首任部长罗瑞卿）的一些事，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而对我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竟然忘记了。亏你还记得这些事，的确有过这些事，你也算得上是我们的专家了。”

　　就这样，半个小时后，我终于成功引导凌部长谈起这次访谈的主题。

　　凌部长一出口，我就发觉他“语出惊人”，他谈的事情竟都是档案查不到并且是各地中、下级管教干部说不清的史实。我马上想到我们还带来了一个小型录音机，便向凌云请示：“凌部长，您谈的事情很重要，我们能不能录一下音？”

　　凌云果断回答：“不可以。”

　　我有点遗憾和着急，于是我又进一步请示：“那我们笔录一下，可以吗？”

　　凌云又一次果断回答：“不可以。”

　　我心想，录音不可以，用笔记录也不行，那这许多重大史实我怎能全记得住呢？这些只是我在心里想想，并未作任何表露。因为我担心一旦说出来会破坏刚刚燃起的凌部长的谈话兴致。如果这样的话，今天的访谈就全砸了！

　　幸好，我面前有一张用白桌布罩着的长桌，我两手放在白桌布的下面。当凌部长开始说的时候，我从裤袋内摸出备用的碳素笔与纸，做了一些必要的记录。我的大脑不断地给双手下达指令，将时间、地点、人物、姓名、数字等最基本的要件准确地记下来。

凌云坐在对面，他不可能看到我在白桌布下边的手在干些什么。我也一次未低头看看我自己的手，长桌桌面上有我的笔记本和钢笔，我一动未动。甚至，秘书给我准备的一杯香喷喷的茶水，我也一口未喝，我不想因此而出现去卫生间、中断访谈的场面。

整个上午，我两眼始终注视着凌云，凌云有时也看看我。他始终如一地沉浸在回忆与侃侃而谈中。会客室内，只有凌部长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我没有一次提问或插话，因为这样不会打断他的思路，他能够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完。

　　大约临近中午12点，凌云忽然看了一下手表，说道：“今天不能再谈了。下午2点我还有个会。如果再谈，我们可以事前预约时间。”

　　听了凌部长的话，我说道：“谢谢您，凌部长。今天您谈的这些史实足够写一篇有相当分量的专稿了……”

　　凌云严肃地说：“我不能留下文字材料。”

　　凌部长拒绝了，但我必须说服他。我急忙说：“我们请凌部长写专稿，不是要写您本人，而是请您以当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身份，向读者介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这一过程中所作出的正确决断的历史史实。罗瑞卿部长已经不在了，现在唯有您具有这一特殊身份，能够有资格证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如果您不肯应允，岂不是让中国当代史中所发生的中共中央如何决策管教蒋战犯获得巨大成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出现了空白？”

　　凌部长沉思了一下，说：“我工作很忙，确实没有时间，请你为我代笔，写一份初稿，寄给我看看是否可以。但是，我必须说明，不经我审查，不经我批准，绝对不允许你随意发表。”

　　我急忙说：“凌部长，请您放心。我代您先拟个初稿，马上寄来，未经您修改、审查和敲定，我们绝对不会随便刊用。”

　　就这样，在返回抚顺后，我很快就为凌云同志起草了一份文稿。因为材料充分、感人、生动，文章写起来特别顺手。我把写好的草稿通过内部挂号寄给凌云。不久，我就收到凌部长亲自修正的打字稿。凌部长还亲笔写了一封信，对我们提供的协助整理深表满意和谢意。这篇经凌云修正的《中共的一项伟大决策———教育改造国民党战犯工作的回顾》稿件被《纵横》杂志采用，并作为“本刊特稿”刊登在1993年第4期（总第58期）上。

《纵横》 2007年10期

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