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 | 蔡晓鹏：贺龙与李仲公、周恩来的故事 | 自由微信

百年潮 | 蔡晓鹏：贺龙与李仲公、周恩来的故事

2018-01-27 蔡晓鹏 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蔡晓鹏，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分配到商业部，后调农口，杜润生门下弟子，曾任职中央农研室、农业部。现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北京金百瑞集团董事长。

贺龙革命生涯有三次重要转折：第一次是从旧军阀分裂，成为国民革命军师长；第二次是与蒋汪决裂，成为“八一南昌起义”代总指挥，率兵打响了中共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贺龙被诬为“大土匪”“大军阀”“大叛徒”，迫害致死。贺龙在湘鄂西、红二方面军的四十余位部将，亦受“贺案”株连被迫害。许光达大将竟被军队造反派私刑残害致死。贺龙叛徒 26 55058 26 14470 0 0 1986 0 0:00:27 0:00:07 0:00:20 2846团冤案和刘少奇、彭德怀、陶铸、潘汉年冤案，是中共建国后历史上无可争议的五大冤案。

贺龙

李仲公是贺龙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引荐人。周恩来在争取贺龙起义时起了关键作用。周恩来、周逸群作为贺龙的入党介绍人，终生被贺龙视为导师和挚友。没有周恩来引路，就没有贺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谛造人之一的元帅地位和永垂青史的赫赫英名。

（一）

李仲公这个人虽不见经传，但在北伐战争时期，曾身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两大要职，红极一时。

李仲公

李仲公1890年生人，贵阳下堰村人，书香门弟，父亲是秀才。1913年毕业于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与李大钊（天津北洋法政专门政学堂，毕业）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任教育部编审员，众议院首席秘书。曾与李大钊等人共同创办《晨报》。1918年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化之邀回黔，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赞、贵州政治会议委员，参加过护国、护法诸运动。

1922年，李仲公再次东渡日本，返早稻田大学续完学业。其间和后来著名早期共产党人李侠公（李仲公五弟、时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周逸群（时日本庆应大学学生，黔藉）及黔藉日本士官学校学生毛景周等人关系甚密。

李侠公和周逸群是志同道合的挚友，1923年初回国。1924年和周逸群、胡秉绎等几位贵州青年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受到团中央负责人、《中国青年》主编肖楚女重视和鼓励。

1924年7月，李侠公出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秘书，曾和在黄埔二期的周逸群、胡秉铎联名致信孙中山，受到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见和勉励。不久，李侠公经鲁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共，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下，与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陈赓等同志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周逸群为主席，兼《青年军人》总编，李侠公担任《青年军人》编辑。东征、北伐时，李侠公历任东征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滇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等职。1927年2月赴苏，在东方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任中共旅苏支部宣传部长，与同支部的孙冶方结为挚交。1930年10月回国，在上海被捕后脱党。出狱后，一度匿居无锡孙冶方家，教书、翻译谋生。代表译作《苏联经济学丛书》、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史》。抗战期间，李侠公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少将设计委员、陆军大学中将政治部主任，文委会副主任等职，与周恩来、郭沫若结下战友情谊。

李仲公1924年2月回国，东征时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结识。1926年7月，李仲公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随蒋介石北伐进驻长沙，并负责分化吴佩孚系黔军袁祖铭部。时在湘西袁祖铭部任旅长的贺龙，派属下李仲公留日好友毛景周到长沙面见李仲公，请求异帜，参考北伐。李仲公遂请示蒋介石批准，将贺龙部收编为国民革命军，并拨发了补给和枪弹。贺龙被委任为国民革命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周逸群担任党代表、李侠公任政治部主任、毛景周担任教导团团长。这三人，皆是李仲公留日时的密友兄弟。

贺龙

“南昌起义”时，贺龙任二十军军长，周逸群为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和周恩来两人成为贺龙入党介绍人。后又与贺龙联手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六军、红二军团。1931年被夏曦等排斥，离开苏区领导中枢，5月中旬途径岳阳贾家凉亭村遇敌不幸牺牲。

1927年3月，蒋、汪的宁汉之争日益激烈。李仲公表面持“中立、调合”立场。蒋介石为“缓冲”对抗，令李仲公率秘书处随中央党部迁武汉（反共活动均交秘书处，陈立夫专管）。在武汉汪精卫、唐生智方面看来，李仲公是“蒋派”。

3月13日，李仲公在汉口川军驻汉办事处请客，通过20军15师秘书长、李仲公同乡好友严仁珊约贺龙参加。宴后，贺龙认为李仲公召集在汉的川黔军师、旅长、军代表的秘密集会，有策动川军刘湘领衔、川黔联手出兵讨伐武汉的意图，遂密报唐生智。唐生智上报武汉国民党中央，由谭延闓召集中央“临时会议”，同邓演达、徐谦等人商研对策。

会议决定由唐生智执行对李仲公“暂予扣留。”唐生智令贺龙具体实施。3月15日夜晚，贺龙邀约李仲公到严仁珊家中“打牌”、“宵夜”，陪同李仲公参局的还有为蒋介石游说杨森的杨殷之。贺龙遵唐生智命，遂扣留李、扬，押交唐生智总指挥部。囚禁了一个多月。

4月17日，李仲公由邓演达保释；汪精卫、唐生智下令杀了杨殷之。李仲公后来投蒋，当过交通部次长；后渐失宠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被边缘化，历任招商局总办，安徽省教育厅厅长，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等闲职。抗战以后，就成为反蒋派别的活动者。1949年7月，李仲公联合其它国民党立法委员通电起义。

李仲公在民国时期译著作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禁烟问题》、《南游笔记》、《六书新解》等，书法亦为精品。建国后，李仲公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传部长，政务院（国务院）参事。其五弟李侠公，1945年以后，和谭平山组织“三民主义同志会”，后又联合陆大校长杨杰、其兄李仲公，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李侠公参加了新政协筹备，出席了开国典礼。历任政务院参事、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政法委副主任，省民政厅厅长、民革贵州省1－5届主任委员、贵州省政协第四一六届副主席，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2月7日，病逝于贵阳，享年96岁。

当年为贺龙牵线李仲公的毛景周，没有参加“南昌起义”。1927年7月脱离贺龙的第9军1师，转投第六军，后任16军少将参谋长。1936年任黔桂抗日救国军第四纵队司令，1937年任贵州省参议会议员。1949年12月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报到，1951年9月被捕，1952年1月于关押中病亡。

解放以后，李仲公在两次人事任迁问题上，由于贺龙的态度，私欲未遂。一次是1950年6月，在中央征求西南军政委员会组成人选时，入围初选名单的李仲公，在包括民主人士在内的一定范围征求民意时，西南人士纷纷提出李仲公在重庆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的责任问题。

情况上报周恩来后，周恩来写信给贺龙，了解李仲公的历史情况。贺龙于同年6月19日回函周恩来，信中说：“关于在武汉时期李仲公被捕我尚记得是1927年2月间(日期记不清楚了)，我在汉口严仁珊家中，经严的介绍，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其相识后，互相谈了几句客气话。第二天，李假刘湘的办事处（汉口日租界）请客，我亦前往，席间尚请有汉口名票清唱。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口后，这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活动的。席散后，当晚又在严仁珊家中一起打牌。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长前来告谓我：李仲公是来汉口捣乱革命的，要我将他逮捕起来。打完牌之后，我即将李用汽车送至唐的总指挥部，经几日后，被邓演达将其保出，这就是逮捕李经过情况”，聂荣臻也回信周恩来：“李仲公问题详贺龙证为证”。最后，李仲公没能进西南军政委员会，但调任政务院参事；其弟李侠公则从政务院参事对调至西南军政委员会，一度出任贵州省民政厅长实职。

另一次在1957年。1957年，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院会议，提出要扩大统一战线，要安排一些民主人士进政府担任职务。李仲公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可否安排到贵州当省长。在广泛征求上层意见时，贺龙提出：“1950年因历史问题，都没有让李仲公进西南军政委员会，现在让他担任贵州省省长，更不合适，因为省长是地方政权的一把手，派什么样的人去任职，一定要慎重。”由于多方面原由，李仲公最终没有如愿。

（二）

风波出在文化革命、贺龙元帅被“专案”期间。

据贺龙夫人薛明回忆：1967年1月20日，在体育系统煽起“炮打贺龙”的混乱背景下，周恩来亲自出面安排，贺龙和夫人薛明被秘密软禁在 36 55058 36 20150 0 0 2133 0 0:00:25 0:00:09 0:00:16 3846 36 55058 36 20150 0 0 1929 0 0:00:28 0:00:10 0:00:18 3846泉山受审。二月，林彪在一个会上首先血口喷人，说贺龙同志是“大军阀”“大土匪”，是“三反分子”。叶群在总参会上叫嚷：“贺龙要搞兵变。”2月22日，江青要周总理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总理严词拒绝（薛明：向党和人民的报告）。

1968年2月29日，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成立的“贺龙专案组”人员、红卫兵靳海东到李仲公家，向李仲公了解贺龙前期有关情况。3天后在第二次了解情况时，李仲公突然抛出重磅炸弹：“在30年代，贺龙还曾给我写过信，想通过我向蒋介石说情，可惜在我来京时，信被我爱人烧掉了。”

靳海东当天向北体造反派头头刘长信汇报，第二天又遵刘长信之命，找李仲公要书面材料。这份材料很快通过红卫兵小报传播到社会。江青闻讯，立即批示中央贺龙专案组到北体了解情况，专门听了靳海东汇报。临走带走了李仲公的书面材料，并明确案子调查由中央专案组接手，不让红卫兵再插手。摘录李仲公1968年3月28日的揭发材料原文如下：

贺龙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是一个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四川、贵州地方军阀的山头主义的小军阀。我和他认识是在1926年7月，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同蒋介石从广州出师北伐进驻长沙的时候，他由湘西派了一个日本士官学生、曾在东京与我们相知的贵州人毛景园见我。打下武汉后，在1927年2月我到汉口，才开始和他见面的。但到是年3月，由于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贺龙受到唐生智以反蒋还是拥蒋向他威胁。他为了取得汉方的信任而将我出卖并将我逮捕后，就和他断绝关系了。1928年的春夏之间(月日记不清了)，我在南京伪交通部。有一天忽然有他派的人持着他的信来见我(这是贺龙于参加南昌暴动之后又拖着他的队伍回到湘西老巢建立山头的时候)。我看了信，对于来人来见3次都予拒绝，要回信也置之不理。但信是留着的。可惜此信存在苏州住宅，在1949年8月我来北京之后，我的爱人为了防后患，把它取出烧掉了。但信里的要点我是记得清楚的。内容是：称我为次长，称蒋介石为总座。首先是说：1927年3月之事，完全是出于严仁珊的计陷，极力对我道歉，望加原谅。接着是力述参加南昌暴动是迫于当时的情势，实非本心，要求我代向蒋介石解释，仍愿当年追随北伐的宿衷，再予收编为国军，誓效忠于总座及国民政府，敬慈援助并候示复。末署贺龙呈上等语。

一种说法是：1968年5月16日下午，根据江青、康生的安排，康生、吴法宪在人民大会堂听取贺龙专案组调人员汇报，康生指示“这两封信一定很重要”；吴法宪指示：“应给李仲公做工作，要他交出这两封信。要告诉他，如果将这两封信交出来，是有功的”。会后，专案组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要李仲公交出那两封信。6月下旬，贺专组的赵秀峰、刘士芝再访李仲公，反复动员李仲公打消顾虑，交出原件。1968年7月，贺龙专案组第三次来人索要原件。李仲公交出“原件”。

但据李仲公女儿回忆，3月29日，李仲公已将“原件”和亲笔信，通过参事室工作人员张云、秦萍与周总理联络员郑凯联系后专送周总理。这是另一种说法。

李仲公给周总理的信中写道：

“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一事，我手中有贺龙在1929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1968年3月29日。”

专案组在收到李仲公的“原件”后，有人怀疑是“伪造”，有人认定是“铁证”，上报康生定夺。康生一锤定音：“这两封信是贺龙通敌的铁证。”

1969年5月16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贺龙专案组全体成员，结论说：“贺龙这个大土匪，历史上叛变投敌，他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也一定会有可以由‘此’到现实的‘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1969年5月18日，贺龙专案组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提出：“开除党藉”，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

1969年6月9日下午3点，贺龙去世，遗体由几个医护人员在专案纠安排下，送八宝山秘密火化。贺龙死后两年，1971年5月17日，贺龙专案组最后一次写的所谓“贺龙罪行的审查的报告”，仍然以这两封信当作定罪叛变投敌的主要证据使用。

（三）

1971年“913”事件，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意识到贺龙是冤枉的，一次会议上，当提到贺龙同志时，毛主席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

1971年11月，周恩来派齐心武、徐心坦到贵州磊庄找到薛明，接回北京暂住二里沟新疆办事处。总理让薛明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情况写出来。周总理说：“贺龙同志生前最后一段时间，只有你一个人在他身边，他都说了些什么，希望你原原本本写下来，报告党中央。”（薛明：向党和人民的报告）。

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要为贺龙平反。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9月4日，毛主席和邓小平谈话，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邓小平同志立即去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周恩来开始亲自落实复查。

1974年9月5日，周恩来批示要对两封信真伪“进行彻查”，指派童小鹏亲找李仲公核查信件真伪，并指示交公安部技术鉴定。1974年9月23日，公安部得出的结论是：这两封“求降信”所用的纸张、墨水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中央派专人在国务院参事室一个会议室找李仲公谈话。面对公安部鉴定意见，李仲公无奈承认是自己伪造了信件，陷害贺龙。

周恩来接此鉴定后，考虑到李仲公是垂暮老者，在上报材料上批示：约李仲公一谈，告以在1968年交出贺的1929年5月两封信，非贺龙亲笔，且贺字云青，并非云卿，代笔定非新近之人，可以断为伪造之信……望李老实交待，可得宽恕，否则将进行彻查，以弄明真相。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25号文件“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在贺龙逝世六周（75年6月9日）年的时候，中央举办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1978年5月26日，有关单位对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信进行了结案报告。《报告》写道：李仲公在“文化大革命”中交出的两封伪造信，是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铁证，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报告》指出：“李仲公搞伪造信件陷害贺龙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基础。首先，李是一个多年的反共政客，他对贺龙同志1927年在汉口拘捕他的事耿耿于怀，有报复思想。二是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李未被选上，他怀疑贺龙同志把他刷掉了。三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掀起一股打倒老帅的妖风，李听说江青在一次体育馆开的大会上叫嚣要打倒贺帅，很显然，在此气候下，李认为有机可乘，因而炮制两封伪造信，妄图鱼目混珠，借机整倒贺帅。”《报告》在最后还提出了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意见。

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做出《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李仲公男，现年88岁，原籍贵阳市人，原任国务院参事。关于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查办。但考虑李已年近90、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李仲公生前不知道这个处理决定。1978年5月12日，李仲公因肺炎住院，6月20日凌晨6点30分去世。当天上午9点，参事室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对李仲公的处理决定。

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负责彻查贺龙死因的调查组，于1980年3月24日，做出：“关于贺龙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结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迫害致死的。”他们“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阻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含冤致死。”

1982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推翻对贺龙的一方不实之词，并为所受贺龙案株连的所有人彻底平反。

（四）

从法律角度，存疑的是：

（1）从1968年3月28日——1969年5月18日，从李仲公诬告揭发、到贺龙专案组上报《案情进展综合报告》，这一年多期间段，贺龙专案组竟一次也没有向贺龙本人调查与质证。这封信显然不是贺龙文笔，更不是贺龙亲笔。贺龙语言风格简明扼要，文字风格大马金刀。简单肉眼鉴定，就可认定非贺龙亲笔书信。以周恩来，康生的丰富肃反甄别经验，不可能轻信；定是有其他原因。

据薛明回忆：尽管林彪，‘四人帮’造出了那么多荒唐怪诞的谣言，都做贼心虚，从来不敢在贺龙同志面前提出什么问题……1968年9月18日，他们突然送来了一封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同志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算是隔离以来向他提出唯一重大问题：“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么谈判的？参加谈判的哪些？最后达成什么协议？……”贺龙同志把信往桌一摔，气冲冲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最后达成协议？……”（薛明：向党和人民的报告）

（2）既使当时贺龙确有“投石问路”之实，亦未任何实施行为。或者说，这两封信即使是真的，也只能证明曾有“犯罪动机”，“不可证明有犯罪行为”。

1929年6月，从贺龙的处境看，已度过初期难关，在湘西和洪湖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已颇具规模，呈蓬勃发展态；更遑论贺龙的湘鄂西、洪湖天下，是南昌起义失败后，主动向党中央请求，联手周逸群共七人、四支枪，返回湘西；根据地和军队完全是白手起家拼搏出来的，在中共元帅中无人可比。贺龙亲属、宗胞先后牺牲一百多人，与国民党的深恨大仇，亦是“以义为先”、铁骨峥峥的贺龙将军绝不可能“乞降”的情结。

贺龙革命生涯最困惑的时期，应是1930年末―1934年11月23日在黔东松桃县一带与任弼时、肖克六军团会师、组建红二方面军前。这时期，邓中夏、夏曦先后排贺夺权、主政，疯狂排行“左倾”盲动路线，以肃“改组派”之名狂杀苏区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把党团组织弄垮，根据地弄丢，部队损失大半。在那么政治黑暗时期，贺龙若没有无比坚强的党性和抗压韧性，若早有“归蒋”动摇之意，则早被“逼反”了。贺龙若杀夏曦，还不易如反掌？

另一佐证是，1968年4月3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中央写信，诬陷贺龙、叶剑英配合刘、邓、陶企图篡夺军权。江青、康生亲自出马，借口红卫兵揭发，诬陷贺龙“二月政变”，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体校，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台。贺龙与北京市委刘仁、团中央王照华都有联系，一次发枪7000条。黄永胜也曾漫骂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但这一时期，这批“倒贺先锋”，谁也没有提出贺龙“乞降”的罪名、罪证。

（3）若按李家所陈述，贺龙的两封信，于1967年3月29日已附信专送周总理处。但1968年5月16日，康生、吴法宪听专案组汇报时，似并不知情。专案组拿到这两封信，应是在1968年7月以后。但怎么拿到的，交待不详。所以另一种可能是，周恩来为保护贺龙，扣押了这两封“伪证”，长达3个多月。直至1968年7月，李仲公向专案组交待了“伪证”去向；这两封信才从周总理处转至“专案组”。（1978年5月，中央“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认定交出两封伪造信的时间是1968年春）。当然，也不排除，李家并未将“伪证”交给周恩来，而是直接交给了“专案组”；事后为转移责任而编造谎言。更不可排除的是，在此期间，周恩来曾为保护贺龙对信件做了类似“狸猫换太子”手脚。

（4）我更怀疑的是，这两封信极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编排“离奸计”的道具，当年拟利用李仲公“泄露”给中共、从而借中共之手杀贺龙。1931年4月，张国焘、陈昌浩就是利用敌特“反奸计”，在白雀园“大肃反”，残杀了许继慎等四方面红军指战员2500余人。撤了曾中生将军的职。

历史，总有一些谜，永远消失在黑暗中。努力从细节中寻觅真实的另一面，是读史者的文化责任。

2017.12.1日，北京

原载微信公号蔡晓鹏闲侃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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