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俞邃：思念一氓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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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邃，江苏如东人，1933年生。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专家。现任中联部调研咨询组主要成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先后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防大学、外交学院、电子科技大学等12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1999年9月当选为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发表《俞邃文集》《俞邃论集》等专著以及合著数十部；主持译著《当代的政治体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出版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苏联改革失败教训的专著《莫斯科的冬与春——一个时代的终结》等著述，有广泛影响。
李一氓同志离开我们，不觉整整10年了。他对我的教诲犹在耳际萦回，他的音容笑貌使我难以忘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他的思念越发深切。
我最初知道“李一氓”这个名字，还是在我的孩童时期。我是江苏如东人，我的故乡在1941年新四军东进之后建立了人民政权，成为一块解放区。1945年冬至1946年秋，我经常见到乡间的墙壁上张贴着苏皖边区政府的公告，落款是主席李一氓和副主席刘瑞龙、季方、方毅等。“李一氓”三个字尤其令我好奇。
我经常从父辈们那里听说，李一氓是共产党和新四军里头有名气的大才子，于是更添加了我对他的崇敬和仰慕。我当然绝对没有料到，时隔30年之后，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在中联部这个重要外事部门，我会成为李老麾下，且受到他的精心栽培和格外器重。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种“缘分”吧！
我第一次与李老照面，非常之偶然，大约是在1965年秋。他当时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毅副总理兼主任），有一天他来到中联部新建的办公大楼二层，与赵毅敏副部长商谈什么事，我正巧去找赵老，在办公室门口瞄见他们两位促膝交谈，我从赵老秘书那里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李一氓。我未便进屋，侧对着李老，好好地打量了一阵子。
此后，10年过去了，1975年李老调到中联部来担任领导，并主管苏联东欧方面的事务。从这时起，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我有幸在李老的关怀和领导下工作。党政机关不兴以师生相称，而李老确是我的一位恩师。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和知识渊博的学者，给过我许许多多的亲切指点和帮助。我记忆最深刻的，有以下一些事情。
李一氓在办公室
李老特别关注苏联事态的发展和变化。他时常对我说，研究苏联问题要从该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把握全貌，要了解它的历史，要有发展的眼光，又要把苏联问题同整个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他的这些精辟见解，对于我所从事的苏联问题和世界战略形势研究，一直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撰写的一些内部文稿或者公开发表的文章，我常常向他口头陈述，每当这个时候，见他总是端着烟斗，幽默地微笑着，耐心听我的说明，从不打断我的话，有时给我补正几句，或者提出新问题，让我作更深入的回答。他对我那些年以“啸楼”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系列文章非常关注，曾多次加以评说，其中对1976年2月苏共二十五大召开前夕的长文《江河日下的五年》，谈论兴致更浓，给我以很大鼓励。
他还曾亲自点题，要我写文章。例如1982年3月1日《人民日报》观察家文章《评意共和苏共的论战》，便是李老通过冯铉副部长，交代我突击撰写并由李老定稿的。他在文中亲笔加进了一些警句，明眼人一读就会悟出是李老的语言风格。他有时还向我提示报刊上的国际信息，例如1981年2月他让秘书转给我一张从台历上撕下的字条：
俞邃同志：
《世界经济》1981年（No.I）有关苏联卖军火的一篇文章，请注意一下。
李一氓二月十四日
令我难忘的还有一件事。1981年初，李老召开过一次会议，提出将我国“文革”以后几年当中苏联出版的反华书籍归总一下，看看那里究竟讲了些什么东西。随后，他又委托吴学谦副部长给我打招呼，指定由我负责，带领10多位同志，集中精力做好这件事。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68册书，用去半年时间，编成了一本10万余字的《苏联反华著作简介和论点提要（1977－1980）》。从编选原则、体例直至封面设计和字型选择，都是经李老反复斟酌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他还利用在青岛休息的时间，亲自动笔，写了一篇气度恢宏、极富特色的前言，注明时间是1981年8月18日，当时李老已是78岁高龄了。
李老在中联部工作期间的卓越贡献之一，就是实现了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拨乱反正。对此，我是有切身体会的。1980年中至1981年初，在李老领导下，部里组织专门班子，撰写了涉及世界革命形势、国际共运大论战、欧洲共产主义、三个世界划分和存在的问题、苏联经济发展情况及其前景、新建的左派党和组织的情况和我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等内容的六篇文章。
晚年李一氓会见国际友人
这些文章统称“讨论稿”，其实是经过反复推敲的精品之作。其中《苏联经济发展情况及其前景》一文，难度更大，收工也最晚，时间是1981年2月。为写好这篇材料，李老亲自主持，乔石副部长亦参加，写作班子在万寿路宾馆集体加工多次。一氓同志将他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一些思考，于1979年10月在中央党校做了一场题为《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讨论意见》的报告。他思想解放，见解新颖，理论性强，紧密联系实际，加之语言精辟，报告深受欢迎。当然，既是拨乱反正，就难免产生某种异议，这也是正常的。李老在报告结束时，谦虚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许多问题，许多方面，我还在研究思索。有好多理论问题，有好多实际问题，我也还弄不清楚。提出的这些意见，纯粹是讨论性质的，请批评。
这表现了一位革命家学者的大度。
李老对我个人的厚爱和期望，我是深有感受的。他经常让我阅读一些本部业务之外的文稿。1982年中，有关部门将中国外交史纲初稿送请一氓同志审阅。李老叫我先看看，他在函中称：
俞邃同志：
请你代我看一下，如有可能用另纸提些意见：总的可以，具体的也可以。不忙。
李一氓三月十日
李老对我的要求是严格的，我知道这是给我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我用数月时间认真地阅读并提出了若干看法，经他审阅、斟酌、修改之后，将意见送出。李老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和有关文稿，有时事先也让我过目。这些都使我获益匪浅。
李老特别能够理解一个年轻人在“文革”浪潮中有限的应变能力。1980年有迹象表明，我可能被调离本单位，李老找我谈过话，并不情愿地对我说：“无非是去××研究所”。我为此作好了充分准备，尽管后来并没有走成。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进行机构调整，李老又找我谈话，意思是准备让我承担更重的工作。我向他表白了想把精力主要用于研究方面的意愿，并在1982年7月6日《北京晚报》“百家言”栏中撰文《李典的风格》以明志（据《三国志》记载，名将李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自认为“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对此李老大为赞许。
1989年秋，一家出版社打算将我有关苏联问题和世界战略形势问题的研究成果汇集出版，一氓同志欣然题写了书名：《苏联——今天与昨天》。鉴于种种缘故，那本书当时未能问世。尊敬的李老于1990年12月与世长辞，而苏联亦于1991年12月消失了。199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终于为我出版了《苏联解体前后》这本文集，我在“作者前言”中特意提及此事并写了一段缅怀的话，作为对李老的纪念。
李一氓同志在书房工作（摄于1984）
李老所著《一氓题跋》《花间集校》等书，都曾亲笔题字赠给我。他非常细心，签名盖章之后，惟恐印章油墨未干，还特意撕开一小块粉红色吸水纸覆盖着，免得弄脏。有一次他给我讲过一个周总理处事认真细致的故事。建国初中央任命张闻天为代表、李一氓为副代表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那时起草了一套文件，送给周总理审阅。周总理召集大家夤夜开会，逐字逐句讨论，并亲手用曲别针将一份份文件别好，摆得整整齐齐。
李老对于我向他索字，几乎有求必应。这种偏爱连他的秘书也感到惊异。1985年李老慨然应允，为我的长兄俞远书写了一个条幅。当时俞远同志担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钱俊瑞任主席）。条幅内容是唐诗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一首山水诗，也是一幅风景画。滁州唐属淮南东道，州治今在安徽省滁县。1940年代中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老，曾管辖过此地。他为家兄题写这首诗，不仅出于他对该诗的喜爱，且别有深意。唐建中二年（781年）韦应物为滁州刺史，而家兄俞远建国之初曾在滁县地委担负过重任。
还有一个例子。1987年我的一位朋友托付于我，烦请李老给南通县抗日战争烈士张兰美纪念碑题字。张兰美曾是苏中四分区南通县人民政权的一位区长，是当时牺牲者当中级别最高的革命干部。他牺牲后建立的墓碑，就是时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所写。该墓地在解放战争期间被国民党反对派摧毁。当地政府决定重建，烈士后代仍希望李老能再次题字。我为此事去求李老，他看了南通县提供的文字说明，欣然书写：
抗战烈士张兰美纪念碑
李一氓
李老也有一件事没有满足我的要求。1980年代中，安徽省社科院副院长徐则浩同志找我，拟当面请教李老关于撰写皖南事变历史的事宜，李老当即婉拒，和蔼地对我说，他不准备接受任何人的采访，但愿意对这项工作给予支持，可以“当个顾问”。
李老向我大致解释了他对皖南事变的一些看法，但没有把话说透，给我的印象是他对过去侧重宣传项英同志错误的一面是有看法的。这一点在后来出版的他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中有较详尽说明。
1998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举行纪念项英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在会上说：“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我们将永志不忘。”其中还说到项英同志是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他为新四军的组建、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项英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扩大新四军的指示，指挥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挺进，开展游击战争。
关于项英同志的错误，迟浩田是这样讲的：“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项英同志对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不够警惕，在顽军进攻时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他在突围中不幸遇难，年仅43岁。”李老的看法，同党中央批准的这次纪念项英同志百年诞辰时的评价是一致的。
李老一向以大局为重。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待个人进退和身后安排问题上。我清楚地记得，1982年中央准备委派吴学谦同志任外交部长时，该部有同志提出，外交部是周总理亲手培育起来的，难道本部就没有人能当部长吗？为此事，李老特地把我找去，说我认识外交部的人较多，就便给做做工作，告诉他们，中联部的部长、副部长不少人就是从外交部过来的（他列举了王稼祥、耿飚、姬鹏飞、刘新权和他本人），为什么中联部的人就不能过去当外交部长呢？
李老平日表情严肃，却富有幽默感，也喜欢别人幽默。毛主席曾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说法。有一次《人民日报》社就一篇稿子给中联部回信，字迹奇特，飞拳踢脚，引起在场同志一番趣谈，我戏之曰：“以其草草，使人昏昏，是不行的”。李老听后开怀大笑。李老是一位自成一体的书法家，笔力浑厚，苍劲古朴。1998年7月我去山西，途经阎锡山故居，第一眼便见到李一氓题写“阎锡山故居”五个金色大字。我对李老的缅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阎锡山故居
李老逝世后，我曾受命为几位领导同志撰写一篇纪念文章。我细读了李老的回忆录手稿和其他有关资料，深受教益和感动。1991年2月乘一架赴上海专机之便，我登门采访了陈国栋、汪道涵、胡立教、夏征农四位老同志。他们对一氓同志的回忆，更加深了我对李老的认识。我承认，为完成这篇长文，我倾注了自己对李老的爱戴和追思。
李老，我的恩师，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原载《中国测绘报》2000年12月26日
收录《李一氓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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