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李榕：舅舅的故事
本文作者李榕
作者前记：
在大家都喜欢吃“快餐”的年代，要感谢那些耐心把这篇文章看完的读者。这篇《舅舅的故事》发生在年轻人已经不太熟悉的年代，但其主人公的人生起伏之大，跌宕之巨，天上地下的被折腾，比那些我们看过的电影更像是电影中的情节。舅舅已经老了，他们这一辈人都已至耄耋之年。如果哪一天他们走了，他们曾经的经历也就随着他们的离去渐渐地湮灭了。我不写，对不起吃尽了苦头的那一辈人。不仅仅是舅舅。
引子：
南开大学，人民大学时期
二舅，大名王笃。在我母亲姊妹六人中最有才华，最有天赋，胆子最大，最能折腾，命运也最坎坷。
由于战乱，二舅小学只读了四年就直接上了初中。初中只读了一年半又直接上了高中。1949年解放前夕在南京四中读高中时二舅思想左倾激进，在班上地下党员的鼓动下冲锋在前，反饥饿，争民主，带头反对学校随国民党南迁，代表左派同学跟右派学生谈判。去时几人腰里别着木棒，谈判进行中按事先暗号突然熄灯，掏出木棒一顿乱抡，抡着谁算谁，抡完就跑。
几次冲锋陷阵下来，学校里的国民党认定这家伙一定是共产党。第二天上学时二舅刚走到校门口，就有同学在大门处连使眼色带比划：“不能进去，他们带枪了，要抓你！”二舅抹头就跑。晚上地下党派同学到家里告诉外公二舅的事。外公拉上母亲，坐着黄包车满南京城地找儿子。
二舅自此不敢再去学校，直到南京解放。解放军的坦克已经开到了新街口，他才回学校。这么敢折腾的一个年轻人，连学校里真正的地下党员都以为他也是共产党。因为当时都是单线联系，彼此只能靠感觉判断。可实际上他连党的外围组织都不沾边。充其量也就是个“反蒋青年”，自觉自愿地为理想鼓与呼。
南京解放后，二舅和几个同学一起到北平考大学，同学中有一人的哥哥在清华当教员，于是一行人就都借住在清华园里准备功课。二舅的大舅韩德培（我外婆的大弟弟，后来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曾任武汉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得知外甥正在北平备考大学，就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在清华任教的钱伟长，请他关照二舅（因二人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时相熟，并一同从美国回国）。
钱伟长找到二舅，并嘱二舅可住到他的家里去，还提出可帮他复习功课。二舅没好意思，仍与南京来的同学一起住。几个月后，大家都考上了不同的学校，二舅被南开大学经济系录取，离开北平去了天津。
在南开大学，二舅学习勤奋，初露才华。大二时，就翻译了一篇《论卢布稳定性加强的基础》，刊登在天津大报的经济专刊上，标题旁有醒目的“南开大学王笃译”，很给自己和学校长脸。同时期，二舅还被系里教授挑选担任南开财经专修科的兼职助教。大三刚读完大四还没开始读，就被学校保送到北京人民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
1952年，年轻的王笃来到北京人大读研究生。全班50多个同学，约一半选自全国各高校的尖子生，另一半则是直接从各种工作岗位上选拔来的“调干生”。吴树青（后来曾任北大校长）任学习班长，王笃任生活班长。三年后，这两位班长在人大一起入了党。
人大研究生时期的二舅（约在1953年或1954年）
1955年二舅以“优等”毕业论文从人大研究生毕业。学校决定留校四人，王笃和吴树青又是其中之二。当时，希望留校者众，但只有学习最好的学生才能留校。留校的四人中三人来自本科高校（南开，复旦和湖南大学），吴树青是留校四人中唯一的调干生。
据说，吴树青学习极其刻苦，头脑灵活，口才超群，实际工作经验丰富，是调干生中之翘楚。二舅后来告我，与其他人不同，他当时并不想留校，原因是不喜欢北京的气候。他毕业时填的四个志愿：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清一色南方的大学。但“组织决定”了，他是党员，应该服从。
二舅留校任教一年，1956年夏他刚从大连招生回到学校，教研室主任就找到他：“人事处让你去一趟。”二舅来到人事处，人事处长通知他：“学校决定调你去国家经委工作。”二舅没一点思想准备，竟然还不太情愿：“我愿意在学校教书。我的理想就是像我大舅一样当个教授。”人事处长没说服二舅，于是就拿出了聂校长的推荐信。
聂校长，聂真，老革命，聂元梓的大哥，当时是人大副校长。二舅就又找到聂校长，聂校长将推荐信和经委的调令摊在二舅面前。二舅五十多年后对我回忆道：“我看得很清楚，除了信上介绍了我的情况，说了一些评价很好的话，最后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批语：同意王笃同志到我委工作，暂到政策研究室协助马洪同志工作。薄一波。”
薄一波当时是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那么一个共产党的大人物怎么会在王笃这么个小不拉子的调令上手写那么一行批示，王笃这名字是从哪一级“上达天听”的，至今二舅也没弄明白。聂校长说，你是党员，这是组织的决定。看完那个批示，不用聂校长说，二舅也明白这是组织看上他了。
国家经委时期：
与马洪先生共事
二舅曾对我回忆说，他一直觉得不解，那时一个普通教师去国家机关报到，都是自己扛着行李卷乘公共汽车。可是那次却通知他，经委有小汽车来接。随车来了一个同志，帮二舅把行李搬上车，径直开往位于三里河的经委办公地。二舅以为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应该是和大家一起住集体宿舍，但车到了经委，那位同志却把他引到一处挺讲究的套间，寝具办公桌俱全，地板煞亮。二舅顿时对这么优渥的待遇有些摸不着头脑。带他来的同志却说，这是领导给你安排的住处。
二舅在经委的政策研究室开始为领导做政策研究。直接的顶头上司是马洪先生。马洪先生布置给二舅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让二舅帮马先生修改薄一波准备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稿《论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这篇发言稿是马洪先生起草的，这么重要的发言稿竟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帮助修改。这事就是放在今天也会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马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和老革命。参加革命后名牛黄，到延安后陈云为其改名马洪。马洪曾在东北局工作，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毛泽东语）。高岗被毛扳倒之后，马洪受株连，被发配到北京的一个建筑公司工作。同是山西老乡的薄一波很了解马洪的才干。马洪自学成才，是共产党自己的经济学家。薄一波向周恩来提出把马洪要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发挥他的专长。
马洪先生在共产党内几起几落，经历了复杂的党内斗争。在马洪先生的女儿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1980年代中邓小平在会见印度的议长前，特意与一同参与会见的马洪先生单独谈话，对他说，你我都是几上几下*。从1980年代初起，马洪先生先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因缘际会，从1956年开始，马洪先生和我二舅，这两个年龄，出身，背景，经历如此相殊的人为了革命（套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走到一起来了。二舅非常敬佩马洪先生，对马先生执长辈礼。而马洪先生也很赏识这个性格开朗，诚实有才华的年轻人，对二舅的文章从逻辑到文字都仔细教诲，在马洪先生从政治形势到国民经济宏观视野的熏陶下，二舅文章的格局开始变得宏观，从整个国家层面着眼，从整体经济着眼。
二舅写文章超快，一气呵成，整理归纳极有条理，成了个写文章的快手。马洪先生上午刚布置下来某个专题，下班前二舅就已将文章完成并放在他的桌子上了，且条理清晰，遣词得体，政治尺度拿捏得当。很多时候，马先生对他的文章甚至一字不改，即直接送交经委领导，甚至国务院，乃至政治局。一段时间以后，马洪先生就在政策研究室里提议“老王”（马洪对二舅的称呼，其时二舅不过27岁）担任经委政策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全体举手通过。
一次，中国青年出板社向马洪先生约稿《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问题》，书还没有完成的时候，马先生要陪李富春和薄一波去四川考察。于是马先生找到二舅：“老王，出版社催稿催得很急，你帮我把剩下的一章写完吧。”
二舅那时年轻，连表面上的谦虚推辞客套也不会，当即答应了。洋洋数千言，一通的引经据典，严谨论证，完成后就交中国青年出版社了。出版社的编辑竟然没看出这本署名马洪的书其实出自两个人的手笔，观点论据，行文风格天衣无缝。
书出版后，马洪先生拿到500块人民币稿费，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马先生高兴地对二舅说，找个空，我请你吃烤鸭去！*
母亲那时也在北京读大学，周末经常去二哥处帮他整理房间。有一次母亲到经委却找不到二哥。经委的人告诉她：“你哥哥正在大礼堂讲课呢！” 经别人指点，母亲来到大礼堂，一看台下至少坐着几百号人，她那个不到三十岁的二哥一个人在台上操着苏北口音的普通话，正侃侃而谈，白话得起劲。讲的全是经济学方面的东西，母亲根本听不懂。但她突然间觉得很骄傲，对二哥很佩服。
兄妹俩：国家经委时期的二舅与在北京读大学时的母亲（1957年）
二舅英文底子很厚，《资本论》直接看英文版。搞政策研究时，中央经常要求了解西方报纸如何评论中国政府当时的某些政策，二舅的英文则正可发挥所长。有一次，英国“世界名人大辞典《Who's Who》寄来一个关于薄一波的介绍条目要求中方核实。经委要求二舅翻译。二舅译后，发现《Who's Who》对薄一波的介绍实在离谱。交上去后，薄一波本人看到译文后也觉得哭笑不得，一扔了之。这说明当年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官了解极少。
多年后，二舅的一位当年人大同班同学对我分析说，这可能也是当时经委要你二舅而不是其他人的原因之一。因为王笃在人大读书时在学生中英文显得很突出。
由于当时政治形势使然，他也会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二舅对我回忆过一件事，当时毛泽东提出“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这是针对马寅初先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任务下达到二舅，二舅明明心里认同马寅初先生的观点，但人在组织，身不由己，于是他按照领导的要求，附和毛的思想，显示毛的正确，把国内外各种“克思”们的人口理论断章取义地收集了一堆，冠以《马恩列斯毛论人多是好事》的标题，交给了经委办公厅。薄一波专门为此汇编写了前言，还要求“限处级以上干部阅读”。
在这之前，领导还曾布置二舅写一篇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文章写好后，薄一波在文章题头处写了一行字：“邓拓同志，我委同志写了一篇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请予发表。薄一波。”很快，《人民日报》发表了二舅的那篇文章，这也是官方第一批正式批判马寅初先生人口论的文章之一*。这同时也是二舅被发配前最后一次的“官方作品”。
几十年后，二舅对我说，当年是奉命写作，没有办法。言不由衷，还以势压人。愧对马寅初先生！其时的大环境使然，那是一种组织行为，乃至政府行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只能徒呼奈何。
那时二舅仍然单身，马洪先生经常把二舅叫到他家里吃晚饭，边吃饭边谈一些要研究的问题。特别是每次马洪先生从薄一波家里回来，立刻就会打电话给二舅：“老王，到我家来吃饭”，一边吃饭，一边传达“上头”的最新精神。吃完饭，二舅就会连夜把最新的中央精神整理归纳总结，第二天早上文章就放在马洪先生的办公桌上了。
到马洪先生家的次数多了，以致于马洪先生的家人和孩子们跟二舅也熟悉了。五十多年后，马洪先生的女儿马雅写了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回忆父亲马洪》，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其中提到了二舅，这是后话。
二舅的书法：郑板桥《道情》
当了右派
1957年开始大鸣大放，共产党邀请各界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共产党员更是要“向组织交心”。二舅是经委政策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他热情高涨的组织大家鸣放，帮党整风，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不仅自觉鸣放，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晚上回家想起来什么白天会上忘了说的，第二天开会力马再交一回心。生怕党听不到自己的心声。
五十年后，我在听二舅跟我回忆这些向党交心的往事时，我怀疑他当时对党的忠心耿耿是不是达到有点“缺心眼”的程度了——先对党掏了心，接着再扒肝扒肺。简直好像让人拍了花子，让说什么说什么，让去哪去哪。与马洪先生不一样，在此之前他一直是顺利的，并没有经历过复杂甚至是残酷的党内斗争。他是真爱他的党，恨不得他的党一天之内变得完美。其单纯，其真诚，其天真，其执着，其一厢情愿，在今天的人们看起来几近达到脑残级别，很难理解。
我曾问他，你到底说了什么让你够了线？他说，他有一些同学来北京出差，需要查资料，到哪个部几乎都被拒绝，说是那些资料属于保密级别。即使是党员，也被不客气的拒绝了。同学于是来走他的后门，因他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中央文件，甚至可以看到政治局的文件。这些同学羡慕之余，就在二舅处大发牢骚。
当时正是党鼓励大家提意见的时候，二舅的党性就上来了！立刻找另一个发过牢骚的同学合写了一篇《不要让保密制度窒息经济科学的发展》的文章发给了《文汇报》。这位合写的同学后来也因此成了右派。文章强调指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样的保密制度，马克思当年的《资本论》根本就写不出来！意思是马克思没地方查资料去。
此外，二舅对党的干部任用制度及党的有些干部进城后的特殊化和官僚主义，很多地方不按法律办事，法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向党提了意见。
当时向党交心的人太多，重量级民主人士更多，报纸的版面得留给最重量级的“交心”文章，留给那些“最猖狂的”言论。所以《文汇报》压根儿没看上二舅对党的这点心意，力度根本不够，给退稿了。二舅还很为党没听见自己的心声觉得有点失落。
与马洪这些从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不同，二舅这些书生们不明白，共产党是从极其艰苦卓绝，异常复杂的，你死我活的，血雨腥风的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政党。对保密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即使取得政权后，共产党依然延续了战争年代的保密制度。而二舅这些只在国统区闹过学潮的，脑子里只有学术的书生们就觉得这种保密制度制约阻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
直到1957年5月，二舅读到了一份中央发给薄一波的“绝密”级文件，此文件规定只印发到中央委员一级。这是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的，题目叫《事情已经在起变化》。毛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还在兴高采烈.。我们还需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说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已经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
二舅看了大惊，但仍以为毛只是针对党外说的。 “共产党员哪个不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才入党的，怎么会反党。”（王笃语）讽刺的是，反右初期，他还被经委党组任命为经委反右刊物的副主编。他当然没有想到也就是几个月以后，他最信任的组织，曾那么器重提拔他的组织转身一闷棍打到他头上来了！
我曾开玩笑地挖苦二舅, 就你积极，就你玩命“交心”，就你好表现，别人不说话，为什么就你那么喜欢提意见？你不当右派谁当？但现在想一想，扪心自问，这样指责二舅公平吗？这样指责那些和二舅一样衷心为党的热血青年公平吗？为什么全国最后会有55万右派？这50多万人都是傻子，都缺心眼儿吗？为什么明明毛说了这是“阳谋”，这几十万人，无论党内还是党外，还那么前赴后继的给党提意见，往那个套里钻？甚至还有像马寅初，梁漱溟这样解放前共产党的同路人公开与毛泽东论战。难道他们也都很幼稚吗？指责他们对共产党的批评就是想翻天公平吗？指责他们希望共产党改正错误就是想取而代之公平吗？应该被追究被指责的是谁？
全国范围内该“交心”的，都交的差不多了，毛泽东认为”阳谋“的差不多了，党开始一个一个地“回答”了。二舅三番五次向组织表达的心声，组织其实不仅早就听到了，而且开始有所反应了。经委开始组织大会小会，对那些曾交过心，提过意见的人开始组织批判。二舅这么个折腾法儿，对党赤胆忠心得过了火，自然，最后政策研究室两个右派名额，二舅“荣幸”的当选其一。一夜之间，曾是组织重点培养对象的年轻人就被打入了另册，变成了敌我矛盾。
这个还不满三十岁，徒有才华却没有政治头脑和经验的年轻人，一直把党当做自己的精神母亲。老以为“母亲”特宠着他，跟“母亲”说啥都行，怎么说“母亲”都不生气。的确，在此之前，他的运气好得简直让人嫉妒。哪成想，突然间母亲”翻脸了！开始往死里收拾这些说话不中听的“儿子们”了。二舅后来告诉我，批判铺天盖地，检查没完没了。他曾几十天无法入眠，百思不得其解他到底哪儿反了党，不知道组织到底要怎样发落他。他和政策研究室的另一个右派施忠仁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别人对他们的一个眼神都能让他们神经过敏。
我读过一篇文章，里面描述犯人最难熬的是在等待宣判以前的那段时间。当最后的判决一宣布，反而踏实了。我想当时二舅的度时如日，度日如年就应该像那个等待宣判的犯人一样。看着周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一批批的人被打成右派，并开始被送往蛮荒之地劳动改造。
本来的一腔热血，不想却把热脸不仅贴了“妈”的冷屁股，还被“妈”狠狠地压在冷屁股下面喘不过气来。二舅连惊带吓带气，心里无限委屈，终于病倒了，连续数天早上刷牙时呕血。最后被诊断为浸润性肺病。
他强撑着跑到当时母亲上学的学校，警告母亲形势不对了，立刻闭嘴。母亲看见二哥面无人色，脸色死灰，吓了一跳。二哥告诉她，他已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了。正在等待组织发落。
等待期间，过去能看的党的文件自然不能再看，但组织并没让二舅闲着，让他给英文版《北京周报》的文章修改稿件，算是“学以致用”。
终于，组织宣布所有在京右派一律不得留京。经委的右派被发配到北大荒大兴安岭去伐木。
就在这些右派要启程的时候，马洪先生找到经委党委，与他们商量：王笃已吐血了，身体不好，能否暂缓去北大荒。被马先生救下来的二舅后来去了石家庄钢铁厂劳动改造。
这里摘抄一段二舅去年写给马洪先生女儿马雅信中的几段：“经委的右派们要上车了，你爸对我说了这么一句：‘你身体不好，不要去了。’当时对右派已是敌我矛盾，话虽这么一句，但在当时帮我说话，使我暂时留下不去北大荒，他等于在党委面前替我喊了一句：'刀下留人！' 而政策研究室的另一个右派施忠仁去了大兴安岭。三个月后，在劳动中被一棵倒下的树压死了。家破人亡。只留下在北京年轻的爱人和不到一岁的女儿。”
“若没有你爸的相助，也许我活不到现在。” “我离开北京的前一晚到你家向你爸辞行。临走，你爸送我到门口，低声对我说：‘老王啊，我不认为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先去一个时候，过些时候，我想法把你再调回来。’” “1959年底，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爸还寄了50元钱来周济我。"
从上面这几段二舅的回忆，我已能看出当时马洪先生与二舅不仅是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二人已成莫逆。马先生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二舅做到了最多。这样一位爱才的正直的老共产党人身上散发出的人性的光辉，五十年后，仍然让我肃然起敬。
二舅来到石家庄钢铁厂劳动改造。该厂党委副书记原来也是薄一波的秘书，与二舅在经委时就相熟，但毕竟二舅已在“另册", 属于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不能随便再靠近组织了。“只有好好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1959年9月的一天，薄一波来到石家庄钢铁厂视察，二舅虽然以前为这位大人物写了不少稿子，也曾多次和薄一波坐在一起开会，甚至有时开会就坐在他旁边。但现在，首长来视察，五类分子是需要回避的。薄走后，党委书记立即把二舅找了去，说，王笃，你改造得不错，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摘帽。言谈中并没有提及薄一波是否问到了王笃。
但一个星期后，突然全厂召开大会，宣布王笃改造认真，态度最好，即日摘掉右派帽子！至今，这中间从没明说的，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也不能明说的一切，都让人遐想。应该说，薄一波对部下是念旧的。
1961年，大炼钢铁时建立的石家庄钢铁厂解散。仍是五类分子的二舅自此流落民间。右派当时没人敢要，连街道都不要，即使摘了帽。此时，像其他许多右派家庭一样，漂亮的太太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选择了离婚，带着孩子离开了他。
他无处可去。他已被政治折腾得精疲力尽，再遭妻离子散。极度的精神压抑加上孤独和被歧视，他终于选择了逃避。他幻想寻找一个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自己养鸡养鸭，种种粮食，自己养活自己。于是他来到了苏北的乡下。
农村岁月
当时中国的农村绝不是二舅想象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般美妙。那时的农村正在“三年困难时期", 饿殍遍野，死人无数。别说一个肩不能抗，手不能提，五谷不分的书生，就是农民自己都吃不上饭，有的省甚至已发生易子而食的惨况。
二舅在那里的生活可想而知。我已不忍心再详细追问他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总之，他挺过来了。到了1970年代初，当时农村还是靠挣工分过活。干得少，干得慢，工分就少。分的粮食根本填不饱肚子。
生产队夜里组织偷粪，那是个高强度，高体力，还得会打架的活儿。每个人不仅要挑着粪跑，还要带着木棒，因为一旦被发现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农民打起架来打出人命是常事。这个老右挑起粪来摇来晃去，常常弄得满身大粪，又不会打架。如果一棒子打过来，打掉了眼镜，东南西北都找不着，就只有挨揍的份儿了！小命不保也说不定。队长只好安排二舅负责侦查放风。他认真尽责，四面八方仔细查看，只要发现对方一有动静，立刻大喊“快撤！”一行人挑着大粪挑子借着夜色一溜快跑，溜之乎也。
时间长了，村支书看他一个人活得实在太艰难，觉得这老右人不坏，很老实，又识文断字，就是干农活不行，书记生出些同情，就跟二舅商量：我看你也不像个坏人，老实巴交。我有个女儿还没出嫁，你又是单身，你们俩配个对吧。书记的女儿因为头上不长头发，在村子里不太好嫁。但这姑娘人好，虽不识字，人长得壮硕，结实，能干，尤其是个干农活的好手。
当二舅告诉外婆自己准备再婚了，外婆特地从南京赶到如皋，再从如皋城里靠着一双“解放脚”（半裹脚）走到乡下去看儿子。看到儿子住的草房，外婆无限心酸。她对儿子说，孩子，你太苦了，娘帮不上你，你也不能老是一个人，你得有个家啊！结吧！这样你也有口饭吃。
在人大时，年轻的研究生们正值风华正茂之年，也对异性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憧憬着爱情。但这些自视甚高的才子们还端着架子。二舅告诉过我一个他在人大时和同学们编的对女朋友的要求：“政治可靠的，年轻美貌的，高等学校的，自带粮票的。”现在二舅自己都没了粮票，政治上“更不可靠”，稀里糊涂成了执政者眼中的敌人，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已没有资格对别人提任何要求。
就这样，这对相差21岁，一个研究生学历，一个文盲，一个曾经在北京中央国家机关里春风得意，激扬文字的年轻才子，一个在苏北乡下务农的目不识丁的姑娘结婚了。
过了一年多，有一天我放学，一进门就看到妈妈赶着出门，妈妈说，二舅家的草房屋顶被台风刮跑了，她得赶快去镇上汇款给二舅，二舅等着钱买新草盖屋顶。
那时我大约十二三岁，二舅的每次来信我妈看完我必看。记得有一次，二舅写来一封信，报告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写到最后字迹就看不清楚了，每个字都是断断续续，二舅在信的最后一句话中解释道：“屋子里太冷了，墨水快被冻住了。就此住笔”自从二舅有了儿子，妈妈就给二哥写信：我以后每月寄你15元帮助你把儿子养大。
这中间还有个插曲，妈妈那时经常是一拿到那几十块工资，如果去镇上邮局要下山太远，又怕二舅等得急，就干脆把钱和全国粮票直接放进信封夹在信中寄给二舅。但直到几个月后，二舅来信说他从没收到过信和钱和粮票。母亲大惊。一番顺藤摸瓜才知道是二舅所在生产队的一个村干部对给二舅的信每封必拆，本来是想检查这个右派的往来信件，但发现母亲每封给二舅的信中竟然还夹着钱和粮票！
这时政治监视退而其次了。这人得了一笔外快。钱被截留了，信当然就撕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人后来竟然直接给我母亲写信要钱！是不要脸，还是穷疯了？亦或是觉得给一个右派的钱本来贫下中农就可以拿就应该要？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什么“人间奇迹”都会发生。
过了不久，一天我放学回家，妈妈手里拿着个擀面杖正在做葱花饼。有人叫门，我打开门，“信！” 我拿过信一眼认出是二舅的笔迹，就顺手递给妈妈，然后就去写作业了。妈妈正在看信，没一会忽然听到“咣当”一声，我回头一看，妈妈手里的擀面杖掉在了地上。就见妈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泪如泉涌。
我猜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一把拿过信："……孩子已在半年前走了！没敢告诉你。孩子走的时候还不到一个月。因为天气太冷，孩子得了感冒，后发展成肺炎，没及时治疗……" 二舅和舅妈把这个在世界上活了不到一个月的小生命用草席裹好，埋在了地里。
过了两个星期，去给儿子上坟，却发现只剩下了一堆白骨！因为埋得太浅，被饥饿的野狗闻到了，扒出来把孩子的肉给吃了！二舅只得再向母亲“借三十块钱”，想买些木板钉个小棺材，“这次把孩子埋得深些……"
一个小小的生命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来到人世，只在人间转了一个小小的圈就走了。走后竟还充当了生物圈食物链上的一环。写到这里，我深深为这个与我也有着血缘的小生命痛惜！唯一为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他还不懂得痛苦的时候就走了。无论是生病时和被狗吃掉。
又过了一年，舅妈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还是一个男孩。这时二舅已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学当代课老师了。算是又一次“学以致用”。舅妈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照看地里的庄稼。一次，舅妈早上天不亮就下地了，不到一岁的儿子还在床上睡着。不知什么时候他醒了，自己爬下床，又从柴门下面爬出家门，爬出院子，爬过村子里的土路，爬向一个敞开的粪池。
农村这样的粪池很多，每年都有几个孩子掉进粪池淹死。也该我这个表弟命大，就在离粪池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村民经过，看见了孩子。一把把他抱了起来。找到了舅妈。运乎？命乎？
二舅听到了消息，赶了回来。他不能再失去第二个儿子。于是他自己到处捡些破木头，做了个“独轮车”，把孩子放在“车”上，将孩子带到他教书的学校，在教室旁自己搭了一个简陋的“亭子间”。他决定自己来带儿子。平时二舅上课时，表弟自己就一个人坐在床上玩。这边一哭，教室里就听见了，二舅马上跑过来给儿子喂点吃的，哄好孩子，再跑回教室上课。
这中间有多少艰辛不难想象。但一个男人就这样把儿子带大了。2008年夏天，我在如皋与表弟有一次长聊直至深夜，听表弟讲述着这些让人唏嘘的往事。我对表弟说，你父亲是他们兄弟姐妹中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一个，你却是我们所有表亲中最苦的一个。
应该感谢我这位舅妈，她虽然是个农民，她虽然目不识丁，可是她却在二舅最孤苦的时候给了二舅一个家。给了二舅一个儿子。也给了二舅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选择了“体制外”
1979年1月，全国的右派在胡耀邦的努力下开始平反。国家经委也给二舅平了反。2月，二舅忽然接到马洪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他了解到二舅这些年的遭遇，并说好在共产党员是经得起风浪经得起考验的。信的结尾马洪先生意味深长的写道：“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聚首相谈的，希望早日见到你。"
不到一个星期，如皋教育局就通知二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调令到了，要调二舅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马洪先生自己被平反后，担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的副所长。他仍然惦记着他曾经共事过的几个青年才俊，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分别给他昔日最赏识的几个弟子写信，想招他们回到工经所。这其中就有我的二舅王笃和朱镕基。
朱镕基在国家计委时曾与马洪先生共事，也是被打成右派后被赶出了国家计委。朱镕基收到了马洪先生的信，来到了工经所，并担任工经所的办公室主任。也是在工经所期间，在马洪先生的主持下，朱镕基恢复了党籍。而我的二舅却作出了另一种选择，当社科院的调令到达如皋时，他却选择了不回北京。
也许是20年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世事麻木了，迟钝了，也许是当年被政治捉弄得寒彻了心肺，也许是顾虑老婆孩子的农村户口进不了北京……也许……很多的也许，但这个中的种种原因今天再去追问已无任何意义。只是去年在二舅写给马雅的信中提到当年不回北京的决定时，他写道：“当然作这种选择是痛苦的，我是很愿意早日见到你爸爸的。使他失望，我很内疚，因我对他有着不一般的感情……”
马洪先生后来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参与了包括当时最大的中美合资平朔露天矿和宝钢的上马，以及上海浦东开发等数个重大国家战略性工程的论证，他领导的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为中央的智库，数次为政府决策提供经济论证。马洪先生后来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二舅，这个当年曾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才子，在经历过极其悲惨的遭遇后，虽然活下来了，但岁月蹉跎，云起烟灭，他已不再激情。与马洪和朱镕基不同，他选择了在“体制外”继续过他平淡的生活。他好像生活在如皋这个“洞中”，不知“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外面的世界变了啊！
《梦境——正义路一号，北京1981》局部：上部带黑框眼镜者为二舅，下部中为1980年代初的陈丹青
不仅我，我的母亲，还有家族里的其他人，多年来都为二舅深深的惋惜。
如果他1979年听从了马洪先生的召唤，回到了工经所……
如果他当时哪怕和家人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听一听别人的意见……
如果他当时不那么快决定，让自己再想一想……
但我也知道，生活是没有如果的。
作为人生的观照和回看，我只能说，选择胜于努力，选择高于才华，性格决定命运。
至今，二舅仍保持着他的一以贯之的“政治爱好”，与他聊天，他感兴趣的全是国家大事，时政大事，其它全无兴趣。我想，在如皋那个小城，他其实是寂寞的，尤其在精神上。那个小城的人们每天忙碌着他们琐碎的生活，没人关心挣钱和柴米油盐以外的事情。而他却每天把自己对新闻的观察，心得和观点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我第一次看，以为是誊写过的，因上面竟无一字修改，工整极了。一问之下方知那不过是二舅自己写给自己看的。并无什么誊写。
情绪来时，他还写了上百首打油诗，仍是工工整整的一本。我粗看了一遍他的笔记和打油诗，里面虽有悲伤，凄凉和绝望，但也不乏尖锐，调侃和幽默。几十年来他用这种方式抒发着他对社会，对现实，对政治的观感和理解。用这种方式保持着他的精神格调。
平静的晚年
马洪先生于2007年在北京去世。马先生的女儿马雅于次年发表了回忆父亲的文章。
很巧，我的另一个舅舅看到了这篇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的文章，于是打电话给我告知此事，我请舅舅给了我一份马雅文章的copy。马雅在文章中有一段专门提到了二舅。摘抄如下：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却没有正式的职衔。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继续使用’吧，像从前在东北局，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有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摸样的青年被请到家里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一笔一划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后来我再问到王笃叔叔，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才告诉我，王笃在‘反右'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一棵大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那些年被爸爸赏识、提携的新秀，不少人受牵连，影响了升迁。朱镕基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
很明显，可能因为年头太久了，马雅记错了。在大兴安岭被大树压死的是政策研究室的另一个右派施忠仁。
2008年夏天，我去如皋看二舅。特意带上马雅的这篇文章给二舅看。只有我和二舅在一起的时候，我把文章递给二舅，告诉他事情的梗概。80岁的老人慢慢读着文章，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的反应。我以为文章中的往事可能会使他有些激动，可是他没有。看完后，他平静地说：“小雅记错了，被树压死的是施忠仁。是施忠仁自己告诉我他的死讯。”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他自己告诉你他死了？怎么可能？ “ 是的。施忠仁离开北京的那天，经委楼下停着一辆大卡车，是接右派们去前门火车站的。我走到楼下，帮施忠仁将行李拿上卡车。心里想，此行遥远，再相见恐怕不知何年。两人说了些互相勉励的话，无非努力学习，加强改造一类的叮嘱。施忠仁还告诉我他爱人给了他一张照片，他带在身上作纪念。随即他上了车去了北大荒。”
“我到石家庄后，一天夜里做梦，梦中施忠仁站在我床前，对我说：‘王笃，我死了。’我一下醒了！我是个无神论者，不迷信。但那个梦竟是那么清晰，让我忐忑不安。 过了不久，一个过去经委的同事到石家庄出差时来看我，告诉我施忠仁已在北大荒被一棵倒下的树压死了。”
二舅说完，我一时竟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哭，为二舅，为施忠仁，为那些已经死了的，还有活下来的右派们。
从如皋回到上海，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找到马雅，不为别的，只为告诉她记忆中的那个王笃叔叔还活着！虽然由于马洪先生当年的一句刀下留人的请求, 二舅没有去北大荒，但他后来的遭遇至悲至苦，九死一生。
历经三年的寻找。我要感谢柳红小姐，最后是她帮我找到了马雅。当我的第一封e-mail发给马雅并告诉她王笃叔叔还活着，我能想象马雅有多惊讶！当我和马雅越过太平洋通过电话互相听到对方的声音时，我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五十年前马洪先生和二舅的那段深切的友谊越过时空又重新连接了起来。我们在电话中聊了差不多三个多小时，马雅问了一大堆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只能再去问二舅。我也问了一大堆我想知道的事情。
接下来，通过e-mail，我们互传了彼此的简介和照片，以及二舅和马洪先生的照片。马雅也终于和王笃叔叔通上了电话。通话之后，已是耄耋之年的二舅给“小雅”（他依然沿用五十年前对马雅的称呼）花了七天的时间写了九页纸的信，详尽地回忆了他在经委时与马洪先生的相处，读来感人至深。马洪先生与二舅已是天上人间，但五十年前马先生对那个年轻人的栽培爱护乃至救命之恩，仍在二舅心底深处暖暖地流淌着。
晚年的舅舅
二舅一生坎坷，但晚年平静安逸。儿子也很有出息。他1997年曾抄录过一首郑板桥的《道情》，现在就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笔锋灵活，字迹飘逸。“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 我每天抬头看见这幅书法，逐渐明白了二舅是怎么让自己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中魂飞天外，物我两忘。唯如此才能熬过那些悲惨的日子活到现在吧！
注：凡*处均为引用二舅的笔记和信，以及马雅的文章。感谢他们。
2012-04-07
《舅舅的故事》补遗：
信的最后，二舅写道：“好了！ 永远结束了！我又要躲进小楼再也不出来啦。”
补充一点，二舅在被平反后，一直从事英语教师培训工作，他是个兢兢业业的老师，做得很出色，直到退休。1989年还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奖。《舅舅的故事》中，我光顾写他受的那些罪了，竟忘了提一下他平反后的工作成绩。
把这些已沉淀半个多世纪的悲惨的往事捞起来，晒出来，还“逼”着二舅帮我回忆。我自己也觉得有些残忍。可是我固执地认为，不能等他们老了死了，就再没人知道了。这种回忆，再沉重，再悲惨，也应该写。这种真实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不写对不起那一代人，也对不起我和我的后代人。
李斌大型油画：《梦境——正义路一号，北京1981》
2011年12月，上海美术馆曾举行了一个画展《视觉记忆》。其中一个巨幅作品《梦境——正义路一号，北京1981》，吸引了许多观众。作品艺术地再现了1981年审判四人帮的现场。但听审席上却“坐了”1000多人，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害者的代表都在其中。从潘汉年到刘少奇，从王实味到彭德怀，从大大小小的右派到“现行反革命”，每个人都有名有姓，背后都有一段真实的故事。二舅也在其中。
2012-04-17
文图原载作者博客“读书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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