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丨杨大明：悼丁望
杨大明 男，生于1957年2月，北京人氏。本属最后一届京郊农村插队的高中毕业生，行装待理，前路茫茫，忽1976年国运巨变，恢复高考，人生转折，1978年秋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入新闻系本科，诸师长谆谆教诲，感恩不尽。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工业记者、编辑组组长。1989年8月参加《中华工商时报》创办，先后担任市场新闻部主任、副总编辑。1998年3月，作为联合主编之一，参与《财经》杂志创刊。2001年9月任《财经时报》总编辑，后任《财经》副总编辑兼编辑总监。2009年11月与同事创办财新传媒，任副总编辑至今。
本文作者
（一）
2002年的圣诞节越来越近了。这时，《财经时报》的周报改版已将近7个月。编辑部上下将以怎样的心态迎接新的一年？
这也许在很大意义上将取决于我的心态；或者说，我此时此刻对于这张报纸的所思、所愿，将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我想最好的礼物是给编辑部全体人员分别发一张贺卡，写写我对于每个人由衷的心语。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和未来。
真正能够影响人的一生的事情不会太多，而从一种记忆中升华又冷却下来终于成为一种本能的事情，我相信更若凤毛麟角。但我的这个决定确是一个惟一——一种本能的反应。
其实，这张贺卡早在13年前——1989年的这个时候就有人写下了——因为我已经收到了。
（二）
我重新展开这张在13年前收到的贺卡，它的全文是这样的：
大明：
五十年代我在山沟里劳动的时候，山区老百姓最喜欢的是毛驴。望你原谅我的比喻，我常常觉得你像一头毛驴，那么不声不响的，吃苦耐劳，而要求又那么少。三个多月，你的信息版已经有了特色（不过我还是希望更注意一些实用信息，比如科技信息，对一些小企业非常有用）。我毫不怀疑在工商时报的未来，你会成为重要的角色。
丁望
12．29
但是，我已经永无机会再向中国一代著名报人丁望探询，13年前的那个岁末，他为什么要给创刊刚刚三个月的《中华工商时报》的每一名员工写一封新年贺卡，私密性的，封得好好的；以及他为什么要给我写下这样的文字。尽管上个月我们还通过电话，他简单地谈及他的病情，好像有点欲言又止；最后好像又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讨论。而我也急着忙一些报纸的事情，安慰了老人一些，电话就结束了。
没有想到，2003年9月10日，丁望远离我们。
一切竟成永恒！
（三）
我是1989年6月7日上午10点半赶到新中街7号那座灰楼的。
当时北京的气氛还很紧张。我半信半疑地推开一扇破旧的铁皮门，一块玻璃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隶书字体写着“中华工商时报（一、二楼）”。
丁望是一位和蔼的满头银丝的老人。他知道我是从电台来的，握着我的手说：“我们要办一张全新的报纸，一张按照新闻规律办的报纸。”
第一次谈话很简单。接下来，负责日常新闻报道的副总编辑尹克告诉我，可以选择的岗位有三个：总编室，记者部，信息部，但要“过渡”一下，只能做副主任。我以前从没有做过报纸，对版面一窍不通，便很知趣地选了信息部；手下只有一名记者，是中国戏剧学院研究汤显祖的女硕士。
尹克指指已经在伏案疾书的丁望的后背说：“我们都叫他老板——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这样叫。”
从此，我一直叫他“老板”，一直前不久最后那次电话。我只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称呼，非他莫属。
2001年丁望接受采访。 戴牟雨摄
（四）
信息部是一个新的设计。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最初的起步阶段，新闻媒体更无所谓“财经新闻”的提法，甚至使用“市场”二字还要掂量掂量。
在报纸筹备创刊的三个多月里，老板带着我们一块版一块版地讨论工商时报的内容定位，研究栏目。谈到信息版的时候，他说，现在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实用信息，需要各种政策的、行情的、消费的信息，需要商品的、人才的、金融的新闻解释；他特别强调：“要鼓励发展市场，不要轻易批评消费。”
工商时报基于“全国工商联主办的一份综合性经济类报纸”的定位，从一创刊就宣布自己“商业色彩、民间色彩、海外色彩”（又称“商味、民味、海味”）的基本风格，提出了“在商言商”的编辑原则，但是，当时还是经常担心有些报道问题与中央的精神出现偏差。
大约是1990年元旦后不久，一天他非常高兴地对我说：“我刚刚和徐惟诚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新闻宣传）谈过，他说报道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商言商，有什么不好？”
更重要的，工商时报在老板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宣传解放思想，鼓吹改革开放，版面形式生动活泼，屡屡创新，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强烈共鸣。
一年多以后，随着经济改革不断出现突破，小平南巡讲话发表，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发展风起云涌。老板把这方面的报道任务也交给了信息部（不久更名为“市场新闻部”）。
那几年，真是工商时报、也是老板晚年新闻生涯的“黄金时期”。
（五）
1994年1月3日，应当是老板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这天，《中华工商时报》正式从周三刊改版为一份日报。
但是，仅仅10天之后，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1月13日下午，工商时报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宣布了全国工商联的决定：免去丁望同志社长、总编辑职务，同时宣布聘请他担任工商时报的顾问。
那天开会老板坚决不坐到前面去，而是和年轻的编辑、记者、照排、校对人员坐在一起。宣布请他讲话了，他慢慢走到前面，用那种有些沙哑的声音说，今后有些事情可能“顾问”不了了，有些事情还是可以“顾问一下”，“比如我们的大明同志还没有找到老婆”。
下面一阵低低的笑声。我往上看了一眼，老板没有笑。他显得有些苍老了。
应当说，这个场面肯定不是一两天作出决定的结果，前后大约经过了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反复，其间涉及到很多层面、很多人。
老板留下的“遗产”很多。除了他新闻从业50年积累下来的丰富办报经验——这还需要更加充分完整地去总结——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发掘人才、吸引人才、培育人才的领导者。
比如信息部那位女硕士，在工商时报早期的标题制作中融入了明清散曲的文字特色，老板立刻给予肯定，后来发展成国内很多报纸竞相效仿的“双行对仗题”。
（六）
现在看来，不能说老板对于1月13日下午的变革早有准备，但他确实已经预料到这一天，他感到工商时报的降生太晚了一些。这也许是他毕生——乃至是工商时报至今的遗憾。因为没有他，就没有这份报纸。
还是在1990年10月，工商时报庆祝创刊一周年，全体员工到昌平明苑宾馆度过了一个周末。那真是载歌载舞，一派美好的憧憬。老板和大家一起玩得十分开心。也就在那前后，他在职工大会上讲过一次话。他说，要办一张好的报纸，必须有一支好的队伍。报社一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这支队伍是过硬的，是能打胜仗的。
他接着说：“本人已经走入人生的第65个年头了，希望寄托在你们各位身上。我们这支队伍要有一种精神，我们报社要有一个明显的徽记，这种精神有赖于大家来归纳，这个徽记有赖于大家来创造。”
老板还有很多名言，比如“我们报社不养三种人——不养闲人，不养懒人，不养调皮捣蛋的人。”
但是，在用人问题上，老板受到的褒贬好像也最多。对此，我宁愿首先相信，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人，本身就充满了矛盾甚至冲突；当然，也可以从新闻制度方面找到更深层的原因，这应当是中国报纸事业改革的进程中，一份市场化取向的报纸的必然阶段吧？
丁望在看报纸清样
（七）
差不到一个月，老板没有能赶上自己78岁的生日，或者工商时报14岁的生日。
《中华工商时报》创刊的日子是1989年10月6日。我曾很长时间为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不当不正”的日子而困惑。多年后才知道，这一天正是丁望自己的生日。
他把这份报纸的创刊视作自己的一次新生。我觉得这是一个报人心底最高的一种期冀。
老板离开报社后，我们曾在他几次生日的时候问候过他，每次必定谈到《中华工商时报》。我不知他怎样对待自己的另外的一个“生日”。
十多年来，老板的这张贺卡我一直好好收藏着，但极少拿出来看。因为我觉得很重，觉得老板在卡片的后面看着我。我担心辜负他，无言以对。
今天，我忽然感到轻松了。
我得知丁望有此遗言：遗体捐献医学研究，不搞告别，不留骨灰，不惊动亲朋好友。
在世的人亦然，负重便无法无私无畏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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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