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长丨袁晞: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
作者简介
袁晞,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工作,高级编辑、文史学者。出版有《〈武训传〉批判纪事》《社论串起来的历史》《冷战时代的我们》等专著。
本文作者
人民日报社大院里认识范荣康的人好像都叫他“老范”。
我一到《人民日报》工作,就在老范手下,当然他是副部级的副总编辑,我是最低一级的编辑,中间还隔着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好多级,由于我所在的文艺部归老范管,编好的版要老范阅后签字才能付印,跟老范打交道是经常的事儿。他看报纸大样的速度极快,在大样上修改的不多,但多是政策的关键之处,所改的文字也往往是画龙点睛之笔。
我接触的老范是个好领导,似乎具备办报的所有才能,但他不强加于人,不推卸责任,不卖弄才学,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与老范有不同意见也可以争一争,他也常常接受他认为正确的意见。
范荣康1988年。李辉摄
记得有一次老范修改了我拟的标题,我认为改得不如原来好,去找他说理由,他当时没接受我的看法,我回到办公室,老范打来电话说:“我又想了想,你说的有道理,就用原来的吧。”
老范与我们这些普通编辑平等相处,一同去看演出,一起聊天,抽烟的人找老范要好烟抽。我跟老范挤坐在观众席上一起看过流行歌曲演唱会,听过京剧、川剧,还在回家的班车上闲聊,从报纸、文艺到时局。
老范一家子似乎都比他有名:左起:梁欢、梁左、谌容、范荣康、梁天
老范是那种什么事儿都关心,什么事儿都知道的聪明人,他的夫人谌容和子女都是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名人,全家可能是“掌门人”老范在社会上最不出名,不过在新闻界的很多朋友眼里,老范是沃尔特·李普曼、詹姆斯·雷斯顿似的人物,虽然中国和美国不好比,虽然当代中国新闻行业不太能表达个人的观点、展示个人的才华。
在《人民日报》工作的近四十年中,老范起草了许多重要社论,写了很多重要文章,《人民日报》社论曾经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老范是工业组的编辑,写过多篇社论;“文化大革命”中是评论组的编辑,参与起草撰写了不少“两报一刊”社论。改革开放以后,老范担负了更重要的工作,他先后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和主管理论、评论、文艺等部的副总编,撰写重要社论,组织重大报道,了解许多重要事件的决策过程。
在过去的一些年,《人民日报》的领导不是容易做的官儿,我曾向老范说过别人的玩笑话:《人民日报》是中国政治波涛中的一条船,社级领导坐在船顶上,风浪一大就要掉下去;部主任坐在甲板上,风浪大时要自己抓住;只有坐在底舱的普通编辑一般不会掉下水。《人民日报》社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
老范听后一笑置之。
离开《人民日报》的工作岗位后,老范说过,这下子可以不写命题作文了,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不幸的是,几年中他连得几场大病,不再能从事心爱的文字工作。
1950年代的人民日报社论: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
2000年年初,同事李辉和我先后去看老范,谌容老师说老范恢复得还可以,头脑也很清楚,李辉问老范能不能谈谈他知道的事情,由我们记录整理成书,老范说他也正想找人帮助写回忆录,他和谌容老师欣然接受了李辉的建议。
谌容老师告诉我们,老范患有六七种严重的疾病,能活下来已很不容易,虽然老范着急要写东西,但我们还要听从医生的意见,慢慢做着。
老范说,他在《人民日报》近四十年,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他和我们商定,回忆就从他参与写作的社论和其他重要文章说起。
我们设想,这本书是写给那些经历过老范写社论的那些年代的人看的,因为《人民日报》社论从某种程度影响着中国社会,甚至改变了许多个人的一生;这本书也是为更多的想了解中国的那个时代、认识中国历史的人写的,是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留下一个方面的真实文本。
李辉那段时间忙,我先开始了和老范的工作。
1958年,人民日报也是“放卫星”大户
我觉得老范身体不好,劝他想到哪儿就说哪儿,或者先拣有意思的事儿说,但老范是个严谨的人,他认为应按时间顺序讲,他说中国是从五十年代走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是因为有对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中国的几十年有其必然的联系和发展。他还说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按时间段写四个部分,并告诉我他分的时间段和为每个部分想的标题,四个部分分别是“探索”(1952-1957)、“遵命”(1958-1966)、“灾难”(1966-1977)和“改革”(1978-1989)。我在自己的电脑上建立了“范荣康”的文件夹和这四个部分的目录。
按医生的说的,老范不能劳累,每次别超过一小时、隔几天一次的条件,在2000年春节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听老范讲述他与《人民日报》的往事,然后整理成文,打印出来给老范看和修改,疾病使老范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记忆相当清晰,他能清楚地告诉我许多重要文章的标题和刊发日期,我找到这些文章复印给他看,他又能清楚地说出文章的重要性和写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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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由于老范多次住院而间隔。肺部的疾病使老范呼吸不畅,每次谈话也不时停顿。谈话和记录进行得很慢,到2001年3月才谈到1966年的事。2001年3月22日,我到老范家,他的病加重了,呼吸更加困难,老范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时间紧迫,说话特别着急,而越着急越喘不上气来,整理录音时,一小时的录音带我只写下了十几句完整的话,其余全是老范的喘息声。那天告别时,老范说:“再见”,并嘱我下个星期再来。
下一星期我如约前往老范家,按门铃没人应答,打电话也没人接,以往老范有病有事不能谈时,谌容老师都要提前通知我,我想这次多半是老范得了急病。以后的一些天,打电话问谌容老师,她说老范住在协和医院,高烧一直不退,很危险,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不过她说老范多次从病危中活过来,医生都说是奇迹,不知这次还会不会有奇迹。
然而奇迹没有发生,4月25日得知老范去世的噩耗。“再见”到老范,他已平静地躺在协和医院的告别室里。
老范和我们共同进行的工作没有完成,剩下的还是更重要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和改革开放的十余年。
人民日报加入“真理标准”讨论
我认为老范的大脑是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宝藏,没能把他经历的和他知道的都说出来、写下来,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许多和我一样想了解中国过去并关注中国未来的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于老范和我们,这个遗憾是永远的。
到八宝山送别老范后,回到家里,我把老范最后一次谈话的录音带拿出来,默默地听了一遍,努力让自己相信老范真的不会再说下去了。
写于2001年5月
附注:范荣康(1930—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兼职教授。本名梁达,江苏南通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次年进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1949年以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1952年12月调入《人民日报》任工业组记者、编辑。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的秘书。后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1986年至离休前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袁晞著: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
袁晞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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