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蒋经国：一个亲手终结“蒋经国时代”的人
老编的话：1月13日，是推动台湾经济腾飞、终结台湾威权政治的蒋经国先生去世30周年。蒋经国年轻时以左翼意识形态投身政治，中年以威权统治催生台湾经济，晚年解除戒严还政于民，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题
与时代潮流站在一起
有人讲，蒋经国是主动在顺应自由民主的时代大潮。也有人讲，这种顺势而为其实是被动性质。纵观其主政台湾的20余年，“主动”与“被动”或许都是伪命题。因为，蒋经国本身，也是这时代潮流的一部分。
1、“民本政治”的信仰者
一个威权领袖的政治信仰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威权统治的实质。蒋经国也不例外。他早年所受家教，是父亲信奉的传统儒家经典；青年时代长期滞留苏联，深受影响；回国后又曾接受父亲为其量身定制的“思想改造”。
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蒋经国深入一线，与筑路工人同吃同住，同在水龙头上喝生水，同在工棚里啃馒头。年近古稀时，仍下到台湾各处穷乡僻壤里去探求民隐，如寻常老农般脱鞋涉水，如寻常路人般在路边小饭馆买盒饭吃……
这背后也不见得有“民主”，但显然有“民本”存焉。
蒋介石与蒋经国、蒋纬国
2、晚年认可了市场经济
早在1952~1954年间，台湾经济学界就曾批评过国民党对“国营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迷恋，史称台湾政学两界的“财经大辩论”。受此次论战影响，胡适于1954年3月6日公开站出来演讲，自我忏悔曾信奉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并敦促领袖和当局也出来忏悔对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的迷恋。
自1960年代起，在尹仲容等人的努力下，台湾的经济体制改革终于定下了“自由市场”的方向；蒋经国的经济理念，也渐渐有所改变——1985年，他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采访时，曾明确声明：台湾采行的是市场经济，鼓励自由贸易。
3、他也是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
一个以“民本”为政治信仰、推崇“均富”的执政者，一个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认同者，是可以成为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的。
1950年代台湾的“基层自治”，党外力量参与选举时，常不免受到体制种种刁难。1969年，蒋经国批准同意在“基层自治”选举中实行演讲制度，候选人可以通过演讲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政策。台湾自此开启了一条独特的民主转型路径——“自由先行”。
所谓“自由先行”，具体到台湾，扼要说来主要包括两点：1、50年代的“基层自治”，给予了台湾民众有限度（维持国民党的“全国性”）的政治自由；2、同时期开启的对私营经济的扶植，则开启了经济自由的大门。这两大自由先行，为1986年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不该再有“蒋经国时代”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就职的当天下午，他对外发布了三点“指示”：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1986年4月，蒋经国指定严家淦等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转型的“革新小组”。改革遭遇掣肘，蒋经国启用了李焕。在与李焕的长谈中，蒋经国交待了自己设想的三个改革目标：
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实际上，自1960年代开始，蒋经国已开始对国民党本身的年轻化、现代化改造；至1980年代，大部分国民党代表，是通过竞争选举上来的，而非依赖威权体制的赐予。
第二，取消“戒严”，解除报党禁。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回归到宪法层面去施政，意味着四六宪法重新启动生效。
第三，“两岸统一”。蒋经国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这类的讲话，1986年前后频繁出自蒋经国之口。这个以“民本”为基本政治信仰的执政者，已看清了时代的潮流，并选择成为潮流的一部分。他明白，仅从“民本”出发“爱民如子”，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民众已不再满足于做“被爱”的“子民”。他们希望自己爱自己，希望自己治理自己。这是“民本”与“民主”的大区别。
蒋经国与蒋方良
改革不会没有代价。沈昌焕曾警告蒋经国“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他的回答是：“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国民党必须有新的观念，有新的做法，“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1988年1月5日下午，蒋经国向"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口述遗言：“我现在身体不好，万一长眠不起，众人不要怀忧丧志，仍应继续努力，推行民主宪政建设以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1月13日，蒋经国与世长辞。他亲手终结了“蒋经国时代”以及下一个“蒋经国时代”出现的可能性。
（来源：《短史记》作者：谌旭彬）
延伸阅读
蒋经国晚年最后一搏
[摘要]蒋经国希望天能假年，让他得以执行改革计划，可是他也晓得时间消逝得很快。蒋经国每分钟心跳数不到40下，他进入手术房之前，蒋经国只通知了五个高级官员：他指定的继承人李登辉并不在其中。
“我们有重要事情要商量”
1985年2月，蒋经国要求蒋彦士辞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蒋彦士比起20世纪30、40年代就开始追随蒋经国的人士，跟蒋经国的关系更加亲密。他的下台与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的倒闭有间接关系。“十信案”涉及将近两亿美元的非法放款，其中部分借贷人是政府官员。贪渎是国民党在大陆溃败的主因，现在，继黑道被情治机关吸收、授意杀人，令全台湾撼动之后，又爆发堪可媲美孔祥熙、宋子文时代的大弊案！
蒋经国召见“财政部长”“经济部长”（译按：陆润康、徐立德）之后，两位“部长”立刻提出辞呈，这可是在大陆时期没见过的现象。“十信”弊案爆发后，银行和外汇制度趋于保守，也反映出蒋经国一向倾向管制的做法又告抬头。蒋彦士的垮台还有另一个说法。据一位与蒋经国接近的消息来源说，蒋经国拜托蒋彦士帮忙看管孝武，在刘宜良命案爆发后，他觉得蒋彦士没有尽到责任。
台湾驻日本的非正式“大使”马树礼以74岁之龄，回台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告诉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他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专案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通常这些小型、非正式的会议只有四五个人参加，针对特定的政治改革之正负面效应，提出各种看法。严家淦答应出任召集人。与会人士包括“中常委”、高级军官及情治官员、蒋经国信赖的核心干部、“立法院”及“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保守派，乃至受人敬重的学界人士等。
蒋经国本人没有参加这些小组开会，而是偶尔邀一两个人到床边垂询意见。来宾到达官邸时，他就按钮把床调整为坐式，然后对姜必宁大夫说：“对不起，姜大夫，我们有些重要事情要商量。”所谓商量，往往是一面倒，蒋经国一直问话，问个不停。不论来宾持什么观点，能被经国邀请到卧榻之侧请教，总是令人觉得荣幸。
尽管“内政部”命令党外公政会解散，反对派领袖拒绝从命。国民党则持续研商，使得“党外”党似乎多少有点合法性。刘宜良命案审判完结之后，“警备总部”恢复取缔反国民党刊物的大动作。5月至10月，“警总”没收的煽动性质刊物就高达97.6万份之多。尽管警察查禁、没收杂志，以毁谤官司钳制，台湾的反对派刊物以及香港各式各样媒体继续大量刊载刘宜良案、“十信案”的内幕，以及与孝武有关的种种传闻。大爆蒋家内幕的故事，如蒋方良的身世、蒋家财务的消息处处可见。刘宜良撰述的《蒋经国传》在台湾洛阳纸贵，席格瑞夫（Sterling Seagrave）那本一面倒、尖锐抨击的《宋氏王朝》（The Soong Dynasty）也十分畅销。
海峡两岸关系
蒋经国虽然忙着规划岛内政治改革，也相当密切注意中国大陆的局势变化。6月，大陆一份杂志开始连载蒋经国旧部执笔、记述一些友善往事的文章。11月，李光耀首次公开到台湾访问。他由台北第三度进入中国大陆，回程时似乎又秘而不宣在台北小停，才回新加坡。12月5日，蒋经国和丁大卫会面，故意不经意地提起，最近李光耀经过台北，曾经转达邓小平问候之意。李光耀来访之后不久，有一天马树礼向蒋经国读一份有关中国大陆发展的报告，经国挥挥手，打断他的话题：“以后别再说‘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啦！”
“经济部长”李达海4月28日公开重申他所谓的“长期以来的政策”——不干预与大陆的间接贸易。他引述一份智库报告，该报告认为政府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控制对大陆的间接贸易。这个政府出资支持的智库也宣布新推出一份季刊，提供中国大陆市场资讯。除了数以千计民众偷偷潜回大陆探亲之外，许多台湾生意人也已经经过香港，非法前往大陆旅行。有位“立法委员”公然赞扬这些人“成功登陆大陆”。官方估计1985年商品流通金额约七亿美元——大约八成是台湾出口。
有一股号称“港台风”的青少年文化，在音乐、电影、卡拉OK、发型乃至服饰上，突然间在大陆青少年群中如野火般流行开来，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更撼动人心的是，报章杂志报道，若干台湾商人已在大陆（主要是福建）设厂生产衣服、鞋子、卫生棉等。1985年，由香港到大陆的直接投资总额约10亿美元。而台湾对大陆投资也首度出现估计数字——50万美元。
接班人问题
81岁的邓小平，比蒋经国年长6岁。这一辈子，他喝的酒可不逊于小蒋，抽的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的身体比小蒋强多了。
台北方面，这一年夏天，眼科专家发现蒋经国视网膜退化，必须再次开刀，两位本地眼外科医生负责执刀。手术之后，蒋经国的身体健康急速走下坡，脚部神经痛也加剧。即使有年轻副官扶持，他已经举步维艰，很难走到“中央党部”三楼的会议室。马树礼建议“党部”装一部电梯，蒋经国不肯。于是，“中常会”移到台北宾馆开会。隔了一阵子，蒋经国觉得在政府建筑物里举行党的会议不妥，他才同意装设电梯。
病，使得蒋经国加快培养李登辉接班的准备工作，两人经常一起讨论政事。不过，李登辉从来没进到他的卧室，那是外省籍亲信才能进去的地方。蒋经国考量到李登辉与军方毫无渊源，指示“参谋总长”郝柏村多跟李登辉谈话。一个月之后，他又重复这道训示，特别交代郝柏村和李登辉讨论如何处理刘宜良案。郝柏村遵令去做，与李登辉建立起交情。
蒋经国又安排李登辉代表他，向政战学校毕业生演讲，以及出席若干大典。为了展现李登辉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蒋经国派他以“特使”身份出访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危地马拉。蒋经国也告诉美国“驻台代表”李洁明，他希望李洁明能与李登辉多接触、多了解，“不要有别人在旁边”。李洁明和李登辉很快就结为好朋友，有一次两家夫妻相偕环岛旅行了三天。
蒋经国与蒋孝勇
可是，接班问题并没有止息。台湾及国际上都有些政治分析家认为，一旦蒋经国宾天，李登辉只会是有名无实的“虚君”。在后蒋时代，掌控国民党才是关键，许多人依然认为这一部分将由蒋家人或军人接班。“我们不认为李登辉是个强人，可以击退外省籍强人”乃是一般典型的评语。少数观察家甚至继续看好蒋孝武，因为他姓蒋，“当变动时期来临时，可以增加几分安定”。
刘宜良命案之后，蒋经国不再信赖情治机关，孝勇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二、星期五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呼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8月间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接班。当蒋经国获悉孝武、孝勇兄弟有意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时，就交代秘书长马树礼制止。12月15日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出现主政的问题，他更是明白地答说：“既不能，也不会。”过后不久蒋经国派孝武出任“台湾驻新加坡副代表”，形同放逐，李光耀答应他，会帮忙“看管”孝武。
半个地球之遥、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另一场领导人继承的大戏刚刚完成。契尔年科、安德洛波夫短暂接位，相继病逝之后，戈尔巴乔夫以55岁之龄，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志认为“与经济、文化、民主和外交政策有关的每件事，都得重新评估”和改造。他想给苏联共产主义添上人道、民主的面貌，此一惊人举动最后导致苏联制度的覆亡。
驾驭改革的历史浪潮
1985年，国民党开始更公开推动蒋经国和李光耀在过去几年慢慢演化的观点，认为可以在中国大陆产生深刻的变化。留美归台出任“国际关系中心”主任的邵玉铭，公开主张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实施基本政治改革以求生存，事实上它也有可能改革。“我们相信，大陆开始改革，会产生一种期待的革命，它将严重动摇今天所建构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寻找其他的建设国家和治理政府的模式。”
到了1985年底，每年到台湾的外国旅客及商人已超过一百万人次。同时，台湾人民到世界各地旅行人数也以万计，其中有不少人溜到大陆去。台湾人越来越有余钱出台旅游。1985年，拿整个台湾人口所得除以台湾1900万人口，得出的数字超过3000美元。1985年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对台湾经济及新台币币值产生助长之势。“行政院”决定每升汽油降价新台币一元，蒋经国认为降幅不够大，“行政院”进一步宣告降价新台币三元。
国民党保守派也越来越难以反对岛内出现同样的吁求之声。台湾存在着一大片非治的领域，但是，这种传统的民间社会，集中在家庭、宗亲、宗教、嗜好和工作的范围，差异性不大。它并不包含愿意向当局挑战的团体。不过，在财富日增、民智大开及都市化的大环境下，岛内公民社会迅速扩张到有争议性的领域。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动员民众对米价、核能发电等议题关心。各级反污染组织也出现，有些强悍的环保组织，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还跟国际组织串联，互通声息。到了1985年，妇女运动组织与原住民人权运动，在岛内亦蔚为风气。甚至，劳资纠纷案件激增，也反映出早先由国民党及资方主导的工会势力已告衰退。追求民权已经蔚为风潮，谁也阻挡不了。
蒋经国周遭的改革派，认为他们驾驭着民主的历史浪潮，但是只有经国先生能够走过险滩暗礁，能够说服国民党及撤退来台的外省人自动放弃独裁权力。王昇事件和刘宜良命案凸显出蒋经国大去之后，反对派依然有可能夺得权柄。改革派担心的是，反对派夺权动作可能会得到蒋氏家族的支持。
蒋纬国即将由军中退役；蒋经国有意派他出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或是“驻韩国大使”，但是他不肯。最后，蒋经国同意派他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个职位使得纬国具有政治地位，而且可以留在岛内，参与国家大事。纬国和他的一帮朋友可能想到，一旦身体衰弱的经国撒手人寰，国民党领导阶层可能会请他出来领导党。可是，蒋经国本人认为，若是如此，才是台湾和国民党的大不幸。
蒋经国希望天能假年，让他得以执行改革计划，可是他也晓得时间消逝得很快。4月18日，蒋经国的心跳每分钟仅有二三十下，非常危险。姜必宁医师认为他需要装心律调整器（又称电子起搏器）。进入手术房之前，蒋经国只通知了五个高级官员：他指定的继承人李登辉并不在其中。鉴于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仍有待推动，蒋经国认为时机太敏感，即使是对许多亲信，也不宜让他们知道他要动手术。装了心律调整器之后，蒋经国的心跳恢复正常，但是他依然抱怨呼吸急促。“中央通讯社”于8月26日发布这项手术的消息。这时候，蒋经国终于开始公开使用轮椅，可是在访客面前，他依然显得“精神奕奕，掌握下情”。
蒋经国与宋楚瑜
他经常要求宋楚瑜向他报告反对派杂志报道些什么消息。有一个例子显示出，他还继续高度管事，而且充分掌握政治脉动。1986年2月县市级选举之前，他预测国民党在彰化县、嘉义县县长选举会大败，建议马树礼秘书长，党不要提名同志参选。由于地方党部反弹，蒋经国接受折中方案：彰化县党部不提名，嘉义县党部则照样提名。果然，嘉义县长选举，国民党候选人大败。不过，整体而言，国民党的战果相当不错——高投票率使得执政党赢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市议会席次。下一个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产生新的“中常委”，本省籍“中常委”人数增加到几近半数（总数31席，14席本省籍）。
最关键的重大变革：解除戒严
经历了将近一年在党内营造共识的准备工作之后，蒋经国现在要进入下一阶段，实际执行基本大改革。国民党“中常会”在他指示下，成立一个24人的政治革新委员会，底下分成两组，每组各12名委员，各负责处理三个议题。三个最重要的改革范围，它们的题目一点也没有直接透露出探讨的关键议题：“重振国会功能”，指的是结束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的长期不改选现象；“研究民间团体问题”，指的是允许反对党合法化。
解除戒严是最关键的重大改革。一旦政府放弃动员戡乱时期紧急权力，不准组织反对党以及其他种种对民主政治的限制，就再也交代不过去。钱复等若干青壮派多年来一直向蒋经国建言，认为没有必要实施戒严法，它的存在只让反政府人士借题发挥。他们说，台湾根本没有把许多戒严法条付诸实行，又没有宵禁，纳入军法审判的只有四种罪名。过去，蒋经国答复他们：“结束戒严，政府就不再安全。”现在解严的时机已到，他交代孝勇向驻节华府的钱复表示，钱复的意见是对的。
可是，惰性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尽管蒋经国和马树礼花了一年的工夫沟通，绝大多数“中常委”（并不仅限于极右派）认为前途受到真正民主制度的威胁。“立法院”、“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中央民意代表”，当然极力反对。严家淦召集的共识凝聚研讨小组还是依旧进行会议，直到有一天严家淦在会议中中风倒下，才停止运作。蒋经国继续在七海官邸召集非正式的会议，安抚疏通反对派，偶尔亦亲自登门去拜访这些身体比他还差、风烛残年的大佬。
蒋经国和这些大佬讲话时，执礼甚恭，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他固然可以颁布紧急命令解散“立法院”和“国民大会”，可是他觉得必须根据他和父亲所奠立的宪政法制从事。他认为，过渡到法治、民主社会一定要依照宪法办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任何人跟蒋经国磋商时，若是公开反对真正过渡到民主的构想，不仅不礼貌，在政治上也是不智之举；尤其高级军官及情治首长几乎都是经国拔擢任官，更是必须毕恭毕敬。因此他们只能指出每项改革方案隐藏的问题与危险。譬如，“国防部长”宋长志就说，如果解除戒严，台湾可能根基动摇。但是他并不反对，只是提醒：“我们必须小心。”
本文选自《蒋经国传》（理想国新版），[美]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贵译，华文出版社，2016年1月
原载澎湃新闻2016-01-14 文：陶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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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