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何方：老革命，大学者——我所知道的李一氓
李一氓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和一氓同志相识始于1950年初。那时为了外交斗争的需要，听了苏联人的意见，认为可能很快进入联合国，于是就立即成立了一个五十人左右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副团长就是从旅大区党委副书记任上调来的李一氓，代表、顾问和专员还有冀朝鼎、孟用潜、耿飚、刘贯一、刘英、姚仲明、刘彬、陈叔亮、钱三强、陈忠经、王铁崖、郑森禹等，真是人才济济。
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联合国去不成，代表团只能住在赵堂子胡同二号原朱启钤公馆练兵待命，前后约一年半。当时闻天同志每周只来一两次，一氓同志则同大家住在一起，主持日常工作。
所谓工作，主要就是学外文和分工研究点国际外交问题，也组织一些人写点文章。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的分工是主管调研和资料工作，同时张闻天还布置我写一本美国侵华史的小册子，因此向一氓同志请示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一些。
在代表团，一氓同志和大家不论职务高低相处都很融洽，平易近人，毫无虚假，大家亲切地称他氓公，也愿意向他请教和听他谈论。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有话就说，有文章就改，有意见就提，既没有架子，也不讲客套。对工作如此，就是业余爱好，他也是诲人不倦。
例如他精通词学，我也想跟着学一点，当郑森禹和田惠贞结婚时，就填了一首打油词祝贺，还记得其中有两句是：“未曾泛舟成功湖，却已双游沼塘子”，拿去向他请教。不想他极为认真，搬出词谱、韵书，逐句分析，哪里平仄不对，哪句叶韵欠妥，真是不厌其烦。我只好将贺词撕掉，未敢拿出。后来他还把历年词作的手抄本拿给我看，以致至今还记得几句。可惜这本词在“文革”中已付之一炬。
他平等待人、以诚相见，对晚辈尤为热情，但并不表现在表面上，有时反而显得“冷漠”，加之他“不攀领导”（这是他在《回忆录》《自序》中的话），所以一开始人们还觉得他有点“怪”，不像个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大干部”，更多的像个文化人，但又没有现在一般文人的某种习气。
他熟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名流，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很少来往，更不会趋炎附势。熟人有时去看他，他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谈得来可以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没有话可以相对无言，也不勉强应酬。对同事如此，对其他客人也是这样。有回去看他，只见一位高级将领和他对面而坐，两人沉默不语有半小时之久。
一次周恩来总理来看望大家，他也是和大家一起站在那里只听总理讲话，既不趋前，也不叙旧，显不出从北伐起就长期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样子。就是张闻天来代表团住地，如果与他无关，他甚至可以不出门来参加迎送。但两人在工作上还是合作得很好，这也是后来张闻天力排众议，竭力推荐他出任驻缅甸大使的原因。
他的“怪”脾气曾引起一些人的误会，甚至得罪了一些人，但他不认为是错，当然也就不改。氓公这种禀性，有时不免令人联想到竹林七贤，
1951年4月，我随张闻天去驻苏使馆工作，代表团还维持了几个月才最后解散。一氓同志对分配到郭老领导下的和大工作也是兴致颇高，在给我的信上还风趣地说，“此间圣（剩）贤（闲）也是星离云散”, 他将去做“游仙”（和大驻外代表）。
此后近三十年，他都是从事外事工作，职务变来变去，但地位却始终如一。像他这样一位老一辈革命家，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做过新四军秘书长和苏北行署主任的人，建国后直到1982年离休还是副部长。也许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他却安之若素，而且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些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记得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住在新侨饭店二楼，我去看他。谈到由于意见不同再加上有点误会，他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我建议他是否向上面做点解释和检讨。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住在二楼，也不想上三楼去，大概还不致叫我搬到一楼。他就是这个脾气。
直到1985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他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补选为常委，还是无所谓的样子。当我问及，他才说这是组织上的照顾，是胡耀邦同志提出来的。此后也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一切照旧，还是那样乐观潇洒，找我去他家聊天的次数也更多了些。
不但对工作，就是在其他方面，一氓同志助人为乐、有求必应也是出名的。只要请他题签或索取墨宝，他都立即照办。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旅游指南，都有他题写的书名。其中通过我的就不少。一次去沈阳开会，时任副省长的朱川托我请他写个条幅。回来转告了他。不想过后一问，他已写好自费寄去了。真有点令人感动。
再如对于个人爱好，一氓同志更是体现了高度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学识渊博、涉猎甚广，而古籍的研究和收藏更是闻名全国。但他的收藏并不视为私有和秘不示人，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不但任人查阅借用，而且不少还是随收随捐献国家，最后更是悉数交公，不遗私人，实现了他“余藏书画，均缴公库”的愿望。
在国外工作期间，他除搜集流落海外的中国古籍原件及其译本外，还开拓疆域，收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手迹和一些著作最初版本，并且买到后立即交公。一次他写信要我以在苏联工作之便，设法买一些列宁著作的俄文初版本和手迹。可惜我没能完成任务。而他在东西欧却有相当的收获。他买回的德文原版和英法文译本第一版《资本论》（第一卷），据说是以前全中国都没有的，更不用说马恩列的一些书信手迹了，其中列宁的信后来还被补充编进了《列宁全集》。
最值得称道的是，最后十年他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为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新时代。这是许多专家和老先生所公认的。大家对他也非常尊重。钱钟书后来是一般会议不参加的，但出席氓公召集的古籍整理小组会，可以把他请到氓公家里来。一次谈到一件作品，钱先生还说，得到李一氓同志的赞扬不容易，他可不是随便说话的人。
李一氓在办公室
对国际问题的拨乱反正
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估量国际形势和确定外交政策，关系极为重大。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一氓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立即抓住几个关键性问题，于1980年年中，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并写成《讨论稿》报送中央。其中一些问题实际上他早有考虑，甚至可说已成竹在胸。
我不在中联部工作（他曾建议调我到中联部工作，我因故未去），所以无由参加这个写作班子，但他还是经常同我谈起，而且每次打印稿都要我阅提意见。特别感人的是，有一篇稿子，他亲自送到我当时借住办公的前毛家湾一号（林彪旧居）。车子停在门口，稿子交我后他就坐在车子上等。他的这种谦虚和信任态度，反倒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只得匆忙看了一遍并简单谈了几句赶快将他送走。
由于算是间接参与了点工作，所以后来他也向我简要传达了一些中央对几个报告讨论的情况和意见。这种名为《讨论稿》的报告先后共有六篇，但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和战问题，也就是对国际形势的根本战略判断。记得的大意是，战后三十多年的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经济和技术（包括军事技术）的空前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使世界大战不容易再打起来，有可能争取到比较长期的、可以说是持久的和平，因此需要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提法。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争取到并且客观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完全有可能集中力量抓建设、搞改革。他在同我议论时曾讲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一方面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一方面又说战争不可避免，能争取推迟十到二十年就不错了，这不是等于说辛辛苦苦搞十到二十年的建设最后还是要被战争打烂，不但使人没信心，而且搞建设也没劲。
你想，心里没底，整天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要打仗，哪能一心一意搞建设？实际上是我们过去把战争的危险夸大了，认为”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迫在眉睫“，这种估计本来就是不对的，是一种教条式的推论，并不是真的从客观实际出发。
其实，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之间不会打，两霸谁也不敢打，因此起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以前讲战争危险的迫近，只是自己吓了自己，如果现在还这样讲，就又要耽误搞建设了。当然，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不容易一下取得共识。据他说，还有人批评他忘了列宁的一条根本论断，说”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哪能避免？”
但是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中央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经过认真的分析和判断，中央后来在提法上也很快开始发生变化。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已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再过了不到两年，邓小平就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这就使我们抓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特征，认识到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再也不是战争与革命了，世界已经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也说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了长期有利的国际环境。
事态的发展说明，李一氓早在1970年代末组织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并提出报告，不但对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也开了国际问题这方面研究的先河。
李一氓同志在书房工作（摄于1984）
二是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这与“第三世界”的概念是两回事，后者是1950年代初法国人提出，直到现在还通用的名词）。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确定“一条线”战略（核心是联美反苏和以苏划线）的依据。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进一步把这一划分提到理论高度。
事实上，1970年代的中国外交就是本着这一战略方针行事的，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也都以此为指针。回过头来看，“一条线”战略和以苏划线的做法并不恰当，曾使我们在国际上陷于相当孤立，不利于我们自主发展同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不利于我们改善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李一氓在1970年代末对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主持研究和提出报告，其基本思想是要说明这种划分在实践中带来不少问题，理论上也站不住脚，今后不宜再公开提。这在当时无异于是对“一条线”战略的釜底抽薪，为我们调整外交政策，即适当拉开同美距离、松动对苏关系、恢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友好等，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准备。
对于否定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氓公和我也谈得较多。他说过，把发展水平还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东欧，和既发达又是美国北约盟国的英、法、西德等一同列入第二世界，实在道理不大；而且还把其中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划到第三世界，就更奇怪了。他认为，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带有以我划线的主观随意性。
他后来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这一意见已为上面采纳，并且议定：今后的正式文件和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和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作为学术问题仍可百家争鸣，所以不必作出专门规定，也无须向下传达。据我后来的观察，情况也确实如此。主持写上述《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胡乔木，在准备党的十二大时也曾对人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根本站不住，因而政治报告中不要再提。后来在编《邓小平文选》时，也没有收入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谈三个世界划分的那篇讲话；在收进的其他文章中，作为战略的提法还有一两处保留，但作为理论却一处也没有。
至于党和国家的文件以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20年来确实再也没有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了。当然，现在有些学者和外交人员还坚持这一提法，那是因为不知就里，而且也只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对外交政策已没有什么影响了。
李一氓会见国际友人
三是关于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通过看《讨论稿》和当时的谈论，这方面有以下几个问题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认为，现在和今后相当时期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我们认为已经“变修”的许多共产党还是有一定影响和群众基础的，我们同它们打仗和断绝关系，是以苏划线的结果，反而在国际共运以及其他许多群运中孤立了自己。
至于那些新建的左派党和组织，其实并没有什么力量，有的甚至只是光杆一人。例如“文革”中我们报上常发表他的谈话和文章的那位东欧某国共产党总书记，就是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的一位流亡者；我们多次引用的某国左派党组织机关报的言论，也只是一份油印传单，参加这个组织的据说只有几十个人。
因此他建议，设法同各国党恢复关系，而且应该互不干涉党的政治主张和内部事务。为此，除确有影响的左派党组织外，不惜放弃同那些人数极少的小组的联系，当然应该妥善处理。如果对方允许，也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以上党组织（如印度）建立关系。有一次他甚至说，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在和社会党搞联合与合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同各国社会党来往呢？
他以为，除了政府外交，还应广泛开展政党外交和其他各种国际群众组织活动，这对我们是完全有利的。他的这些意见哪些反映了，哪些没反映，以及落实的情况，我都不太清楚。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有些做法已超过了他那时的设想（例如没有听他谈过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党际关系）。但一氓同志在这方面参与的开创性工作，却是历史应予记下来的。
原载2006年12期《人物》杂志
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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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