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李辉：1977年，世界聚焦邓小平的复出

2018-02-20 李辉新三届

老编的话：2月19日是邓小平先生逝世21周年，本号转载李辉先生的一篇旧文，以志不忘。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辉，记者，传纪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传奇黄永玉》等。 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周恩来逝世，《时代》认为“北京新强人”将接任总理

1976年1月，邓小平走上《时代》封面

1976年1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周恩来逝世

邓小平“文革”一九七三年复出，曾被《时代》认为是周恩来“最可能的继承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十一天之后，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时代》，没有选择周恩来而是选择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这也是邓小平第一次以个人身份成为封面人物。

这一次，《时代》称其为“北京的新强人”

这一次，《时代》称其为“北京的新强人”。由于认定邓小平将“肯定会被任命为总理”，《时代》选择了邓小平成为封面人物。

封面选择的不是画像，而是一张肖像照片。照片只突出邓小平的头部，头微斜，嘴角抿得很紧，目光坚定、锐利，颇具穿透力，烘托出一种果敢决断的性格。

关于邓小平的介绍很短，Chou’s Successor（周的继承者）。最重要的则是封面右上角斜挂着的一句话。这句话，白底黑字，颇为醒目：CHINA：FRIEND OR FOE ?（中国：朋友还是敌人？）

《时代》认同基辛格和许多世界政治家的看法，寄希望于周恩来的形象会是未来中国模样的化身——理性，灵活，互不侵犯。

即将接任的邓小平到底会如何呈现？中国到底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的确令世界瞩目。《时代》这样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局势和“北京的新人”邓小平印象：

当然，周的逝世为最高的未来带来严峻问题。他耐心安排的继承将会延续多久？邓和他的班底是否会继续贯彻周的稳健政策？在中国之外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周小心翼翼奉行与美国、日本、西欧的缓和政策，他对苏联从未放弃敌意，这是否继续指导对外政策的制定？

只要周一直健在，哪怕躺在医院病床上，由邓小平实施的这些政策，都必然带有这位总理的烙印。

对许多世界政治家而言——包括著名的基辛格，周是他们所希望中国未来模样的化身：理性，灵活，互不侵犯。随着这位总理的逝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了这些醒目象征性的一半，无论对他的人民，还是对外部世界。

目前，毛还健在，不过，除了衰弱，八十二岁的他，心理状况已发出警报，而且下颔松弛，讲话含混不清。

邓已证明自己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一位实干的、善于管理的总理，当然，他缺少毛和周在创建新中国时期呈现出的相当突出的精神光环。另外，邓并不特别喜欢自己拥有更大权力。他的领导仰仗于衰老的主席的首肯，以及党内各派表面上的赞同，他们本来经常发生激烈争执，是周费力才有效地予以平息。

邓实际上是北京的“新人”，以此来描述着位七十一岁的老战士颇显得奇怪。他在中国的政治战争中，已度过大半生。

中国一直吸引着美国，无论是一个盟友，还是一个怪异的敌人，或者如今以拥有来自远方的力量，与美国在有限的外交领域正进行某些合作。在一个越来越艰难的世界——印度支那的失败，俄罗斯人的关系尚未缓和而依然紧张，南欧面临共产主义的威胁，第三世界蔓延的、难以理解的战斗——在这一长期过程中，美国想知道这个会是朋友，还是敌人。将对此做出大部分回答的这个人，就是邓。（《时代》，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九日）

不过，这一次《时代》的分析与判断，败走麦城了。

邓小平不仅没有成为周恩来的继承者，而且，就在一月十九日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第二天，一月二十日，政治局召开会议，由邓小平做第三次检讨。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叙述当天会议情况：

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仅仅让政治局的批邓会议中止了几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很不满意，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就做出指示说，要把这些检讨印发政治局，做进一步的讨论。在邓小平看来毛的意图不言自明。

在1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邓小平第三次作检讨时，他再次表示希望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江青问邓小平为何要见主席。邓小平说，他要亲自向主席说明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亲自聆听主席的批评和指示，还要对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作出说明。但是毛泽东一向拒绝跟他的批判对象见面，这次也不例外。他不想单独听邓小平说什么，因为邓小平很容易事后不认账。（《邓小平时代》，一六六页）

《时代》报道：《华继承伟大舵手》

又是仅仅一天之后，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做出决定，由副总理华国锋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决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由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参见《毛泽东年谱》）

有谁能想到，一年之前《时代》提到的几位“可能的继承者”——邓小平、张春桥、叶剑英、王洪文、江青等人，无一人站到继承者的位置上，相反，却是走进政治局时间并不长的华国锋，转瞬之间，跃居第二。

此起彼伏之际，一切刚刚开始。两个月之后，清明节如期到来，中国走到历史的一个重要拐点。请看《毛泽东年谱》中的相关记载：

3月底至4月初北京市民自发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举行悼念周恩来和抗议“四人帮”的活动。从3月30日开始，人们向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在张贴和传抄的诗文、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是谴责“四人帮”，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

4月4日清明节这天达到高峰，到场群众达几十万人。与此同时，天津、武汉、西安、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也发生类似情况。

4月5日圈阅毛新远本日晨五时报送的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4日晚讨论连日来发生的事态的报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这次会议——原编者注）

报道说：“这样大量的在XXX前集中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发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必要措施。”报告还说：政治局决定从4日晚上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

5日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同日晨，有关部门将XXX的花圈、横幅等悼念周恩来的物品全部清理，并逮捕了在场的一些群众。从上午起，又有许多群众来到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当场发生冲突。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决定，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晚上出动民兵。下午六时半，吴德在XXX发表广播讲话，说：“今天，在XXX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毛泽东年谱》，六四四——六四五页）

邓小平——裴多菲俱乐部——“tian an men 事件”……

历史环节，紧紧相扣。四月七日，八十三岁的毛泽东，做出了此生最后一个、也极为重要的决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毛泽东年谱》记载如下：

4月7日上午，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处理XXX事件的情况汇报。毛泽东说：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毛远新问：由中央作决议，公开发表？毛泽东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XXX，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要毛远新先约几个人谈一下由华国锋任总理的问题，要他快去。当天中午，听毛远新汇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在谈到华国锋任总理的决议时，毛泽东又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年谱》，六四六页）

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

报道华国锋、邓小平的相关决议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播放《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在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关于邓小平的决议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XXX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

1976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

已经失去权力的邓小平，随即成为举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其政治生命，在四月七日重新冻结。也是一个巧合，仅仅再过五天，距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公开亮相的日子，便是整整三年。

三年扑朔迷离，三年跌宕起伏，三年串起一个个欲说还休的故事。

华国锋崛起，邓小平跌落。

起落一瞬间。

曾经采访过邓小平的香港记者陆铿先生，讲述当年发生在XXX 的一个故事：

“四人帮”垮台后，群众对邓小平的复出，翘首盼望。有如大旱中望云霓，每逢开会间隙的耳语，或私下共语，都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感慨。当时人们为了表达对邓小平复出的迫切心情，只是在XXX旁的墙上贴了一个斗大的“等”字，在“等”字下面用一根红线挂上一个小瓶子。最初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才发现其真意：等着小平哩！（《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四二一页）

“等”的故事，的确发生过，当事人是我熟悉的黄永玉先生。多年来，常听他和朋友们回忆“文革”经历，不止一次听过此事。如何与朋友前往，如何张贴，又如何悄悄离开……

黄永玉画《等》

有一次谈到此事时，黄永玉凭记忆顺手画出一幅《等》，送给家乡湖南的一位朋友留作纪念。

历史细节，总是趣味无穷。

读陆铿的文字，再看黄永玉重新画的《等》，不由想到一九七三年，毛泽东与邓小平时隔六年初次见面的一番对话。毛泽东问邓小平，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两个字：“等待！”

等待——赫然书写在一九七六年中国历史天幕上！

十月风云，华国锋站在历史巅峰

1976年9月18日《时代》封面人物毛泽东

一九七六年金秋十月，华国锋站在人生顶峰。此时，世界却没有忘记半年之前，刚刚在清明时节下台的邓小平。

粉碎“四人帮”消息确定后，《时代》在报道中认为这是邓小平复出的第一步：

原副总理邓小平一度被选为周恩来的继承人，激进派攻击他和其他数以千计的人是走资派。一些中国观察家推测，对江青及其集团的控诉，会是邓小平复出的第一个步骤。（《时代》，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

在另一篇报道中，《时代》甚至认为，邓小平如果一旦再度复出，将使中国为之改观：

受到猛烈批判的邓，有可能东山再起吗？的确，有个不确定的传言，上周北京反激进派的事件，主要策划者是这位原副总理。邓可能需要通过一次例行公事式的自我批评。不过，如果他真的复出会是一个明确信号，目前后毛时代的领导，将稳定地朝着务实主义方向发展，并逐步减少毛式风格的革命狂热。（《时代》，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世界对邓小平很可能复出的分析和判断，事出有因。据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一书叙述，早在一九七六年四月接触过华国锋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员，虽然印象尚佳，但对其总体评价并不太高：

1976年4月华国锋被任命为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后不久，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托马斯•盖茨(Thomas Gates)与华国锋有过一次1小时45分钟的会谈。盖茨手下的人根据会谈写了一份评价华国锋的报告，上有盖茨的签名。

这个报告颇有先见之明，它得出结论说，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被迫靠边站”。中国的干部们绝不会有这样的公开评论，但美国驻京联络处的官员无疑感觉到，他们中国也有人持类似观点。

按中国政治史写作中成王败寇的悠久传统，邓小平一向被誉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者，华国锋则因事事紧跟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责。华国锋过去一直在省一级工作，没有北京的经历，毫无外交经验，在军队事务上也没有多少资历，这样一个人登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确实有些勉强。

华国锋在会见外国人的第一年里谨防出错，因此不难理解，他只好空泛地讲讲政策，说些语焉不详的话，喊几句不会出问题的口号。华国锋是个聪明的好干部，但就整体能力和领导素质而言，他无法与邓小平相比。

此外，他不主张让邓小平先前属下的老干部全面复出，他也不能进行稳健而大胆的领导，或是像邓小平那样与外国建立良好的关系。（《邓小平时代》，一八八——一八九页）

一九七七年如期来临，中国“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是谁，无人知晓。但是，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对不久前又一次下台的邓小平的能力和经验，却相当了解。可以相信，在许多中国问题专家看来，邓小平的复出与否，对中国未来的新时代的走向，至关重要。

一个人的复出，牵动中国和世界的神经。

此时，一九七六年十月，与邓小平复出相关的历史场景，陆续出现。它们隐在幕后，不为外界所知，但是，彼此呼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随着时间推移，现实的发展正在一步步接近于《时代》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预测。“四人帮”十月六日被粉碎，四天之后，邓小平十月十日致信华国锋和中共中央。《邓小平年谱》摘录邓小平原信，略记如下：

10月10日致信汪东兴转华国锋并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断行动，拥护党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信中写道：“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册，一五二页）

一封祝贺之信，激动之信。这与一九七一年致信毛泽东颇有相似之处。“九一三事件”之后，历史敏锐与政治嗅觉，使邓小平预感到中国历史的转折即将来临，他当即致信毛泽东，从而为一年半之后的复出，做出最好的铺垫。（参见“封面中国”之《“中国人来了”》，《收获》，二〇一四年第六期）

此次情形与一九七一年当然有所不同，因为邓小平的党内影响力和民众拥护基础，远远超过当年，不过，在其谋篇布局上，仍有异曲同工之妙。

邓小平写给华国锋和党中央的信，当时没有印发传达，不为人们所知。但是，几乎同时，期盼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此起彼伏。

十月十二日，距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只有两天，胡耀邦率先给叶剑英和华国锋带去口信，希望停止“批邓”；八天之后，十月十八日，陈云表达类似愿望。《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叙述如下：

对于人民群众的这些愿望，在“四人帮”刚被粉碎时，党内一批老同志就向中央作了明确的表达。

1976年10月12日，胡耀邦托人给叶剑英和华国锋带去口信：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10月18日，陈云通过李先念向党中央转达了他对今后各项工作的几点意见，并写成书面材料。其中提到：要“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XXX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场合呼吁，要求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

许多人在各级组织的会议上也向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还很快将姚文元指使人歪曲事实、炮制关于XXX事件的虚假报道的经过整理成材料，于12月10日报送中央，说明这一事件的真相。（《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九八九——九一〇页）

邓小平的复出，最初并不顺利，没有人们预料的那么快，但是，其复出归来的趋势，越来越清晰明朗，变得不可逆转。

邓小平终于走到政治前台

这一年的《时代》周刊，也认为邓有资格和能力再次走到历史的前台：

七十四岁的邓，坚强，抗压，富有弹性，比尼克松有更多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可能。根据毛的指示，他两次被他的激进派对手清洗，而最后一次的复出，不过在十七个月之前。邓拥有广泛的权力基础，得到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地方领导人、专家与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后面两部分人员，如邓本人一样，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牺牲品。

除了拥有支持者之外，邓还拥有卓越的能力和管理技巧，作为一个超过五十年党龄的党员，参加过毛的史无前例的长征老兵，他还具备别的中国领导人无法相比的道德权威，这一影响力，基于过去二十年间的政治风暴中他一再拒绝让步。（《时代》，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文革”期间，一九七三年四月，匈牙利驻华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走进人民大会堂，在欢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目睹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场景。（参见“封面中国”之《起落一瞬间》，《收获》，二〇一五年第二期）

后来，他撰写《邓小平》一书，又写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波折过程。有意思的是，他在叙述华国锋是否同意邓小平复出时，为这一章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小标题——“打圆场”。代内什写道：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对他表示支持，并要求在“前线”给他工作。因此，敦促让他出来工作的党的领导人就有了根据。华国锋必须认识到，没有邓小平就很难真正办成一两件事，就连中央全会也开不起来。

1977年3月，在北京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陈云和其他人建议恢复邓小平1976年以前的职务。华国锋不同意这样做，他企图打圆场：既要证明对邓小平的批评是正确的，说这是毛泽东的建议，同时又使这位被罢黜的政治家重新参与领导。

他称，邓小平1975年主持全国工作时，既有成绩，也有错误，“条件成熟的时候”，就应该给他工作。他对XXX事件的评价是：一方面那是反革命事件，但反革命分子只是一小撮；另一方面人们在清明节表达感情是“合乎情理的”。

邓小平经过周密考虑后作出了反应。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和叶剑英。他在信中对他有可能重新出来工作表示感谢。他表示，他在今后的岗位上和任职期间将服从中央的决定。

他还建议作出一切努力，“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和全国，他要求把他的信转发给中央委员。或者说他想一方面表示他的诚恳态度，同时阐述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因此，他在给华国锋和叶剑英的信中建议准确地和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这位四川政治家看来，他复职后继续争取重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斗争的基础就是这封信。（《邓小平》，二二一页）

1977年7月22日十届三中全会发布公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主席台上

199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发表十届三中全会公报

一番周折，邓小平终于复出，重新站到中国政治的前台。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三项重要决定：一，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二，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三，全面恢复邓小平被撤销的全部职务。

前两项，早已确定无误，算不上重要新闻。最为重要同时也令世界为之瞩目的，无疑是第三项。此次复出，邓小平的党内排名与去年下台前一样，仍然是位列第三。上一次，排在毛泽东、华国锋之后；这一次，排在华国锋、叶剑英之后。

排序名次相同，时代却已转换。复出的邓小平，在世界目光注视下，从此开始新的行程。

197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

北京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集会游行

一天之后，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于七月二十二日晚上公布，立即引发全国热烈反响。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如此这般描述当时盛况：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的喜讯传来，首都军民心花怒放，一片欢腾，连夜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和集会。从昨夜到今天，来到XXX广场游行庆祝的群众达二百多万人。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昨晚广播以后，XXX广场和全市高大建筑物上顿时华灯齐放。欢庆胜利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街头，XXX广场上欢声雷动。今天，首都下着大雨，街头上游行的群众冒雨欢呼前进，潮水般地继续涌向XXX广场。（《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XXX广场盛大游行进行之时，北京同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的庆祝集会，由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发表讲话。吴德讲话中，谈到邓小平复出，其表述应是全会期间上下达成相对一致的基调：

吴德同志说，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之一，具有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早有过明确的全面的评价。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这次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全党高兴，全军高兴，全国人民高兴，再一次表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群众心连心。有华主席做我们党的领袖，有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同心协力，我们党大有希望。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充满胜利的信心。（《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举行庆祝游行的不限于大城市，我们县城也不例外。那一天，我们也根据通知，带着学生，与工厂工人一起走进城里，敲锣打鼓，挥舞彩旗，口号声此起彼伏。

一九六九年，小学六年级的我，第一次走上街头汇入敲锣打鼓的人群，庆祝“九大”开幕。从那之后，县城时常有上街游行的活动。只是，许多同龄人都没有想到，参加这一次庆祝邓小平复出的游行，居然会与我们个人的命运密切关联——高考恢复，从天而降。

“文革”浩劫之后，一个未曾想到的新时代，如期来临。历史帷幕，渐次拉开！

李辉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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