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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李辉:母校复旦,常在心中

2017-10-18 李辉 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辉,记者,传纪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人民日报高级编辑,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传奇黄永玉》等。 


请柬 (1)


请柬 (2) 


        一九七八年二月,从湖北随县走进复旦大学,转眼就快到四十年了。母校复旦,常在心中,从来没有离开过。适逢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年,七七、七八级的同学都收到由复旦大学校友会寄来的请柬,大家期盼再相聚。


        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我们这代人,没有接受多少好的教育。母亲是小学教员,总是跟着她走,从这个公社小学到另外一个公社小学,十二岁前,可以说一直是漂泊状态。


        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岁这年,才回到随县的城关镇。正是“文革”高潮期间,没有书可读,小学、中学期间,基本上是闲散状态,一直到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前往山区的茶场,开荒种茶。


        “文革”结束,一九七七年一月,招工到城里的湖北油泵油嘴厂。幸运的是,我被分配到子弟学校教学生的语文。当年十月,得知可以参加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虽然只有两个月时间准备,却因为在学校,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可以咨询相关老师。我想,这就是我的运气。


        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前往湖北的复旦老师,竟然选中了我,让我这个一直生活在小镇、县城的考生,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来到上海,走进复旦大学,四年时间,睁眼看世界之大。


        其实,从考卷上的成绩看,文理科每个科目的考试都是六十几分,在整个湖北的七七级考生中间,肯定不理想。可是,这位老师却选中了我,让我从此与复旦大学有缘。在这里,我要对这位从不知道的老师,表示深深谢意。


        走进复旦,视野才为之开阔,未来的人生也由此开始改变。


1978年大学期间查阅图书馆卡片

1982年毕业前夕在图书馆前留影


        刚进校,图书馆是每天必去之地。人多,桌位少,提前赶去排队几乎是常事。最近,一位同学推送的图书馆文章,其中一张照片,发现右边的居然是我!就是在图书馆,我得以学到不一样的知识。当时有位新闻系的好朋友刘平,在图书馆帮忙我拍了一组照片,至今珍藏。一九八二年一月毕业时,专门再到图书馆前留影。这里是永远难忘的地方。


当年图书馆排队时,右边的居然是我

在学校门口橱窗前,与四十年前的自己合影


        此次回校聚会,发现时隔四十年的两张我在图书馆的照片,被放大在校门口的橱窗里陈列,我站在前面,感叹时光流逝如此之快。请一位年轻同学,帮忙我在前面合影留念。


        如同前面我说过的,我的运气不错。的确,在复旦,诸多先生和同学,以各种不同方式一点一点地感染、熏陶我,让自己不再那么草率、浅薄,让自己知道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心应该踏实一些,再踏实一些。四年复旦,让自己学会注重细节,坦诚,从容。这些年,写过一些中文系先生们的文章,如贾植芳先生、蒋孔阳先生、潘旭澜先生、吴中杰先生……对所有教过我们的老师,惟有感恩。 


        在复旦,贾先生与陈思和,可以说是难以忘怀的良师益友。没有与陈思和的一席交谈,我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改变。


        记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冬天,一次课余闲谈中,我与陈思和聊到巴金,对这一话题都颇有兴趣。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事后一想,我的回答其实过于轻率,颇有心血来潮成分。当时的我,并不太清楚“研究”一词应有的分量,也不曾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跟上思和的步子。 


1978年秋天在嘉定游览时,即兴跳舞


1979年大学期间晨练


1979年在复旦大学舞蹈队排练节目时的留影,右为李辉


四十年的照片,弹指一挥间


        刚进校时,参加学校文工团,排练节目并演出;报考体操队,热衷于双杠之类的技能训练;参加系里和大学的运动会,跑百米、千米,为得到好名次而开心不已。思和只比我大两岁,却极为稳健、老成,许多方面远比我成熟。入校之前,他在上海普陀区图书馆工作,早已读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二十岁左右开始发表杂文、评论。


        一九七八年,班上同学卢新华发表短篇小说《伤痕》,轰动全国,《文汇报》发表一组文艺评论,其中就有思和所写《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一文。我想,如果没有思和提出共同研究巴金的建议,我这种信马由缰的大学生活真不知会跑多久,跑向何处,幸亏他勒住了我这匹野马。 


        准备研究巴金,一九七八年的年底,我们就在中文系资料室结识了贾先生。身为胡风分子的贾先生,获准从监督劳动改造的学校印刷厂,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因尚未平反,不能执教,被安排在系资料室当管理员。


        中文系办公楼位于校园西南角一幢三层旧楼,隔一片偌大草坪与登辉堂遥遥相对。楼房多年失修,木楼梯和地板走起来咯吱发响。楼道里光线昏暗,但走进资料室并不宽敞的空间,一下子感到豁然开朗,仿佛另外一个天地。


一九七九年贾植芳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留影


右起:陈思和、曾华鹏、范伯群、李辉,两代弟子,1980年代初与贾植芳先生任敏师母合影


1980年代初期,陈思和、李辉探望巴金先生


2004年,陈思和李辉与贾先生的合影


        资料室分两部分,外面是阅览室,摆放着各种报刊杂志和桌子,里屋是一排排书架。贾先生办公就在里屋。一天,我进去查找图书,看到靠西边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位矮小精瘦的老头儿,穿一件紧身深色中式小棉袄。有人喊他“贾老师”,有人喊他“贾先生”。我走到他的身边,也喊一声“贾先生”,寒暄了几句,具体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了。


        我去借书,在书架上拿出一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版的《巴金文集》,贾先生看到,说:“你们研究一个作家,应该看最初的版本。这样可以看出最早的创作情况。”他一边说,一边领着我走到一个书架前,亲手抽出几本三十年代出版的巴金著作。


        就这样,我与陈思和成了贾先生家里的常客。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他家,听他聊天,谈现代文学与出版的流派,趣事,和他一起喝酒,吃花生米。我们两人一起在贾先生指导下,撰写研究巴金的论文。 


        一九八二年,我分配到北京,他写了好几封信,介绍我去认识他的哥哥贾芝,认识胡风、牛汉等,说我是孤身一人到京,希望他们多关照我。这样的老师,真让人感动!


1982年,贾先生致牛汉先生的信,重新回到我手中


        有意思的是,十多年前,我带去贾先生写给牛汉的信,一位潘家园的客户居然找到我,我当然毫不犹豫地把这封信买下来。从认识贾先生开始,我们的往来通信从来没有中断过,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写给我的信多达一百多封,从文学到谈我的婚事,可谓无微不至。一九九二年,我爱人要做手术,他写来几页纸的信,谈具体如何休息,如何保养,这样的情感,总能不让人感恩一生!


        复旦期间,在贾先生指导下,我们两个人系统地研究巴金,这也成了我们最初的研究对象,也可以说是一生研究的起点。贾先生常说,要写好一个人字,这与巴金晚年的历史反思,倡导“说真话”,在精神与心灵上,是相通的。复旦四年,许多先生们的学养、人格力量,可以说深深影响自己。人不再过于浮躁,学会认真做事,坚持尽可能地说真话,在人生路上学会乐观,从容。这些,都是母校复旦的恩惠。


文怀沙档案照


去年发现的文怀沙几份档案 (1)


去年发现的文怀沙几份档案 (2)


        二〇〇九年,我曾质疑文怀沙年龄造假、入狱原因造假的事情。去年,“废纸帮”的一位朋友,找到几份文怀沙的档案,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推出《新得旧档案,再扒文怀沙》一文。


        一九九〇年前往苏联访问时,文化部相关部门填写的表格,上面明确写道:“一九六三年文犯有以不正当手段亵渎妇女的行为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年。”还有一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办理退休手续的档案,再次印证了我的质疑。他退休填写的出生年月为: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新发现的旧档案,再次证明了我的质疑。这些年来,在提升传统文化自信之际,常有名不副实的人到处忽悠人,作为媒体人,需要冷静,客观,更需要说真话,哪怕是一点点真话,也能有所补救。我想,这就是母校复旦四年赐予我的精神力量。


我所敬重的两位两位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左)、董乐山


        毕业之后,我这一辈子其实就一个职业:办报。一九八二年分配到《北京晚报》,一九八七年秋天调至《人民日报》,一直是文艺记者和副刊编辑。在此期间,与许多前辈文人的交往,听他们的故事,收集他们的资料,写他们的文章,一直写到现在。今年,《环球人物》杂志请我开设一个专栏,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先生们对我的影响。这个栏目,就叫“先生们”。每个月写两个人,年底准备写完二十四位先生。从巴金开始,董乐山、萧乾、董鼎山、李泽厚、刘再复、范用、郁风、王世襄、黄永玉……


        萧乾先生对我的厚爱,终身难忘。多年来,萧乾写给我的信多达一百多封。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候的告诫,我可能早就走了弯路。


        有一年,萧乾一下子先后寄来四封信,苦口婆心,开导我,要沉着,要让自己做事情。多年后,再读,依然感动。正是在萧乾的教诲下,我在开始在报社图书馆借出《国闻周报》,用半年多时间,校勘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然后采访萧乾、冰心、张兆和、施蛰存、赵家璧、陈明、沈虎雏、姜德明等先生,完成《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也是因为这一写作,才有了一九九四年开始在《收获》连续“沧桑看云”专栏的写作。


        好几位先生,贾植芳、萧乾、冯亦代、董乐山等,都劝我不要放弃英语。于是,二十多年时间,每天中午,都成了我学习英语、翻译作品的时间。幸好没有放弃,才有可能研究和翻译美国《时代》杂志关于中国封面人物的报道。


封面中国第一卷


封面中国第二卷


        二〇〇五年后,我在《收获》开设“封面中国——美国《时代》讲述的故事”专栏,这一写,就是十年。借编年体的方式,终于完成从二十年代初期至七十年代末,用自己的笔,将二十世纪长达六十年的中国历史予以呈现。触摸历史细节,感受人物内心,再由此走进历史深处。


        二〇一六年十月,我退休了。退休后的生活主要有两件事要做。


第一批副刊文丛十五种2017年1月出版


“红沙发”系列访谈副刊文丛后合影。左起:李辉、马未都、王刘纯、绿茶


马未都漫谈副刊


孙郁、解玺璋漫谈副刊文丛


        第一件,与大象出版社合作,主编一套“副刊文丛”。我当了三十多年的副刊编辑,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副刊可以说是半部文学史。“五四新文学”兴起,报纸副刊一时间成为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的率先亮相舞台,从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冰心的《春水》《繁星》、郭沫若的诗歌《女神》、巴金的《家》等,均是在北京、上海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包括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卢新华的《伤痕》,也是一九七八年在《文汇报》副刊发表,引发全国性影响。


        我初步考虑,用十年时间,编辑一套三百册左右的副刊文丛。今年一月份,已出版十五种,明年一月份将出版二十六种。如今读者,很难在图书馆翻看报纸副刊,用结集方式出版,才有可能呈现副刊与文学的密切关联,也便于读者阅读。让他们知道,副刊多么重要!


        第二件,是一次次走进甘肃张掖的河西学院。


在9月28日晚上的主题晚会上,我谈到复旦母校的恩惠,谈到一次次走进甘肃张掖河西学院的体会


        在九月二十八日晚上学校举办的主题晚会上,我荣幸地被推选为七七、七八级的学生代表,把大家所写的文稿一册送给母校。在之后的简短发言中,我重点谈到的就是与河西学院的关系。


        复旦大学与河西学院是一帮一的教育对口学校,复旦大学许多领导和教授,都前往那里考察、讲课。前几年,陈思和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巧的是,贾先生也担任过图书馆馆长。在陈思和的安排下,贾先生的诸多藏书,从上海复旦大学家里,千里迢迢走进远在甘肃张掖市的这座美丽校园。恩师贾植芳先生与河西学院有缘!从此,他融于河西学院,成为校园里一道风景。


        二〇一五年,我应邀前往河西学院,做关于巴金的演讲。我深深感受到河西学院对恩师的关切、厚爱。设立贾植芳图书陈列室;运来贾先生的书架、沙发、书桌,恢复贾先生书房原貌;一座贾先生的肖像雕塑,栩栩如生,凸显先生的精神气质;成立贾植芳研究中心……河西学院所做的一切,令我难以忘怀。在此前后,我们夫妇捐献将近一万册书,贾先生写给我的信,先提前捐献三十几封,其他书信,仍将陆续捐献。我们这些弟子,仿佛与贾先生的书和精神相伴,融于其中。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也成了河西学院的一员。


2016年7月初,河西学院党委书记黎志强与陈思和一起主持贾植芳先生雕塑落成仪式


2016年7月初,河西学院党委书记黎志强与李辉一起为贾植芳讲堂揭牌


2016年7月初,刘仁义院长、陈思和、李辉、黎志强书记在贾先生雕像揭幕仪式上合影


        二〇一六年七月初,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河西学院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和贾植芳先生的弟子们,汇聚张掖,缅怀先生,研讨文学话题。感恩贾先生,感恩复旦,必须从具体的事情做起。在河西学院,我建议设立一个“贾植芳讲堂”,每年约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前来河西学院演讲,用他们不同的创作体会与研究思路,为河西学院的学生们提供不一样的知识天地,开拓他们的视野,让课堂的教育走进更宽阔的领域,在不同演讲者的话题里,学生们从中获取新的启迪。


        “贾植芳讲堂”由此拉开序幕。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已举办十三场演讲。分别是:


        第一讲,陈思和、李辉,《我们眼中的贾植芳先生》


        第二讲,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


        第三讲,陈子善,《张爱玲文学史料的研究》


        第四讲,梁鸿,《文学如何重返现实》


        第五讲,马未都,《我与观复博物馆二十年》


        第六讲,熊光楷,《国际关系与国家安全》


        第七讲,曹景行,《我亲历的美国总统大选》


        第八讲:陆天明,《大时代的我们与文学》


        第九讲:李大钧,《师生之间是道义关系——吴大羽与吴冠中》


        第十讲:毕飞宇:我读《阿Q正传》


        第十一讲:何冀平,《第一楼头看月明》


        第十二讲:陈晓卿,《在食物里品味中国》


        第十三讲:王亚彬,《我与舞剧<青衣>》


        从以上题目可见,演讲的范围颇为不同,每个演讲者的经历、体验,自然也大大不同。这恰恰是我们所设想的模式。河西学院的前身是师范专科学校,如今有不同的学科门类,文学院、外语学院、传媒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体育学院以及理工类不同学院等。


        不同的话题,演讲者精彩的表达, 正是可以使同学在不同领域的知识范围里,得到启发,或者说触类旁通。随后的日子里,我仍将邀请一些朋友前往。我想把“贾植芳讲堂”打造成一个好的演讲品牌,让就读于河西学院的大学生们,能够四年之间,从这些名人的演讲中,感悟人生,体味文化,想必对他们会大有裨益。


        这就像我当年在复旦四年的感受一样。当年在复旦,学校请来王朝闻、赵丹、唐德刚等人为我们演讲,还请来交响乐团在登辉堂里演出。记得第一次听的交响乐,就是《亚细亚草原》。听过之后,曾在日记本上写了很长一段感受。


        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与听过这三位先生演讲的居然或多或少都有了关联。分配到《北京晚报》,没有想到《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解老师,竟然就是王朝闻先生的夫人,如果不是晚报不答应我走,我差一点就调到《文学评论》。后来的日子里,我与王朝闻有多次信件往来,留存至今。


        上世纪九十年代结识了黄宗英,我在复旦大学书店购买的那本《地狱之门》,请她在上面题跋。二十几年来,与黄宗英联系不断,她把赵丹“文革”中关押期间所写的交代,交与我整理,收录于大象出版社的《赵丹自述》之中。唐德刚去世后,纽约的董鼎山先生寄来他多年前所写关于唐德刚的文章,读之,也是感慨万千。或许是听唐德刚在复旦的演讲,我后来的写作就一直是非虚构文学方向,口述历史的采访也一直未曾停留。


1980年在复旦书店购买的赵丹《地狱之门》


董鼎山寄来三十年前写唐德刚一文《我的朋友唐德刚》


黄宗英在赵丹《地狱之门》为我题跋


王朝闻先生来信 (1)


王朝闻先生来信 (2)


        这就是母校的缘分。


        感恩母校,感恩母校的所有先生,做不了大事,就扎扎实实做这些具体的事情。我想,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


周章明张舒予夫妇


        我们班级自毕业后,已经在上海聚会过三次:一九九八、二〇〇五、二〇一〇年。这一次,上海的老师、同学于东元、汪澜、吴惠源、李志勇、梁永安、王云、张兵等人组成筹备组,负责上海的衣食住行等安排,海外同学的联络由美国的孙进负责,北京由尹学龙负责联系。在他们的精心筹划下,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力。每次同学聚会,周章明都会请夫人前来参加,为我们拍摄录像和照片。此次他们在病中,还紧张地把三次聚会的照片刻成盘,带到上海,送给每个与会的同学,令人感动。


        有的国外同学无法归来,上海有部分同学也未能参加。另外几位同学,因为身体不适,临时不能前往上海,让人感动遗憾。


        九月二十二日,北京的部分同学开始预热聚会。闯过鬼门关的张胜友特地前来参加,大家都为他康复而高兴。


        九月二十五日,来自海内外的将近四十余人在上海南翔的云杉苑相聚汇合。有的同学四十年未曾见面。第二天上午,班级恳谈会开始,刚从国外回到上海的吴中杰老师,由陈思和陪同专程赶来,同学们为之兴奋。于东元老师提议请我主次恳谈会,从老师到每位同学,都谈得十分开心。时间关系,我这个不懂事的主持人,不得不一次次打断那些谈性大发的同学,只好得罪了。 


陈吉福特为7711同学制定的两种酒,并写上姓名


来自四川的两位同学。左起:陈吉福、何昌宇


        四川同学陈吉福,专门为班级聚会特制两种不同的酱香型、浓香型的酒,设计好的商标,并把每个同学的名字印在上面。如此好的同学相聚,怎能不开心?恳谈会后,大家开怀痛饮。聚会期间的美好时光,在聊天、喝酒、打牌、参观、师生见面的过程中飘过……


        二十八号中午,我们七七、七八级的同学,与教过我们的中文系老师欢聚一堂,当年那些老师,如今都已是耄耋之年。大家相约,明年、后年……我们再相聚。


        我说:聚一次,多一次。


        聚会之后,七七一一同学群里,不少同学发来各自感言。我择取若干如下:


左起:尹学龙、李辉、陈可雄、李志勇、倪镳


        尹学龙:感谢筹备组的精心安排和无微不至的关照,感谢国外同学不远万里赶来相聚四晚,感谢在百忙中想方设法过来陪伴的同学,感谢带病参加聚会或在病中依然挂念聚会的同学,感谢赠酒、赠药、赠书、赠书画、赠老照片及各种礼物,感谢虽然不能参加但通过班网关注聚会,也感谢大杯喝酒营造浓厚氛围的诸位,感谢虽是名人、教授却跑前跑后接送的同学⋯⋯

左起:刘东山、马信芳、倪镳、于东元


        刘东山: 返校大会为钟扬教授默哀的時候,我也想起了我們班先走的九位同学,脑中闪过他們的形象,特別是杨德华、李湛,七年前7711聚会时,还一起参观世愽畅谈古今。我想,现在我们活着的同学,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每一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我相信也是他们所乐见的。

于东元老师代表同学探望陈允吉老师


        于东元老师:刚刚去看望陈允吉老师,向他带上7711同学的问候。陈老师因腰疼,未能和同学们见面。我给他看了照片,他记忆力好,基本上能说出同学名字,他为同学们在各领域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让我转达对同学们的问候。


孙进拜见黄霖老师夫妇


        孙进:今天前往黄霖教授家,拜访我的两位恩师。早在考上复旦之前,在崇明农场务农时,我就荣幸获得黄教授的悉心教导和帮助,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我的另一位恩师是黄教授的夫人, 徐甘老师。她是我高中的班主任,从学业到生活上,对我关怀无微不至。大学毕业后我赴美发展,与恩师聚少离多,但每次会面都一见如故,欢喜愉快。

1980年,我们同一个宿舍的外地五人。左起:李辉、李光、余建伟、杜建国、周章明


三十几年后,同宿舍的五个外地人再合影


        李光:是巧合,还是缘分?公元1978年的春天,十年之后,百废待兴。复旦校园内,隔着山水隔着代,71个混沌的心灵不可思议的靠拢在一起——稚气未脱的颖颖、冬春,老谋深算的兆军、二张,长幼无序,其乐陶陶。7711,一个精神乌托邦的雏形卓然显现,傲世而生。


        遥想我们当年,是何等的青春勃发,壮怀激烈!杜鹃啼归,伤痕累累⋯⋯黄山上,子建明修栈道,芜湖边,章明暗渡陈仓。这边厢,昌宇、迎春蠢蠢欲动,那边厢,随州小李频频秋波。4号楼内外的学习与生活,真个是抑扬爽朗,跌宕昭彰。


        匆匆四年后,我们韶华倾负,各奔东西。

        ……


        梦醒时分,云杉聚首,一个个粉墨褪去,重新同学。看你看我,花甲古稀。生老病死,平常无常。当初七十一,如今九人去。天妒英才,黯然神伤。曾经沧海有缘分,共拥明月无阴阳!吉福美酒,千杯嫌少。四曰相聚,日日欢畅。醉卧云杉君莫笑,来世我们还同学!


        7711,山高水长。下次聚会见!


同学聚会后倪镳赋诗感怀 (1)


同学聚会后倪镳赋诗感怀 (2)


        读这些留言,怎能不醉?


        母校复旦,常在心中……


77、78级同学与中文系老师聚会后合影


9月22日北京同学聚会预热


26日上午的班级恳谈会,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吴中杰老师,由陈思和陪同,专程赶来参加。左起:李辉、李志勇、于东元老师、吴中杰老师


7711同学喜相逢 (1)


7711同学喜相逢 (2)


7711同学喜相逢 (3)


7711同学喜相逢 (4)


7711同学喜相逢 (5)


7711同学喜相逢 (6)


卢新华与吴中杰老师


两个光头:何昌宇、徐克仁


李小棠与倪镳


《解放军报》原总编辑、书法家谭健题名


上海同学前去探望重病中的全岳春同学


时隔二十年,与在悉尼相逢的汉语专业祝敏申同学合影


四十年后,中文系77级文学专业、语言专业在大学门口合影


同学们一起参观上海中心的观复博物馆


晚上尽兴打牌时


汪澜、陈丹红在草坪上再跳舞 


汪澜、陈丹红在当年的艺术体操照片前合影


未能前往上海聚会的两位同学:张胜友与张锐在北京问候同学


温子健与倪镳


我们7711在中文系老楼前合影


新西兰的伍晓明与美国的易桂鸣在北京相聚


愉快打牌时


与1981年同游黄山的同学再合影。左起:李辉、陈丹红、何昌宇、施伟军


专程从美国归来的七位同学:易桂鸣、屠颖颖、张欣、孙进、倪镳、卢新华、刘开平


依依惜别


曲终人散了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十月七日

        北京看云斋


李辉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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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微信公号“六根“,本号获作者许可转载,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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