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张玉虎：1977年，农村苦娃翻身记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张玉虎，河北高邑人，1962年生，复旦大学物理二系核物理专业77级，曾到法国Universite de Caen留学并获该校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博士学位。1992年回国，现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甘肃兰州）研究员。
原题：
回忆1977年高考录取前后
有一句调侃的话说: 人老了，过去的事忘不了，眼前的事记不住。我16岁离开农村老家，至今已有40年，已经到了忘不了过去，记不住当下的年龄。40年前的那场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当时的场景和心绪犹如是昨天。
我生长在河北省南部靠近京广线一个不大不小的乡村。
听村子里的老人讲，我祖上曾经是村里的富户，在山西还开有商铺，传到曾祖父开始败落。祖父的经历有些特别，他是民国初期县太爷亲自表彰的“三神童”之一，14岁当过教书先生，20岁左右考上了当时河北省省主席商震创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毕业后在商震公馆当勤务兵，后来没当上多大的官。解放后回乡在邻村教书，在历次运动中遭整肃，文革期间大概在1970年被判刑15年入狱。
父亲在解放战争期间搞“土改”受到重用，解放后是县政府的基层干部，曾在人民公社任副主任很多年。文革时因“受其父影响较深”被开除公职，勒令回乡务农。因此，我上高中的时候开始感受到自己是低人一等的人。
由于祖父和父亲的境遇，我的兄弟姐妹在农村属于“黑五类”子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娶不上媳妇是父母最担忧的事，所以母亲有意识地教我们兄弟几个学做针线活，父亲则给我们弟兄几个说：“要有一个好身体，将来去干别人不愿意干，干不了的脏活、累活，靠出一身臭汗，挣一碗饭吃。”这句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
我上面有两个哥一个姐，在农村都算是有灵气、会念书的孩子。由于我祖父和父亲的原因，哥哥姐姐失去了任何发展机会。
记忆深刻的是二哥，他在全公社初中升高中的统一考试中名列第一，但就是不让他上高中，14岁初中毕业就被迫在生产队务农。
我能上高中得益于据说是“四人帮”搞的“普及高中”：一个只有小学和初中办学经验的农村学校，把两个村子的孩子们拢在一起就是“高中”。
我能考大学受益于邓小平主推的恢复高考，而能考上大学则完全受惠于一个被打成“右派”的数理化老师和一个出身不好被压在农村的语文和政治老师。这个“右派”老师毕业于正规师范大学，不但十分敬业而且教学很有一套，之所以能到我们这样的“高中”任教，是由于当时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受高人指点，从“牛棚”里把他硬给要过来的。
现在想来，生活真的很奇妙，正是这种阴差阳错，制造出了一个能帮我考上复旦的最初始的机遇。
1977年，我参加高考被上海复旦大学物理二系核物理专业录取，这在我们村甚至整个县城都是一个爆炸性新闻。
之所以说“爆炸性”是因为祖父和父亲都是我们那个小地方的名人，十里八乡台上台下的很多人都知道他们，而当时一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关在监狱，一个是每星期天必到县城或石家庄申诉上访并被押送回乡的“右倾翻案分子”。
有这种家庭背景的人能上大学，在当时严重违背所有人的基本判断。就连父亲也无奈地对我说：“我的问题解决不了，咱别指望能上大学。”
我的“被录取”，彻底改变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认知和判断，听到最多的话是“今后不再看出身了，要靠真本事了，后门也不管用了。”那年高考只能填报三个志愿，而且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的，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核物理，第二志愿是南开无线电，第三志愿是河北师大数学，最后一栏写着“服从组织分配”。
被复旦录取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复旦在哪里呀？这是个什么学校？看看我有多傻。多年之后，我一直想知道当年是复旦的哪位老师把我录取的，想给他鞠躬致谢。
类似我这种情况，当时报纸上的说法是“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用我们乡下人的话说叫“一步登天”。村里有头有脸的人则戏言我的家人说：应该带着老三，面向北京给邓小平磕头。
父母亲的得意心情我无法猜度，最大的可能是他们认为从此有希望“扬眉吐气”地过上翻身解放的日子: 老父亲从我的“被录取”看到了他的希望和家庭的希望，老母亲则不用为老三娶不上媳妇儿而发愁。
我当时年龄尚小，不谙世事，上大学和不上大学在我的认知里仅仅是将来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的区别，是娶得上或娶不上媳妇的区别。所以，尽管“被录取”来得很突然，我也朦胧地感觉到，自己一下子从农村的“人下人”变成了“人上人”，但城里是什么样，我一无所知。
因此，我在“得意”中不敢飘起来，表面上还是该干啥干啥，倒是村里人，特别是村里那些从石家庄来的“知青”看我时异样的眼神使我至今难忘。
1978年春节过后要去学校报到。还是县教育局资助了去上海的火车票，母亲从邻居家借了20元，大姐帮助了20元，上学的行李是一床粗布被褥，二哥的一套衣服，大姐的一条秋裤、一双鞋和出嫁时的一对绣花枕套。
父亲陪我乘火车到郑州，再送进驶往上海的列车后就回去了。匆忙中我忘记从父亲手上接过母亲在前一天晚上烙的烧饼，害得我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复旦食堂吃上饭，那顿饭真叫个香啊！
这次出行是我第一次离家十里开外，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到城市，第一次闻到城里的空气是香的，第一次吃到大米饭，第一次在床上睡觉，太多的第一次……
复旦大学对我来说，那真是天堂。在这里我真正沐浴在阳光雨露里。助学金每月15元，粮食配给每月35斤，是当时最高标准。每学期购买新书、课本、教材，学校里还给我补助，基本不用我花钱。放假回去探亲学校还补助我来回的路费，假期不回去的时候学校安排我勤工俭学，可以挣20元钱，可干的那些活儿就不是个活儿，一点力气都不用。
大学有医务室，小病小灾一看就好，医务室有一位腿有些跛的大夫态度那叫个好啊，现在你很难找到这样的大夫。在校期间我补过一次牙，在长虹医院做过一次门诊手术，都不用花钱。食堂的饭菜对我这个乡下娃来讲，天天都是在过大年。
从上大学开始，我就一直受惠于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各项新举措。之后就是读研究生、出国留学、做科研当教授。做梦都想不到能挣到现在的高工资、有能力买私家车、住上如此好的房子、还能娶一个城市姑娘当媳妇，可以全世界到处飞，在高大上的地方给一群洋人做报告，还能近距离接触那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像神一样的人物。
上大学真好, 况且我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我是高考的幸运儿，从农村苦孩子变成大学生，命运的转折点，如梦一般。过去，是读书不忘忧国；今天，是感恩社会、服务国家。
本文作者近影。
原载复旦大学校友网，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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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