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沈文海：为科学春天牺牲的兔子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沈文海，复旦大学数学系77级，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副总工程师兼科技委主任，先后就职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国家气候中心、国家气象中心以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是中国气象信息化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原题
复旦记忆剪影
提要：轮番熬夜的77级，让老师又感动又心疼被迫下达熄灯令一场冲突即将爆发……
1978年5月下旬，全校举办规模空前的校庆活动，上午全校开大会，没我们什么事。下午是各系参观日（现在叫开放日），各个系为这次校庆很早便开始精心准备，以期把最得意最值得炫耀的内容一一展示出来。
我们这些充满好奇心的新生，期待这一天也已经很久了。
那天阳光灿烂，校园沿路的梧桐树枝繁叶茂，阳光穿过树叶照得路面斑斑点点。我漫无目的地这个系那个系转来转去。紧靠数学系主楼（俗称600号）的是当时复旦大学较为出名的光学系。
该系在校园里最为惹人注目之处，在于系门口安装着几盏光色各异的电灯，白天黑夜一直亮着。我晨起跑步路过该系，黑暗中远远便能看得见光学系灯火通明的大门口，白色的淡绿色的橘黄色的各色强光混杂在一起，十分醒目。
这次校庆参观，光学系把二楼的某个大房间临时布置成展览室，里面摆放着、悬吊着各种各样的电灯，屋子里亮得叫人几乎睁不开眼。我自始至终眯着双眼，听老师讲解各种电光源的特点以及适用范围。待出得门来睁开双眼，觉得走廊里光线怎么这么暗哪。那时不知道保护眼睛，平时戴墨镜的人少而又少，而且如果你平时戴着墨镜出门，很容易被人视为二流子或不务正业的落后青年。
比较而言，数学系的展览没有什么形象类的东西，仅仅在600号某房间里摆放了几排桌子，上面依次整齐陈列着国内外一些著名学术期刊，当然陈列的这些期刊上都有数学系老师在上面发表的论文。
从现在的眼光看，这当属最高的学术成就，但对初进校门，涉世不深，尚不完全理解学术价值真正含义的大学新生而言，这些满桌子形式呆板，死气沉沉的刊物，显然不如物理化学生物等系那么有形有色，那么生动而又引人注目。所以600号门前一直冷冷清清，好容易来了几个慕名结伴前来参观的新生，见陈设如此乏味，也往往草草转一圈便匆匆离去，令我们这些600号的门徒很感失落。
印象最深的是生物系。在一间十来平米的试验室里，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女老师为我们讲解什么是生物电流。她从墙角边一个笼子里拎出一只又白又胖，样子十分惹人喜爱的兔子，一边捋着兔子身上的毛，一边介绍将要当众演示的试验。
按照她的介绍，接下来她将在兔子的头盖骨上钻两个洞，插上电线，然后将电线接到安置在试验台边上的示波器上，通过示波器屏幕上电波曲线的变化来演示动物脑电波的存在。
该老师进而解释说，由于前来参观的同学多是外系学生，为不使场面过于暴力血腥，她将在实验前给兔子注射麻醉剂，免得试验期间兔子挣扎，给同学们心理造成不良影响，但如此做的后果则是试验效果将大打折扣——平时她们做试验时都是不打麻药的。
说完，该老师便左手将兔子按在试验台上，右手拿起早已备好的麻药针，没有任何消毒措施，随随便便地将针头刺进兔子的脖颈处，慢慢将麻药注入兔子的身体。那只兔子挣扎了几下，便一动不动了。
老师等了一小会，见兔子已陷入深度昏迷，便拿起剪子和推子，将兔子后脑勺上的毛剃干净，然后用一个精巧的小手摇钻在兔子的后脑勺左右两侧各钻了一个小洞，将一绿一红两根导线小心翼翼地插进这两个小洞里。随后，该老师打开示波器，指着显示屏中间那根平直的淡黄色线说，你看，现在没有任何电流。接着，她把这两根导线接到示波器上，显示屏上那根原本平直的线开始微微发生抖动。
老师调整了几个旋钮，显示屏上曲线的抖动幅度变得越来越大。老师边调整旋钮边解释道：由于打了麻药，所以试验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否则还可以在兔子身上做一些刺激性试验，以观察不同部位的疼痛在脑电流方面产生的反应。
这位中年女老师平易近人，态度和蔼耐心，始终微笑着尽量满足围在周围的诸同学的好奇心，直到大家最后全都心满意足为止。在参观的同学们散去之际，我得空悄悄问老师，这只小兔子还会醒来吗？老师一边收拾器械一边诧异地望着我答道：“不会，它已经死了。”“可脑电波不是……”我傻里傻气地接着问了一句。老师看了一眼示波仪上还在微微波动的曲线，耐心地笑答：“那它也死了。”
“死了以后呢？”我还是不甘心，大冒傻气地再次追问。老师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我，笑而不答，回过头继续收拾试验台上的各种杂物。
出得生物系大楼，脑子里一直萦绕着这只小兔子在这半个多小时里的悲惨遭遇，并琢磨着老师那神秘微笑背后的答案：她们会把这只受尽摧残奄奄一息，大概已经香消玉殒的小兔子怎么样呢？扔了？这么漂亮的小兔子扔在垃圾箱里，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混在一起，多难看哪，要是我就肯定不会把它随随便便扔掉的，我会找个有花有草有树的地方、最好旁边还有一条清澈的溪水，挖一个方方正正的深坑，仔仔细细把小兔子埋了，旁边还要栽一棵小树苗。
根据这位老师在谈论小兔子生死时那轻松随便的口气，我怀疑她是否有兴致有心情挖坑隆重埋葬小兔子。可不这样她们又会怎么处理这只为了科学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小兔子遗体呢？难道……把它吃了？想到此我心中不寒而慄，她们会怎么吃这只小兔子呢？红烧？清蒸？白斩？还是……天哪！我开始明白什么叫“君子远庖厨”了。
这是我头一次参加复旦大学校庆，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
就我班同学的年龄而言，我当时18岁半，幸属适龄入学。可我们班上年近三十或已经三十岁的老同学就有十来个。班里的钱惠富老哥，1964年原本已考入北大无线电系，因病休学，不幸遭遇文革，于是休学变成了失学，直到十二年后的1977年，才重新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还有李乐德、姜叙伦、陈强璋、姚大卫、顾大维、桂荣德、邵念慈、李常仁、黄贤本、於崇华、施宜平… …
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原本在当时都是学校里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由于文革，他们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十年里他们蹉跎坎坷、颠沛流离，或上山下乡，或农垦戍边，或局促于工厂车间一隅，或劳作于阡陌山野之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风霜摧折，早衰蒲柳。
在他们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有着各不相同的，需要讲述几天几夜才能大致讲完的十年经历——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如果不是文革，他们当年都应当（也能够）上大学。
他们被耽误了整整十年！而这十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历经蹉跎岁月的他们饱尝失学之苦，深知无知之愚昧，也深感此次入学的来之不易，所以他们万分珍惜在这大学校园里的分分秒秒… …于是他们悬梁刺股，孜孜不倦，彻夜苦读，教室里的灯光时常彻夜不熄。
一些老教师见到这久违的勤奋苦读的情景，激动不已，用诗一般的语言赞叹道：“感谢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我们辛苦工作大半辈子的学校！当年夜间宛如星河般灿烂的教室里的灯光现在又重现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你发自内心地承认这些“老三届”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在学识上能力上智慧上都高出你一大截时，当你面对他们常常不免自惭形秽、心亏气短时，如果你发现他们现在仍在以比你更加刻苦、更加勤奋的方式学习时，你会怎样呢？你会自甘落后、自甘渺小——总而言之自甘堕落吗？当然不能。
当时有个时髦的词，叫做“急起直追”。很快，教室里熬夜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十一点、十二点、凌晨一点、二点… …真的有人熬通宵了！教室里的灯光竟然真的彻夜不熄了！
校方被感动了，他们毫不吝惜地用当时报纸上最为动情的语式赞美这些发愤苦读的同学们，热情洋溢地称他们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四个现代化的栋梁！祖国需要你们，党和人民需要你们！”但同时校方也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他们要神经衰弱的呀！他们要累坏身子的呀！他们要未老先衰的呀！
如果他们因读书而搞坏了身体，四个现代化靠谁来实现？三大差别靠谁来消除？祖国统一大业靠谁来完成？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靠谁来解放呢！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靠谁来接班呢？
校方觉得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照顾好这些可敬可爱甚至有些不大懂事的“孩子们”。
经过慎重研究，校方做出一个貌似蛮横，骨子里却温柔体贴的“熄灯令”：图书馆晚上9:30熄灯，教学楼晚上9:40轰人，10:00熄灯，为防止学生在宿舍里熬夜，学生宿舍晚上10:40熄灯。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年头一次执行“熄灯令”时的情景：晚上10:40，当宿舍楼照明电闸当真被拉下时，整个宿舍楼顿时一片漆黑，立时间所有宿舍楼都沸腾起来，有嗷嗷叫的，有拍桌子敲板凳的，有拿着脸盆当锣敲的，也有人掐着嗓子高一声低一声鬼哭狼嚎的，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然而纪律就是铁的纪律，所谓“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电闸拉下了，就决不能再合上；大家嚷够了，也闹够了，不得不面对现实，大多数人骂骂咧咧，心有不甘地爬上床去，蒙头睡觉。
世间有矛就有盾， “百密一疏”的情形经常发生；很快便有人发现，虽然宿舍房间里的照明电被断掉了，但走廊里的灯却依然昏暗地亮着。不甘于或不习惯于早睡的同学，便在宿舍楼熄灯后聪明而又固执地将读书地点由宿舍房间改在了走廊。于是每晚熄灯后，宿舍楼里便响起一片“轰隆轰隆”的声音，那是各宿舍里准备继续读书的同学从寝室里向走廊灯下拖板凳的声音。
很快地，走廊几个照明灯的正下方因光线最好，竟成了争抢的宝地，以至一些准备夜读的同学没等熄灯，便将板凳放在走廊灯的正下方，先占领有利位置。
以上是绝大多数不甘于接受“熄灯令”的限制，仍然要坚持“秉炷夜读”同学的做法，是一种逆来顺受，息事宁人的做法。当然也有例外，所谓“兔子急了也咬人”，我就见过一次正面对抗“熄灯令”的“冲突”。
“熄灯令”执行约一两个月后的某晚，我与姚大卫同学在某教室里做作业，九时半许，刺耳的铃声照例地响起，吵得人心烦意乱，拉电闸的老教工照例操着浦东话，一个教室挨着一个教室地驱赶晚自习的学生。听见他的吆喝，大多数同学陆续起身开始收拾书包，准备回宿舍。然而大卫兄却纹丝不动，镇定自若地坐在座位上继续做着作业。教工见有人对他的吆喝没有反应，不禁提高了嗓门，再次大声吆喝起来，并伸手指点着大卫兄道：“喂！侬！侬好走唻！”
凭心而论，那位教工还是蛮负责的，虽然举止不雅，出言也有些不逊，但套用一些人至今常挂在嘴边的话说，“动机还是良好的”。但好的动机未见得会有好的结果；大卫兄此时也许是正被一道难题所困扰，也许刚巧碰到一件或数件烦心之事，总之此时大卫兄的心情十分不好，见教工牛气哄哄地站在门口冲着自己吆五喝六指指点点，大卫兄不禁大怒，厉声对教工喝道：“这么早就熄灯！你们还让不让人学习了！你们是怎么管理的？还有没有个正常的学习环境啊！”
老教工没想到居然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经历过文革浑身是胆的老工人阶级的他岂肯善罢甘休，于是与大卫兄吵将起来，俩人你来我往，声音越来越高，引得不少已经起身离开座位的同学停住脚步，幸灾乐祸地瞧着这一雅一俗的争吵，一些其它教室的同学也寻声在门口探头探脑地观望着。
那老教工正吵得兴起，忽然想起还有几个教室没有吆喝到，伟大的使命感责任感使得他暂时放弃了争吵的刺激（工人阶级的使命感责任心就是强），扭头便走，边走还边回过头来，脸红脖子粗地指着大卫兄嚷嚷着，那意思是说：“你休走，我与你慢慢理会。”大卫兄见教工已走，失去了怒火发泄对象，便起身收拾书包，余怒未消地回寝室去了。
不料没过多久，大卫兄又折转回来，手里拿着一把精致的小锁（大概是大卫兄用来锁自己寝室里壁橱的），只见他快步走到电闸箱前，将电闸箱门合上，“咔嚓”一声用那把小锁把箱门锁了起来，然后长出一口气，再次转身回宿舍去了。
大卫兄前脚刚走，老教工后脚就到了。显然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将全教学楼所有教室里的学生驱赶一空，现在他准备做完最后一道工序：拉开电闸，锁上箱门，然后就回家好好地休息。
当他来到电闸箱前时却愕然发现，箱门居然已经被锁上了！而且是被一把秀气、精致、小巧玲珑的小锁给锁上的。他先是疑惑，然后恍然，继而勃然大怒，翻身便走，不一会儿又匆匆赶回，手里多了一把大号改锥，只见他咬牙切齿地将改锥插进小锁的锁鼻里，左拧右拽地试图将小锁拧断，无奈小锁委实十分结实，任凭他怎么撬怎么拧，就是不断；教工愈发恼怒，情急之下，他索性将改锥插进箱锁的锁袢里，一咬牙一使劲，只听喀嚓一声，他将整个箱子上的锁袢连带钉子一起撬了下来，然后气喘吁吁地四处寻找着大卫兄。
那教工大概已经发现我与大卫兄是“同伙”，找不着大卫兄，便把撒气的矛头直指向我；只见他一手舞着改锥，一手晃着刚被撬下的连带着小锁的锁袢，趾高气扬地，甚至是得意洋洋地冲着我用浦东话哇啦哇啦地嚷着，大致的意思是说：用这种小锁也能难住我？我是什么人？我什么没见过？… …
我见势不妙，落荒而逃… …
就这样，大卫兄损失了一把精致的小锁，其代价是当晚该教学楼的熄灯时间足足推迟了十多分钟。而我们在校的整整四年期间，“熄灯令”一直不折不扣地执行着，直到毕业。
原载复旦大学校友网，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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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