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高天增：我与我教过的学生同场高考

原创 2017-09-17 高天增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近影

高天增，英语学者、教授，16岁起开始任中学英语教师，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进入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任教至退休，曾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编辑出版英语教材《英语津梁》《美英报刊选读》，译著有《曼德拉传》《世界四大预测学》等。

原题

一波三折上复旦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已经40年了，回想当年的上学经历，真有恍如隔世，又历历在目的复杂感觉。

文革之前，国家还比较稳定，生产和社会秩序一切按部就班。我1955年生于河北磁县，第二年即作为国家项目岳城水库建设的小“移民”，随父母从磁县农村迁移到了河北邯郸的大型国企峰峰煤矿（那个年代政企不分），之后一直在煤矿长大成人。天灾加人祸的1960年代初，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吃糠咽菜，青黄不接。

1962年秋在矿上子弟学校开始上小学，但也只是上了三年而已。1964年的“四清”、1965年的“社教”，部分老师被抽去到农村参加运动，也间接地影响到了我们小孩子的学习。紧接着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大中学生响应号召，破四旧烧庙堂，毁文物砸古迹，成立红卫兵组织，搞全国大串联，写大字报，集会游行，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批斗“走资派”，批判“封资修”，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的状态。

十来岁的我和同伴们被迫停学，开始了在滚滚浊流中半流浪半居家的生活。在四五年的时间里，无学可上，无书可读。在家里干活，在社会上晃荡。家里人口多收入低，穷人的孩子自然就早当家。家里活无所不干，生火、烧柴、挑水，帮着父亲和哥姐搬砖和泥盖小房垒鸡窝，晒萝卜片红薯片，秋收后到农民的地里去刨二茬甚至三茬的红薯。干过的“工种”有：捡白菜帮儿、拾煤核、刨焦炭、刨红薯，上山割草（晒干后卖给牛奶厂）、捡废品（主要是废旧铜铁和玻璃碎渣，卖到废品站换个酱油钱）等等，还有撕过期的大字报当废纸卖钱、跟在红卫兵的队伍后面凑热闹，捡传单、看标语。

本文作者近照

在社会上，课虽然上不成，但学校的组织机构并未完全瘫痪，常常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学军。爬上几十米的高处去拆矿上的洗煤楼；钻进工业锅炉里，在高温下戗内壁上的水垢；戗井下用的大圆木上的树皮；帮农民除草铲地收麦子捡麦穗（那时候讲究颗粒归仓），马路上拾捡牲口粪作农肥；冬季铲雪送往附近的农田；烧石灰敲铺设铁轨用的石子；修铁路修水渠修路。武汉、柳州、保定三地军队大规模卷入武斗事件发生后，被学校派往当时的央企居民区、农村等宣讲中央下发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材料和布告。

1969年或1970年，文革进入调整期，周总理号召“复课闹革命”，中小学生们总算又重新回到了课堂上(大学也开始复课，有了不用考试靠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们终于又闻到了书香，看到了老师“佝偻”的身影。读书太幸福了，崭新的课本包上了牛皮纸的书皮儿，十分珍惜。虽然还常常参加有组织的劳动（下井挖煤）、军训、批判会，但毕竟开始接触知识了。记得语文课上学了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七律·长征》《蝶恋花·答李淑一》等，王愿坚的长征题材短片小说《七根火柴》；数学课上学了一点方程式、画坐标；而“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两门课上，学了一点电的串联和并联知识、跟医学沾点边的人体的左心房右心房，以及一些农业知识，甚至包括一些农谚等。

但好景不长，一年之后，寒假过完之后的1971年3月，一不留神就被学校推出校门走上了社会，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就居然开始上班工作了。当然比之受尽苦难的下乡知青，已经算是幸运儿了。

同学们“三一三见一（珠算用语）”，有的去往了邯郸市区，当上了石油机械厂的工人；有的就地消化，头顶矿灯下井挖煤，成了煤矿工人；有的被培训了三个月，“摇身一变”成了中小学教师。

毕业动员会上，老师要我们回家征求家长意见，第二天报上自己的“志愿”。

吃了十几年“闲”饭，家长们都巴不得正处于能吃能玩也能干年龄的孩子们开始上班挣钱，帮助家长养家糊口。因此，向往城里市民生活的，去了邯郸当上了令人羡慕的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家里粮食不够吃的，选择了当煤矿工，矿工的口粮每月是有零有整的59.3斤，这是个相当大的诱惑，一般人的口粮仅为25斤至30斤因职业关系而不等。当时家家户户普遍吃不饱饭，孩子们大都面黄肌瘦，营养不良。

我自己呢，既没有主意，又大事小事一向由家长说了算。一问爹娘，起初他们意见也不一样。父亲解放初在矿上参加过“扫盲”班，认得几个字，能勉勉强强看《水浒》《三国》和公开出版发行的1954年第一次人大会议的文件汇编，里面有领导人报告、《宪法》原文和代表发言等，懂得识文断句，知书达理的好处，他主张我接受培训当老师，主要理由是当教师“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工资比较高，每月能领工资30元，当工人三年学徒工期间每月仅18元，这有着不小的诱惑力，况且老师也算国家干部。

而我那从未上过学、一字不识的母亲，前半辈子当农民，后半辈子当矿工家属（我父亲、三姐和二哥三人都是下井工人）。她老人家既不想让我当井下工（劳动强度大又十分危险），又不愿意我当老师。后一条理由是，“家有半升粮，不当孩子王。”（很有文化的话。）老师本来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又被红卫兵批来斗去。现在想来她也一定受到了一首歌的影响。

原来，毛主席语录歌曲《下定决心》十分流行，语句简单明了，曲调铿锵有力，家喻户晓，人人会唱。毛泽东原话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结果，善于“破旧立新、敢想敢干敢闯”的红卫兵小将们没文化有兽性，将之重新填词，逼迫被批斗的老师边劳动边唱那被侮辱到极点的改编版：“我们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使用了老师们教他们的“顶针”修辞手法，真是讽刺至极，使人想到了《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何况当老师动辄挨批斗的“臭老九”社会地位也不好找对象。

二老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最终，父亲的意见占了上风，他老人家一锤定音，我选择当老师，从此做了一辈子的教书匠。不敢称桃李满天下，也不敢说春蚕到死丝方尽，更难以自言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和甘愿做人梯，但毕竟兢兢业业四十几年，站三尺讲台默默耕耘，有道德情操，有仁爱之心，和学生携手同行，与学生真心相伴。

当时全矿务局共有319名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接受了三个来月的培训，后来有“319”之专称。开设的课程仅政治、语文、数学、体育。暑假之后，按“哪来哪去”的政策规定，都回到“毕业”的本校，身份一转换，大部分成了任课教师，少量的成了会计和职员。

开学典礼上，我所在的矿工子弟学校革委会主任宣布了大家的工作去向，在几年级任什么课，大家都各得其所，唯独没有我和另外两人的事。散会后，惶恐不安的我们被叫到办公室集体谈话，这才知道想安排我们三人去上英语课。我们立刻就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英语课？哪儿学过英语呀？

其实，之前我还真学过几个英语单词。在井下充当廉价劳动力支援高产、挖煤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个尚在挨批斗期和接受劳动改造的所谓“走资派”，教会了我们几个英语词汇，mine（煤碳）collier（煤矿工）wagon（罐车）shovel（铁锹）等。这位实际上受师生尊敬的英语启蒙老师名叫彭玉玺，1949年前川大英语专业毕业，文革前就是我们的副校长。此时，他因接受改造表现良好，红卫兵和工宣队已经将他 36 41681 36 15287 0 0 4352 0 0:00:09 0:00:03 0:00:06 4351解放”，恢复了工作，再度成为我们的副校长（当时叫做革委会副主任）。

这位老川大鼓励我们边学边教，因为当时太缺英语老师了，连北外毕业的俄语老师也改行自学教英语。他当晚就给我们三人上课，我们第二天就现学现卖般地教学生（他们仅比我们小一两岁）。不是从字母、音标开始，一上来就是学念当时响当当硬邦邦的政治口号。那三句口号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Long live the invincible (战无不胜的）Mao Zedong Thought !

于是，我的长达45年的教师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后来考上复旦，既带着工资，又连续计算工龄的）。

教学相长，此话不虚。那位彭老校长的教导和上课，自己刻苦的、没明没夜地学习（包括将借来的黎锦熙英语图解语法书一字不落地全文抄写下来，福建师大编著的语法书，后来到了复旦，军训一个月期间，还抄过张培基的《英语声色词与翻译》全书等），加上与同事们的互帮互学，知识和学业成爆炸式增长，很快熟悉业务，成了独当一面的英语老师，也还兼任过班主任，成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

次年（1972年）又有了一次专业进修机会。曾在西安张学良部的电台做过英语播音员的葛老先生是我们的老师。当时也基本上是偷偷地学，每天第一节是“天天读”，必须读毛主席语录。有人隔窗或进门检查，老师就带领我们手忙脚乱地把英语讲义塞进课桌抽屉，拿起“老三篇”摇头晃脑地念或背。检查者一走，又重新开始读“The Little Match Girl”,“Golden Touch”等，犹如捉迷藏一般。

课后跟老师在校园一边散步一边学习，到附近的山坡上劳动也是学习，不像现在旅游或健身。“老三篇”的英文版（“Serve thePeople”, “In Memory of Dr. Bethune”, “The Foolish Man Who Removes theMountains” ）生生地让我们啃了下来，的确也让我们有很大收获。当时的14名学员，13人成了77、78级大学生，且基本上是名牌大学，这是后话。

之后，比较安稳地任教几年。转眼到了1976年，原本我有机会去河北省秦皇岛的煤校进修学习，因唐山大地震致使交通瘫痪，没能成行。1977年3月，夙愿得以实现，携带行囊到了渤海之滨的秦皇岛的上庄坨学习。没想到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煤炭系统的其他学员绝大部分是零起点，还不知ABC为何物，仅少数几人有点儿英语基础或如我一样有过教授英语的经历。于是，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老师的“助教”，又做起了小老师。那半年多的时间，既有付出也有收获。

转眼到了1977年10月。下旬某一天晚上，一边背单词一边听大喇叭里的新闻广播，竟然听到了国家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考大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二天在老师办公室拿到报纸，我仔细地将新闻报道读了一遍又一遍，揣摩国家政策，觉得机会难得。随即给单位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领导同意提前两个月结束培训，回校报名参加考试。

当时规定了若干条报考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需经单位领导同意才能放人，二是政审合格。我出身贫农，根红苗正，本人及家里没有一个所谓“地富反坏右”（现在看这很滑稽），又为学校服务多年，自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不料，信件邮寄出去，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当时的社会很落后，无论公干还是私事，除了一般人用不起的电报，交流交往只有信件。写信再回信一个来回，短则七八天，长则十天半月。

你这里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学校那里按兵不动，不吭一声。一封又一封地写信去催，再三恳求领导开恩答应。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过去了，领导最终回信了，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犹如当头被泼一盆凉水，人家根本就不同意！主要理由是，学校培养一个“骨干”不容易，况且一个萝卜一个坑，万一考上没人代课云云。

我深谙“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古训，当机立断，跟培训单位和同学打个招呼，算是退了学，打点行装直奔秦皇岛火车站。那时候车票一票难求，乘客也不好好排队买票，全凭加塞儿或死命地挤。还算幸运，费尽洪荒之力，买到了第二天的车次，坐在行囊上没吃没喝地熬了一夜。又在北京耗几个小时倒车，前后二十几个小时，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

火急火燎地赶往学校，找到主要负责人婉转而又坚定地面陈参加高考的理由。也许是理由正当，也许是领导大发善心，况且我已擅自返回，生米做成熟饭，或兼而有之，领导做了一回菩萨，终于同意我参加考试。

这已是报名截止日的前一天。找到负责此项工作的老师，填写表格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不过很快全校就传开了，说我未经领导同意就提前结束培训，浪费了一个进修机会。我姑妄听之，也不当一回事。

隔了一天，我去革委会办公室蹭报纸看，结果大吃一惊，我那张报名表居然躺在报纸堆里睡大觉，领导既没有签字盖印，又没有及时送到矿务局的教育处（类似现在的区县一级教育局）！我十分气恼，拿着表格抢白了领导和具体负责人几句，自己就冒着大雨直奔十公里地之外的教育处。

谁知找到教育处，领导说各厂矿学校的报名表已于前一日送交邯郸市教育局，“你已经错过了最后期限”。我真正傻眼了，央求他再给我争取机会。那位领导还真不错，给邯郸教育局打了电话，对方勉强同意。

按照领导的指教，我在大门口等到了准备次日到45公里之外的邯郸市出差的一个职员，托他帮我把报名表带到邯郸。人家爽快地答应了，我又不顾身份地对他千嘱咐万叮咛一番（这样说是因为，我是普通老师，人家是干部，也不沾亲带故），人家肯帮忙，我已是千恩万谢了。

当时的体检很正规，医生也很讲原则，我有轻度色盲或曰色弱，医生将这样检查结果写上也就罢了，但他还要写明身体不合格。这样岂不断了我的求学之路？我十分沮丧地走出医院，仰天长叹；但冷静下来，极不愿意这样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加上有同行提醒鼓励，我又折返到医生办公室，跟医生讲明，我要报语言专业，将来既不当司机开火车，又不到物理化学实验室手持烧杯搞实验，更不去部队当兵（其实我一直向往当兵），有点色盲不影响学语言当翻译。

医生当然不是不懂这些，只不过坚持那个年代工作上的原则性而已。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一再央求之后医生也动了恻隐之心，将身体不合格几个字划去了。苍天有眼呐！

第四天，我来到办公室，请既是老师又是同事的同志给我补习功课。我之所以还算是有一点文化，主要得益于当时的学校里的几位下放干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京津沪的老师或自愿或被迫下放到偏远之地的基层，支援地方上的教育。我校就被分到好几位，有上海交大数学专业毕业的，天津大学物理专业毕业的，北外俄语专业毕业的。也有一对师生夫妻，均是北京大学哲学专业毕业。

这些人不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是任教若干年、又博学又有经验的老师。想想看，先做他们的学生，而后又做他们的同事，这是怎样一种幸运？！在同一间办公室备课、开会，这是怎样一个文化环境？每日里的耳闻目染、言语熏陶和言传身教，一个年轻人又怎能不成长、不发展？！

但毕竟只有小学三年的正规学习，我的知识结构之偏和广度深度之差可想而知，工作后也只是学英语教英语，听新闻看报纸，读一点没被红卫兵烧掉的“禁书”，比如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浩然的《艳阳天》，《平原枪声》《播火记》《红旗谱》《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创业史》等，以及在批林批孔时期住院输液时看《水浒传》等，也看过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和《一只绣花鞋》《叶飞三下江南》等。哪里受到过数理化、文史哲、音体美的深入教育？何况还有没完没了的劳动、开会、斗私批修会。

数学老师只给我补了一会儿数学，发现我竟然不知道三分之一大，还是五分之二大，就善意地劝我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其他理科老师也都一样，婉转地表示我还是实事求是，放弃算了。

我自小争强好胜，理科不行，文科还凑合吧？找来了语文课本、地图册、文革前的历史课本，好歹看了四天，就进了考场。

十分有趣的是，考场上里竟然也有我教过的学生。心中不免暗想，如果考不过自己教的学生，该有多丢人！语文、史地、政治三科答题比较得心应手，信心满满。轮到考数学，面对卷子抓耳挠腮，一筹莫展，早早地就“缴械投降”，只在第一题上写了几个推算步骤，勉强不算交了白卷。

走出考场，大家相互一交流，才知道自己的答案根本不对，据此一直以为自己的数学考了零分。（时隔多年之后，在大学里升职称时，一位接触档案材料的人事处秘书违规地、偷偷地告知我，我数学得了4分。）

1978年元旦过后，接到通知去邯郸市参加英语口试，自认为还算顺利。之后直至放寒假，一直没有什么好消息，哪怕坏消息。其他矿上同样当老师的，已经传开有人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过了春节，我这边依然是“静静的顿河”，心理有些期待又有些忐忑不安，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

好事多磨吧，多亏了我有坚持几十年的读报、了解国家大事的好习惯，2月23日我去学校图书室翻阅报纸，正好在当天的报纸、杂志、信件包里看到了写有我名字的一封信。复旦大学！给我的？我跟旧时称为冒险家乐园的十里洋场、中国第一都市的大上海有什么关系？跟位于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有什么关系？（1975年，我从《参考消息》上读到了外电报道上海出版了《新英汉词典》的消息，仅此而已。》）

拆开一看，竟然是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赶紧回家报告父母和兄弟姐妹，自然是欢声笑语一片。

也得益于同胞大哥在粮店工作，认识人多，办事能力强，在24日（还是个星期日）一天的时间里，带着我办好了团的关系、粮食关系、户口关系、介绍信等。25日在离家10公里的可办行李托运的车站上车，先走京广线，经由郑州再走陇海线，火车上十分拥挤，不要说有座位，就是去趟厕所，回来之后的立锥之地就往往会易主。颠簸近30个小时之后到了大上海，在报到日当天跨进了复旦的大门。

毕业合影，作者四排左10

我报了当时的北外贸（现对外贸易经济大学）、河北师大和被迫迁徙到张家口宣化办学的河北师院三所院校。复旦哪里敢想、哪里敢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我已知道这两句话，“北有北大，南有复旦。”复旦这样的高等学府，岂是我一个农民后代上的？岂是我一个普通矿工子弟上的？

班级毕业留影，作者二排右1

然而，进了校门，报到、入学教育、军训一个多月，跟同窗们逐渐熟悉了，才知道没报复旦却被复旦录取的人有不多不少（具体数目不详）的一批人。77级外文系英语一班里，据不完整记忆，另外还有陈道明、齐辉等好几位，想必人才济济的二、三、四班以及其他系、专业，也不乏类似情况。

再后来，班主任倪钦芬老师告诉我们，复旦等名牌大学当年在全国各地都招收了一些成绩非常突出但并没有报考本校的学生。

我就这样成了复旦的一名学生，成了全国录取率仅有4.7%中的一分子。复旦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徜徉，让我们在名师成堆的环境里成长，让我们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大家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读书，读书，再读书，其他一切似乎不入耳目。

1982年1月份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到了大学任教，用在伟大至尊的母校里学到的旦复旦兮、做事做人的精神和知识，薪火相传地传道授业和解惑。

一晃40年过去了，我作为复旦人，感谢母校，初心不改！

作者返校组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