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6月丨"两弹元勋"姚桐斌死于武斗暴徒之手

彭洁清新三届 2018-07-15

首位离世的“两弹元勋”姚桐斌

摘要：1968年6月8日，由于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组织连日不断地发生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也不敢上班了。身为703所所长的姚桐斌出于对工作的负责，照样顶着武斗的危险坚持上班，并打算找几位干部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生产中停工的问题。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可他家里还有几岁的女儿，他放心不下，还是回了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几个气势汹汹的“左派”人物便冲进家门，架着他就往楼口推。随之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也冲上来，一边扔掉他的眼镜，一边扇他的耳光，还一边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他顿时鲜血直涌，倒在了地上。但几个家伙仍不罢休，拖着他就走。

途中，他脚上的鞋袜全被拖掉了，也没人理睬，照样将他光着脚丫拖到了所谓的“左派”总部，然后接着拷打。很快，姚桐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之便瘫在了地上……“左派”头头们见状，便吩咐手下人将姚桐斌拖回去。于是，几个家伙又将姚桐斌拖回他家楼前的人行道上，然后又朝他身上猛踢几脚，这才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邻居只好把姚桐斌抬到家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由于姚桐斌头部几处遭到铁棍的重击，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３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震惊了国防部，也震惊了党中央。当秘书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时，周恩来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

姚桐斌与彭洁清

原题

永远的眷恋

作者：彭洁清

原载《百年潮》2006年第12期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每当我读到陈毅元帅这首诗时，总是心潮起伏，不能自己，它多么像是我先生姚桐斌一生的写照啊！

穷人家的儿郎中状元

　　桐斌1922年9月6日出生在江苏无锡黄土塘镇。父亲没有上过学，他把桐斌母亲陪嫁来的首饰当给当铺，用得来的钱在自家门前开了一个小铺。桐斌读完小学后，父亲希望他能像大儿子一样成为生意上的帮手，不让他继续读书。可是校长十分喜欢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数次来到姚家劝说：“像这样的好学生，不上中学实在太可惜了。”大哥也支持弟弟上学。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只得同意桐斌上无锡县中学。

　　正当桐斌初中毕业时，日军于1937年7月7日开始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当时无锡没有高中，桐斌只身跑到上海，考入成康中学。父亲得知二儿子背着他离开家乡，勃然震怒，臭骂暗中接济弟弟的大儿子，命他写信给桐斌，从此不许这个不孝逆子回家。信中说：“他要是回家，我就打断他的腿。”这样，桐斌的经济来源就完全断绝了，他无法缴住宿费，只好每晚睡在课桌上，一面学习，一面抄向同学借来的课本。他清晨即起床，将教室打扫干净，以备同学上课。

　　此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桐斌不愿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和四位同学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军封锁线。1939年桐斌到达江西省吉安县，考进国立十三中高中部。在江西全省毕业会考时，桐斌取得第一名。桐斌报考了五所大学，均被录取，最终他被保送到当时已迁往贵州平越的唐山交通大学。

　　桐斌上交大时为校方做些打扫实验室、分发邮件等工作，还为一位高中毕业生补习物理，以补助生活费用。当时交大授课，不管有无课本，一律用英语，桐斌总要作笔记，字写得秀丽清晰，一丝不苟。他的勤奋得到了矿冶系主任王钧豪教授的赞赏。授课时，王教授不时停下来问：“Mr．Yao，你的意见如何?”

　　1945年，桐斌以全班总评第一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1946年，桐斌参加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公费留学考试。由于8年未举办过这种考试，竞争十分激烈。桐斌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出国前，桐斌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这期间，父亲经商颇为顺利，家里的生活宽裕多了，盖了两层楼的房子。父亲见儿子学有所成，喜笑颜开，以前父子间的不理解消失殆尽。为了表示庆祝，父亲在自家新建的楼房前请人题了“耕读家风”的匾额。乡亲们也都前来祝贺，说姚家风水好，出了一名状元，而且是黄土塘第一位出国留洋的状元。

求学欧洲

　　1947年，英国历史悠久的伯明翰大学迎来了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国青年，桐斌选择在工业冶金系攻读博士学位。这里学术气氛浓厚，科研和工业生产紧密联系，桐斌被这里荟萃的众多名师吸引，选择了师从终身教授弗·康德西博士。来到异国他乡，桐斌一如既往地苦读。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垮台，1949年桐斌已没有公费，只好把2年的费用匀作4年使用。他住在一家犹太人的顶层小间，早餐经常是面包和茶水。1951年12月14日，桐斌以《对液态金属及合金的粘性与流动性的研究》的论文通过了答辩，获工业冶金学博士学位。由于当时做这种研究的人极少，他的论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康德西教授回忆说：“桐斌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

　　1952年，桐斌到英国伦敦帝国科技学院继续深造并工作。伦敦帝国科技学院始建于1907年，2003年改名为伦敦帝国学院，在英国高等学府中，仅次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该校科研硕果累累，出了14名诺贝尔奖得主，对人类作出了杰出贡献。1953年，桐斌获得伦敦帝国科技学院的D．I．C．文凭(Diploma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在留学英国时，桐斌组织并参加了进步的“中国科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的工作，并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刊物编辑、主席等职务。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桐斌和许多海外留学生激动万分，他们向祖国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并得到回电。作为学生会主席，桐斌经常收到新中国的报纸、杂志和一些影片资料。

看到祖国的进步，桐斌等人十分兴奋，节假日时，他还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情况，这引起了英国保守势力的注意。一天，桐斌接到伦敦警察厅的通知，约他去“谈话”，实际上是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这时，世界最负盛名的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听到此事，邀请桐斌去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冶金系工作。

　　1954年初桐斌即赴亚琛工业大学报到。在亚琛工业大学期间，桐斌写过多篇关于金属粘性及流动性的论文。他当时的同事，后任柏林大学教授的福洛贝格博士回忆：桐斌那时就是研究金属及合金粘性的著名科学家，曾在亚琛大学自制仪器研究金属粘性。福洛贝格博士还说：“桐斌的笑容有着阳光般的魅力，我们都喜欢他，钦佩他。”1967年，也就是桐斌回国10年后，一篇论文的作者由于多次引用了桐斌的科研成果，而将桐斌列为这篇文章作者之一。

　　在德国期间，桐斌仍然一如既往地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此过程中，他自己也受到了党的教育。1956年，桐斌在瑞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桐斌是唯一一位在西方发达国家加入党组织的。

以12名大学生、1台显微镜起家

　　1957年底桐斌回到新中国后，好几个单位都希望他去他们那儿工作。但聂荣臻元帅通过国务院专家局，指名要桐斌到国防部成立不久的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负责筹建一个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

桐斌到五院报到时，配备给他的仅有1台显微镜和12名大学生，没有其他任何仪器设备，办公地点是早年的练兵营房。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到这样一个简陋的单位来工作?桐斌回答：“我回国不是为了地位和金钱，而是要把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的建设。我愿意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研究所建成后，改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七〇三所，桐斌被任命为所长。

　　火箭技术是集合现代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一门综合性技术和系统工程。火箭的设计确定后，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材料和工艺及电子设备。航天器出事故大多是因为零部件问题引起的，而归根到底，是材料的问题。一枚火箭有很多分系统，每个分系统又有数以万计的元器件、零部件，因此火箭材料成百种、上千项，包括金属、非金属、有机材料、无机材料等等。

　　20世纪50年代，中国材料工业水平不高，连一些低合金钢都生产不出来，更谈不上航天材料了。因此，火箭材料研制都是从零开始的。在研制出这些材料及其相应的工艺后，七〇三所还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接近火箭使用条件的试验，如高温、超低温、振动、密封、烧蚀、腐蚀、老化等。

　　桐斌在国外没有做过火箭材料工艺这方面的工作，他后来能成为火箭材料工艺专家，除了他渊博的学识基础外，还与他分秒必争、孜孜不倦地学习不无关系。从学生时代起，桐斌读书就做笔记。回国后，他坚持收集文献资料，直到今天，七〇三所还保留有他的资料卡片。

让火箭飞得更高更远

　　火箭结构越轻，就飞得越高、越远。所以火箭上大量使用轻质合金，以减轻结构重量。

　　有一种高温钎焊材料，在中苏友好时期，苏联就一直不肯透露它的成分和工艺。苏联专家说中国可以向他们订购这种钎焊合金。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图纸资料。这时订购也不可能了。但中国火箭发动机设计单位向七〇三所提出，要求在1960年年底前研制出这种钎焊合金，否则会影响发动机的研制任务。桐斌亲自部署了这场战役，这就是18年后，在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当天，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重大成果发明奖的高温钎焊合金。

　　除了产品的牌号外，桐斌他们没有任何资料作参考。但是，他们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反复分析实验，当年就确定了这种高温钎焊合金的成分。确定成分只是一个开端，还必须找出每种成分的比例，在什么温度下才能使这种合金成为钎焊材料，以便运用到火箭上去。火箭结构复杂，因此对温度要求特别苛刻，只有在某一特定温度点上，才有可能使这种材料达到火箭使用要求。但是，他们终于搞成功了！

　　高温钎焊合金投产，开始还好，后来质量越来越不稳定，桐斌怀疑是合金中某种材料的某种成分的纯度有问题。为了解决高温钎焊合金的质量问题，他立刻组织队伍赴上海生产这种材料的工厂，驻扎在那里，了解一切细节。正如桐斌怀疑的那样，是某种成分不纯。桐斌他们以最诚挚的态度向厂方以及上海冶金局说明情况，提出建议。厂方非常感谢，马上着手改进，前后用了40多天，问题就迎刃而解。

　　火箭发动机中的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3000℃以上的高温，容易烧坏零部件，引起事故。桐斌他们研制一种“发汗材料”，利用它本身的分解和气化来吸收大量的热，从而降低火箭结构的温度(这与人体发汗可使体温降低的道理相似)。为此，他们立了一个发汗材料的科研课题。由于此项课题难度大，一时未能见到成效，被否定，不许搞，并被嘲笑是一项“胡子课题”，意即等姚桐斌做了白胡子老爷爷时，这项科研课题还不会出成果。

桐斌坚信自己的主张，在他的支持下，几位工程师悄悄地进行研究，他们终于成功了。当中国第一枚火箭上天时，这种发汗材料和工艺将火箭发动机的几千摄氏度高温降到几百摄氏度，同时还提高了比推力，使火箭增加射程，而其花费也就是几位工程师数年的工资（当时工程师每月工资60余元）。如果不作这项预先研究，试车时，哪怕出一次事故，国家的损失就可能达数百万元之多。此项目后来荣获国家发明二等奖。

　　早在1960年，桐斌就提出研制钛合金，当时这在中国是一项空白，国外也只是在研制阶段。有人说这种材料太贵，成本太高，如果研制不成功，则损失太大。但因其比重低、强度高、稳妥可靠，桐斌极力主张研制这一材料。桐斌和同事们解决了研制生产过程中的种种难题，成功地用钛合金气瓶代替原来使用的钢气瓶。钢气瓶重量是14千克，钛合金气瓶只有7千克。在容积不变的情况下，后者重量减轻一半左右。火箭顶级每减轻1千克，卫星有效载荷就可以增加1千克。仅以电池为例，电池容量可以增加，则卫星寿命就延长了。这一科研项目获得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等多种奖项。后来钛合金瓶使用于多种型号火箭上。正如桐斌所料，钛的价格大大降低，今天连自行车也有用钛合金的了。

　　从桐斌回国后到1968年被害，他在七〇三所主持开展了许多项科研课题。除高温钎焊合金、钛合金外，还有新型不锈钢、高强铝合金、难熔金属、焊接新工艺、化学铣切工艺、金属软管、蜂窝结构等。

呕心沥血，言传身教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英国科学家牛顿曾说过，他之所以能有新的发明，是因为他站在前人的肩上，是受益于前辈科学家。桐斌同意这种观点，因此，在科研人员培养上，桐斌做到了呕心沥血。他言传身教，以培养一代火箭材料工艺研究工作者为己任。七〇三所虽然有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和一些留学苏联的博士生，但是他们实际工作经验不多。为了帮助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成长，桐斌不但亲自讲课、指导，从外单位请专家来传授知识，还请设计部门的专家来七〇三所讲授火箭知识，又让七○三所的专家给火箭设计人员讲材料及工艺知识，以便更好地配合。此举促使中国的火箭4年后就上了天，全部材料都是国产的。

　　桐斌写了一篇《研究工作方法》的文章，全文约2．5万字。钱学森对此文非常赞赏，评价极高，认为此文对整个导弹研究院的科研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推荐在院刊《研究与学习》上发表。

　　《研究工作方法》一文强调要按照科学程序办事，树立和培养科学的态度、作风、秩序和程序。

　　什么是研究?他风趣地说：“在英语中，研究(research)一词的词根是search，意为寻找，词头re，意为重复。可见，研究的过程是反复寻找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只有弄清难题所表现的各种现象，才有可能找出主要矛盾，使问题迎刃而解。桐斌说，如果不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做试验，不仅容易带来试验差错，引起试验时的质量事故，甚至会造成设备仪器的损坏和危及人身安全。

　　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被当做“毒草”来批判。现在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2000年，七〇三所将此文精印成册，作为必读的教材发给该所新来的科研人员。

　　为了尽快提高技术人员水平，1962年初，桐斌在七。三所组织了一次“科研作风专题研究会”，把所内的方案论证报告、研究工作内容、批改工作总结、实验记录和科研报告，以实物、图纸的形式展示出来，加以分析对比，使科技人员“加深对正确的科研程序和科研方法的认识，改进作风，在新的基础上，为发展我国国防尖端事业更精更好地服务”。

　　一位研究员满怀深情地回忆：“姚所长批阅七〇三所的每一份科研报告，不但科技方面的，连错别字、标点符号也作修改。见到优秀报告都给予鼓励。”

　　一位高级工程师说，当时他的一份图表，因为曲线画得不精确而被陈列出来。我问：“你们不怪姚桐斌太不给面子吗?”这位工程师说：“据我所知，没有人对姚所长这种做法有意见，他是为了把工作搞好才这么做的。他不仅指出我的错误，还认真而详细地教我怎样正确画曲线，以我的实例教育大家以免别人重蹈覆辙。再说，我的名字没有写上，只有范例作品才标上人名。”

　　这个展览使七〇三所人受益匪浅，人们赞不绝口，引得其他研究所的人也来参观。

　　桐斌作为所长，不仅在工作上帮助指导年轻人，而且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他们。逢年过节，他总是去看望七〇三所来京的亲属、所里的病号。所里年轻人举行婚礼，他一定会去道喜。

姚桐斌与彭洁清

　　金属材料室的一位男研究员和焊接室的一位女研究员结婚时，桐斌兴高采烈地去吃喜糖。在婚礼上桐斌说：“今天我特意来祝贺这对新人，我知道他们一定会白头偕老，永远幸福的!”说完他停一下，然后问：“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他环顾周围，停顿一下，才又自问自答：“在座诸位都知道我们的新郎是金属材料专家，新娘是焊接专家。各位一定知道，焊在一起的金属就成为一体，永不分离了。”他的话引起满堂大笑，使气氛更加欢乐和热烈。

　　除了婚礼外，桐斌还尽量抽时间参加七〇三所的联欢会。有一次春节晚会，几个调皮的年轻人带头起哄，请桐斌表演节目。他从一位老工人那里借来一件羊皮袄，把它翻过来穿上，头上系一块白毛巾，从黑板旁拿起教鞭，做起赶马的架式，唱了起来：

　　乡下的姑娘辫子长，

　　两只眼睛真漂亮。

　　桐斌大喊一声：“嘿！”再把鞭子挥一下，接着唱：

　　带着你的嫁妆，

　　领着你的妹妹，

　　赶着你的马车来呀！

　　人们没有料到，平日寡言少语，整日只知道工作的所长，竟然会表演《达坂城的姑娘》。全场先是寂静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欢乐的笑声、掌声。这个节目成了当晚最精彩的一个。

　　虽然桐斌是学工的，但他多才多艺，能诗会画。有一次，他出差在外46天，给家里寄来一封信，信封拆开，一张纸飘然落下。孩子们眼疾手快，拾起来看，原来是一张素描，上面画了一只昂首阔步的大红冠公鸡，站在远处，挥翅向一只娇小的母鸡告别。母鸡身边围着三只可爱的小鸡。孩子们在画中急切地找自己：“这是我！”“这个是我！”“看，爸爸还带着眼镜哪！”小小的一张素描给全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只要能把科研搞上去，我就是死了也甘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七机部情况混乱，但桐斌仍坚持每天上班。他说：“光拿工资不工作，于心不安。”

　　1967年3月，聂荣臻元帅曾作过一次报告，强调指出，不能搞乱科研单位，不能中断科研，不能砍掉科研，要着眼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还提出要大力加强科研机构，要筹建材料研究院和其他研究院。桐斌在向七〇三所的职工传达聂帅的报告时，心情无比兴奋，说到激动处，热泪盈眶。最后他向大家表决心：“只要能把科研搞上去，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同志们，我们大家努力吧！”

　　1968年6月6日，桐斌带着三位助手参加了中国发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会议。在会上，他接下了难熔金属及其抗氧化涂层和高温隔热材料等项科研任务。回七○三所后，他即向下传达。

　　1968年6月8日，桐斌照常上班。中午下楼准备回家吃饭，七〇三所两位工程师见到他打招呼：“姚所长，您还在抓革命、促生产啦!外边有人武斗了，您最好等一等，先别回家。”“谢谢你们的好意，上午我只批完了一个报告，吃完饭后还得回来接着干。再说，武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桐斌刚进家门，一伙打者“无产阶级革命派”旗号的坏人破门而入，将桐斌往楼下推，同时拳打脚踢，还用钢管打，鲜血立即流出。这些人一面喊叫：“打死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一面还将桐斌拖往他们的“总部”(离我家200米左右)。此时桐斌已不能说话，他们的头头见状，即令同伙将桐斌拖回我家门前，然后扬长而去。

　　下午3时，无知与残暴就这样灭绝人性地夺走了桐斌的生命。周恩来总理当天即派粟裕大将乘直升机到南苑视察，并命令军管会开列一张有贡献的科学家名单，对他们加以保护，必要时，可以用武力保护。

　　1978年3月18日，在八宝山为桐斌开追悼会，经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批准追认桐斌为革命烈士。证书上写的是：“1968年6月8日中午下班回家，无辜遭坏人毒打致死，不幸牺牲。”

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证明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追授桐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9月15日，七〇三所为桐斌树立了一尊两米高的塑像，张爱萍将军为塑像题词：“我国航天材料及工艺奠基者姚桐斌。”

　　2005年11月12日，在无锡黄土塘桐斌故居旁举行了姚桐斌故居修复仪式，钱学森发来贺函：“姚桐斌是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他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尊敬的一位航天材料科学家。”

　　岁月流逝，桐斌被害已经38年了，但是人们仍然深深地怀念他。每当人们谈到他时，无不钦佩他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情操，为中国失去这样一位忠诚卓越的科学家而惋惜。

　　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会想起桐斌生前对我说过的话“不要怨这怪那，应该多想想自己为祖国做了些什么”。

　　桐斌这棵挺直的青松，永远是我精神上的支柱，永远活在我心中。

姚桐斌的平反伸冤过程

作者：彭洁清

原载《百年潮》 2009年第五期

原题：宋任穷对我们一家的关怀

　　1968年6月8日，我的爱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被毒打致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七机部部长宋任穷的关怀下，桐斌的冤屈得以伸张。尽管后来宋任穷调离了七机部，但他对我们一家一直关怀备至。

桐斌被迫害致死，冤屈长期没有得到伸张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七机部陷入一片混乱。七机部是搞航天工业的，属于国防尖端技术部门，保密性强。当年无论是配备各级领导干部，还是挑选技术干部和工人，都是好中选优。七机部的队伍在政治上、业务上都很强，是我国国防科技战线上一支极其宝贵的队伍。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挑动和破坏，造成七机部大乱不止。“九一五”和“九一六”两派斗来斗去，打来打去，派战不息，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闻名的“老大难”单位。我的爱人姚桐斌就是在此期间被毒打致死的。

　　姚桐斌，1922年出生，幼年家境贫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边逃难、边谋生、边求学，立志读书救国。1945年，他毕业于当时迁到贵州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随后到重庆北碚的矿冶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47年，他考取公费留学到英国伯明翰大学深造，1951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桐斌作为中国留英学会主席向毛泽东主席发出致敬电，并得到回电。1953年，他因领导爱国活动被英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不得不离开英国，去德国亚亨工业大学任研究员。1956年在瑞士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底，他怀着“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回到祖国。

　　回国后不久，桐斌便到刚刚成立的国防部五院（七机部的前身），领着十几名大学毕业生开始创建中国自己的航天材料研究机构，担任材料研究室主任。七机部成立后，他担任航天材料研究所所长。1958年以后，他主持了几百项具有开拓创新的课题研究。特别是中央确定“两弹一星”继续上马的决策后，迫切需要解决制作导弹的材料不过关的难题，他于1961年组织制定了导弹材料工艺的研究规划，并致力于这项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桐斌对七机部的无政府状态和科研生产秩序混乱深感痛心和惋惜。但是，他不愿随波逐流，仍坚守岗位，照常工作。他对人说，“‘文化大革命’过了以后，我们还要大干一场”。但“文化大革命”尚未过去，他却于1968年6月8日被毒打致死，年仅46岁。

　　桐斌被迫害致死后，我怀着悲愤的心情，一直为他伸冤。周恩来总理得知桐斌遇害的消息后，因震惊而将手中的茶杯滑落到地上，气愤地说：“姚桐斌是我从海外要回来的专家，国家需要这样的专家！”他马上让协助自己工作的粟裕乘直升机前往七机部调查，严办凶手，并要七机部军管会开列了一份对重要科学家的保护名单。李先念副总理也曾就桐斌被迫害致死的破案惩凶问题作出指示。

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由于七机部的混乱局面，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未能得到落实。当时，七机部的领导更换频繁，每次来了新领导，我都写信申诉，请求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破案惩凶的指示。但是我的信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桐斌的冤屈长期未能得到伸张。

宋任穷出任七机部部长使我看到了希望

　　1977年10月，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宋任穷来到七机部，出任部长。我知道他当部长后，并没有急于找他申诉。我想先看看这位部长怎样处理七机部的混乱局面后再作决定。

　　宋任穷到七机部后，确实和以前的几位部长不一样。他面对七机部长期混乱的局面，深入群众，反复进行教育，要求七机部内部增强团结，搞好科研生产。从1977年10月到1978年12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宋任穷昼夜忙碌，连节假日都不休息。他先后到七机部在北京的第一、二、三、五研究院，各研究所及直属工厂，还到内蒙古、川北及南京的部属单位，看望干部、科研人员和工人，也看望了一些老同志、老专家，同他们进行了交流和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嘘寒问暖，并尽量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困难。

　　当时，七机部在一线工作的技术干部有1.8万余人。宋任穷到任后，在提拔技术干部时，凡符合德才条件的，不论参加过哪一派群众组织，都坚决提拔，给予适当的安排。这些措施，加快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进程。

　　1978年春节期间，宋任穷等领导到陕西和内蒙古看望第四研究院及七机部三线人员时，恰逢暴风雪袭击，大雪封山。同年6月，宋任穷又到062基地视察。062承担着洲际导弹的部分任务，但该基地地处偏僻山区，职工生活十分艰苦，科研生产条件也很困难。宋任穷原想对那里的情况作一次全面的了解，以解决存在的困难。但他毕竟已年近占稀，且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身体虚弱，这样的劳累使他病倒了。由于病情严重，当地军分区派来医疗组，但宋任穷高烧不退，不得不将他送回北京治疗。

　　宋任穷在七机部时，还先后召开了五次几千人到上万人参加的大会，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揭批“四人帮”搞乱七机部的同时，他还用很大的精力，抓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使我看到了为桐斌伸冤的希望，我鼓足勇气去找宋任穷申诉桐斌的冤案及我们一家所受的苦难。

我向宋任穷伸冤，桐斌被追认为烈士

　　1978年2月的一天，我来到宋任穷部长的办公室。宋任穷中等略高身材，瘦瘦的脸庞，戴一副眼镜，谈吐慢而清晰，略带湖南口音。听其言，观其貌，完全是一位和善的长者。我进办公室后宋部长请我坐下，为我倒茶，他是那样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使我毫无顾虑地将这些年所受的苦难向他倾诉：

　　“1968年5月开始，七机部的两派由文斗逐渐变成了武斗，我家的宿舍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部才几百米，被他们宣布为戒严区，晚上9点钟之后不准外出。我想这样更好，桐斌晚上不用去办公室加班了。

　　“每年五六月桐斌都患花粉过敏症，鼻涕、眼泪流不停，有时还发烧。那年6月他的过敏症似乎更厉害。我劝他到中医医院去看看，也许中医有办法，同时他还可以借此机会住到我任教的学校去避避风头。但桐斌说6月有一个重要会议，他必须参加。

　　“6月5日和6日，桐斌带着七〇三所的三位室主任到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在那里召开的‘我国发展第一颗回收型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讨论和计划工作会议’。在会上，桐斌参加了讨论，作了发言，并接下了难熔金属及其氧化涂层和高温隔热材料等多项重大研制任务。回所后，他立即向有关科室布置了具体的任务。

　　“6月8日的早上，桐斌手提一热水瓶，骑着自行车按时上班，一进办公室他就擦桌子、扫地（公务员早已不干这些事了），泡上一杯茶，然后静下心来办公。快12点时，桐斌收拾办公桌上的书籍文件，下楼回家吃午饭。这天去办公楼上班的人不多，有两名工程师见到桐斌，急忙打招呼：‘姚所长，您还在抓革命，促生产哪！外面正在武斗，您还是等一等，先别回家。’

　　“‘谢谢你们的好意，武斗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再说，上午我批完了一个技术报告，吃完饭后还得回来接着干’。

　　“想不到桐斌当天在技术报告上的签名竟成了他的绝笔……”

　　说到此处，我已泪流满面。宋任穷轻声地劝慰我，要我喝口水。我接着说：“宋部长，桐斌是中午下班回家后被坏人拖出去用铁棍打死的呀！当时我们最大的女儿9岁，最小的才3岁。现在10年过去了，七机部却还没有给她们的父亲作政治结论，她们都要升学了，没有结论，她们怎么办?”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泣不成声。宋部长很认真地听我讲述了桐斌被害的情况，对我这些年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应允我，一定亲自抓这个案件，并向中央汇报，请我务必节哀保重。

　　临别时，我告诉宋部长我已经给李先念副主席上书，请组织追认姚桐斌为烈士，根据七机部现在的情况，要找出幕后的策划者恐非易事。

　　谈完话后，宋任穷部长送我到楼梯口。他对我遭遇的同情温暖着我的心。

　　“文化大革命”前，宋任穷是东北局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刚到七机部，工作的繁忙和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却抽出时间和我谈话，并应允帮助解决10年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实在难得。

　　由于宋任穷的认真负责，事情终于得到圆满解决，他除了向李先念副主席写了一封信外，在五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和罗青长一起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建议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在全国科学大会开会以前举行追悼会。

　　以下是宋任穷写给李先念的信：

李副主席并报张主任、李政委：

　　接到李副主席和罗青长同志批转彭洁清同志的信后，我们即同北京市一办和一院工作队负责同志进行了研究。一院工作队与一院党委起草了关于姚桐斌同志的政治结论，经与罗青长同志商量，他表示同意。现将结论送上，请审阅批示，以便在全国科学大会前办理追悼等事宜。

　　谨此，致

　　敬礼！

　　宋任穷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注：张主任为国防科工委张爱萍同志，李政委为李耀文同志）

　　1978年3月18日，在我国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那天，七机部为桐斌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开始之前，他们请我先到灵堂看看，当我见到桐斌的遗像用黑纱围着挂在墙上，下面放着他的骨灰盒时，眼泪止不住簌簌地掉下。

　　回忆起桐斌曾参加上一届全国科学大会，而如今他却长眠于地下，我的心止不住地往下沉、往下沉……

宋任穷始终关怀我们一家

　　1978年12月，宋任穷调离七机部，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80年2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尽管宋任穷离开了七机部，但我有困难就去找他。他对我仍然很热情，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和孩子们，为我们解决困难。

　　1984年，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我不得不写信给宋任穷，他在我给他的信上作了批示：

　　姚桐斌同志是从国外回来的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被中央追认为烈士。姚的追悼会召开一事，周总理生前曾多次讲过，他遗属的住房问题，应妥善安排。此事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妥善处理。

　　此后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我和孩子们在市区安排了住房。

　　在宋任穷的鼓励与帮助下，我写的一篇纪念桐斌的文章于1992年1月21日刊登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宋老认为，像桐斌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应该宣传，并给时任七机部部长的林宗棠打电话，还写了一信，内容如下：

林宗棠同志：

　　原在航天部工作的姚桐斌同志的夫人彭洁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特介绍她来面谈。希接见面谈。

　　敬礼！

　　宋任穷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五日

　　1996年是交大成立100周年纪念，桐斌在海内外的校友捐款为他立一尊塑像，请我主持并和校友联络。这时，我又去中南海宋任穷的办公室请他为塑像题词。宋老非常谦虚地说，他老了字写得不够好，在我的请求下，他提笔写了三幅“姚桐斌烈士”的字供我选择，我觉得三幅都好，除了用在塑像上外，我将宋老的字迹一直珍藏至今。

　　1992年10月宋任穷从中顾委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一直到他去世，我每年都去看望他一两次。我去看望他时，都是习惯性地称呼他为“宋部长”，就如1978年在七机部初次见到他时那样。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很热情，毫无架子。我有幸结识宋任穷这位坚持原则、胸怀宽厚、无私奉献、爱护干部的老部长，是我一生的荣幸。

　　今年是宋任穷诞辰100周年，宋任穷对党和国家所做的贡献，对我们一家的关怀和照顾令我永生难忘。他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对党的路线的认真执行，令我钦佩。宋老所具有的正直、正义、忠诚、宽厚的可贵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