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火海英雄事迹动神州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不久，1966年6月22日凌晨1时，在四川省合江县塘河1号井，四川石油管理局泸州气矿合江探区32111钻井队在钻井过程中突发井喷事故，形成宽50多米、高30多米的一片火海。60多米高的钢铁井架被烧塌，钻机被熔为铁水，整个大气田面临着毁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全队职工及家属为保住新开的气井，奋不顾身地扑向火海，最后,在附近施工的石油钻前工程团16中队一百多位民工的协助下，终于控制了气流，经过30分钟的生死搏斗，终于扑灭了大火，保住了大气井。
在这场搏斗中,当班的张永庆等6位同志英勇牺牲，21人被烈火烧伤。这次扑灭天然气泄漏的事迹，诞生了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规格表彰的救险英雄团体。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
就在这一天，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批转的北京大学工作组第9号《文化革命简报》(对于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六一八事件”的处理意见)，已经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到全国各地(后来这成为刘少奇“镇压群众”的罪状之一) ；中共中央华北局驻北京大学工作组这天正在召开全校万人大会揭露、控诉“陆平、彭佩云黑帮”，竭力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纳人“正轨”；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均因发生了少数师生反对工作组的“六二O事件” 而处于动荡之中；清华大学工作组这天正在根据前一天“右派学生”蒯大富公开提出要向工作组夺权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部署开展“斗蒋南翔黑帮”与“反蒯”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亲手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这天则在家乡韶山的滴水洞别墅里独自思考着下一阶段的“战略部署“......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的造反者设置了斗鬼台,将40多名校系干部和教授、学者揪上台批斗，掀起了全国乱批乱斗的风潮。行为很快被刘少奇派驻的工作组所制止，但随后中央表态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从此整个中国大地掀起了乱批乱斗的社会风潮，不久就出现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
3个月后，32111这个数字组合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官方传媒中。中共石油工业部党委授予32111钻井队“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称号，追授该队已牺牲的张永庆等6人及授予在“血战火海”中表现突出的张仲氓、雷洪炳、王存友、王有发、胡德炳、冉树荣、彭家治等7 人“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 称号；授予牟茂修“五好家属标兵”称号；授予李治国等16人“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称号。
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32111英雄钻井队扑灭火海保住大气井》的报道，称之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并为此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社论以极具时代特色的、被称为32111英雄钻井队豪言壮语的一段话开头:“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并高度评价了这个钻井队:“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扑灭了一场冲天大火，在中华儿女的英雄史册上写下了最新的一章。”“他们是集体的黄继光，集体的邱少云，集体的欧阳海，集体的麦贤德。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品质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结合。”
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人民日报》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记32111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血战火海的勇士们》。32111钻井队人员头戴铝盔披红戴花的集体照片及获得荣誉称号的每个英雄的照片、伤员们在北京治伤情况的照片、美术工作者赶绘出来的宣传画、连环画等，都由新华社发给各报刊载。
中共中央对这个英雄集体的事迹十分重视，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跃升为中央第四号人物、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陶铸，领导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宣传32111钻井队英雄事迹的办公室，下辖报告团、演出队、展览队3套人马。32111队的大部分人员连同他们“血战火海”的一些现场实物被一起送往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务院农林、财贸、外事各口政治部，全国妇联、国家体委政治部，备中央局，中共四川省委，都纷纷向下属单位发出通知，号召学习32111钻井队英雄事迹。
国庆节前夕，应邀参加国庆观礼的32111钻井队赴京人员，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住进了中南海。9月29日下午，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石油战线32111队等先进单位代表。32111队的张仲珉、冉树荣、雷洪炳、彭家治、王存友、王有发与大庆油田的铁人王井喜等一起受到接见。周恩来在讲话中表扬32111队毛主席著作学得好，用得好，把毛主席的指示变成自觉的行动，把革命的利益当成自己的第一生命，表扬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的集体。30日晚上，32111队人员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为庆祝国庆举行的国宴。周恩来向其他来宾热情介绍：“这是我们的救火英雄！”
10月1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盛大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以红卫兵为主体的150万游行大军。这是他第4次检阅红卫兵。在游行开始前，林彪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讲话之后，由中央挑选出来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和少数民族代表分别站到毛泽东身边讲了话。
毛泽东与32111钻井队代表王有发交谈
代表全国工人阶级讲话的，就是32111钻井队的青年工人王有发。在他照本宣读的那篇由直传部门捉刀代笔、经有关领导反复审定的讲话稿中，在那段已经家喻户晓的豪言壮语后面，加上了那篇《人民日报》社论中总结的几句话：“把读毛主席的书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把毛泽东思想化为自己的灵魂，把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变成自觉的行动，把革命的利益当成自己的第一生命。”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王有发是32111队的工人时，毛泽东握着王有发的手笑道：“就是那个打火队嘛！”
毛泽东与王有发亲切交谈的照片刊登在各大报的头版显著位置。至此，32111钻井队的英雄声誉达到了顶点。
10月4日上午，32111队代表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了首场报告会。大会开始时，头戴铝盔、身穿工作服的32111队人员高举红旗和石油工业部颁发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锦旗，绕场一周，全场人员起立，挥舞《毛主席语录》向英雄们欢呼致意。
《人民日报》在那篇社论中断言：“这个钻井队的英雄事迹，出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决不是偶然的。它像一颗红色信号弹，向人们宣告：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到来，我国人民必将以更加高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出现在东方大陆上。”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今天已经众所周知。不过，许多人尚不知道，就在这“深入发展”中，仅仅几个月之后，32111钻井队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集体，就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悲剧火海”之中。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林彪接见32111钻井队灭火英雄
钻井队也开展“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32111钻井队正在四川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
还在“文革”爆发前，陆续从大庆、克拉玛依、玉门等油田调来的精兵强将，从成都、重庆、荣县、成远等地招募来的民工队伍，就已在川南、川中、川东、川西北的许多地方摆开了“开气找油”的战场。参加会战的人们都兴奋地获知：要在四川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
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作了有关指示，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彭真、贺龙、李井泉等从1965年底开始先后前来视察并作了重要指示。石油部把能不能打好这场会战看作是“石油部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还是下半旗”的重大原则问题，曾参加指挥大庆石油会战的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受命担任四川石油会战总指挥。
在威远县城北约20公里的曹家山山沟里，会战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安营扎寨，依傍山坡建起了一片干打垒平房，300级台阶直达山梁顶上的千人大礼堂，礼堂顶上矗立着很远都能看见的彭真题写的“红村”两个大红字（彭真被打倒后又换成了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每矿区、各工地都传达了这样一些斩钉截铁的上级指示：
“在四川找不找得到油，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和世界革命！”
“大庆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山东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难道你们四川用主席思想就找不到大油田？”
许多矿区、工地上郝写着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
“恶战恶战再恶战，一定拿下大油田！”
“头可断，血可流，不完成开气找油任务，我们死就死在钻台上，埋就埋在井场里！”
32111钻井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投入忘我工作的。
1966年2月下旬，彭真（在他即将被打倒的前夕）来到红村视察，指示说：“搞好三线建设，我们少睡觉，让毛主席多睡觉，睡好觉。”
然而他万想不到，毛泽东正为身边睡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包括彭真在内）而睡不好觉……
就在工人们“苦战恶战六六年，一切为了找油田”，一心要拿下大油田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的时候，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像突如其来的井喷燃起的烈焰一般席卷了中国大陆。
六中队全体合影
在四川石油会战的各矿区、工地，各级党委也跟领导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照例进行了慷慨激昂的动员，照例建立起了文革办公室、文革领导小组，也到处开始了揪“小邓拓”、“小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原来热火朝天进行生产竞赛的誓师会、庆功会、打擂比武会，被杀气腾腾的声讨会、批判会所取代。原来贴满墙头的大红纸的挑战书、决心书，被白纸黑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覆盖……
32111钻井队自然也不例外。在这个小小的基层生产单位里，也一样开展了文化大革命，也一样要揪出“牛鬼蛇神”，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的惯例和上级统一部署，钻井队职工也被暗中进行了政治“摸底排队”，划分一、二、三、四类，确定谁属于运动“动力”，谁属于运动“对象”。
最具讽刺意味、也最发人深省的是，后来在井喷事故中殉职而被追认为烈士的副班长张永庆，这时就在“摸底排队”中被打入另册，划入了不可靠的类别。后来因为他牺牲了，又是牺牲的6人中的副班长，领头人，不仅被追认为烈士并追授“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称号，那篇新华社通讯还将他放在了突出地位，称他为“模范共产党员”。他的日记被作为重要遗物送交展览——若不是后来局势动乱，还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前的《雷锋日记》、《王杰日报》那样经“ 整理” 后出版。
新华社还专门播发了由《工人日报》通讯员和记者采写的通讯《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记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模范共产党员张永庆烈士》。 在新华社播发、各大报刊载的《32111钻井队英雄日记摘抄》中，张永庆的日记摘抄被放在头条。
在血战火海之后，运动毫不含糊地继续进行。在这个钻井队被揪出来的批判对象，除去通常的“反党”、“反革命”一类帽子外，还多出了一顶独具特色的帽子—“怕死鬼”。
7月下旬，石油战区突然奉命撤消工作组。派工作组领导群众运动，本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改革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一直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时却出人意料地被毛泽东斥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本来对文化大革命就很不理解的众多领导干部，这时就更是无所适从。
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通知各基层单位，暂停大鸣大放，只开展学习32111队的正面教育。但是，很快又传来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喜讯”，全国城乡敲锣打鼓欢呼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没有几个人会想到欢呼来的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各级领导干部又手忙脚乱地紧跟中央精神继续领导运动。
周恩来与32111钻井队代表交谈
8月底，得到毛泽东赞赏、支持的红卫兵的革命大串连，将造反之火烧到了各地。为防止发生动乱，维护生产秩序，“保卫文化大革命”，许多地方都由官方部署建立起“赤卫队”、“纠察队”一类群众组织。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也指示各单位由政治、保卫部门负责，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了“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
赤卫队一建立，马上采取“革命行动”，到处以宣传《十六条》的名义打击“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牛鬼蛇神”，并从群众中揪出一些“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山沟里无街则游工地)；他们还分兵把口，阻拦同样是宣传《十六条》的红卫兵进人石油矿区、工地；检查职工邮件,没收私人信件中寄来的外地传单......
一时间到处笼罩“红色恐怖“，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生产秩序井然，运动“健康”发展。32111钻井队也在8月29日奉命建立了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两位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党支部委员胡德炳和副指导员雷洪炳被任命为赤卫队正副指导员。在那篇新华社通讯中，曾浓墨重彩地记叙了他俩的英雄事迹：雷洪炳3 次昏倒、3次站起来冲进烈火中去打开放喷闸门；胡德炳从烈火中抢救出被毒气熏倒的同事后自己也昏倒、醒来后又冲进火海去开3号闸门......此时，他们又决心将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落实在行动上。随后，32111队就佩戴着赤卫队袖章上北京，赴大庆。
他们都相信赤卫队是同红卫兵一样“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革命组织。但是，当32111队到北京后，面对史无前例的复杂形势，他们才知道事情并非钻井采油那么简单。此时，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十六条》将领导干部划分成了4 类，因开发大庆油田而立下功勋、被誉为“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的石油工业部大小干部们，按照工人们的理解，自然应该都属于“一类” 干部，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是部机关里却也贴满了大字报“好学生”怎么也会遭到这么多人批判(有些罪名还大得吓人)? 石油部领导还给32111队人员规定了纪律，再三告诫他们不准看大字报，在部机关里不准看，上街也不准看，也不让接触红卫兵......这些在血战火海时毫不犹豫、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茫然了。
当时有一首歌这样唱:“工农兵，心最红，文化革命当尖兵!”“工农兵，眼最明，香花毒草分得清!”面对如此复杂、诡谲的政治局势，叫这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们怎么能分得清? 又怎么去当尖兵?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北京的报告会中,32111队代表们的发言稿里，增加了这样的新提法:“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血战火海的精神，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就跟当时那些充斥报刊的“咱们工人阶级坚决不答应”、“俺们贫下中农肺都气炸了”一类“工农兵发言”一样，32111队的报告稿自然也是由宣传部门指派的笔杆子精心炮制，又经若干领导干部层层审查后定稿的。这里所说的“走资派”，显然还只是指彭真、邓拓以及北京大学陆平、清华大学蒋南翔这样的经中共中央批准点名批判的“黑帮”。
这些文字一经由32111队的代表宣读，并由新华社播发、报纸刊登后，就变成了“工人阶级的声音”。然而，主持炮制这些文字的领导干部们不会想到，同样的命运不久就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二大队六中队会战突击手与大队领导干部合影
年底，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引发群众性造反浪潮，各地各行业都开始陷入动乱，党政机关近乎瘫痪。在大庆油田和大港油田作过报告后,32111队人员被通知取消再赴克拉玛依油田、胜利油田等地报告的计划,“回本单位闹革命”。
12月4日,32111钻井队所在的川南矿区的一支造反队，来到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所在地红村,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会战领导小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中央精神，是毛主席的号召，会战领导小组不得不指示会战政治部通知附近各单位派人赴会。造反派与到会表示抗议的赤卫队展开了辩论，发生了摩擦。在红村附近，还发生了前来参加大会的民工与阻止他们的赤卫队间的武斗事件。
四川石油战区也开始动乱了。3天后，32111队赴京人员回到成都。这时，四川的局势令他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重庆发生了造反派与工人纠察队大规模武斗的“一二·四事件”，成都发生了造反派与产业工人战斗军大规模武斗的“红照壁事件”；“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已经被喊得震天响。
32111队的英雄们已经不再像两个月前那样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人物了。
1967年1月11日，由毛泽东授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群众造反组织发出《贺电》，称他们在上海的造反行动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并说“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全国人民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活学活用毛丰席著作的模范”，新的工人阶级“光辉榜样”。
32111钻井队灭火英雄在北京留影
第二天，就在全国一片欢呼中央致上海造反派《贺电》的喧嚣声中，32111钻井队赴京人员全体返回川南矿区。这时，“造反”已是得到毛主席、党中央支持的时代大潮，官方传媒一再号召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红卫兵、造反派的行动“好得很”，谴责那些说造反行动“糟得很”的论调“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这时反对造反，就跟当年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的罪名一样了。一个被誉为“把毛泽东思想化为自己的灵魂”的工人阶级英雄集体，能不造反吗?
于是，一批32111队职工起来造反了，他们成立了六·二二革命造反队。
3天后，造反队声明砸烂资产阶级保皇派赤卫队，勒令钻井队队长周文华交出赤卫队旗帜、袖章，造反队员与赤卫队指导员胡德炳等发生了冲突。随后，这个造反队加入了四川石油战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川油司)。
很快，他们得知，毛主席、党中央并不支持赤卫队之类的“保守组织”，1月19日，新华社还播发了上海《文汇报》刊登的9个赤卫队员的《向毛主席请罪书》，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当然是无须考虑的问题。
赤卫队迅速瓦解，32111队原赤卫队人员也宣布反戈一击，起来造反，一些人另外成立了一个红色造反队。
与此同时，留在北京住院治疗的32111钻井队伤病员王有发、徐元才、杨淑云、冉友松、张仲氓、李治国等联名于1月15日致信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红卫兵，祝贺红卫兵“在批判石油部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取得辉煌的战果”。他们在信中表示：“我们是毛主席的工人，要冲破一切阻碍和阻力，一定要把石油部党委和会战领导小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虽然身在病房，也要关心国家大事、文化革命大事......我们对石油部党委内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表示愤怒，辜负了我们石油工人对党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在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与石油部造反派联合向石油部党委夺权后，这封信被列入《来自石油战线的贺电和贺信》中，发表于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宣传组主办的《红色造反报》1967年1月24日第4号上。
1月中旬，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在红村召开了“四川石油战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大会”，以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为首的会战领导小组“走资派”们被揪到大会上批斗。
32111钻井队的造反队员和一些在家休假人员被专车接到红村参加大会。在欢迎他们的大会上，32111队员当众撕毁了赤卫队旗帜和袖章，扔到“走资派”身上，表示与“走资派”彻底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32111钻井队副队长、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在大会上发言，愤怒控诉石油部和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的“走资派”千方百计阻挠32111队职工参加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
英雄钻井队也起来造反了，这自然被看作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不久，彭家治被造反派推选为川油司负责人（当时美称为“勤务员”，现在鄙称为“头头”)。
英雄集体
1966年6月22日凌晨1时，在四川省合江县塘河1号井，四川石油管理局泸州气矿合江探区32111钻井队在钻井过程中突发井喷事故，形成宽50多米、高30多米的一片火海。60多米高的钢铁井架被烧塌，钻机被熔为铁水，整个大气田面临着毁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全队职工及家属为保住新开的气井，奋不顾身地扑向火海，最后,在附近施工的石油钻前工程团16中队一百多位民工的协助下,终于控制了气流,经过30分钟的生死搏斗，终于扑灭了大火，保住了大气井。在这场搏斗中,当班的张永庆等6位同志英勇牺牲,21人被烈火烧伤。这次扑灭天然气泄漏的事迹，诞生了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规格表彰的救险英雄团体。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宣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垒中国，震动全世界”。向走资派夺权是毛主席的号召，自然应当又毫不犹豫地落实在行动上。
1月26日，川油司在红村向会战领导小组及会战指挥部夺权，建立起了带权力机构性质的临时生产筹委会，彭家治被推选为负责临时生产筹委会，挑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与此同时，32111队的造反队也在钻井队夺权。
“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易位
夺权导致局势进一步动乱和群众进一步分裂，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按照惯常的“阶级斗争”思路，毛泽东在1月28日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中，第一条里就提出了“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经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最后一部分也着重谈了镇压反革命的问题。
于是，在许多地方掀起了“镇反运动”浪潮。有的是夺权后的一派群众组织以“新生红色政权”名义向持不同意见的另一派群众实行“专政”；有的是参加支左的部队或公安机关(有些还只是公安机关中的造反组织) 对一些与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或参加了夺权的造反派组织进行打击。情况错综复杂。
川油司下属的一些组织及人员也陆续成了打击对象，川南矿区最先造反的一派群众组织首当其冲被打成了反革命。
32111钻井队纪念邮票
为了与反革命划清界线，32111钻井队原六二二造反队负责人之一、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王存友及一部分造反队员，于2月13日宣布退出川油司，同原赤卫队负责人雷洪炳、胡德炳及原红色造反队一起，另外成立了32111队革命造反团。2月23日，川南矿区对川油司有不同意见的职工，成立了川南石油工人联合联络站,32111队的胡德炳和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彭美凤被推选为负责人。
2月底，“镇压反革命”已成为主旋律，川油司也力图紧跟形势，以示自己是革命左派，一面将已被打成反革命的下属组织和人员统统开除，“纯洁组织”；一面将红村附近一个以民工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一二·四打成反革命，抄砸了该组织总部,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整理报送了该组织的“反革命罪行材料”。然而，这一切并不能使其免遭打击。
在一片“镇反”声中,32111钻井队属于川油司一派的六二二造反队被打成了反动组织，一些成员被32111队革命造反团批斗，逼迫“向毛主席请罪”。昨日在血战火海中并肩战斗的战友，今天成了势不两立的“革命”与“反革命”。
3月4日，红村地区戒严，川油司、一二·四等造反派组织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一些成员遭到逮捕。彭家治因是见过毛主席的英雄，幸免于被捕，但因他参加了川油司工作和石油战区的夺权，被32111队革命造反团宣布开除出该钻井队，不再承认他是这个英雄集体的成员。
在“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中，以原赤卫队人员为主体的反川油司一派群众，在“砸烂川油司”的同时，在红村建立起了另一个带权力机构性质的四川石油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川油筹委会) ,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负责人之一王存友被推选为筹委会负责人。又一个血战火海的英雄、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被推上了领导石油战区“抓革命促生产”的岗位。
整个形势似乎又返回到了1966年6、7月间批斗“ 牛鬼蛇神”的“正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规范大字报张贴区域，布置打扫环境卫生......毛泽东大概觉察到了这有违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于是又从3月底开始，在他批准下发的一系列中央文件、党报党刊社论里走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不能动用专政机关把有不同意见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已逮捕的要立即释放，已打成反革命的要一律平反。
毛泽东于4月6日批示“此件很好”下发的另一个《中央军委命令》中还明确提出：“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一概不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等。报刊中“坚决粉碎反革命逆流” 的调子变成了“坚决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前一段时间里将“镇压反革命”说成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时“镇压反革命”本身却又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了。各地监狱纷纷放人，一度被压垮的造反派组织又重新恢复、集结，与曾经对他们实行“专政”的一派群众组织矛盾更加激化。
从4月初至5月初，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系列会议。由一些红卫兵护送上京告状的彭家治，作为四川石油战区造反派代表和血战火海的英雄，获准参加了会议。
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这个被称为《红十条》的决定正式宣布打倒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等“走资派”，另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决定》还指责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肆逮捕革命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为一些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的同时，又将另一些群众组织打成了“走资派操纵的保守组织”。“革命”与“反革命”再次易位。
就在这一天，一些已经从北京得到消息的红卫兵抢先来到红村宜传“中央精神”，鼓动川油司等造反派重新起来向保守派反击。川油筹委会一派的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成员、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黄成厚在新华社通讯里记叙了他被气流火浪打倒在泥沟里仍坚持爬起来，忍痛打开已经烧红的水管闸门的事迹，前去同红卫兵辩论，双方发生冲突。川油筹委会以“打伤英雄黄成厚”为由，当晚组织人马将这些红卫兵赶出红村。
几天后，正式获知中央决定，原本认为自己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左派”的川油筹委会，被这意外一击打得晕头转向，迫于形势，宣告解散，一个月后，重新建立了川油工筹会。但川油司一派仍称之为“臭味会”(筹委会)，并像一个多月前筹委会“砸烂川伸司”那样，开始了一系列“砸烂臭味会(筹委会)”的行动。
英雄集体卷入全面内战
5月29日参加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归来的彭家治，回到32111钻井队所在的川南矿区,向群众汇报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精神和五一节应邀参加天安门观礼见到毛主席等“喜讯”。川油筹委会一派的32111队革命造反团成员对这个已被开除了32111队籍的“反革命”竟能再次见到毛主席大为恼火，高喊着“打倒彭家治”、“彭家治是狗熊”的口号冲击会场，有人还脱光上衣露出身上血战火海留卞的伤疤，要彭家治来比谁是真正的英雄。两派群众从相互谩骂发展到扭打。新华社通讯中曾记叙彭家治与胡德炳等在血战火海时自动形成一个战斗小组去打开5号放喷闸门的事迹，而这时他们却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
6月1日，川油司召开新生代表大会，彭家治再次被推选为负责人。
在这期间，由成都军区派出的军管会进驻红村，已被舆论压力和川油司等造反派的报复性打击搞得焦头烂额的川油筹委会（江筹会），“满眶热泪迎亲人”，以为亲人解放军是来支持自己的。谁知形势已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曾经坚决执行毛泽东批示的前一中央军委命令，“镇压反革命”，现在又坚决执行毛泽东批示的又一个中央军委命令，为前一段时间里打成的“反革命”平反。军管会按照《红十条》精神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川油司一边。当时很少会有人去怀疑毛泽东那些前后矛盾、模棱两可、忽左忽右、似是而非、可作多种解释的“最高指示”和那些谁也猜不透的“伟大战略部署”会有什么问题，遇到问题只有在“走资派”或“阶级敌人”方面去找原因。在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教育中形成了特定思维方式的人们，相互间动辄就“疑人偷斧”地往“反革命”上想，群众间的对立自然是有增无减，川油筹委会与川油司的冲突日益扩大。7月1日和2日，红村连续两天发生武斗事件。
7月3日，四川石油管理局军管会在红村召开大会，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坚决执行《红十条》，坚决支持川油司，并要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大会遭到川油筹委会的冲击，其中自然有以英雄身份打头阵的32111队的人员。而端坐主席台上的也是同样有英雄身份的32111队原副队长彭家治。会后，军管会宣布查封川油筹委会的小报《红涛》，让川油司的小报《石油怒火》取而代之。在这过程中，又不断发生武斗事件。
两天后，曾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川油司川南分部举行欢呼军管会《七三公告》的游行,32111钻井队中属于川油司一派的群众参加了游行，另一派群众则与当地相同观点的红联站一派群众组织一起公开抗议。双方发生冲突。昨日并肩战斗血战火海的战友如今相互谩骂，大打出手。
武斗迅速扩大，32111队的川油司一派群众因力量弱小，于次日撤离。英雄集体的两派群众正式分道扬镰，站到了全面内战的敌对营垒里。
武斗愈演愈烈，“文化革命”变成了“武化革命”。不久，在32111队所在的川南矿区一带，以沪州为中心形成了武斗热点，红旗与红联站两派群众组织展开了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并引发了全省许多群众组织支援参战的“武装支沪” 行动。一时间炮火连天，工厂停产，水陆交通中断，长江、沱江上行驶着架起了机枪、大炮的装甲巡逻船......一派谴责对方是“反革命暴乱”，另一派谴责对方是“反革命围剿”，各自都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各自都抨击对方是“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卖命”、“疯狂复辟资本主义”；各自都把在武斗中战死的人员称为“烈士”，都把......同一首毛泽东诗词歌曲“我失骄杨君失柳”当作哀乐播放，召开追悼会、控诉会。
据四川省2000年在互联网上发布的省情简介中谈及文革时期的文字中称：“仅沪州武斗期间，五十多万人口的合江县，从财政开支的武斗经费就达一百四十多万元，浪费粮食五百多吨。”可见其武斗规模之一斑。合江，正是32111钻井队所在地。
在这场可悲的全面内战中，32111钻井队的职工，昨日在血战火海中并肩战斗的战友，这些“集体的黄继光、集体的邱少云......”，变成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仇敌。他们离开了开气找油的生产岗位，满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悲壮心情走上保卫毛主席的战场。在这场内战中,他们都以32111队名义发声明、提抗议，上成都和北京告状......
当年那篇新华社通讯中曾记叙了这样一个细节：“大火熄灭后，副队长彭家治穿过人群，走过烟雾弥漫的井场，大声喊着：‘32111队的同志集合!’”然而，毛泽东点燃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却使得这个英雄钻井队的职工们再也不能像那样集合在一起了。
就在全国许多地方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打得难分难解的1967年7、8、9月，毛泽东乘坐一般群众不得接近的专列，通过听取汇报视察了大江南北一些地方。10月7日，中共中央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发往各地，要求“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泽东在这些“光辉指示”中说：“七、八、九3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对于各地的大动乱和全面内战，毛泽东见解独到地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不过，毛泽东仍然为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分裂为两大派感到困惑不解。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他同时却又以赞赏的口气谈到许多家庭的分裂：“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他分析工人分成两派的原因时说，“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各地分裂的群众组织陆续开始大联合，并在联合过程中你揪我的“黑手”，我揪你的“坏人”，或者自己揪自己内部的“黑手”与“坏人”。又是新的对立，又是新的冤案......
真是“走资派”的挑动和“坏人”的破坏导致了群众的分裂吗?从32111钻井队这个英雄集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并非如此。
在各地区、各单位出现的群众大分裂，自然各有其不同的特殊原因，除去文革中不同观点和利益的冲突外，还不乏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积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恩怨，小团体小圈子利益的冲突,以及带封建色彩的宗族矛盾，邻里之间的是非口角，甚至会夹带有清官难断的家庭纠纷......但是,导致群众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的根本原因则是文化大革命。
正是那一整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几亿人落实在行动上，才导致了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悲剧性分裂，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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