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冯敬兰：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是怎么死的？
老编的话：昨天是北师大女附中百年校庆。在繁花似锦风光旖旎的背后，还有一段血腥残忍的历史，没有得到彻底清算……
原编者按：1966年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卞仲耘老师被打死，成为在文革中第一个因暴力致死的教育工作者。由于种种原因，卞仲耘之死一直存在很大争议。8月5日时，女附中处在一个怎样的形势？是否存在一个名分明确、有职有权的“权力当局”？是否已出现红卫兵组织？该组织是否应对“八五事件”负责？以上四个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本文的内容也许会对厘清一些历史事实有所帮助，但也许只是一家之言，还请读者明辨。
作者冯敬兰系北师大女附中66届初中学生，与叶维丽、刘进等女师大学生参与了“八五事件”的调查。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
文革初期“8.5事件”综述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女附中的在校学生，“8·5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在2014年1月12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并被媒体广为传播之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质疑是，宋彬彬既然没打人，还去阻拦别人打人了，为何要道歉？到底是谁打死了校长？有年轻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们从Ａ直接到了Ｃ，我们要知道B。B就是“8.5事件”。
我是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出身平民家庭，父亲在1950年代的运动中自杀，文革中我是被斗争的学生。我参与了8.5事件的调查过程，了解全部内容。
1、8.5事件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少数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发起者、打人者多为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她们决定游斗“黑帮”，要求教室里的同学不分阶级出身，必须都参与。理由之一是工作组在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可以斗黑帮了；理由之二是现在“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反工作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个公开披露了“8·5事件”，20年后，她在《女性的野蛮》（1986年）一文中写到：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高一3班其他同学也有类似记忆，一个学生在采访中证实，班里打人厉害的，初中都是女三中和女八中的，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学的，对老师有感情了，下手没有她们厉害。她们平时表现一般，并无过人之处。所以，当她们在8.5那天以激进、暴戾的姿态出现后，不仅让本班同学，也让年轻的班主任大为吃惊。
时任教导处副主任的梅树民老师也证实，批斗发起者为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
根据目前所得资料可以确认，当天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一是围着大操场“游街示众”三圈，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参加，二是在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批判斗争，三是押到小操场强迫劳动和体罚，把整筐土、大花盆搬来搬去，最后分散到各处打扫楼道和厕所。
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最早的目击者之一，她说：“当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断出来，给他们头上戴高帽子或纸篓。后来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
围观的学生证实说，由于胡志涛校长不承认自己是黑帮，有个学生把一大瓶墨水，兜头泼了她一身，说：“现在就让你变黑！”随着游斗活动的升温，对校领导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变成暴力殴打。有人号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学生就取来带着钉子的桌子腿椅子腿。
据目击者指认，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和侮辱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少数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级的学生。甚至，也有个别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表示革命，殴打了老师。
卞仲耘曾经幸福的一家
梅树民老师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晚上回到家里，衬衫后背血迹斑斑。胡校长对少数学生的暴行始终予以批评和反抗，因而白衬衫被泼墨弄成黑衬衫，长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双脚，浑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痛得不能躺下”，当夜被家人送到北大医院，确诊为腰椎棘突骨折。
卞校长被强迫打扫宿舍楼的厕所。有目击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时，一个初二学生按着她的头，逼她喝脏水池里的水，当时她已经站不稳了。也有人看见她从楼梯上摔下去。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殴打折磨后，她终于倒下了。当时校园里大部分学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抬上手推车，置于东楼后的小操场，暴晒于烈日之下。
游斗中的暴力行为给多数围观者带来的是精神的震慑和恐惧。现场也有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对施暴者进行劝阻。高三1班刘沂伦回忆说：“王丽莎拉住一个小孩说别打人，别打人，这个小孩回头瞪了我们一眼，问，你们什么出身？我们一愣，立刻哑口无言。我们出身好，应该立场坚定，怎么能阻拦斗黑帮呢？于是我们就不再说什么，只在旁边看着。”
刘进、宋彬彬等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在工作组因路线错误被撤走以后，也深感自己犯了错误，颇为灰头土脸。但是在干部子女中间，她们依然存有一定威信（并延续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随着她们，每天集中在工作组留下的办公室检讨错误，寻找革命方向。
当时她们对高一3班发起游斗活动的几位军干子女并不熟悉，闻讯两次去劝阻，要求现场学生不要打人，看到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她们也走了。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况，她们认为自己的劝阻没有力量，是因为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理不直气不壮。
由于没有预见到惨重后果，她们为当时不能奋力阻拦暴力行为，而造成卞校长死于非命，感到终生的懊悔。这就是她们认为要公开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于是，我们就在胡杰电影里看到了那个名单，从右往左依次写着：师大女附中
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身处困境的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
2、8.5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长之所以成为学生愤怒发泄的对象，也有具体的原因。一是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她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刘仁与彭真作为北京市委领导，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党集团”，由刘仁介绍入党也就成了假党员。
二是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员袁淑娥检举她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多有往来，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通过卞校长，袁把丈夫丁德泗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来找卞校长，希望扣发丁的部分工资，以补贴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遵循法院判决，予以拒绝，愤怒的种子就此埋下。
袁淑娥在文革爆发（6月1日）前，曾写了上万言的针对卞校长的上告信，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因为女附中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信最后分别到了邓小平和胡克实手里。
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工作组手里，增加了把卞校长划为“四类干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组突然决定在6月21日、22日连续两个半天举行批斗大会，这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举行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
袁淑娥带着母亲儿子冲了会场，声泪俱下，对卞校长进行诬陷和控诉。会场的愤怒情绪达到沸点，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伤痕累累，当场呕吐。袁淑娥还带着学生到卞校长家，满墙贴满侮辱性文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在胡志涛校长的回忆文章《八五祭》（写于1986年）中得到了证实。文章写到，8月4日下午，几位集中学习的校领导被突然闯进来的七八个学生，用棍子和皮带殴打了一顿。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
8月5日上午，胡校长去北京市委“上访”，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强调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长虽然预见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长也预见到了致命的危险在迫近，家人劝她躲一躲，她认为自己作为校领导，不能离开岗位。8.5一早离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别。
3、8·5之后
校长之死，让刘进痛感到这样下去也许还会出大乱子，必须组织起来，应对新形势。由她牵头，8月8日宣告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主任刘进，副主任有宋彬彬等十几个，各年级各班还有联络员，也包括反工作组的“主义兵”。
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法学教授李红云在网刊《记忆》102期发表的文章中，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的原始会议记录，证实红卫兵和筹委会在同一天宣告成立，进一步证实8月5日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并不是以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发起。发起者、打人者后来都会是红卫兵，但8.5当天她们还没有这个身份。
1970年春，女附中为卞仲耘内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1981年3月14日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在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时，认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对袁某某不起诉的决定，应予维持。”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是女附中学生，8.5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刘进参加了1978年在八宝山举行的卞校长追悼会。1996年在胡志涛校长去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当面对王先生表示慰问，并合影留念。2006年4月，她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了王先生。2006年6月，刘进给梅老师写了道歉信，信中说“我向老师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希望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刘进得到了梅老师的谅解，梅老师向她说出了8.5真相，并逐字逐句审校了她交由学校存档的文革初期调查报告。
最后，我想以胡志涛校长在《八五祭》里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以此纪念敬爱的卞校长和胡校长：
她是在校园里出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大骚动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最心爱的学生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尊师重教”的大倒退，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牢牢记住。
2014年1月14日
附件：
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
卞仲耘同志，女，安徽无为人。生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九日， 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大学毕业。一九三八年春参加革命，一九四一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教行政一级。
卞仲耘同志从小学开始接受党的教育，一九三八年春在长沙参加革命。同年秋，在汉口参加战地服务团，到大别山区国民党军队中做我党的地下工作。在皖南事变后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在陕西城固参加地下党。从一九四〇年春至一九四五年秋，先后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四川成都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学运工作。卞仲耘同志在艰苦的地下斗争中，坚定不移，对党忠诚，为我党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做出了贡献。
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九年春，卞仲耘同志在晋冀鲁豫边区和华北解放区，先后在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 《人民日报》编辑部、新华社陕北广播电台编辑部任助理编辑、编辑。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卞仲耘同志早年在安徽无为和四川成都，曾先后担任过小学和中学教员。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调北京师大 女附中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前任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在师大女附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十 七年间，卞仲耘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注意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她爱校如家，关心教师，热爱学生；工 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经常带病坚持工作，作风朴实，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坚持党的原则，按政策办事；敢于对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和行 为作斗争。十七年来，卞仲耘同志为办好师大女附中这所重点中学，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出了贡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卞仲耘同志立场坚定，敌我分明。对党和群众始终坚持正确态度，表现了自我牺 牲精神。对别有用心分子的破坏活动，及时进行了揭发和斗争，坚贞不屈。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疯狂摧残党的老干部，卞仲耘同志横 遭诬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壮烈牺牲。
卞仲耘同志历史清白，参加革命二十八年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区战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斗争的考验。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干部。卞仲耘同志的牺牲，是我党教育事业的一个损失。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
死者卞仲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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